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郭沫若

   我在广州曾生活了三十多年。有人说广州缺少文化人，但广州却有幸拥有过陈寅恪。史学家陈寅恪，三十年代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他的史学造诣，堪称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他的道德气节，更一直为后人称道。这位“旧” 史学权威与自命“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也必然会有对峙与碰撞。

    1953年，中国科学院准备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三位所长内定分别由郭沫若（上古）、陈寅恪（中古）和范文澜（近代）担任。陈时任中山大学教授，已经失明。对于这个任命，陈表示拒绝。接着周培源、张奚若等先后前来当面相劝，最后，陈的学生、时为北大付教授的汪篯持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再来面劝。陈的答复，是对汪口述的，后来发表在一些专著中，一般读者恐难读到，故在此摘要转录汪的记录∶“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 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末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说这番话时，在场的中大女教授冼玉清再三劝陈不必如此，陈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陈的助教黄萱问∶“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 陈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当所长的事当然就此结束，陈寅恪以后继续埋头做学问，反右之前的鸣放，他也没有“出洞” ，因为他对政治早已穿透。不过政治也没有忘记他，他的一言一行，都有人详细记录，上报中大党委转报广东省委。现存广东省委档案中有完整记录。陈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曾有“盖棺有日，出版无期” 之叹。

   郭沫若也没有忘记陈的存在。1958年大跃进中，郭公开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后来大跃进的指标纷纷下调，不知郭的指标有否变化。陈寅恪当然仍保持沉默。

   1961年3月，郭沫若在广州休假，于是带着秘书造访陈寅恪。在“今年高寿几何” 之类的寒喧之后，郭当场口吟一条上联“壬水庚金龙虎斗” 。陈生于1890年，为庚寅年，属虎，按五行归属，庚为金；郭生于1892年，为壬辰年，属龙，按五行归属，壬为水。郭沫若不愧为高才，一条上联将二人的生辰、生肖和对应的五行都镶嵌了进去。陈寅恪接着对了下联“郭聋陈瞽马牛风” 。这一付对联，不但珠联璧合，而且意味无穷，具有只可意会的悠长韵味。郭离去后，陈曾向助教谈起郭的著述，作了这样一个评价∶“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

   文革中，陈寅恪终于难逃厄运. 文革爆发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1967年夏，因妻子唐筼屡被“革命者”乱拳打倒，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预先写下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1969年，时已80高龄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被赶出家门。10月，终衔冤负屈而去。一代巨儒，含恨悲惨地逝去。



   而郭沫若则在保护下无尊严地苟活着。不过在他1971年的新作“李白与杜甫” 中，自顾不暇的郭还没有忘记向已去世的陈寅恪打上一棍。在该书的开头中，郭毫不留情地多次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身世的学术观点，反复使用了诸如“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 、“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含混” 等等词句，这一场向死者扔大棍的“龙虎斗” ，并没有损伤陈寅恪的声望，却在郭氏的历史上记下不光彩的一笔。

   苏东坡老年时的诗句“村边古道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可以最好不过地用来描写陈寅恪那极致的孤独和顽强，那嶙峋的傲骨。上述广东省委档案中那份关于陈寅恪言行的记录，一直记到文革初期。多少有声望的名作家名学者，都曾留下沦为历史笑柄的白纸黑字，但从这份历时二十余年的记录中却看不到陈寅恪有任何违心之言论，更没有郭沫若那种对权力及其持有者无条件的顶礼膜拜。很多文化人因为接受思想改造而失落自我，陈寅恪的独特性在于他始终没有接受改造。他坚持自我，实际上是保持尊严，他抵制改造，实际上是抵制堕落。他把思想自由看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近年来知识界热衷于谈论陈寅恪，正是对他这种人格精神的认同和追慕。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知识分子最大的快乐是脑力劳动，最大的财富是个人自由。前一句话我们还能做到，后一句话要能做到却太难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