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2014年4月5日C15版“人人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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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马国政府要员放话：“应采取法律行动对付错误报道马航MH370班机事故的媒体机构。”这当然是好事，打击无良媒介，维护新闻生态，也是人心所向。怕只怕拿捏不准，伤及无辜，造成文字冤狱，那就是好心办坏事了，结果适得其反。
说到文字冤狱，可谓殷鉴不远。在中国，文字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皇帝特别是他周围的人，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欲置作者于死地而后快。文字狱历朝皆有，以清朝为最。清代有位读书人，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来“反清”的杀身之祸。众所周知，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在德国，希特勒刚刚染指政权，便祭起了文字狱大旗。1933年5月，希特勒青年团在柏林洪堡大学上演了“焚书日”的闹剧，将两万多册“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付之一炬。紧接着，纳粹当局开始有计划地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尤其迫害犹太人。到1938年底，共有五千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国外，还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内心的流亡”。
长期以来，文字狱在民主国家基本上没有市场。一些非民主国家的文字狱，也改变了方式。例如，采取别的罪名来构陷写作者，有的作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仍被政府以“颠覆罪”请去“吃牢饭”，不得自由。实行“一国两制”架构的香港，今年2月发生了《明报》前总编刘进图街头遇袭案，3月，《香港晨报》两名高层在尖沙咀遇袭受轻伤，尽管事因众说纷纭，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与文字狱及其“后现代变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创作与新闻报道的自由，是天赋人权。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自由包括人们有权持有任何观点而不被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各种媒介搜寻、接收和传递信息的自由，这一自由不受国界的约束。”这一宣言有效地约束了文字狱的泛滥，保护了公民与组织的自由、公正的表达权。
报界应无“文字狱”。以社会公器为己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公开写作与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有自由报道的“第四权力”。时至今日，假如新闻媒介在公正公开报道新闻事实时，在严格履行了新闻自我检查的“裁量权”之后，仍被政府要员警告“任何报章、媒体与社交媒体，若你们因为操纵事实，而迅速被对付，可别怪我”，这种“秋后算账”应该被认为是新闻自由的倒退，是文字狱在新闻业界的投胎，是有违民主宪政的新闻钳制行为。
台湾最近发生“太阳花学运”，每天打开电视，几乎所有新闻台都在24小时滚动播出有关新闻。姑且不说“太阳花学运”本身对错，仅说台湾对此报道的新闻自由，就可圈可点，值得效仿。在此一学运期间，据说，想看警察打人学生流血的，就看三立（电视台，以下同）；想看学生暴动警察受伤的，就看中天；想看服贸救经济的，就看TVBS；想看服贸亡国救台湾的，就看民视；想看名嘴政客被打脸的，就看年代……多种选择，各取所需，新闻自由，不搞文字狱，堪称范例。
愿我们的名记、老编，都能有张安静的书桌，免于恐惧地为公众传递“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