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 一个不容被遗忘的名字】

何长工（1900年12月8日－1987年12月29日），原名何坤。据说 长工 的名字 是 1927年 在武汉 毛泽东 给改的。

中国湖南华容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文革前 地质部副部长 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28-4-28 朱毛红军 会师的联络人。毛泽东称何为党立了大功。

遵义会议后，何任红九军团政委，同罗炳辉一道开展侧翼行动，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按说 当是元帅大将级的大员，后实至部长级，实有原委。









何1918年中学毕业后前往北京长辛店半工半读。1919年，何参加五四运动，年底赴法国留学。
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前往比利时打工。

1924年回国先到长沙，见到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听他建议回华容县建立党组织，后历任县新华中学校长，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后，被通缉，躲避到武汉，改名何长工，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某连，任连党代表。同年9月随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受毛派遣与井冈山当地地方武装王佐、袁文才谈判，成功地将部队带上井冈山，后负责对袁、王部队的改编工作。何长工也是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他奉毛泽东之命到韶关寻找朱德部队。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红四军前往江西南部后，何率部坚持游击战。

1930年5月，何升任红八军军长，进入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1931年，任红军学校校长。1932年3月，任红五军团红十三军政委，负责对宁都暴动部队的改编工作。

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前夕，何作为密使，同潘汉年同广东军阀陈济棠开展谈判，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减少了红军的损失。遵义会议后，何任红九军团政委，同罗炳辉一道开展侧翼行动，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中共中央北上后，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反对中共中央。据宋侃夫回忆，在两河口会议上，“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校长。

第二次国共内战初期，任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

1947年起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

1952年后长期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

1977年12月，任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他是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还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著有《难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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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何长工；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湘南农军，由湘南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创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同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由湘鄂赣边辗转到湘赣边界，在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力量。这段时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时期。在此段时期，何长工为朱毛会师作了大量工作。

1927年10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到达江西信丰时，赣南特委的同志就对朱德、陈毅谈到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的消息。这个消息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因此，“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心愿。与此同时，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沿罗霄山脉南下，途经遂川大汾镇时遭敌袭击，与毛泽东和团部失去联系的第三营在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的带领下，转至湘南桂东一带，十一月间到达赣南崇义的上堡、文英、鹅形等地。正在上堡一带整训的朱德、陈毅部队很快得知这支部队到来的消息。陈毅亲自去联系他们，从他们那里得知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尔后，朱德便派原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化名“覃泽”，装扮成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由资兴经茶陵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

在进军井冈山时，毛泽东也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后，毛泽东决定派何长工去联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并且吩咐他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与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因为起义受挫后，各方面关系都中断了，毛泽东迫切需要寻找省委，省委也迫切寻找毛泽东，毛泽东迫切寻找朱德部队，朱德也迫切寻找毛泽东。打通这些联络线，可以说“系革命前途之要举”[2]。

在当时白色恐怖的阴森气候下，在根本无联络线的情况下，此任务是异常艰巨的，要选择一位能胜任此任的干部是不易的。首先，此人必须具有坚定的革命性，是相当可靠的人物。联络员如果经受不住严峻形势、恶劣环境的考验，一有闪失，就会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另外，联络员必须山外各地熟人多、同志多、关系多。只有这样，通过多跑几个地方，多会会旧友，才有可能探听到消息，快速联系上南昌起义部队。其三，联络员必须经多见广，有社会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地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时，工农革命军中的主要干部“余洒度自三湾以来，意志颓唐，以酒为友；余贲民掌管后方，工作很忙；苏先骏早已脱逃了；陈皓要带兵。……”[3]毛泽东一时为寻找联络员一事发愁。何长工喝过洋墨水，“头脑灵活，能言善辩”[4]“机敏过人”，又组建过农民自卫军，“见多识广”，“在长沙的关系多，留法同学中有不少左派”[5]。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他”[6]。在此危难之时，何长工也就自然成为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合适人选。在当时情况下，派何长工下山，“本钱是下大了点”，但又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军中能胜任此任者，非他莫属，别人没法子，他应该有办法，肯定能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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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陈人康策划、口述，金汕、陈义风著）

收编袁文才、王佐部队，使红军得以喘息和立足，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何长工。

毛泽东空身与绿林军谈判后，很快王佐派人来与工农革命军联系，要工农革命军派人上山接洽。毛泽东将此事交给了何长工。何长工开始还有些犹豫，因为王佐虽然也打着农民自卫军的旗号，但他是一个疑心很重、说翻脸就翻脸的绿林莽汉，何长工不知道能否与王佐合得来。

父亲会说起何长工是满怀感情的，看得出来，青年时期结成的友谊在垂垂老矣的时候依然在闪烁着熠熠的光芒。 毛泽东亲自给何长工面授机宜，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我们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后方，同时也为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因为我们以后要在山区常年打游击，绿林好汉的部队是经常会遇到的。 何长工带着毛泽定写给王佐的亲笔信，独自一个人上了山。 王佐此时正在山上等着何长工呢。见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信，王佐十分高兴，当即命人摆酒设宴，要与何长工一醉方休。何长工哪里见过这阵势，但盛情难却，只好应付。酒席上王佐和一帮军官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派江湖义气。 何长工没有气馁，他从王佐的母亲入手，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王佐由于常年的绿林生活，养成了疑心便随意杀人的作风。王佐的母亲信仰“同善社”，认为杀人不好。而王佐是一个孝子，何长工就利用王佐的母亲做王佐的工作，希望王佐不要随意杀人。何长工趁热打铁，开导王佐说：对抓住的敌兵要作分析，他们大多出身贫寒，使被迫给官府做事的。即便是有罪过，也应该审讯以后，再作处置。从此以后，王佐杀人真的少了。他捉到人以后，首先进行审讯，基本都不杀，过这让他拿一些钱物来交换，或者通过这些人搞些情报来。毛泽东对何长工的工作很满意，还开玩笑地总结：“何长工，你的长工干得很好嘛！

1987年何长工逝世的时候，父亲悲伤地想起井冈山的何长工，说何长工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父亲又一次对我讲起他在井冈山的历史是1987年。那是1987年年底，父亲接到何长工家属的电话，得知何长工去世。父亲长叹一声，那几天一直情绪不高。我说，何伯伯在您受审查的时候几次来看您，真很讲情义。起初警卫员不让他进来，可能有不让父亲会客的指示，何长工大声说：“我们是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为什么不让进。”他硬是进来看父亲。

 

父亲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父亲给我介绍了何长工的历史，我才知道这位井冈山的风云人物还是个知识分子。何长工比父亲大9岁，是湖南华容南山乡人。早在1918年就毕业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同年到北京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法国的圣雪尔旺工业学校和比利时劳动大学。1922年初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我当时就询问父亲：“这样的文化和资历，完全应该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但是怎么文革开始前才是地质部副部长？父亲说：“情况比较复杂。何长工的确资格很老，他解放后担任的职务与贡献不相乘。他参加了创建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已经任红8军军长了，率部参加长沙战役。第二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长征初期任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策应、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32军政治委员。但是后来地位就下降了，解放后仅仅是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

虽然我们在井冈山就成为战友，解放后也多次见面，但是对于中央已经做了决议的历史事件不敢议论，这是党的纪律，当然大家心里也是心知肚明。因为长征中何长工是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组织压力和当时情况不明了的客观形势，他曾经被张国焘利用过，但是他很快纠正了，并且向毛主席负荆请罪。毛主席告诉他：‘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话虽这样讲，何长工后来就一直不吃香，

解放后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何长工一点怨言没有，还跟我说过，配合大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不爱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听说在地质部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也会留下一些把柄。

文革刚刚开始，何长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而且是主席在1966年8.18天安门城楼上点名的。我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仅不能救他为他说什么，还要随声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帮，何长工的冤案才解决。他知道我遇到了麻烦，不仅没有疏远我，还几次来看我，用他几十年来挨整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处理在风头上的时候都厉害，只要挺过去就有说话的机会。他还几次让我写申诉，说他是中顾委常委，可以送上去……”。

 

父亲说到这里，脸上掠过哀伤。父亲还说，他是一个罕见的不贪恋权力的人。有的人虽然嘴上说，但行动上很恋权，何长工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积极支持党中央能上能下的干部政策，多次向党中央打报告，主动让贤，退居二线，在全党作出了表率作用。

父亲又把话题转到井冈山，他说：“何长工也愤愤不平地说，袁文才、王佐的死是我们党早期犯的错误，应该毫不留尾巴地把人家算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你想想，我当年代表党去谈判，他们把自己的武装交给了党，后来又把人家杀掉。为了做工作，我向王佐的母亲都打了保票，还和他们拜了把子，结果愧对两个结义兄弟。如果不给人家彻底恢复名誉，我死不瞑目！”

我最近还听王佐的后代说，文革结束后何长工专程来看他们，看到他们生活依然困苦，顿时老泪纵横，并一再呼吁善待袁文才、王佐的后代。

父亲的钦佩溢于言表，对井冈山的怀念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我佩服井冈山的重要人物何长工，
听说何长工临终前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冈山而且要求希望有朝一日给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
如此真情真意，令我感动不已！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井冈山看看何长工伯伯，看看他身旁的袁文才、王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