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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将军,瘾君子,风流少帅 教科书为何称他“民族英雄”

(2016-01-28 18:08:07) 下一个

他,是历史课本中“逼蒋抗日”的民族英雄;他是海峡对岸一度禁忌的历史罪人;他,是学者口中津津乐道的传奇枢纽,他是大众口耳间风流神秘的无边风月。他在民国混乱多彩、奇人辈出的那样一个时代亦是奇中翘楚,他在纷繁复杂、难以评说的历史时代中背负了最为饱满的争议。

提到张学良,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迟疑,因为太难给他概括一个合适的词了。此人无论是军事史、政治史、情史、养生史,当然现在貌似还要包括因影视剧走红的风头,都是可以上热搜一年不重样的话题。这个享年一个世纪之久的传奇人物,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自由一点”,这不仅仅是指被蒋介石囚禁半生之苦,更是希望“人们不要把我作为谈资在报纸上宣传”。然而这个愿望对于这位周身都是戏剧的“少帅”来说简直是太奢侈了。比如今天,以他为题材的电视剧正在热映,而观众的热情也并不比上个世纪少过几分,而对于这个争议爆表的政治主角,历来评价纷纭,当然必须承认其中不乏浮夸矫饰、作势装腔者,让历史失真。张学良晚年在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整理编撰下,认真地完成了一部口述史,风烛残年的他在这部作品中也算是实实在在回忆了一番他这跌宕百转的一生。以此为依据,若要客观读读张学良这段时间的红线,我们又能读出什么呢?

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众所周知一代江湖匪气十足的铁骨枭雄,压根没什么文化,戎马沙场之中跌滚出一身本领,但这种沙石风雨打磨出来的出类拔萃,自小流连于北平灯红酒绿的张学良是没有的,空有“我爸是李刚”的底气,却更愿意把精力投在研究女人上。他曾经那样陶醉地评价自己“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

张学良在口述史中特意提到了他的表嫂,他说这是他生命中第一个女人,也就是在近期热播的剧中由柳岩扮演的那个角色。这个所谓的表嫂有个很奇特的绰号叫“连长”,因为她以前的职业是暗娼,身下阅男无数,足有一个连之多,故人送外号“连长”。后来被张学良的表哥看上纳为了姨太太,这风流成性的女人在看到年仅十几岁、一表人才的张学良之后职业病当然控制不住,因此她也就成为张学良蜂蝶蹁跹,一生最早的启蒙教师。

到了该婚娶的年纪,也就是说到张学良一生的正室妻子,一共有三位,结发妻子是于凤至,出名的贤良淑德之才女,是张作霖再三要挟之下迫不得已迎娶的,张作霖与其父结交颇深,再一仰慕于小姐温良之名。张学良贪玩成性,一生犯错不计其数,但娶了于凤至可谓他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在后来的坎坷日子里,于凤至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她痴爱着这个多情无心的男人,临死之前将所有财产送给这个已经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前夫,还请求在她墓穴旁多挖一个空穴,留给张学良合葬——然而,最后的最后,她期待了一生的人并没有与她长眠在一起,如同她人生的写照,永远守着空空如也的身旁,无尽的等待。于凤至这悲苦的命运,只换来那莽公子张学良一句“唯负此一人”便再无下文。

第二段,是张学良在1922年与谷瑞玉成婚,众所周知,谷瑞玉出身戏子,貌美才高,一度令张学良迷恋不已。不过最后也因政治原因分开了。

第三段,便是流传最广的、与赵四小姐赵一荻的爱情。赵一荻是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的女儿,与张学良在一场舞会上相识,两人一见钟情,私奔到奉天,赵四小姐全然不在乎张少帅有妇之夫的身份,大胆以身相许,在当时颇传为一段“佳话”。(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名人的风流韵事就叫“佳话”,如此不堪入目的事好像更应该叫滥交)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束缚住下半身行动自由的张学良倒是就此与赵四小姐厮守了半生。

有人据此说张学良一生之爱是赵一荻,这个说法被张学良自己否认掉了。已是晚年老人的他摇头浅笑着说“不不,她是陪伴我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彼时在纽约的,便是与张学良绯闻极多、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这两个人的关系扑朔迷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一般。张学良目光幽幽地望向大洋彼岸,饶是显赫一时的少帅也不敢对时为总统夫人的宋美龄下手,对这个尝尽香玉的风流孢子来说,也许这个吃不到的女人才是最甜的吧。

虽然总统夫人不敢下手,不代表“王爷夫人”不能下手。张学良说他最喜欢的一个情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太太。除此之外,从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女儿,到身边的婢女,都是张学良情人的候选人。这位风流倜傥、纵情声色的少帅神采奕奕地说道,他年轻时曾有11个情人,他非常喜欢以此作为谈资,并骄傲地宣称:“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

女人,不过是他枕边的玩物,好色多情是自豪的事情——这富二代渣男!

九一八之罪,国殇

张学良一生最大的罪孽,就是日军侵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他弃下广大的东北三省国土,拥兵逃跑。现在主要言论称,张学良是因为蒋介石的命令而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实际上,蒋介石并未下过这样的命令,这件事张学良在口述史中原原本本地承认过,中央却是下过指令命其“节节抵抗”,但是他出于自私,下令其部“不加抵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年响赫一方的东北军,没有做任何有效抵抗,迅速缩回关内,使日军的铁蹄如入无人之地蹴踏上我东三省曾经富饶安宁的国土,瞬时我同胞妻离子散、哀鸿遍野

此等国殇!倒是缘何!?

张学良在家国大局上,目光和他对待女人时候一样短浅。

作为曾经实力最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身上依然遗传着浓厚的军阀血统,虽然在皇姑屯事件过后,继任新一代东北王的张学良就宣布“东北易帜”,归顺中央,但实际上南京对于东北的控制力依然有限,以忠诚耿直著称的东北兄弟当然是首先拥护他们的少帅。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态度,是非常自私的,他希望通过“易帜”从中央政府得到合法的和平,榨取出多倍的军费,积累保存实力,但是却并不想实打实为蒋介石干事。换句话说,他还是伺机在东北的一匹狼——虽然是匹笨狼。 

为何说他笨呢?这小子继承了军阀拥兵自重的血统,但却没继承他爹那股啸聚山林、豪气勇悍,特别是在民族气节上的铮铮铁骨。张作霖曾因不愿屈从日本而被炸死在皇姑屯,对苏俄方面斯大林的阴险态度也一直十分强硬。而张学良对于什么家国民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战斗力极强的日军,张学良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保家卫国,而是衡量他自己的实力,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拼命基本上没有胜算,如果中央还不给予支持,他的东北军估计会因此成为历史。“走为上计,只求自保”便成为张学良这个掌控关外兵权的少帅做出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看到,随着侵华日军踏上我国的领土,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回关内。本也是一支骁勇善战的精英部队,却未动一兵一卒缩回壳里,他们背后留下的,是物资雄厚、粮草丰美的沃土,是张作霖毕生心血的兵工厂、军事装备,是千万受异族奴使压迫的无辜百姓。诚然,东北军直对日军难以取胜,但这无法作为完全不抵抗的借口。日军军部曾经分析,若与张作霖之骁兵对阵,并没有速战速决的把握,而物资匮乏且远征在外的日本军队最担心的就是持久作战,一旦战争陷入胶着对峙的汪洋难以拔出,将是日本最大的噩梦。中国东北,也是日本最关键的桥头堡,在关于侵华的《田中奏折》中提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中国东北)。”是否能顺利拿下这里,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跳板。圆满的是,我们的核心人物张学良,让为数不多的日军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满蒙,从而这些狂徒欣喜若狂地由此断言,三个月可灭中国。

彼时的张学良正沉沦在注射毒品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因为拱手相让东北,全国上下骂声一片,压力巨大之下他更是依赖毒品减轻痛苦,一天需要不停注射含有海洛因的针剂才能勉强度日。

西安事变张学良:我就是共产党

张学良既然犯过如此负国之罪,为什么还在历史教科书中堂而皇之地成为“英雄”呢?丘吉尔曾说:“历史对我还是不错的,因为历史就是我写的。”张学良也是如此,他的英雄之名得于他人生的政治巅峰——1936年,西安事变。

1931年之后,逃回关内的张学良失去了东北的地盘,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卖国将军”的五星好评。这让他内心相当苦闷,他在反思不抗日问题的同时,也对蒋介石没有及时支持他产生了很大的怨怼。

之后,蒋介石开始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令这个失了老窝的张学良将军去西北剿共,对于这个安排,张将军内心是拒绝的,倒不是因为他多亲共,而是他不想因为和红军开仗消耗实力,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再一方面,抗日这个词已经像个刺一样敏感,国难当头多少让罪责深重的张学良心里有触动。然而,蒋介石放话,如果不去西北剿共,就会将张学良的东北军分别派向东南,也就是肢解这支他唯一依仗的后盾。所以,张学良面对的选择就是,和红军干,消耗东北军;或者和蒋介石撕,肢解东北军。

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和共产党合作。

这个选择,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当事者张学良,而是延安。那时候,长征刚刚结束,倚躲在陕甘宁大口喘歇的,是红军仅仅几万残缺部队,脆弱得不堪一击。如果那个时候张学良率部猛烈攻击,那现在的一切肯定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了。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冥冥中给了我们的镰刀锤子这样绝地逢生的机会。

许多年后,重获自由的张学良面对记者提到西安事变,脱口而出的话是“我就是共产党啊!”同时,中共方面也有多方资料证明,张学良确实曾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当然,张学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概还不如我深刻,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与延安达成协议,希望依靠苏联的支持在西北形成割据,对抗蒋介石的压制。而势单力薄的延安当然愿意,能避免战争保存力量,争取时间,同时震慑蒋介石,都是延安梦寐以求的。

张学良的迟钝让蒋介石非常恼火,于是亲自飞抵西安。事实上以当时的力量对比,蒋介石要剿共真是很容易,但是家门外日本人插进来一杠,从某种契机上来说,日本的侵略微妙地给某些事情提供了机会。1936年末抗日救国的高潮席卷全国,日军侵华的铁蹄下也实在不能内战,就是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兵谏之名,发动兵变绑走蒋介石。这其中有他和延安的约定,有各方自私的心意,不知这课本上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评价的西安事变,除却两个政党说不清的利益纷争,又还剩多少“抗日”的成分呢。

然而事情发展的转折却是,张学良计划妥妥的依仗的苏联,却表现出相反的姿态。苏方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狡猾自负,残酷多疑,他对于这个曾经制造过“中东路事件”跟苏方对着干的东北军阀始终没有好印象,对于接纳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共产国际也明确反对过。而到了西安事变之后,斯大林完全反目,因为他认为,张学良把时任中国总统的蒋介石抓起来,会引起中国大乱给日本可乘之机,没有中国作为缓冲带,日本就会轻而易举地侵入西伯利亚。

苏联的反应让张学良彻底懵逼了,在他简洁明了的脑回路里,中共和苏共都是共产党,他想不通我明明帮了中共,苏共为什么不帮我……这种问题,延安是不可能给他开一个讲座捋清楚的。于是这个带着一脑子浆糊的将军,只好在苏联以及时局的压力下,释放蒋介石,多方妥协,共同抗日。但是张学良他这一番大逆不道的勇猛,也让火冒三丈的蒋介石将他囚禁长达半个世纪。后来,张学良苦笑着说:“我要是总统,准会枪毙我自己。”这苦涩笑容背后,应该还有除了抗日更多的东西,谁知道最大的赢家又是谁?

十几年后,1949年,周总理说:“如果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在,得给他一个副主席的位子。”毛主席笑着说“你也太小气了,给他国家主席都不为过啊。”再后来,我们的历史书上,张学良将军意气风发地立着,下注“民族英雄”。

归根结底,历史不能站在某个政党的立场上去评价,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任何中间派。回过头看,九一八带给我们的伤痛是有目共睹的,而西安事变,也是最终促使抗日走上全民族团结的正轨。抛去个中是非不管,千年后,这场“促成”应该会让后人给个客观评价吧。 

再说张学良,从东北王的大公子,到部将簇拥的新军阀,再到举国痛骂的卖国将军,闹剧一般的政治兵变,最后是孤苦凄凉的阶下囚,他本是活得如普通人多少倍的起承转合,浮浮沉沉,最后给自己贴个标签,竟然是“唯一爱女人”!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人生在36岁西安事变那一年就结束了。九一八、西安,再加上他那一坨混乱的情史,就是贯穿他101岁漫长生命的主线了吧。看来看去,还真就一莽公子耳,他好像除了和女人厮混以外,就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干了点什么,只是张作霖之子的身份,以及手握日本觊觎的东北的兵权,这样尴尬的地位,让更爱流连花丛的莽公子在那样乱世之中,偏偏肩负了家国重责。难以招架手忙脚乱之余,又成了政治漩涡的扁舟,他花了半个世纪时间想清楚,他成就了谁,又打击了谁,所以同一个人在两岸有着截然相反的定义。

一介莽公子,奈何负家国。若抛却政治价值,张学良必然不能举架到“民族英雄”这样的地位,他就是个好色贪玩的莽公子,无奈历史给了他家国天下的人生轨迹。或者,张学良这个在如今时代必定充满争议的名字,也许还在等待时间给它一个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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