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海外关注

原载《东莞日报》（A08版），2015年7月26日；

http://epaper.timedg.com/html/2015-07/26/content_1345513.htm 

深圳《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17-18版），2015年7月26日，同日发表。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07/26/content_3291593.htm  

http://www.artsbj.com/show-18-65381-1.html 

  有媒体近期以《三十年，“打工文学”长大成人》为题，发表了李敬泽、雷达、张清华、贺绍俊、吴义勤、陈建功、孟繁华、白烨、杨宏海对打工文学的看法。九名中国重量级文学评论家，通过大众媒介集体发声，关注打工文学，为打工文学鼓与呼，其正面意义不可低估。

    草根文学的全球化

    其实，海外也有不少学者，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打工文学，延伸了打工文学“草根全球化”的可能性边界。

    美国人类学家马德莱娜·莱宁格的“文化关怀理论”，强调文化层面之关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的存在是为了存活并生活在一个健康、和谐及有意义的世界。在她看来，文化关怀就是用一些符合文化本意、能被接受和认可的价值观、信念和表达定势的方式，为他人提供与文化相适应的综合性帮助和支持。海外读者关注打工文学可以被认为是“文化关怀理论”的具体体现。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2012届传播学博士汪明杰的毕业论文主标题，竟然是北京打工诗人孙恒的诗句“天下打工是一家”。他在论文中指出：民族志研究发现，“打工者有展现复杂修辞的能力”。这成为肯定打工者有创作能力的又一例证。他还申请到一笔论文奖学金，到中国做了田野调查，考察了杭州“草根之家”等NGO组织。

    瑞士苏黎世大学传媒系教授卢卡·谢德勒，2014年专程到深圳龙华，为打工诗人郭金牛拍摄纪录片，记录这个中国底层诗人的生活状态。在第44届鹿特丹诗歌节上，4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思朗诵了郭金牛的打工诗歌《纸上还乡》。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Maghiel Van Crevel（中文笔名柯雷）博士，也是著名诗人，他在2008年1月给中国打工文学研究者的一份电邮中认为：打工诗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趣的主题。

    众所周知，打工文学的雏形多半是打工者的书信、日记等，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陈佩华对打工者的书信进行过深入研究。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玩具厂一场大火，致使84个打工妹命丧火海。火灾现场收集到230多封打工妹洒落的书信。陈佩华认真整理、研读与分析这些书信，写出著名的《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发表在《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卷），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促进了火灾善后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位澳洲学者始终对中国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生存文化、精神享受、打工文学倾注关怀。2009年1月，她还到广州中山大学，为“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高级培训班”第一期“农民工与农民工社区”培训学员讲课，重申打工文学的重要性。

    日本汉学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2006年发表论文《底层叙述——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梳理历史，层层建构，把打工文学集结到“新左翼文学”麾下，认为打工文学是出身底层，如今依然身居底层的写作主体的叙述。韩国汉学家、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2001年5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黄修已先生陪同下，到深圳访问，和打工文学作家安子、罗迪、戴斌等人举办了“中韩打工文学小型学术沙龙”。最近，他还指导硕士生，专门研究打工文学的女性写作。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有一群研究华文文学的师生。Khor Boon Eng副教授认为中国的打工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亦是底层劳工的时代记忆，具有系统研究的学术价值。而该院另外一名博士生导师廖冰凌老师也坦陈，她对中国的底层叙事与打工文学一直抱有同情与理解。他们联合指导的一名博士生，其毕业论文就是研究中国的打工文学。

    港澳学者的人文关怀

    港澳地区不少学者极富悯农情怀，关注内地三农问题和打工文学，以实际行动支持打工文学发展，言则成文，动则成德，这种文化关怀具有现实意义。

    熊景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负责人时，曾邀请内地打工文学研究者赴港参与访问写作计划。2006年4月26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打工文学的午餐讨论会。熊景明主持了这场讨论，她现场拿出一本收藏的内地某工厂的厂刊，即兴朗诵了上面刊登的一首打工者写的诗歌，体现了她对打工文学的兴趣、爱好与专注。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博士，虽然是个社会学家，但是对打工文学也有兴趣，不但到香港中文大学听取了那场打工文学演讲，还在2006年4月给演讲者的电邮中说：“我已经拜读了您寄来的（关于打工文学研究的）作品，获益良多，并已在我的学生当中传阅和学习。”

    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施议对博士在2007年1月的电邮中，对笔者认为“打工文学是传统悯农文学的老树新花”表示认同，他写道：“打工文学，很有意思。古典资源，开发利用，应有一定空间。”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梁柏能在研究农民工的“集体发声”时，认为打工作家自费创办文学报刊，团结和鼓舞打工文学青年，其实是一种“集体发声”的重要表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博士，从“边缘群体与媒介赋权”角度，肯定打工文学的创作与打工作家自办报刊的出版活动。邱林川博士还多次参加深圳“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并开展相关问卷调查。

    书斋之外，也有关怀。新加坡《联合早报》驻香港特派员易锐民先生，在采访了前述到香港中文大学做打工文学研究的内地访问学者后，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让“打工文学”在香港开花结果》，表达了对中国打工文学的同情与好感。香港乐施会在其北京项目办公室经理王英瑜的协调下，曾经资助内地知名民间刊物《打工诗人》报的出版，每年资助约10万人民币，历时近4年，极大地缓解了打工文人饿着肚子自费办报的经济困窘，推动了打工诗歌的出版与传播。

    拓展打工文学的视野

    打工文学被海外关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文化关怀的主动建构。关怀一些经济上来不及顾及或者不可能顾及的社会群体，关怀人的生命在延续与发展上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已成共识。

    在“草根全球化”的愿景下，打工文学应不负众望，推陈出新，多出精品，让世界看得见。假以时日，在世界华文文学框架内，中国的打工文学作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参与全球文化格局的重建，也不是不可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