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新尝试

中国的现行体制，在现代政治学中，学者应该认真的去研究。大部分学者研究陷入一个太过容易的误区——以朝代来划分。作者用一个非专业的学者，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看中国，即在动态中看中国的发展。

 

清末民国之初，中国的单一领袖的体制的失败，其原因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积蓄了大量的能量。这些被压制的能量，以从明末清初开始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官僚体系之间的矛盾的无法调和，加上知识界极力引进外国的科学和文化，又成为二级能量。即使在没有外国列强进入中国的情况下，清王朝的体制被改变是历史必然。

 

由于长时间的能量积蓄，这个改变带来的能量释放是难以想象的。从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共和到1949年中，近四十年的动荡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尤其是自清王朝以来的单一领袖体制的否定和清算。但1949年以后的中国，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单一领袖体制上。到底这一次又有什么不同？

 

实际上，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几乎都是以多头领袖的体制存在的。即使到了解放初期，至少表面上，党内除了毛主席以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党外有宋庆龄，沈钧儒，张澜等人。这一多头领袖的政治局面，是一个极佳的时机，设立一个犹如美国建国时的政治氛围。也许可以做的更好。但党内将权力迅速地集中到了毛主席一人手中。党外过度的相信共产党的能力和“崇高品质”，将一个原本可以具有平衡能力的，并具有比人民代表大会更高的权利机构——政协，很可惜的变成了一个没有功能的政治机构。加上毛主席本身对权利的热衷。一个原本可以以多头领袖的平衡体制，快速的完成了权力的集中。

 

这一单一领袖的体制，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身上，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发生以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为一个稳定的结构的新尝试——一种新型的多头领袖的体制——党务（国政，军政，外交）／监督（法务，检察）／行政（内政，经济）。这种新型体制的可行性，持久性，对最关键的人物——习近平，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会不会成为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密集型大国的国体的一种选择，我们拭目以待，但更多的是，希望中国能探索出一条合适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