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专制体制与智力异化

胥志义：专制体制与智力异化                               

 

叶永烈先生介绍陈伯达，说他前半生理论上有所建树，也有某些独立的观点和思想，而后半生则和权力缠夹不清。他后半生的工作,用陈伯达自已的话，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变成一篇社论，独立的思想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为了官位，他煞费心机去打听主席说了什么话，看的是什么书，窥测揣摸主席用意以迎合。这就不但丢失独立的思想，也丢失独立的人格。所以他或许在自已的专业领域具有创新的知识与能力，却由于陷入专制体制的官场之中，很难有创新的成果。这类文人有很多，如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知识与能力，或许都能做一些对社会进步有意义的事，却把知识和智力用于媚权，并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叶永烈把这类人的这类行为，统称为“陈伯达现象”。

 

岂止文人，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鲜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级的。揣摸什么？思想用意性格爱好等等，无不包括其中。揣摸是为了迎合，这里有自保的恐惧，也有利益的谋求，所以殚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专制体制官场上混，还需其它种种技巧。要说假话空话以修饰形象；要恩威并用以驾驭下级；要费尽心力去排除异已，还要防备异已对自已的暗算；等等，一本“厚黑学”写尽官场上官员的智力所向。这种智力有时还需特别高超。以陈伯达如此高智商，在庐山会议上也未能洞察主席用意，以致翻了船。所以，能够在专制体制官场上如鱼得水之人，无不是智力高超之人，如果把这种智力用于创新，用于做一件或若干件有意义的事，成功的概率很高。遗憾的是，这种权力争斗和倾轧，于社会进步亳无意义。在权力争斗和倾轧中的智力运用，显然是一种智力的异化与浪费。

 

一般官员如此，专制体制下的最高统治者，或想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人，他们的精力和智力，更是用在争夺权力与维护权力之上。所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自已需要智力，更多的在于用人，所谓“招贤纳士”是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开明。实际上，这些“贤士”的智慧大多是为他争夺或巩固权力服务。是他争权保权智力的延伸。描写清朝皇帝的历史小说中，说雍正在登基之前，与其它皇子争位，请了一位谋士，谋士教他：“争是不争，不争是争”，意思是说不要张扬，不要造势，不要显露出争的思想和行为，而不争正是在争。这一计策确属高招，非一般人所能想出，也帮雍正登上帝位。我突发奇想，以此人之智力，如果他脑子里有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不是观形察势的官场知识，正在苦思东西为何会从高度往下掉的古怪问题，而非是行为进退趋避的谋略，坐在树下被苹果砸了头，是有可能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中国历史上的智人，学的是争权保权之术，做的是争权保权之事，关注的是争权保权过程中的谋略。鲜有人真正去涉及并专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学好文武艺，只为帝王家，实际上是只为权力。他们（包括帝王）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改朝换代，建国立国，常常自称功绩伟大辉煌，可他们的这种功绩，能有益于人民？能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发明蒸汽机，华盛顿建立民主制度，斯密写《国富论》的功绩相提并论？

 

中国是世界上统治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简单地讲，是维护统治权力方法最多的国家。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产生大量的统治权术。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如“封建制”与“郡县制”对权力得失的争议等等。一部中国专制体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统治权术的完善史。中国的人文学相较于自然科学，不知要发达多少倍，却没有伸张人权的思想洞见，没有对权力丑恶的精辟分析。没有对制度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人文领域充斥争权保权的方法研究与愚民的思想教化。所谓“以史为鉴知兴替”的兴替，本质就是权力得失，所谓“水可载舟，亦可复舟”讲的是人民力量对权力得失的影响，立足点还是权力，如何能从中生发出人权理念和民主思想？毛泽东年轻时，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利益，寻找造反的理由和依靠力量，后半生掌权之后，则“二十四史”不离床头，沉醉于权力得失的历史经验教训之中。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还在研究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权力）的原因吗？诸如舆论失控等等。研究还深入到用何种制度何种方法应对，体现出精细化，深层化，系统化的趋势，而立足点却仍是权力得失。问题是，权力得失的经验教训或保住权力的制度方法应对，对当权者或当权集团很重要，但对社会进步有意义吗？这是一个只有在专制体制下才会产生的问题，也只有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才会有的研究需求。而且这种研究需投入不少资金和人力，研究的人都是精英，智商都很高，这何尝不是一种智力的异化和浪费？中国几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想想历史上有多少智能之士在为争夺巩固所谓的“政权”绞尽脑汁，耗费着他们的精力与智力，中国能不落后？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东方（中国）产生，或许从中可以找到答案。

 

专制体制一定会异化和大量浪费人的智力，这是因为专制体制存在两大致命缺陷。一是政权私有化或集团化，所以有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之说与行为，有如何夺取与巩固政权的方法研究与智力运用。而在民主体制下，政权非私有化或集团化。以美国为例，政权非总统或政党所有，他们的总统，议员，法官都是职业。政客竞争总统，不是争夺政权，而是竞争这一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总统受弹劾下台，不是政权跨台，而是他行为工作有误而失去这一工作；总统到期下台，另一位总统或另一党派的总统上台，也不是下台总统或他所在的党派失去政权。政权本不是他或他们的，何来失去之说？所以不会有争权夺权的研究和智力浪费。而且民选的机制，使政客只有洞察民意才能上台，解决民众需求正是一种社会进步，政客洞察民意的智力运用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二是权力并不创造财富，却可以获得利益。权力具有强制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当权力可以利用强制力量去获取利益时，争权就不可避免。在真正的民主与市场体制中，劳动者要获得财富，要勤劳和提高劳动技能；资本家要获得利润，要加强经营管理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科技人员要发大财，必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产品出新；即便是律师，他的收入，也取决于他保护公民权利的智慧与能力。正是这些人的劳动和智力运用，推动社会进步。而在专制体制下，通过权力强制来获得利益，是获得利益的捷径，引诱着人们去争权，实际上争的就是这种获得利益的权力强制力。权力强制力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或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争夺权力的智力运用当然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智力异化和浪费，

 

智力浪费是所有浪费中最大的浪费，它“挤出”（经济学概念）或窒息人于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创造力。精英都把智力用于争夺权力，何来创新和社会进步？所以，民主体制不仅比专制体制更符合政治伦理，而且比专制体制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

 

 

附：胥志义：科举制对中国创新的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专制体制发展到顶峰的表征。也是对中国人智力异化和浪费影响最大的制度。“科举制”是“招贤纳士”的制度化，与“招贤纳士”相比，它具有更强大更广泛的制度效应。

 

第一，“科举制”是统治者把天下优秀人才纳入专制体制中，并为其所用的方法。愈是制度化，愈是公正，愈能网罗真正优秀人才。虽然历史上有不少办事官员为私利常常破坏这种公正，但聪明的最高统治者总是要维护这种公正，因为只有把最优秀人才网罗进体制之中，不但能为其所用，为其所控制，还能减少民间对抗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力量。专制的政权当然也有管理国家的功能，这些优秀人才进入体制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推动管理进步。但专制政权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权永固，所以这些优秀人才进入体制之后，必然产生智力异化。正如前面所说，官场上的权力倾轧与利益争夺，统治者对巩固政权的要求，使他们的智力运用，大部分失去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只是一种智力浪费。

 

第二，“科举制”给人提供了一条发展的通道。而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包括我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都有意无意堵塞个人发展的另外通道。如历史上的抑商抑工，计划经济时代的抑私，都属于堵塞个人的发展通道。统治者通过利益的诱使和其它发展通道的堵塞，诱导迫使人走上追求当官这样一条唯一发展通道。这会产生什么效应？它使智力最优的人走上官道，与此相对应的是减少社会其它领域的优秀人才。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唯是国家管理的进步（何况在专制体制下，最优人才进入管理岗位也很难推进管理进步），更重要的是经济文化科技的进步，这些进步都发生在社会领域，不是官员能够推动的。智力最优的人都去当官，社会领域人才则减少，社会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便毫不奇怪。

 

第三，“科举制”不但诱使人去争官，而且还使人学习的方向，知识的结构，精力与注意力的集中点，都向争官与当官靠拢，这会僵化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天生具有向各个方面探索知识的功能，正是这种不受约束和误导的智力向各个方向的探索，失败，再探索，使现在世界上的知识丰富多采。而中国，在官本位文化与科举制的指挥棒下，甚至在科举制中考试内容的指挥棒下，人的智力，学习和思想集中于某一方向，某一领域（如四书五经），实际上失去思想自由，何谈向各个方向的探索与发展？中国除诞生丰富的统治文化，对世界知识库贡献甚少，也毫不奇怪。中国人并非不聪明，统治文化的发达便可证明，而这种聪明不但被专制体制所利用，所异化，无法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且被专制体制所误导。比起进入体制中的官员智力异化，那种没有进入体制之中却把追求当官当作人生发展路径，因而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智力偏向，无形中阻碍他们智力向各个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更大的智力浪费。“范进中举”形象地描述了“科举制”对人思想的禁锢和毒害。

 

“科举制”具有程序公正的特征，甚至曾引起外国的羡慕与学习。在民主体制下，考试作为一种公正的选择方法，是社会平等运动中的一部分。但在专制体制下，作为官员选拔的方法，它所具有的行为导向功能，异化着人的智力，窒息中国的创造力。愈是程序公正，其欺骗诱导功能越强。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东方（中国）产生，与中国的专制体制和“科举制”有莫大的关联。即便到了现在，“科举制”已是历史旧事，而专制体制还在，官本位文化还在，它就象一个幽灵，深深的腐蚀着中国人的灵魂，扭曲他们的智力，影响他们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