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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从现在的新冠漫延与当前的局势想开去

(2022-11-21 08:26:33) 下一个

现在新冠漫延,俄乌冲突,时局不稳,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历史上战乱和瘟疫大流行的时期不少,我们仅仅看看中国就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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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三次疫病的发作周期都不短暂,基本上要绵延二三百年。 比如汉末的伤寒,其实在仲景以后绵延不断,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再如明末的温疫,在吴又可以后也未止步。 整个清代也是疫病不断,只是规模大小不同。 

疫病的第一个高峰,诞生了《伤寒论》。 围绕伤寒,有种种悬念。 除了伤寒是什么病,我们还会考虑《伤寒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今天如何把握伤寒的精髓,作为中医的临床经典,应该如何学习和理解等等。 这里不妨看一下清代徐灵胎是如何把握《伤寒论》的。 徐灵胎自称“探求伤寒论三十年,而后悟其所以然”。 他的做法是摆脱具体的六经病证,不类经而类方,把伤寒方主要归类为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东汉末年,中原大乱,疫病高发。 根据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记载,公元 157 年,全国人口为 5 648 万,到 217 年,仅存 1 500 万,这正好是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汉末伤寒的死亡率有多高,只能约略估计。 伤寒的称呼,《小品方》中曾经这样提到:“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伤寒与瘟疫,当作一回事。

《伤寒论》 一书,实在可改名为《中医内科全书》。 《伤寒论》中的临床积淀厚重,在疫病的实践中不仅摸到临床证治的基本规律,同时还带动了内伤病证起步,后世将《金匮要略》另立,开创了杂病证治的新领域。 


疫病的第一个高峰,可以看作是中医临床的开局,开局艰难。 传世之作《伤寒论》空前绝后,没有一本临床的医书可以和它相媲美。 从临床理解,《伤寒论》不是一本简单的个人专著,六经病证的辨治方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数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 《伤寒论》完全应该视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金元时期,中原再度大乱,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征役亦重。 据称仅从公元 1207 年到 1270 年,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就有大约 2 570 万,疫病的厉害,可见
一斑。 据载在 1213 年至 1362 年间疫病大流行就多达15 次,导致北方人口锐减。 刘河间在《伤寒直格》中提到:“伤寒谓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间。”名称还是
伤寒,但此伤寒已非彼伤寒了。 当时有伤寒大头、大头伤寒、大头天行等称呼(鼠疫的名称还未登场)。

刘河间生于金兵南下入主中原之时,河北山野间鼠疫蔓延。 该病晋唐时期称“恶核”,金元也称为“时疫疙瘩肿毒病”。 刘河间强调伤寒皆是热证,认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六气皆从火化”等。 在疾病初期多用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合六一散)解表通里,这与《伤寒论》的治法先表后里,病初辛温发散不同。 张元素也曾指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金元时期整个医学的走向,毫无疑问,摆脱不了疫病的临床背景。 到后来王安道提出:“仲景方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温病“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 口气中伤寒和温病完全对立,于是脱却伤寒,辨证温病,顺理成章。

疫病的第二个高峰,表面看是流派争鸣。 其背后原因不能忽略,即医家遇到了和伤寒不同的疫病,左冲右突,苦苦挣扎。 从金元回看汉末魏晋,相隔已近千年,人们看到的只是文字记载中的伤寒,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当时的临床实际。 金元医家分立门户,与个人的师承学养和临床经验有关,谢观曾经指出:唐以前的医家重术,宋以后的医家以为术不可持,而必推求其理。 金元医家刘河间、李东垣也不能例外,顺应了这一潮流。


明末清初,中原又大乱。 1643 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次年春转化为肺鼠疫,京师人口死亡约 40%,甚至更多。 史书记载,通州“崇祯十六年七月大疫,名曰疙瘩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昌平“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瘩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河间府景县“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的疫病称为“异疾,十死八九”“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 根据文字描述,大
致可以断为鼠疫。

吴又可生逢其时,1641 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均有大疫。 吴又可意识到“一病必有一气”,尽管尚未摸索到特效方药,但临床也要应对,于是起病就先用达原饮(或三消饮) 温升寒降,驱使外邪出膜原,再用汗、下祛邪外出。 《温疫论》中所说的“至于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 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不可以常疫并论也”“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 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这种情况,属于鼠疫无疑。 按照六经套路用药无效,在治疗用药上吴又可既不直接寒凉泻火,也不甘温除热,不走金元医家的老路。

清代由中原到江南,疫病频繁发生。 由瘟疫到温病,由烈性传染病扩展到更多的传染病,乃至一般的感染症,种类也在增多。 疫病证治的头在伤寒,尾还是伤寒。 如果说前者是个伤寒病,或者说是小伤寒的话,后者就是个大伤寒,泛指所有热病,包容了温病以及温疫中的相关内容。 抓两头带中间,伤寒贯穿始终。 中间的金元医家也好,明清的温疫或温热学派也好,基本上都是在伤寒六经证治中发挥。 最后出来的通俗伤寒,提供了临床应对的基本框架,已经不限于《伤寒论》原来的内容了。 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古人亦如此。 更多的相关内容请参阅拙文《终将伤寒统寒温》、《〈伤寒论〉从经典转向通俗》
疫病走到这一步,从表面上看,温病成为主流。 由于对伤寒以及六经理解的不到位,产生了现实中的寒温对立或并立。 第三个高峰离今天最近,可供参阅的文献也最多。 从中原移步江南,温疫和温病合一。 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在本质上还是分阶段、分层次对应的方法,和六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带有了明显的倾向。 温病有更多的病证分类,每个病证又有各自不同的证治规律。 古人不懂病原,但是疾病鉴别诊疗的意识具备,临床诊疗中也一直在摸索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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