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红尘
人身本无家，心安是归处
父亲的奥德赛
林岗
五、
文革落幕后三十年，也就是2006年，父亲曾经接受采访谈起他的工作经历和文革感受。他用“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来概括他艰难度过的这段日子。父亲把“身不由己”看成是特定社会时期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在我看来，宦海生涯哪有随心所欲的。翻看唐诗宋词，宦海沉浮，无可奈何，比比皆是。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苏轼《和子由渑池怀古》：“往日崎岖曾记否？路遥人困蹇驴嘶。”辛弃疾《鹧鸪天》：“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可以说，为官就不是驰骋由己的事，政治就是无时无刻不面对环境压力与个人良知之间的考验。大部分为官作宦的人，或者一个官员生涯的大部分时段，可能对这种实际存在的考验懵然无知，然而神秘的是它依然会浮上心头，成为人生的觉悟。于是，对此有感悟的人就来到了十字路口，在环境压力与良知之间做自己的选择。我不知道父亲对从政的这种感知是从什么时刻开始的，我猜想大概是从文革之中吧，从他感觉“身不由己”的那一刻吧。大起大落，瞬间荣辱，是会激发人的感悟的。一旦有了这种对从政本性的感悟，它就无可避免地扬起了回归的风帆，而这就是他生命历程的奥德赛。
三姐告诉我一件事。父亲从公职完全引退的那一年，打电话给她。问她保存的旧照片里有没有奶奶的照片，他想看一看他母亲的容貌。三姐回去翻箱倒柜，找出仅存的一张，可是相纸年久霉变，腐蚀的地方正是奶奶的头像，看得清楚的只剩身子。父亲的愿望无法实现，注定要遗憾的了。稍为可以弥补的是她意外找到了姑姑的照片。她问父亲要不要，父亲说要。小的时候，他说，他姐姐经常把他背在身上。于是三姐翻拍了一张给父亲。那个他早年淡忘，早已模糊不清的奶奶的形象，若隐若现，萦绕晚年父亲的脑际，父亲想重组它，恢复它与自己当前生活的联系。
父亲正当年忙官场的年月，我几乎就没有和他同桌吃饭的记忆。他从繁忙公务逐渐脱身之后，特别是我又回到广州工作之后，同桌吃饭逐渐多起来。他走到哪里，我们大小一家也时常跟到哪里。除了疗养，他只要身体允许，非常喜欢在广东各地走一走，回到他当年曾经战斗、视察，哪怕就是走过、站立过的地方，就算不能停下来看看，只是坐在车里，沿公路一瞥而过，他也十分高兴。我的怀旧是睹物思人，他却以他的方式怀旧：一路风尘，周而复始。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机会与父亲同桌吃饭。父亲吃饭快是一向的习惯，可能是早年东奔西忙养成的。我观察到，父亲尽管吃完了饭，他还是坐在位置上不动。时间长了，旁边陪同的官员以为他好了，就提醒他可以撤了。可是他还是不做声，坐在那里，别人也不好咋样，
只得陪他枯坐。我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时间长了才明白，是因为在坐的还有我们随行的大人小孩没有吃完。父亲一准是担心他离席后会给我们造成不便。我不知道他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可能是多余的吧，然而父亲就是这样，他用他的方式表达慈爱。我有时候坐在餐桌前，望着停箸的父亲，猜想这也许是父亲弥补早年亲子疏离的遗憾吧，毕竟坐在一起更像是一家人。父亲在这方面尤其不善言辞，但他有行动，这就是他的行动。而且令我动容的是直到他的健康很差，身体很弱了，但凡能去餐厅吃饭，他都是这样。有时候，母亲为他健康着想，让他早回房间休息。他会阻断，示意母亲不用多管，直到就餐的最后一个人放下了筷子，他才会起来离席。这跟我成长时期形成的父亲印象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人。我没有想到他的内心竟然如此细腻、温润。
1989年5月，父亲加入中联部的代表团，出访柏林墙半年之后倒塌的东德。到了北京，父亲拜见了他的老上司。杜导正伯伯回忆说谈的是地方人事的安排。他们从六十年代起就因工作而相互熟悉起来，这种上司和下属的亦僚亦友的关系持续了三十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又有改革开放路线的一致认知，应该说他们的交往是建立在对彼此的个人品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父亲随后面临了他的官员生涯以来最艰难的选择，几乎是天理人情的对峙。从保住“顶戴”的角度看，应该选择划清界限，至少回避。父亲心里也清楚，此时他正因5月的见面一事受到背后严格的审查，稍有不慎，就可能没有“安全着陆”这回事儿了。可是父亲也同样清楚，那些加在他的老上司身上标签都是不实之词，都是莫须有的东西。就像他也曾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高帽，带过“三反分子”的高帽，可那是真的么？宦海生涯的世态炎凉他看得多了，这只不过是最近的一次。
这一次父亲选择尊重自己的内心判断，选择相信自己认识的人的基本品质而不是政治文宣的陈词滥调。1991年3月以前，父亲还是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之后还有人大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父亲有机会去北京开会，他就千方百计想办法见他的已经一无所有的老上司。他们在北京前后见过两面，在外地见过一面。父亲既不高调，也不恐惧。他不想划线了，也不想回避了。他想回到与朋友交往最基本的一面，雪中送炭的友谊；他想回归为人处世最应坚持的一点，独立不迁的品格。杜导正伯伯知道父亲见过他的老上司之后，跟他的朋友说，父亲的官位怕是保不住了。事后有关部门确实向杜伯伯征询父亲与老上司会面谈话的内容。是不是与老上司的见面导致了父亲1991年的离职，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但长久的僚属情谊，时间巧合的拜见，随后父亲的姿态，肯定构成了父亲仕途的“负能量”。然而，这时候“顶戴”在父亲眼里，肯定就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了。我不想用另一种修辞，说父亲的行动多么地大义凛然，多么地明辨“大是大非”。其实听从内心的召唤而做自己认为值得坚持的事，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如果“新基姑婆”认为落难的父亲确实就是“走资派”，她还会颠簸劳顿给他送跌打药吗？如果“樟村阿婆”听信游街示众莞城的父亲是东莞的“黑手”，她还会划船悄悄送母亲去跟她的丈夫见面吗？父亲1989年之后做的，不是和这两位不识字的乡村阿婆当年做的同样的事情么？有什么理由不识字的乡村阿婆能做，而大学程度的父亲不能做？
我拂去覆盖着的历史尘埃，看见父亲一生的点点滴滴，突然觉得父亲确实是一个比我高大的人。他的高大，不在于他的政绩。他的所有政绩，包括绿化广东，如同历史上无数政绩的命运一样，——“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的高大，在于他青年的时候，能够出发，追求理想；而在壮年磨砺之后有所感悟，能够返璞归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