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反腐，有不少妙招。
为防止公款消费，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在互联网上公示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差旅费和办公费在内的参议院开支。
这招够狠，无论你是普通网友，还是报社记者，都可以上网查阅相关信息，假若某位议员不够检点，他浪费公款的细节将遭“人肉”，将在论坛上被公布，随之传统媒体跟进，这位议员可能会声名狼藉，名誉扫地。
其实，信息公开一直是美国对付腐败的利器。美国一向注重保护隐私，如果你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提供太多的个人信息，那么，对不起，你侵犯了个人隐私，如果对方把贵公司告上法庭，你十有八九会败诉。然而，涉及到在职官员，可就大有不同了，在公众面前，官员是没有隐私的，会见外宾时收了什么礼物要交公，请客吃饭花钱也不可随意为之，这不，连差旅费开支都要报账公开了。
信息公开可以为有效的实施公众监督提供依据。对于官员腐败问题的遏制，从技术上讲，不外乎自上而下的管制和自下而上的监督。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御史、言官、东厂西厂各种机构来监督官员，明太祖朱元璋处理一件贪污案便杀掉数万人，但贪官却是走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见，自上而下的机制不免迎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属于事发后的被动应对，难免效果不佳。
和中国相反，美国奉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属于制度上的约束。
美国政府除战争时期外，一直有公开信息的传统。早在196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信息公开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对政府信息公开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并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学习和效仿的榜样。随后，该法案多次修改。1976年，美国又通过了《会议公开法》，该法确立了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公开制度，该法规定，合议制行政机关举行的一切会议，除可以免除公开举行的会议以外，都可以允许公众和新闻记者观察。
与行政机关相比，美国国会的开放度更高，美国国会两院每次举行公开的会议以前，都会及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向全国公布举行会议的时间和会议讨论的议题。开会时，允许任何人，包括外国人旁听，当年国会对克林顿的弹劾审理是全过程公开的，我本人就曾到国会听过议员冗长的辩论。
在政府公开信息后，民间对这些信息合理、合法的使用，形成了民间监督政府的良性机制。
我采访美国大选时，曾专门就大选黑金问题进行过访问，一家名为“政治反应中心”的机构收集大选期间的捐款信息，谁在什么时间捐款多少，给了谁，都一目了然，这些信息都无偿拿到网上，供好事者进行研究；在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老师们给我提供了美国政府各部委的财务信息，向我讲授如何用EXCEL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我说：“请告诉我如何得到这些信息？”他瞪大了眼睛，迷茫地看着我说：“那些都在他们的网站上啊！”
是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理论上说，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人都是主人翁，国家干部是公仆，但实际上，任何美好设想的实现都需要一些实用的工具，捕鱼需要网，吃饭需要筷子，往墙上砸钉子需要钉锤，同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也要知柴米油盐，看账目清单。
毋庸置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个帖子就可以把某个官员推上风口浪尖，这一方面是时代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发帖披露一些内幕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也是时代的悲哀。好多发帖者的谣言后来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消息。
这说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已于2008年5月1日起执行，但对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虽然上至国家部委、下至乡镇政府，都设立了网站，但这些网站有些是摆设，做成了宣传的窗口，未能及时的发布相关信息，对财务等关键信息更是或讳莫如深，或语焉不详；而地方政府官员依然存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心理，一出事首先想到的是控制信息流动，把媒体拒之门外，导致权威部门不说话、谣言流行的局面，所幸，近年这种状况有所改观。
我查遍各政府网站，找不到像美国国会一样公开议员公款消费细节的网站，我想，假如各级官员公车消费情况公布，差旅费、招待会公布，虽无法杜绝，但可以大大遏制腐败的力度。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也需要用一些实际的数据来进行擦拭，如美国参议院议员信息公开的主要倡导者、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参议员科伯恩所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公众了解议员们如何花纳税人的钱，并对议员们的开支进行监督。
“如果民众看到有什么可疑之处，可以进行问责，”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