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al Health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and medicine be thy food.”
布莱克勇敢的揭开了医疗领域的“灰色面纱”。他在书中揭示了医疗领域的种种“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常常无情地侵害着无数的患者及其家庭。在欧美国家，一些不透明、不清晰的治疗方法逐渐被大众所怀疑和摈弃。
大众对医院司空见惯的麻木与蒙蔽，竟然一相情愿的痴迷和信任。
在患者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很难区别疾病的治愈，究竟是成堆的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
全世界25000种医学刊物，每年发表200万篇医学论文，但其中70%研究结果都不公之于众——因为这些论文反映的是现代医疗的负面和弊端，是医疗界的“雷区”，一旦公布对医疗机构非常不利。
这是一个谎言，很多时候，它欺骗了生命，更多时候，它自欺欺人。从脊柱手术的神话，到心脏手术的误导；从无奈的腰痛，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疗，都令人忧虑。
人们知道的信息越少，接受无效治疗的情形也就越频繁，无知还会带来恐惧。
10多年前，有一种“心脏激光手术”，是在跳动的心脏上烧灼出20—30个小洞，让血管得以再生来改善心肌供氧，这项手术的创立者是瑞士克劳茨林心脏外科首席医生迪克.马斯。这项手术在欧洲曾经疯狂盛行，后来经英国专家反复论证，此项手术并没有比仅仅服药的患者有更高的生存率，但手术费用却非常之高。
“心脏旁路搭桥手术”后来也被证明，术后弊端百出，生存率仍然低于没有做此手术的患者。
而“心脏支架手术”的状况就更令人担忧了，德国莱比锡医院的专家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他们将100位冠状动脉狭窄达到75%的患者分成两组，一组手术安装支架，另一组不手术而每天锻炼身体。一年后，手术组的康复率70%，而没有做手术组的康复率却达到88%。
像这样的实验结果和数据，医疗机构是极不情愿公布于众的，因为这些心脏手术带来的高额收入是医院和医生都无法抵御的“诱惑”，从医的职业道德在强大的利润面前摇摇欲坠。
没有高尚的品格和信仰，当了医生就是对这个神圣职业的亵渎。患者把人类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这个“神圣的人”，而这个人却对患者的生命不屑一顾。
“椎间盘切除术”已被证实有四成是失败的，甚至术后病情恶化的达到了12%。在英国的一次外科医生研讨会上，研究人员对220位外科医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220位医生没有一位愿意因腰痛而接受手术治疗的。
像椎间盘突出这样的“顽症”，其实也都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而慢慢恢复。英国的柯拉马医生强调，脊柱本身有惊人的自愈能力，免疫系统的细胞会将从椎间盘脱出的物质视为异物，通过酵素或酶加以溶解。这就是自愈作用，但这需要一些时间。医生永远也不会这样的告诉患者，反而会说这种病永远不可能逆转，就像高血压和糖尿病所谓的“永不治愈”之类的谎言一样。
对大多数腰痛者，最好的办法或许简单明了—— 什么都不要做。
波鸿大学的脊柱外科专家柯拉马就建议，饱受折磨的患者（在与医生探讨后）尽可能保持正常生活方式。只要过两个月，就会有九成患者明显改善。一年后，有所改善者可达99%。柯拉马认为：“大家应该提防，不要让患者因多余或不必要的手术留下顽疾”。
一旦采用核磁共振影像检查，连不会有腰痛症状的人也会缺陷毕露：正常人约三分之二的人有椎间盘突出，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有椎弓崩裂，咋一听多可怕！
腰背痛这种混乱不明的状况，长期来助长了有缺陷的诊断及多余的手术。
在一项研究中，曾有放射科人员提供X光片及电脑断层CT影像片，供脊柱外科医生们判断。这些医生认为，有超过三成的病例显示若干病理变化，因此建议进行手术。不过他们被耍弄了：这些照片其实都来自于身体健全的学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狄欧教授对于这种“诊断术”的流行，感到十分惊讶。
许多治疗方案虽然缺乏效果，但也因着人体天然的自愈能力而得到莫名其妙的认同，乃至出名。
若干病症其实会自行消退，所以实际上是靠人体的自愈力而恢复的。感冒时，找好医生是7天康复，不找医生是一个星期，遇到不好的医生则需要拖延了。
即使患者因这种自愈力而病情得以改善，但患者自己和医生还是会归功于医疗措施。例如一些关节炎，在进行治疗的病患中，约有35％的患者不论做了什么，都会自动康复。
戴听诊器的某位人士的关切和抚慰、吞服五颜六色的胶囊，以及手术前准备工作带来的心理安慰，都可能使患者的健康大为改善。
这种医疗的暗示力量，在巴金森氏症患者上尤为明显。神经外科医生在该患者面前假装进行手术，轻轻刮动其头皮，经历了这种“假手术”的巴金森氏症患者，就真的感到病情好转。类似地，只服用安慰剂的心血管病患者，比未吞服安慰剂的对照组患者，其死亡率真的还来得低。
安慰剂效应的产生，可以说是因为它唤起了人体的自愈力：人一旦开始感到需要帮助，可能就启动了自身的修复能力，以及类似药物引起的生化反应。另外，在负面的预期下，也可能出现负面的效应。
在美国，医院开列的处方中约有三分之一纯属安慰剂；根据在以色列的问卷调查，有6成的受访医生和护理师刻意开列安慰剂作处方。
在医药领域，有一种盛行的骗术就是“假研发”。其操作方式是，药品研究人员直接仿制对手的上市药物。尽管化学成分的些许改变不会带来明显的额外效果，但已足以构成申请专利的条件，从而以昂贵的垄断价格和新型制剂的姿态上市。这种欺骗伎俩是多么的可耻。
在重视权威的医疗界和临床研究中，往往要等到欺诈大师过世后，其咒语才得以解除。
世界卫生组织明列为不可缺少的药品种类仅有325项；其中有9成以上能够可靠地用来诊疗，且没有什么危险。然而仅德国就有50000种成药充斥在市场上。
患者在看病过程中，真正的“实话”医生往往不见得与患者透露，但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每个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然而，这个“最佳治疗”若失去利润时，医生就会将其弃之一旁，然后生动地对患者和家属讲解他的“权威方案”。
很多患者的早期病症往往非常轻微，但经医生对病情的过度“渲染”，患者不得不做较大的检查与治疗，结果带来了对健康的组织和器官的损害，身体受到巨大的摧残，患者一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做了医生的“忠实提款机”。
痔疾乃是一种受到渲染的病症，通常是被设想出来的，因受到错误的治疗而导致“无病而发”或恶化。 这些“肛门治疗专家”通常只是让病情更加雪上加霜，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讨价”病情。
在癌症的诊疗上，人们通常更显恐慌，更希望能用生命中最后的力量来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而医生们在这上面却能赚来更丰厚、更稳定的金钱。
哈佛医学院的朱达.福克曼和拉格哈.卡卢里指出：“大部分人都有些许肿瘤而不自知。” 癌细胞存在于绝大多数人身体的某个角落——即使你的身体处在最佳状态也是如此。
几乎所有年长者体内都会有若干肿瘤，且只有极少数才具危险。早期发现固然给一些人带来康复，但若干多余的诊疗也为病人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和损害。
癌症并不像医生说的那么可怕，即便晚期癌症都有很多保持稳定而不发作的，只要不去轻易“打搅”癌肿与免疫系统的“平衡对峙”状态。
医生对病情的过度渲染，实质是为了口袋里的利润。某些医生极不情愿为患者开出“有效平价”的治疗方案，放掉利润的医生等于是做了“无用功”。无良医生追求的是治疗利润的“最大化”，而对于患者的康复则本无兴趣。
对于化疗，20世纪90年代初，亚培尔医生就开始揭开这方面的疮疤。这位学者费时一年，整理了数千份有关化疗的出版论文。他语出惊人地表示：“就大部分肿瘤而言，都不存在明显的证据能说明，化疗可延长寿命或改善生活质量，尤其是日益普遍的高剂量治疗。”
知名肿瘤学者们都同意以下的断言：化疗的推广并不具有遏制作用。也许，正因医生们不愿意明白地告诉患者，自己对他们的癌症已束手无策，所以化疗才变成医疗的信条乃至教条。较典型的像是一些病患资讯中所刊载的句子：“新型药物的进一步研发，能为肿瘤化疗效果带来持续的改进。”
这种所谓一切都能不断改进的印象，也在公共舆论中不断强化；医生们口中的症状缓解，患者则理解成延长生命。这样的信条使医生和病人双方皆大欢喜，因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妇科医生贾格尔指出：“医生很高兴能提供某些东西，患者也很乐意获得某些东西，而整个医疗产业也“不言自明”且乐在其中。”
在妇科病中，子宫切除术最常见的理由是出现肿瘤。这种绝大多数良性的子宫肌瘤，会在两到三成的妇女身上出现。它通常不会引起痛感，不会被察觉。雌激素（女性荷尔蒙）会助长这种肌瘤，而更年期女性的雌激素分泌会减少，于是肌瘤就会停止生长，甚至会萎缩。穆勒医生指出，这种正常、良好的自然过程却被制药业推广的“激素补充疗法”而打断。“雌激素若持续补充供应，肌瘤就会继续生长，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由于疼痛和对临近组织的影响，手术切除子宫也在所难免。”
无效的医疗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开发需求：将更年期的自然过程被人为地转化为需要治疗的状态，雌激素治疗提高了子宫切除术的需求。手术量的尽可能增加，正是外科医生的意向所在。
总而言之，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事实和案例告诉我们，今天的人们正在接受着很多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和手术的治疗。
现代医疗在某种程度上的欺骗性，原因之一是基于医药相关行业的经济利益，而普通大众对医疗知识的匮乏、对现代医药的盲从和迷信，也助长了这种现象。
这本书并无意于全盘否定现代医疗的进步，而是希望告诫广大读者，在我们把健康甚至性命交给现代医疗的同时，保持对过度医疗的谨慎和客观，比盲从更加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