一个右派儿子的知青生活：6. 我看知青上山下乡

1962年9月毛泽东高调重提阶级斗争，并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这时开始，通过广播、报纸，各种影视文艺作品的渲染和连篇累牍的理论文章的灌输，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尖锐激烈，把全社会笼罩在沉重的阶级斗争氛围中。阶级斗争理念落实到社会操作上的重要内容，就是在大中专学校的招生和军队的招兵，企业的招工，入团、入党、提拔、重用等方面“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在教育领域里贯彻的阶级路线，主要是在高、中等学校升学录取过程中实行对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尤其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刀切”地“不予录取”。而且操作的过程和方式是秘密的，只有少数学校信任的班主任和党员政工干部可以参与。像1965年里阆中中学的杨麟游和张化育等人，在对学生政审的具体操作中不仅有“原则”可依，甚至有可大做手脚的余地，敢于对如我这样不够顺眼的右派子女做出对上和与本人见面迥然不同的的双份鉴定（上报的这份鉴定还决定了我下乡11年都无招工资格，参见《到凉山去》和《从裤裆沟到马敞河坝》）。这样，成批与我类似的青年学生自然流入社会。
在招生中因“政审”被不予录取淘汰下来的人，在招工中大多又被第二次淘汰。本来1963年以后城市经济开始复苏，用工量也在增加，如那两年四川省渡口市和成昆铁路的建设需招收数万职工，所以这批人的就业问题原本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偏偏遇上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过不了政审关，被升学和就业“双拒”，招工指标当然分到了农村。而日渐庞大的城市社会青年队伍的这些成员，唯一合时宜的出路，就只有当时被宣传得震天响的“上山下乡”。阆中县城关镇举办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正是奉上级之命、当逢其时地举办的。
关于上山下乡的动员，鉴于压缩城市人口和将不可靠人员逐出城市这一原因绝不能公诸于世， 所以对运动必须包裹一层美丽的政治外衣，这就搬出了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批示，开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发挥到极致的宣传。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消灭三大差别(脑体、城乡、工农)的重要举措”，其重点是强调光荣、伟大、崇高和意义深远。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上山下乡是背叛家庭，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等内容，则给当时如我一样的数百万走投无路的青年挂起了“指路明灯”。当时不少人确实是真诚地接受了那些宣传，以脱胎换骨的决心和意志到农村去的。1965年到凉山的272名阆中知青，80%属于“非劳动人民”或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他们被动员和最终离开阆中时，其绝大多数难以意识到这是政治歧视下的制度性安排。文革中曾有下乡知青到北京造反，从中央安置办公室发现了相关文件，顿时群情哗然，他们的第一感觉是“被骗了”!什么“大有作为”，什么“移风易俗”，原来这风光无限的革命行动，其实就是在“不予录取”“不予招工”等一串“不予”之后把他们处理下乡。
几十年后，可能出于对自身经历的珍视或包裹的动机，有人在对上山下乡过程的回顾中喊出了“青春无悔“的口号，其实这是需要严肃审视的。有悔无悔，要建立在自身选择确定的基础上，四五十年前的那场运动，处于完全被动状态的知青因”不得已”而行动，与“自身选择确定”毫无关系，何来“有悔无悔”？即使是做出了拼搏之举，也大半是为了衣食生存，因为一切光明的前途都与青春年华的自己无缘，自己也不可能去能动地实现什么理想的目标。当历史将大跃进、人民公社、城乡公共食堂等坚决否定，也将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坚决否定后，抛出下乡“青春无悔”的假命题，客观上是对这场运动再披美丽外衣，丝毫无助于对历史的全面认识，无助于在教训和警戒中促进社会进步。
但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到农村的广大知识青年，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在完全被安排的道路上和完全被规定的环境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和生命力却是不可抹杀的。这种作为人，作为青年人应有的本性，在他们身上难以泯灭。文革前的城市下乡知青尤其阆中赴凉山的这类知青，与回乡青年的最大不同是身负政治歧视，同时离乡背井。与下乡或搞中心工作或“锻炼”的干部的根本不同，是政治经济身份和奋斗前景的天地差异。这样比较之后，阆中赴凉山下乡知青的特殊之处才可以突出，他们顽强生命力的表现才令人惊异。而且可以看到，下乡知青在这种情况下收获的不仅有苦难，更有刻骨铭心的受侮辱、受歧视的心灵折磨，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在农村劳动生活中越西的广大农民和社队干部对他们宝贵的关心照顾分外感激（这是今天许多老知青回访第二故乡的基本原因），对长期亲身经历积累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奋斗精神铭记深刻，对今天的社会分外感恩，在今天的生活中更充满了幸福感。这些，是现在无视真实历史的人或不谙世事的一些中青年难以理解的。
也正因为如此，阆中下乡到凉山的知青难忘越西山水，对越西人民有深切的怀念之情。无论是在农村的劳动生活，还是在后来的招工、升学中，越西干部群众的真切情谊和关怀保护都让阆中知青没齿不忘。所以我与田成华、桂元伦在远离凉山后的几十年里，两度专程赴越西，到春景、新民访故寻迹，绝不愿在有生之年失去与越西朋友聚首怀旧的机会。我永远记得，在瓦岩公社，革委会主任阿恩比子把我放回春景，避免了陈富元的追打；在新民公社，领导们决定将我定为民办中学教师后又把我落户到五湖四队，每年除84元的补助外，还分得上千斤粮食（大部水稻）；在领学生改土修堰时，学生得罪了时任区委书记的詹永需，他是怎么地到我家来“兴师问罪”，而后又怎么地为我招工问题奔走相助……我也永远记得，桃园村的彝族社员为我烧的玉米棒子又甜又糯，新市的女孩在马敞河坝为我补的衣服线脚又密又结实，新民小学的教师们对我既亲热尊重又尊重，大河的米又香又有油气几十年还余味在唇……
2015年5月28日，我和田成华两人到当年落户的春景沟，踏访50年前的踪迹，亲睹了那里天翻地覆的变化，为山顶渡槽和上万千瓦电站的修建惊叹不已。老社员们为庆贺我们的到来，竟专门杀了一只猪，与我们把酒话沧桑。瓦岩乡的乡长陪同我们访问全程。第二天，乡党委书记和乡上主要干部又特别自费宴请，对我们不忘故里表达感谢之情。5月31日，我40年前的农村木匠朋友杨再成当公务员的儿女们为庆贺他们父亲与老朋友相见举行宴会，还请了县上的领导干部作陪。这样毫无功利之心的真朴举动，不是当事人在当今已经很难理解了。而那几天，我一直心盈感动，越西人民与我们一样，非常珍视阆中知青与他们的患难之情，珍视共度的历史上的每一瞬间。我在想，阆中知青到凉山越西，不幸之中有大幸，大幸之恩，恐怕我已难以报答了。
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和阆中知青赴越西的历史一页，即将翻过去了。在全中国人民已挣脱桎梏，建设美好家园和强大国家的奋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能多点反思，少走弯路，充分发挥全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去取得最伟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