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stoneINV
INV-ABC
由于回答自身内容较多、篇幅较长，冒昧申请为新话题，另立一贴。
国兄云：“英国不算“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传统和爱国心的非犹太国家和民族”么？
法国呢？
俄国呢？
基本所有欧洲国家都是这样的。
说到民国，内战期间美国（假设已经被完全控制了）不支持蒋记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其他原因还有诸如被美共如太平洋学会刻意塑造出来的腐败无能形象）他是民族主义政权，希望同样由被美共刻意塑造出来的号称民主清廉开放的中共可以取代他。
但是在中日战争中，美国还是选择支持中国，是不是说在两个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传统和爱国心的非犹太国家和民族”发生战争时，美国支持更弱的打击更强的？
如此，美国支持英国反对德国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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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个问题：
说共产主义是犹太阴谋，但是共产主义国家对于犹太银行家的利益其实是不利的，这个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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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强识、敏锐犀利的国兄看得起足下的浅见，实感荣幸。下面就提出的几个新的问题点做一下回答。水平和时间均有限，不逮之处，还望海涵。首先国兄对我所称“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传统和爱国心的非犹太国家和民族”提出质疑，声称英法俄等所有传统欧洲国家皆为此，似为反驳我重点强调德国遭受来自国际犹太势力的格外狠毒的打压和迫害，认为有言过其实之嫌或以偏概全的不当之处。上述我对你的用意的理解正确吧？
事实上，国兄所言在事实上虽不假，但可能忽略了我谈论此话题的历史前提，故而产生了某种误读或误判。不要忘了，我们讨论该话题主要是以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社会和国际格局为对象的，尤其以二战期间希特勒领导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与国际犹太势力的殊死搏斗及前者遭受的来自后者的忌恨和报复作为中心内容之一，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是不可忘的。当时的西方主要大国中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日本帝国不受国际犹太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三个轴心国拥有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而非像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那样的表面上号称国家的中央银行，实质上却是犹太人控制的私有银行集团），因而遭到国际犹太势力的刻骨仇恨。
与之相反，当时同盟国方面，英法及美国基本都已经被犹太人极大地渗透和控制，犹太势力已渗透到政界的最高层，还基本控制了金融和媒体，对上述几国的民众实施不间断的洗脑和诱导，同时无耻地使用各种歪曲、捏造和夸大对不服从国际犹太势力的三个轴心国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进行极力的妖魔化。同盟国的政治首脑方面，比如丘吉尔就是因被犹太势力看中，靠罗斯柴尔德系犹太财团的资助和支持才在1930年代扭转其自一战担任海军大臣失策以来的政治霉运，而且还在二战爆发后不久的关键时期靠犹太人的阴谋手腕和媒体运作成功取代了被视为反德不够彻底的前首相张伯伦；美国总统罗斯福更不必说，不但其本人及其家族与犹太财团关系十分密切，其身边最亲近的密友和起用的高参也大多是犹太人，如号称华尔街犹太人之王的幕后大佬Bernard Baruch, 财政部长Henry Morgenthau,国务院高官 Harry Dexter White等人，完全控制了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拉动其朝对犹太人有利和与德国开战、摧毁德国的方向一路狂奔。也许我原先的用语有些笼统，但参照当时的上述具体事实，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英、法、美，苏俄（共产主义政权本身就是犹太人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早期苏共领导层中90%以上皆为犹太人，万恶兄的系列帖子中有详尽的披露，此处不赘言）确实难以称得上真正的“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色和爱国心”的国度/民族。
国兄自身所提到的中国内战时期的国、共、美三方的彼此认识和相互博弈的状况（美国政府被从内部有意图地驾驭和引导去认定国民党=民族主义政权=腐败无能，共产党=原生态淳朴农民政权=清廉民主开放）也正是说明了我上面的论点即犹太人憎恨和敌视一切非犹太人的具有鲜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或疑似具有上述）性质的国家/民族/政治势力，因为这些力量必然会警惕和反对犹太人的渗透和腐蚀，而成为犹太人奴役和统治全球，建立未来世界大政府的绊脚石。反过来，亦不难理解犹太人一贯钟爱、宣扬和美化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的所谓“国际主义”的用意，因为这一虚伪的理念及其实践为犹太人在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掩护、正当化的借口，甚至是便利的工具和载体。
二战中美国支持中国打日本、支持英国打德国的事实，从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说，也不是不能用国兄所云“支持较弱的一个打击较强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来解释，毕竟事态表现得的确如此。如将上述说法作进一步的深化和总结，其核心要点在于：犹太人掌控的美国（此处先谈论西方国家，暂将情况相似的苏联放置一边）首先打击的、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腹之患是那些国力方面强有力的、且民族主义性质和色彩浓厚的国家（德日），中华民国国力弱小、且蒋介石的“温吞水”民族主义政权与日德不同，无论从其本身对犹太问题的认识上，还是其政策实践上都未真正触及犹太人的核心利益，对犹太人构不成半点威胁，故而将其算作美国“抗日”的伙伴，予以提携和支援，当然日德被打败后，面对犹太人自己创造的共产主义苏联的马仔中共，美国政府自然又会毫不犹豫地弃蒋助毛。我们谈20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中的美国的对外政策时，有必要时刻铭记在心的一点便是，国际舞台上出现的美国从来不是美国人的美国，只有犹太权势集团的美国，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外交（无论是结盟、媾和，还是战争）的决定权都攥在犹太人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的手中，反映的都是国际犹太势力的利益及好恶。
国兄的最后一个问题比较复杂，包含多个因素，现尝试作答，肤浅之处还望指教。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的确确是犹太人的思想产物和遂行的对象，这一点毫无疑问，同样，20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涌现或转型的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乃至今天的全球化（globalism）也都是犹太人为主导或参与形成的意识形态。事实上，20世纪以来所有的全球主要意识形态中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与犹太人基本无关，其他或多或少都有犹太人的痕迹。尤其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看似相反甚至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称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正是犹太人的奸邪谋略的厉害之处：两边下注，无论哪一方得势，好处都归于犹太人这个tribe。犹太人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情势和特点来决定实施和推行上述制度中的哪一种，比如在具有自由主义、保护私有财产、创业精神等传统素质的西方，犹太人就提倡、推动、利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以获取经济财富和重塑价值观等“软领域”为重点；而在具有浓郁的封建意识、小农经济、权威主义倾向的俄罗斯乃至东欧，则大力推动共产主义，以掌控国家政权、攫取国土资源、强化国家机器和军事力量等“硬领域”为重点。应对东西方两种情况，采用两套手法，各有侧重，互相补充，殊途同归，这正是国际犹太人势力的政治道法。
苏联创始之初得到了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犹太资本家的鼎力相助，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希弗家族（Schiff）、沃伯格家族（Warburg）在内的几大犹太集团纷纷慷慨解囊，捐献资金和动用其旗下的媒体在英美社会进行广泛的亲苏亲共宣传，为苏联涂脂抹粉，摇旗呐喊。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国际犹太势力推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创建共产主义国家方面的深谋远虑：并不拘泥于一时的、眼前的利益，而是基于上一段叙述的对象国的国情进行判断，看重的是与其在西方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获利益的不同种类的其他利益，将其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此外，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本身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须分为犹太人控制（或影响）的共产主义国家和不由犹太人控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两类，前者如早期的苏联和早期的中共地方政权，后者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卡斯特罗的古巴、以及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阿萨德的叙利亚等具有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secular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的国家。在前者这种犹太人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当局对老百姓的官方宣传和实施的政策是一套，对“内部”和“自己人”则是另一套，犹太人占据高层领导地位，享受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各种特权，对外也和西方的犹太人资本家有着许多暗中往来和暗箱交易，断不可轻易下结论认为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对犹太资本家不利，前面提到的草创期的苏联和美英犹太金融资本家的微妙关系便是明证。
值得指出和留意的一点是，犹太国际势力尽管当初创造了苏联并主导苏联的内外政策，但也未能想到自己再怎么神通广大，也无法确保未来苏联的变化和走向，无法预测和操控历史的一切动态，无法永远将苏联拴在国际犹太势力的战车上。这里需要再稍稍啰嗦两句，对苏联与国际犹太势力的关系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梳理。苏联的第一代最高领导人列宁及其下的托洛茨基等人都完全是国际犹太势力的走狗和代言者，得到其绝大的支持（资金、军火、舆论等），其中托洛茨基是地道的犹太人，属于飘荡游走的政治活动家，本身就不是俄国国籍，列宁则具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外祖母为犹太人）。列宁之后的苏共第二代最高领袖，恶名昭著的独裁者斯大林的出自则比较有意思，既定的说法是格鲁吉亚人，亦有是所谓身份隐秘的犹太人（crypto-Jews）的传言，本人对此尚不肯定，目前不敢妄断。但无论其出自如何，斯大林作为将罗斯福、丘吉尔都玩弄于鼓掌的政治人物，绝对是超越同时代西方政客的一代奸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无比的现实主义者（a ruthless realist）。斯大林作为列宁衣钵的继承者，又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经营苏联，自然需要联合和倚重长期盘踞欧美、势力强大的国际犹太集团，但随着苏联摆脱外交困境，在工业化、军事化上取得成就以及斯大林个人权势和独裁程度的上升，还有苏共内部斗争的炽热化，斯大林的思想发生了逐步的转化。在大力任用犹太人作为其恐怖国家机器的得力干将的同时，他也开始警惕苏联党政军高层犹太人的过于集中带来的潜在威胁，对一些野心分子进行了清洗，逐步将犹太人从苏共权力高层排挤出去，尤其是从1940年代开始任用大批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干部取代原先犹太人的位置。此外，斯大林与特洛茨基之间发生了政治上的决裂，后者潜逃到海外，最后斯大林派人追到墨西哥将其谋杀，斩草除根。斯大林和特洛茨基两人之间的争斗除了赤裸裸的权力竞争之外，还有着理念上的重大分歧。特洛茨基秉持列宁时代以来的“国际共运路线”（international communism，西方传统上又称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Jewish-Bolshevism），斯大林则逐渐趋向于“一国共产主义”，主张巩固和强化苏联的地位和实力，有向传统的民族主义过渡的趋势，引起了西方犹太势力的不安和警觉。
在二战期间，面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两者皆为犹太人制造和控制）共同的大敌，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联手，组成反德同盟，最终凭借蛮力压垮了德国。但战争一结束，两大阵营之间就开始显现重大的裂痕，导致了后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包括冷战下的地区性冲突如朝鲜战争、越战、古巴危机等等）。究其原因，乃是斯大林决心要和国际犹太势力决裂，开始摒弃唯犹太人是从的国际共产主义，转而追求所谓苏联式的“新帝国主义”即“大斯拉夫主义”（在和苏联决裂后1960和1970年代开始受到国际犹太势力大肆笼络的中共国那里被贬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及“修正主义”，均是源自犹太人的propaganda用语），淡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带有明显的重视攫取地盘、扩大势力范围和讲究地缘政治的传统民族主义色彩。斯大林的苏联成为二战最大的获益者之后野心膨胀，不再甘于对之前的合作伙伴也算是苏联的“钱袋子”的国际犹太势力言听计从，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在犹太人订立和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框架下仅从西方那里分取一杯羹的“马前卒”（a junior partner），大有另立门户，与国际犹太势力分庭抗礼的架势。这显然为反对一切非犹太的民族主义的国际犹太势力所不容。斯大林的“转向”有不少历史证据，其中较为突出了三大标志性史实为：其一、斯大林拒绝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上国际犹太势力定下的美元霸权也就是西方的金融霸权；其二、斯大林扶持东德与美国对抗，尤其是在东德释放和重新启用前纳粹分子，建立一种名义上为共产主义，实则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的、忠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这一点媒体极少报道，故而为很多人所不知；其三、在舆论上开始猛烈抨击国际犹太势力主导的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及种种精神和道德上的腐败堕落，揭露其有害性、颠覆性和腐蚀性，最具震撼力的一幕则是1947年前后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公开审判和处决十余名捷克犹太人领袖，斥其为西方的走狗、内奸和叛乱分子，这一点极大地震怒了国际犹太势力，成为苏联和西方彻底交恶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犹太人加紧对苏联实行渗透和颠覆，但斯大林定下的苏联的走势已很难遂犹太人所愿。斯大林去世（一说为犹太势力的毒杀）后，苏联继续朝民族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大方向进发，东西方冷战也随之逐步升级，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达到顶峰，世界分分割以美国为首的、受犹太人全盘控制的西方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为首的包括东欧和前述第三世界世俗的政治强人统领的国家的如古巴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纳赛尔、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卡扎菲的利比亚）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共国看似为第三极，实质上更倾向于前者，而且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机器的各种庇护和援助以对抗苏联（大家不妨回想美中建交后到1980年代的所谓“美中蜜月时代”西方媒体对中共国的美化宣传）。综上所述，正是由于苏联在二战后背离了国际犹太势力定下的规则和轨道，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大批西方的所谓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犹太人居多）及（犹太人控制下的）西方媒体和社会舆论近乎是在一夜之间调转枪口，开始对从前极力赞颂和吹捧的盟友“约瑟夫大叔”及其领导的苏联这个国家大加攻击、鞭挞和妖魔化，冷战似乎也是在一夜之间拉开了序幕。值得一提的是，制定了从军备竞赛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两方面对苏联进行影响和颠覆、扶持反苏代理人、最终从内部拖垮了苏联、之后又竭力推行以武力为后盾、露骨地将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式价值观（如今已被升级到包括向“落后国家和民族”传播犹太人鼓吹的以破坏传统家庭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同性恋婚姻、多元文化主义等“新潮思想”）向全球输出并强加于各传统民族国家头上、不遗余力维护以色列及国际犹太资本的权益、到处发动战争、打击异己、四面树敌的政策的、成为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的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中东和对俄罗斯政策核心决策者的美国的所谓“新保守”（Neocon）智库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及实务官僚，其身份和理念都颇具代表性。请看：
这帮人在内政、社会和文化问题上实为左翼自由派（leftist liberals），一贯反对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十分强硬、好战，极具侵略性；大力推行所谓民主制度（实为战后反传统的、世俗化的、充斥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严重变质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制度），无视乃至敌视他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不惜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是捍卫以色列和国际犹太集团利益的急先锋。他们过去基本都属于早年从苏俄共产主义的内讧中分裂出来的托洛茨基派（Trotskyite），在西方则体现为左翼的社会民主派（social democrats）和国际干涉主义者（interventionists）。在冷战期间，他们因苏联在国际政治中反对以色列和国际犹太势力的主导权而憎恨斯大林，推行反苏政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他们见势摇身一变，变身为自称的右翼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Richard Perle, Irving & William Kristol, Robert Kagan & Frederick Kagan兄弟（其父Donald Kagan为耶鲁大学教授，新保守系学术重镇）, Daniel Pipes, David Horowitz等，皆是为犹太人。他们多在布什政府担任负责国防和安全事务的高官，或者活跃在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的新保守派的智库（Weekly Standard,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尤其与实权派副总统切尼(Cheney)和副国防部长沃尔弗维茨（Paul Wolfowitz, 犹太人、世界银行前任行长）、分管防务的副国务卿菲斯（Douglas Feith, 犹太人）、国土安全部部长契托夫（Michael Chertoff, 犹太人）、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 犹太人）乃至奥巴马内阁的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 二分之一犹太血统）过往甚密。观其言行，证据确凿，毋庸置疑。更有前不久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泼辣彪悍的反普金的急先锋的原助理国务卿犹太人纽兰（Victoria Nuland，前述Robert Kagan之妻）。
最后需声明的是，本文无意为斯大林平反。二战欧美主要交战国的政治领袖中，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是器量狭小的“政客”、投机主义者、人格低下的丑陋小人，真正的“政治家”只有希特勒和斯大林二人。希特勒看透了英美的自由主义和议会制民主主义充满伪善和期满的虚伪性，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堪称真正的、纯粹的民族主义斗士和伟人，而斯大林则擅长“逆手”利用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虚伪性，为其自身的独裁服务，实为无与伦比的奸雄。斯大林始终是一个血腥的政治狂人和赤裸裸的刽子手，手上沾满了数千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鲜血，更是与英美犹太势力联合绞杀了遵循宇宙与自然摄理的、真正的光明和正义力量——希特勒元首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罪人之一，对此历史已有定论。另一方面，仔细观察和分析其人一生的足迹，笔者窃以为斯大林亦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主义者，而是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攫取和巩固自身权力的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和绝对权力的信奉者，其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阳奉阴违的态度和做法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其同国际犹太势力毅然对峙客观上打击和阻碍了西方犹太势力的世界大野心，有值得嘉许之处，尽管其动机多半是出于自身权力斗争的需要。
总而言之，本文旨在从侧面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相关史实，说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国际政治的诡谲性，并让读者知晓20世纪来操纵国际政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真正幕后“黑手”和“罪魁祸首”——国际犹太势力。与其相比，就算是谙熟权谋术数，冷酷毒辣、不择手段的一代恶人、枭雄斯大林，在邪恶性和破坏性上客观的说也尤为不及（Stalin is the lesser evil of the two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Jew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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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決定自己的出生，但人能決定自己今後的人生。
人不能決定自己生在哪個國家，但人能決定自己今後愛哪個國家，做哪個國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