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习近平评“毛”释放的信号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此番讲话与前任领导在“毛诞”日上的表述有诸多不同，颇值得玩味。多方显示，毛思想在某些方面有重回执行层面之势。

一

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共在毛泽东的每一个“逢十”整数诞辰，都会举行高规格座谈会或纪念大会。时任的总书记也会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从1983年以来，领导人的每次讲话各有侧重。
1983年，胡耀邦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讲话，彼时距离毛泽东去世时间还比较近，在仅仅两年前的1981年，最高层刚刚完成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和撰写《关于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因而胡耀邦的讲话，除了对毛泽东在一般意义上的肯定，还特别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出发，较多地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专门剖析如何看待毛的晚年遗产，提出“继续推行他晚年错误的一套”、“担心公开揭露他的错误会造成信任危机”、“把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因晚年失误而一笔勾销”三方面的看法，都是不可取的。

二

从1993年开始，每个整数年份的毛泽东诞辰纪念大会，领导人讲话都会重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同时，每一代领导人都会在原有评价的基础上加上新的表述。1993年，江泽民在前述表述的后面加上了“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2003年，胡锦涛在江泽民讲话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而今天习近平的讲话，又新增了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新表述。

三

历届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越来越长，其中透出最高决策层对待毛泽东政治遗产的态度。毛泽东去世之初，华国锋尚在主政，当时官方报道中对毛泽东均持全盘肯定的立场。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甚至还认定：“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邓小平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导核心”，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出现调整，从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出炉到八十年代中期，官方在涉及毛泽东的评价时都较多地涉及他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要把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

1993年以后，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时隔已比较长。为了避免刺激国人对“大跃进”、“文革”等惨痛经历的过多回忆，官方在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中逐渐淡化了对他所犯历史错误的着墨，而强化了毛泽东作为爱国主义者的形象。

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讲话中新增的表述，并没有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转而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改变国家面貌的历史功绩。最高层显然将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联系到一起，力图超越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价，转而以毛泽东凝聚民众对于中国实现“独立自主”的民族自豪感，激励民众对于“民族复兴”理念的认同。

四

官方也借由纪念场合，宣传决策层的思想路线。在 “毛诞”纪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个热词。这一词汇的重要性随着习近平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开拓者”的定位而达到高峰。

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思想一词已经逐渐从日常话语中淡出。官方报道中提及最多的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是，这一体系和毛泽东生前的思想和言论客观上存在着差异、甚至冲突。

因而官方在毛诞纪念和党代会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合，邓、三、科等理论创新就不再是对毛泽东的否定，而成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换言之，每一次毛诞纪念都成为高层对外宣示其意识形态延续性的平台。

五

1993年和2003年江泽民、胡锦涛在纪念活动上的讲话，对毛泽东本人的论述和评价，在整体篇幅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他们讲话的主体，更多集中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现实理论问题，以及对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具体工作的动员。

习近平本次纪念讲话和此前两次区别很大。习近平的讲话更多地涉及到对毛泽东本人经历的叙述和对他生平的评价。除了继续肯定毛泽东作为伟大爱国者的地位，强调毛泽东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做的历史贡献以外，讲话中有相当篇幅专门谈及毛泽东晚年错误，其中意味深长。

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网络时代的舆情多元化使对毛泽东的评价的争议越来越多。习近平近年来一直强调党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因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不能因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主张，则直面评价毛泽东这一敏感议题。

此次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的表态，可谓是对涉及毛泽东评价的争议的官方定调。“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表明了他对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

而“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更再次重申，否定毛是“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在涉及毛泽东的问题上画出一道清晰的意识形态红线。

六

习近平讲话的后半段，没有像之前领导人一样分领域铺陈未来工作部署。他专门提到“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一表述不太寻常，江泽民、胡锦涛在毛泽东诞辰的纪念活动时，都没有这类表述。

这一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习近平并不把毛泽东思想看作历史范畴中的概念，也从属于现实政治的轨道。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定的基本路线当然决定了执政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具体措施，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可以直接指导党建、外交等领域的具体工作。多方评论皆指出，习执政以来在外交等方面多有毛的风格，可为明证。

习近平肯定的不只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具体方法论的现实应用，信号意义明显。

七

要之，毛泽东去世后最高层对其的评价，大略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6年到1978年，对毛泽东全盘肯定。

第二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前期，开始对毛泽东“一分为二”地看，在强调毛泽东领袖地位不可动摇的同时，也比较多地强调对其晚年错误的“正确认识”以及防范极“左”错误再现。

第三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追求对毛泽东历史形象的超越，突出毛泽东的爱国者色彩，使毛泽东更多成为爱国主义符号，以免过多在意识形态领域纠缠。

近年来可能开启的第四阶段，则在继续强化毛泽东“爱国者”形象的同时，重新挖掘毛泽东时代政治实践中的“有用成分”。一个佐证是，今年年中，官方媒体在时隔五十年后大举宣传毛泽东1963年关于“枫桥经验”的批示。作为1963年“四清运动”的典型，“枫桥经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是官方媒体上的“冷词”，“枫桥经验”在主流语境的回归，或是“毛泽东思想”重回执行层面的一个指标。

若熙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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