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宋彬彬的文章《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我也想起一段往事。我觉得王有琴的治学方式也许确有缺陷。
记得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就书稿问题求教于王有琴。王从书稿中看出，我是当年八中高中的学生，就向我询问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当年“被殴打致死”的情况。我直率地回复她说，华锦不是被打死的，是自杀的。据说华锦本来在学校就作为走资派而被批斗，而后华锦到新市委参加会议，新市委的头面人物也要求华锦们老实交代问题。作为一个据说是三八年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华锦对前途彻底绝望而自杀。我的回复使王有琴颇为不满。她回信指责我为八中干部子弟辩护，坚持说华锦是被殴打致死。看王有琴有点儿偏执。我也就懒得再回复她了。
而后，我看到王有琴依然多次在文章中坚持说，华锦是被打死的，完全不肯就“自杀说”进行考证。我当年觉得她也是老三届，先天不足，治学不严谨也不足为怪。好歹“大方向正确”，也许没必要在细节问题上较真。
现在看来，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治学必须认真，不严谨还是很伤人的。尤其我们从道义上追究历史犯罪行为时，更需要认真细致，不能仅凭感情冲动，仅凭想当然耳。否则，就会放走真凶，模糊了真相。
（写小说可以例外，可以有虚构，可以有合理想像，也可以有人物的拼接和艺术化。但做学问来则来不得一丝虚构与想像）
附宋氏原文
宋彬彬：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
如 《周末文刊》49期的女附中专辑文中所述：1966-8-5日女附中发起打校长的高一三班不是我，也不是邓榕所在的班，而恰恰是王友琴所在的班，当时她在 场，所以正是她最清楚谁发起并打人的。虽然我和王友琴并不相识也从没见过面，但20年来，如吹气球般越吹越大，宋彬彬在王友琴版的八五事件中的“戏份”也 在不断加重。王不惜用各种提示暗示或“蒙太奇”手法转嫁诬陷，使宋彬彬的“故事”越发吸引眼球，成就了一篇“好故事”。
虽然王 20年如一日地抓住我不放，却从未找我谈过话，哪怕是电话我一次。就算她不屑于理睬我，但我俩都在美国工作，她还去我所在的Boston做过演讲，我们有 共同认识的人，她有太多的途径可以问到我，但她从来没有过。着书指责人罪名是一大事，哪怕不屑于采访被批判者，也该采访老师学生和学校吧！但她却不需要调 查采访，只需打一个电话或看一篇博文也能成就一篇加罪的文章，这就是她的一贯的“学者”风范。王虽然不屑于理睬宋彬彬，但离开了宋又是断断不行的，即便她 近期的“红小兵挤走了红卫兵”一文，虽和宋毫无关联，却仍然一如既往莫名其妙地点了宋彬彬4次名，看来没有宋彬彬她真是难以出人头地了，让我不得不汗颜。
王 友琴欲加于我的历史的耻辱架上已有年头，我都忍了。但最终使我无法容忍的是她于靳剑生刚去世后就发文《李纳、林豆豆、宋彬彬》，牵强附会地大挖祖坟，污蔑 靳剑生。岂不知20年来，有多少次我不愿再忍让她之时，都是剑生劝我不要去跟她理论，说清者自清，走自己的路，跟这种跟本不在乎事实的人是没理可讲的。
没想到她却连死人都不肯放过，在剑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不得不违背剑生的嘱咐，跟她理论几句，不期望她会承认错误，只为还剑生一个清白。
王 友琴在2012-2-24日发表的《李纳、林豆豆、宋彬彬》(网上可查)中指控：“在卞仲云被打死时，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丈夫靳 剑生并不是高干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后一直住在美国，年轻时曾经和毛在长沙参与学生运动（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国得到毛的接见） 靳剑生的姨妈多次到他插的内蒙古，说服军代表。靳剑生凭李振翩的关系进入了大学，与宋彬彬同学。”
真想不到王友琴会急功近利到如 此地步，不肯花点时间做调查，或稍稍走走脑子，哪怕用几分钟上百度查询一下事件的年代，就慌慌忙曲解剑生姐姐的博文，张冠李戴地作出她所需要的结论。王友 琴必是希望这位姨妈就是李振翩夫人，岂不知李夫人是靳剑生的大姨，去找军代表的却是剑生的四姨——北京二医的教授。1972年时，李振翩夫妇还没回过国， 而靳剑生恰恰是因为李振翩的“海外关系”才没能进大学！
王友琴还居高临下地教训亡者：“可以庆幸靳剑生的好运气。不过，他应该明 白用家庭背景来决定谁能上大学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靳剑生当然比王友琴更明白这点并深有体会。正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李振翩的海外关系，他虽然于1972年 考了哲里木盟的第一名，却因政审不能通过而没有学校敢收他。王友琴也该明白，北京八中老高三毕业生的底子不知比当时小学程度的工农兵学员要高多少，我想王 还不至于偏执到认为张铁生之类的白卷生比八中的高材生更有资格上大学吧！而正是因为靳剑生的学历，他的四姨才能说服军代表；更是因为长春地院体育朱老师求 才心切，在其鼎力推荐下靳才得以在我们入学半年后，即1973年春，顶替一位退学学生的名额，艰难地进了长地院。
上世纪80年代，靳剑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二项硕士学位及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位大陆博士生，足以证明他的学习实力，难道如MIT、哈佛之类的美国一流学府，也能靠家庭背景混入吗？
1973 年，长春地院的校领导曾好心地劝我不要和靳剑生谈恋爱，说虽然你父亲是走资派，但你终归是老革命的后代，还能争取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家则大不同了，父 母从美国归来，家里不但有美帝国主义海外关系，母亲也因美国特嫌而被关押。你和他的家庭背景相差甚远，你可不能和他谈恋爱。由此可见，当时的靳剑生基于 “家庭问题”在社会上处于何种地位。
1973年7月，李振翩于1949年赴美后第一次回国访问。我清楚地记得，直至《人民日报》 刊出8月2日毛泽东接见李振翩的消息后，剑生及其家人方才得知背了20多年的美帝国主义海外关系的黑锅，原来竟是毛青年时期的挚友。而那时距剑生入校已有 半年之多，至于校方最终是否知道李振翩与靳剑生的关系，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有多人指出王友琴文中多有此类张冠李戴与事实甚有出入 处，不知原因何在？或许王真的不在乎事实，凡事皆可按其意愿加以塑造？或许她虽是女附中的老三届学生，但缺乏严谨科学的论证教育，更缺乏认真调查的求实态 度和意愿，以致竟把扑风捉影的“传说”甚至是自编的故事误成事实成文。顺带一句，万不可拿别人的数据说事而不引出处，甚至做为自己的功劳予以发表，若被方 舟子发现，可是要打假的啊。
以王友琴为民伸冤的“文革义工”、“中国辛德勒”身份，她本该为靳剑生一家的遭遇抱不平，但同一个事 理，仅仅因为靳剑生是我的丈夫，就被她变了味儿地颠倒曲解。真是同一件事实会有二个真理标准，就看她需要哪一个。老话说“亡者为大”，连对刚逝去的人她都 敢不屑于事实而大不敬，还能指望她对我这个大活人尊重事实，讲道明理吗？
多年来，正是她本人一直在以文革的方式方法，唯我独尊地 不断伤害他人，非但不道歉还安坐在道德高地上持续曲解事实指责他人。但不管怎样，我尊重她对文革研究的执着，宁愿相信也希望她研究文革的初衷是追求正义与 真实，我也真诚地希望她能有勇气正视并承认事实与真理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