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清末民初收藏大家及刘秉璋家族的收藏传统

原文地址：清末民初收藏大家及刘秉璋家族的收藏传统作者：edener

 收藏家的黄金岁月

    大约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抗战爆发之前，这30来年的时间，可推为本世纪收藏家们
的黄金岁月。
    这个时期，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其“余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传统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
散和流转的过程；同时由于中国考古的几次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发现，以及国际文物市场
上中国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们便占尽天时地利，传统的收藏家的
队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先，衣食依附于清廷皇室的满族皇亲国戚，以及近臣太监，他们平素就聚敛了大
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宫里流出来的宝贝，或是皇帝赏赐，
或是得来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厦一朝倾覆，后台垮了，在经济告急的时候，家传
的古董就不再那么神圣，逐步散了出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厂的好主顾，辛
亥革命后倒了过来，反求玻璃厂老板们帮他们卖宝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载润、载沣、
宝熙、溥儒、溥杰等都是这样。宝熙后来不仅自己卖文物度日，还帮人家卖。他本是清
廷宗室后裔，当过学部侍郎，有学问，又跟玻璃厂的掌柜、伙计个个都熟，那些怕失脸
面的贵族就请他代卖。末代皇帝溥仪的兄弟溥杰家中的一个商代古铜尊，就是经他的手
卖出的。后来宝熙在东北去世，子女仍继续出卖他的藏品。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
了巴结张作霖，把家藏的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和一对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
去。末代王孙溥儒是摄政王奕讠斤的孙子，民国后一二十年，不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
出去，就连为母亲办丧事的钱也拿不出，传世的第一法书名迹《平复帖》就这样散了出
来。后来，连逊帝溥仪也嫌民国政府给的钱不够花销，编造了“赏溥杰单”，偷偷地将
一千多件文物带出紫禁城，运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银行里。其他旧僚百官，其状况
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批所谓朝廷命官，从政治舞台退出之后，有的进入北洋政府继续
当官，也有一部分不愿食民国“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
里当了寓公，或者回家养老，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靠变卖文物度日的。著名金石学家、藏
书家、原甘肃省学政叶昌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收藏家、原天津造币厂监督刘世王行，
原两广总督陈夔龙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罗振玉则跑到日本，卖掉了不少文物。还有一些
晚清老资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家，本人过世之后，后人多不能守业，也开始靠变卖祖传
文物度日。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实际上能传三代的藏家已寥若晨星，多数家
庭在第一代人去世之后，藏品就很快地散诸市肆。受知于李鸿章而官至邮传部大臣的盛
宣怀，素以收藏闻名，1916年去世后，藏品陆续散出，尤其号称数十万之巨的“愚斋藏
书”，绝大部分在民国年间由其后人“三家分晋”，分成三份，分别赠予上海交通大学、
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则由中国书店整批购下，然后散售而尽。
原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苏州人潘祖荫，在政事余暇广事收罗，金石书画无所不收，堪
称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后，其“攀古楼”
藏青铜器除大型器件外，几为童仆盗窃一空，李鸿章的侄孙李荫轩曾购去不少。潘氏著
名的“滂喜斋”藏书亦逐渐散尽。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补辑文澜阁四库全书而闻名的丁丙、
丁申兄弟，有“八千卷楼”藏书，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后
人经商失败，亏空巨万，只好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赔偿，以75000元的价钱，将“八千卷
楼”售与江南图书馆。道光年间的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大收藏家陈介祺，以最早
收藏毛公鼎和上万方古印闻名，一生收藏涉猎古铜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当、
石刻、古钱，大凡古人遗存之物，无所不收，身后藏品于本世纪初亦星散殆尽。还有大
名鼎鼎的两江总督端方，一生聚敛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军刺死后，不数年，
藏品就陆续散出，连当时最负盛名的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
过海，被美国人福开森转卖到了美国……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门贵族是一
人得势，鸡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台柱倾覆，整个家族连同所有藏品的败落星散
之速，有时外人竟难以想象。
    皇室庆亲王1917年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家，依仗家底厚，坐吃山空，到了他的孙子
溥钧、溥铭手里，房产、地产、金银古玩全部卖光，溥铭最后沦为拣破烂的了。当时的
报纸上常有“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新闻。解放以后有资料证
明，清朝第一代王爷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中铨，在1924年因借钱不还，被法院查封了
“一百多间房的古玩陈设动产”，最后因“衣食不周”而去世。试想这许多古玩陈设，
该给古玩市场带来多大的“振兴”！
    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还有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吴兴陆氏百百宋楼的整批藏
书的东去。陆心源官至福建盐运使，生平嗜书如命，曾东并“宜稼堂”，南逮周星贻，
远抄近访，十年中得书15万卷，其中仅宋版书即达200部之多，遂有“百百宋楼”之称。
不想陆氏殁后，其子孙不能守业，未几，即以118000元的价钱，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
文库”囊括而去。其他藏品亦如行云流水，踪迹莫辨。此事亦如敦煌卷子的外流一样，
曾大大刺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舆论上很是激愤了一阵。
    自然，藏品的流转，有散出者就有收进者。抗战前的北京和上海，已经形成了南北
两大文物聚散中心。随着一批老收藏家相继成为历史陈迹，一批新的官僚、买办、工商
业巨头、银行家、传教士和少数文人学士，他们及时地抓住了清末民初这个政治大动荡、
经济大改组、文物大聚散的历史时机，以雄厚的实力和独特的眼力，一时占尽了收藏的
风光。再加上当时几个“文物发源地”的出现、国内文物市场的成熟、外国传教士和外
国文物商贾的介入、国际文物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和价格的刺激、中国专做“洋庄”
生意的文物巨贾的出现等因素，都使得这个时期的收藏活动日趋活跃起来。
    这个时期收藏内容最广泛、成就最显著者，可能要推安徽庐江人刘体智和广东番禺
人叶恭绰两位。
    刘体智，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第四子，曾在清廷户部银行任职，民国后出任中国
实业银行总经理。一生嗜古，收求古物不遗余力，曾将其藏品印行过10种目录，其中
《善斋吉金录》28册和《小校经阁金石文字》18册最为著名。其收藏甲骨28000片，青铜
器达400余件，其中最著名者为洛阳出土的一套氏编钟。藏书在解放后捐入公库者近7万
册，另有古墨、古砚、古印、古画，均成巨观，还有那两具自唐代宫中流出后在民间
“流浪”了千年的大小忽雷（琵琶），更是令人叹为奇迹。解放后他手头尚存的全部文
物或卖或捐，输入公库。
    叶恭绰，清末曾任职清廷邮传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铁道部长、交通总长。一生收
藏遍涉青铜、古画、法书、碑刻、藏书各类，20年间收集明代宣德炉即达300余器，著名
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在他家逗留10余年。传世法书如《曹娥碑》、《鸭头丸帖》等均在其
柜中多年。他居沪时还曾设法宝馆一处，陈放佛家遗物，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其藏书、
碑版一部分毁于广州沙面之火，一部分在抗战中捐入上海叶景葵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
佛家故物则捐入上海玉佛寺。叶氏所藏，虽未留下完整的目录，然其晚年所著的《矩园
余墨》，多谈其藏品，于其书画类的收藏说明尤详，故亦可作其收藏著录观。
    这个时期在收藏品的多个门类中，涌现出一批“大王”。瓷器收藏方面，北方有袁
世凯的红人郭世五，南方则有梁培和仇炎之。邮票有“集邮大王”周今觉，是为两江总
督周馥的孙子，曾任中华集邮协会会长多年。钱币方面南方有丁福保、张叔驯、陈仁涛、
罗伯昭；北方有天津的方若（药雨）。藏画方面以上海和苏州为重镇，有虚斋主人庞莱
臣，过云楼主人顾鹤逸，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还有广东人谭敬。尤其是过云楼顾氏，
四代递传，精心藏护，直至解放后捐献，实属不易。藏书方面大家就更多，南方有宁波
范氏天一阁，吴兴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北方有山东杨氏的海源阁，天津
傅增湘的藏园、李盛铎的木斋等。碑版方面有两位权威人士，一是清末名儒缪荃孙，一
是湖北南陵人徐乃昌，都以收藏碑版墨拓逾万著称。甲骨龟片的收藏以罗振玉、刘晦之
和传教士、加拿大人明义士为三大宗。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
文，自称“皇二子”。此人于其父在世时，日斥万金在所不惜，各类收藏于他是匆匆过
眼，来去俱速，收得不少，散去亦如野云鹤影，杳无踪迹。唯其藏书差不多算是归诸一
处，即广东人潘宗周的宝礼堂。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最后落得个登报
卖字，了其一生。
    另外，还有两个对中国古玩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外国人，在这个时期也极为活跃。
一个是美国人福开森，中文名叫福茂生；另一个是日本人山中。福开森旅居中国近60年，
是个中国通，经手并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物，编有《历代吉金目》和《历代藏画目》，不
知有多少珍贵藏品经他手卖到了美国，其中有天下闻名的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卷
（摹本之一）等等。日本人山中是个走“国际路线”的大古玩商，在巴黎、纽约、北京
均设有商行，名山中商会。该公司的唯一业务，就是把中国的历代收藏品远销欧美。这
两个人尤其是福开森，与各地古玩商贩及朝野上下、文人学士颇能打成一片，所以藏品
亦能高人一等。抗战时福开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现存南京大学。
    在收藏活动日趋红火的时候，古玩商中做“洋庄”生意的也发达起来。其中最大的
一家是上海卢芹斋和吴启周的“卢吴公司”。卢本人坐镇巴黎销货，吴启周在国内“搂
货”，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作“空中飞人”，来回送货、联络接应，还曾坐镇北京收购
文物，分工颇具现代化，个中秘闻故实，少有人知。
 

 

随手翻书 翻出了小校经阁 

　　199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胡适全集》，请唐德刚当顾问，邀请他回国商量编辑事宜，并相约一起去绩溪上庄访问胡适故居。唐公很高兴，到沪后先落脚我们学校，住在当时的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因为他与曹伯言、季维龙老师交往很深，许多著作的简体字版均交曹伯言老师首先在我校出版社出版。这次来，也有出书的事情要商量。他的到来，当时的袁运开校长、郭豫适副校长都非常重视，多少天前就安排好了，他到校的第一天要好好宴请一次。 

　　我事后才知道，那天宾客相互寒暄、坐定之后，唐公环顾左右说：“你们的‘八仙姑’呢？‘八仙姑’怎么没来？”袁校长、郭副校长莫名其妙，不知说的是谁，只有曹伯言和季维龙老师听明白了，马上给我打电话：“小宋，袁校长请你吃饭！赶快过来！”我正在校报编辑室看校样，一头雾水，急忙匆匆赶去，方知是唐公到了。宴席上大家说这问那，其乐融融。唐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与之认识不认识，永远是口若悬河，谈笑风生的，一口标准的安徽乡音，更显得毫无名人架子，使得满桌春风荡漾。那天吃的什么如今全都忘了，只记得当时我拼命想记住要点，恨不能把唐公说的每一件趣事都印在脑子里。 

　　晚宴后唐公被校长请去喝茶了，这回没有我们小巴拉子的份了。但是我还没有听过瘾，磨蹭着找借口，想等他回到房间后就去听故事。因为我知道，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听故事的漩涡。他住的房间永远是人满为患的。在燕京饭店开会期间，每天晚饭后，人们总是把他层层包围在当中，听他老人家手舞足蹈地摆龙门阵，把住在隔壁的不是来开会的房客也吸引过来了。他从当年如何开着25元美金买来的二手车（也可能是三手车、四手车），带着胡适博士在纽约街头办事，胡老师一直在催他，“开快点，开快点”，他说：“不行啊，胡老师，我这部车子的轮胎，一颗牙齿也没有了……”，一直讲到如何在台湾中正广场，被台独分子包围、训斥、挨打……讲到下半夜，人们还不想走，最后是曹伯言老师把众人赶走的。 

　　我终于想好了一个借口，我要送他一本我的第一本书，以感谢他对我的教诲。说来惭愧，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大概在公开出版物中属于最小的开本，拿在唐公的手里，跟他手掌差不多大，还不是我独自完成的，是我与周退密先生合作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由我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简要记载了近代上海的六十位藏书家及其藏书楼。唐公原本已经很累了，拿过书来，没看目录，就随便翻翻，谁知这一翻倒翻出了事情。 

　　不知怎么会有这么巧，他目光落到的那一页，正是淮军大将刘秉璋的第四个儿子刘体智（刘晦之）的小校经阁那一篇。他浏览一过，抬头问我，这栋藏书楼现在还在吗？楼里还有刘家人吗？神情变得十分凝重，全无白天的冷面滑稽了。我说在倒是还在，在新闸路上，是上海滩目前仅存的两栋私家藏书楼之一，只是已经沦为七十二家房客，年久失修，一塌糊涂了。刘家人在解放初就搬出来了，房子被政府征用，后来就公私合营了，书都捐献了。唐公叹了一口气说：“刘晦之是我外公的哥哥，民国期间的银行家、藏书家，很有学问，赚了钱没怎么买房子买地，倒是买了很多珍贵典籍。他的藏书楼在民国很有代表性，理应好好保护起来。”说到保护，我们都是一介书生，无权无钱，怎么保护？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有了，他要去找刘国瑞，叫他把这件事情管起来。 

　　刘国瑞先生是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老总，是刘秉璋兄弟的后代，与唐德刚是表兄弟，他们都喜欢历史，相互关系极好。过了不久，刘国瑞先生果然来到上海，通过陈子善老师找到我，说要去看看小校经阁。他说，唐德刚几次三番给他打电话，每次见到他也总是提起小校经阁，还说：“这是你们刘家的事情，你不管谁管？”刘国瑞被逼的没办法，只好来看看。但是，房子早就是国家的了，刘家人来看看可以，要管，谈何容易。刘国瑞先生又找到了刘家在沪的其他兄弟，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渠道地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力求保住这栋极具民族特色的、曾经收藏了差不多占全国三分之一数量的甲骨文的八角小楼。 

　　几年后，小校经阁的大门口终于挂上了文物保护建筑的牌子，房子经过整修，静安区文史办把它作为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点，日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唐公曾经说起要前去看看的，可惜他2000年患小中风，不能来大陆了。 

 

 

 

晚清总督刘秉璋家族的收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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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豪门望族，有不少同时也是收藏世家。晚清四川总督刘 秉璋家族即其一也。刘秉璋有远碧楼藏书，当年受到郑振铎先生的重 视;他的大儿子刘体乾收藏青铜器和古玉，名声不在周湘云之下;他的 三儿子刘体信收藏楚辞类古籍，被郭沫若誉为海内第一;他的四儿子 刘晦之广收博揽，仅甲骨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如今他的孙子刘耋 龄又异军突起，收藏佛像和古代棋具，令收藏界眼前一亮……这个家 族已历尽多年磨难，论气韵，竟还如此地不屈不挠！ 　　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 　　上海新闸路陕西北路口附近，有一处十分僻静的院落，院分里外 两进，迎大门有4棵高大的广玉兰，那广玉兰棵棵长得枝粗叶大，青 翠欲滴，蔽遮了院内一半的光影。到夏天，浓荫就越过墙头，伸到了 街上，远远望去，非常气派。 　　知根知底的老上海们说，这是当年从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的花 园里移植过来的。那时李经方从安庆路移居沪西，花园里的树木和假 山都不要了，送给了这儿的主人。几十年后，假山被搬往静安公园造 景，剩下4棵广玉兰挺拔至今。 　　穿过前院的林木和草坪折向院东，可见一道嵌着漏窗的花墙，琉 璃遮檐，古色古香。花墙的中部，小巧地绾着一个月洞门，门内南北 两头，各有一幢风格截然不同的建筑。 　　北侧的那幢方方正正，西洋风格，是一幢三开间、四层钢筋水泥 的庞然大物。南侧的一幢，却是准中国风格的八角小楼。当年飞檐上 的吉祥动物装饰和琉璃瓦虽已不复存在，但绕楼四周的围栏和石级却 依然无恙。别看它们现在已被周围的高楼所挤压，内中挤入了二十几 家房客，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里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藏宝之 地，人们不晓得从中搬出了多少宝贝：有500箱古籍线装书、28000块 甲骨龟片、各式古墨数万锭、古代兵器130件、唐朝乐器大小忽雷二具， 还有数百件青铜器…… 　　这花园的主人叫刘晦之（1879－1962），是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 方的内弟，他的父亲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内时，曾 亲自指挥了中法之战中著名的镇海战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 场大胜仗。 　　早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刘秉璋就是李鸿章和曾国藩麾下的良将。 作为良将之子的刘晦之，在家排行老四，没打上仗，也没有什么科举 上的功名，却抓住了经商的好机会，成为著名的银行家和收藏家。花 园南侧的那幢八角小楼，就是我国现代收藏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藏 宝重地———小校经阁。 　　李鸿章的心腹大将与亲家 　　刘家与李家是安徽同乡，庐江人。刘晦之的父亲刘秉璋是咸丰十 年(1860)的进士，原在京城里当个闲官，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打太 平军率淮军到上海时，一封奏折到了朝廷，指名道姓要把刘秉璋调到 上海，帮他统带淮军（李鸿章与刘秉璋是淮军中仅有的两名进士）。 刘秉璋身为文官，却也精通兵法，组建仲军，领兵七营，在与戈登的 常胜军协同作战中连连获胜，成为李鸿章的心腹大将。 　　旧时大家族讲究豪门联姻，刘家亦不例外。刘家大儿子刘体乾娶 了李鸿章的侄女（李昭庆的小女儿）；老二刘体仁则娶了湖广总督张 靖达的女儿；老三刘体信先是娶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女儿为妻，二房是 两江总督周馥的女儿；老四刘晦之（体智）娶了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女 儿，老五刘元之娶的是闽浙总督卞宝第的女儿，与李鸿章的小儿子李 经迈是连襟。另外，刘秉璋还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先后均嫁 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李经方的女儿李国华后来又嫁给刘家二房的 一个儿子刘济生……如此等等，算下来，刘家和李家，共通姻娅达七 门之多。 　　刘秉璋的五个儿子后来都曾风光一时。老大刘体乾，在袁世凯当 政时官至四川省省长（四川宣慰使），所谓两代人先后督蜀，一时传 为美谈；老二刘体仁是举人，原在京城为官，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 弃官回家；老三刘体信（声木）是著名学者、藏书家，他的关于楚辞 类的藏书，被郭沫若称为海内第一。五兄弟中最负盛名者是老四，就 是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刘晦之，他的银行大楼就是现在北京东 路虎丘路口的那栋庞然大物。 　　躲进小楼成一统 　　刘晦之是那种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出点名堂的性 格。他干银行，搞有奖储蓄，全国轰动，差一点把交通银行甩在后头， 引起了国内银行界的惶恐，连法国人的万国储蓄会也受到影响。1935 年以后，他银行不干了就专搞收藏，又是一番轰轰烈烈，受到郭沫若、 徐森玉、容庚、陈梦家、郑振铎、胡厚宣、顾廷龙等著名学者和专家 们的赞扬。 　　他富藏书，立志收全《四库全书》未收之书，而且要将四库馆臣 删改之书的原本也找到，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收藏甲骨龟片，就务 求要得新坑出土，结果在全国总共出土的9万余片甲骨中，他的收藏 占近三分之一（二万八千片），成为全国私人收藏甲骨龟片的冠军； 他收藏青铜器，共有四五千件（包括古钱币），即《善斋吉金录》上 著录的内容；他收藏古印、古墨和古乐器，也是去粗取精，要最好的 东西。现在除了他的藏画和古墨笔者未见其目录外，其余皆可从其手 编的目录及考证文字上，窥见其规模。 　　1936年郭沫若避居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 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甲骨龟片，请人拓 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 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 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有重要意义 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刘 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 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 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爰 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 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 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解放后，国家要建历史博物馆，刘晦之将他的甲骨全数出让，由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 　　第八部《四库全书》之梦 　　小校经阁是上海现存的唯一一幢私人藏书楼旧址，当年曾储书10 万册。 　　刘家祖上就有藏书传统，在安徽老家有个远碧楼，储书四、五万 卷，有《远碧楼书目》10卷，那是刘秉璋的旧藏。郑振铎先生曾作过 考证，认为其中精善虽不算太多，但确有一些是外界不经见之书。 　　刘晦之继承了刘家的藏书传统，他的书目达32卷，著录古籍2400 余部，以明版为多，间有十几部宋、元珍籍。至解放时，尚有宋版书 9部，各地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解放初均捐献给了上海 市文管会，该会转给了上海图书馆。 　　刘晦之曾有一个惊人的庞大计划，他要以一己之力，创制中国第 八部《四库全书》！ 　　当年乾隆皇帝下令编《四库全书》，以规模庞大、抄写精美著称， 但是其中有不少是“存目”之书而无原书。既便是所收之书，也有很 多被四库馆臣删改过了，使之更符合朝廷的意图。而刘晦之则立志要 把《四库全书》中“存目”之书统统依目收齐，并且将那些被篡改过 的部分统统再按原书改过来，以恢复其历史真面目。这个计划，无论 是论规模还是质量要求，都将远远超过乾隆皇帝所为，很能说明刘晦 之的胆识和气魄。因此他的小校经阁内，长年雇着十几名秀才，整天 抄书、校书，忙个不停。这项有点异想天开的计划进行了若干年， 可惜到了解放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宏愿只完成了不到一半。因 为小校经阁的房子国家要征用了，手里的钞票也越来越少了，编书的 条件无一存在了，那么计划也只能停止了，他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已经校对、抄成的抄本运到上海图书馆时，著名学者顾廷龙先生大为 惊讶———这世上竟有如此胆识过人之士！这是顾老先生生前亲口对 笔者讲述过的。 　　刘家还有一个以藏书著名的人，是刘晦之的三哥刘体信。刘体信 的藏书楼叫“苌楚斋”，藏书以清人著作为主，先后得7690余种，共 13万余卷，书目是《苌楚斋书目》22卷。其特色一是有大量的地方志 书，二是有很多关于楚辞的书。刘体信一生于官场和商界均兴趣不大， 唯以坐拥书城，俯仰山海之藏为人生乐事。凭靠丰富的藏书，他的著 述就能做到“无一语一书凿空”，论事“皆有依据，少则一书，多则 数十种”，所以他的《桐城文学渊源考》一书，洋洋13卷，所编入的 人物竟达640多人，所引用的书达千余种，可见其用功之深，亦可见 其藏书之丰。他的笔记类著述《苌楚斋随笔》，亦是长达数十卷的煌 煌巨著，记录了清末民初的诸多官私掌故，以及他研究诸子百家、唐 宋文史的心得。 　　唐宫乐器重进皇宫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两具唐代的乐器———大小二把忽雷， 这是制于公元781年，有文献可考的唐代宫中旧物。它们自唐末天下 大乱之时流落民间，而且失散于大江南北，然而流浪了千余年后，竟 又奇迹般地双双完好地入住故宫。它们在民间的最后一位主人，即亲 手将它们捐献给故宫的，亦是刘晦之先生。忽雷是一种二弦的琵琶， 但这两把忽雷有着十分有趣的身世。清康熙年间，曲阜的孔尚任偶然 在北京的集市上发现了其中一把，一眼看出是小忽雷，所谓“龙首凤 臆，蒙腹以皮，柱上双弦，吞入龙口，一珠中分。颔下有小忽雷篆书 ……”         据三十年代知名作家瞿蜕园先生考证，此小忽雷在孔 家未呆多久，就转入一个满族人手里，后来又转归华阳卓氏。据后人 分析，这把小忽雷还曾在雍乾年间的成亲王府第中逗留过。光绪末年， 安徽贵池大收藏家刘世珩从卓氏手里收得。 　　刘世珩的父亲刘瑞芬曾任晚清上海道，还是著名的外交官，出使 过英法等国的外交公使，家里很有钱。他收得小忽雷之后，又起收购 大忽雷之念。关于大忽雷，元代诗人杨维桢曾在诗中吟咏过，可见大 忽雷也是珍稀之物。刘世珩四处寻觅大忽雷时，有一天与一琴师闲聊， 聊起了唐代宫中的忽雷，那琴师竟说，他于三十年前在沪市上曾购得 一古乐器，项上刻有“大忽雷”三字！刘氏取来一看，果真“凿龙其 首，螳螂其腹，形与小忽雷同。”于是大小忽雷归于一处，刘家的门 柱上就有了“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之联。 　　又过了几十年，贵池刘家家道中落，将此古物转售给了刘晦之。 刘晦之将其珍藏在楼下的玻璃柜中，曾对其孙子刘永龄说：“这是陈 圆圆用过的旧物。”1953年，刘晦之先生将此绝世奇珍捐入了故宫博 物院。 　　和乐堂里收藏乐 　　刘家祖先的收藏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刘耋龄先生是刘晦之的孙子，刘秉璋的曾孙，在大学里学的是理 科，但是受家族影响，骨子里热衷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物收藏。 他原是上海工业大学的教授，退休后熬不住诱惑，玩起了收藏。他的 藏品虽然不能与其祖父相比，然而在当代收藏界也是很独特的，他走 的是独辟捷径的路子。 　　收藏佛像，一般人都不敢想象，而他收藏的历代佛像，已经成了 系统，令上海老一辈的佛像研究专家暗暗吃惊。问及他的收藏“细胞” 的渊源，原来他从小就是在小校经阁里长大的，祖父对他的影响自不 待说，除此之外，他还有来自其外祖父一家的影响。 　　刘耋龄的外祖父周紫珊（晚清江南著名实业家周扶九的长孙）、 外祖母梅懿辉、舅公梅光羲等，均为上海滩极负名望的慈善家、佛学 家，与圆瑛大和尚、虚云大和尚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与赵朴初先生为 忘年交。他的母亲周式如是圆瑛法师的入门弟子，亲戚黄念祖亦是当 代著名的佛学家。他们曾向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捐过大笔钱财， 至今仍保持了经常的联系。刘耋龄生活在这样一个既有收藏传统又有 佛学传统的家族里，就为他的佛像收藏奠定了先天的基础。 　　现在，他收藏的佛像已从北魏时期延续到清末，坐佛、卧佛、立 佛，大大小小，达一百多尊，有关专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还刻意收藏古代象棋、围棋和历代鸟食缸，这些不太引人注意， 而令人深感稀罕和欣喜的小玩意，不知耗去他多少心血。中国古代象 棋棋具的收藏，一直是个大冷门。象棋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艺术之一， 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千变万化，引人入胜，但是从事古代棋具收藏 的人极少。刘耋龄从小喜欢下象棋，过去他祖父刘晦之的客厅里有一 副清代的象牙象棋，他和兄弟们经常对弈，深感其乐无穷。一个偶然 的机会，刘耋龄发现了棋具的收藏是一门大学问，涉及象棋的起源和 发展过程，而且是一门企待开发和研究的一个收藏领域。于是他来劲 了，一发而不可收。 　　现在刘耋龄已经觅到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的各式棋具30余 套，明清时期的棋盘也有十余件，此外还有历代各式围棋十余副（明 清为主，唐代的有一副）；各种围棋盒及围棋棋盘也有十余套。人家 收藏古代象棋，能得到一副元代的象棋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而他刘 耋龄，手里竟有一套完整的宋代象棋！这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以 至于有的专家不相信这是他本人的收藏成绩，断定是他祖父留下来的。 　　刘耋龄收藏的历代鸟食缸也令人称绝，明清时代的共有800多只 （290套），而且粉彩、青花、一色釉的都有，造型多种多样，均为 可遇而不可求之物。 　　他经常在各地古玩市场走动，与大小古玩商都交朋友。一旦听到 他感兴趣的信息，就立即前去看个究竟。他听说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出 土了宋代的棋子，立即赶去参观，结果是从遗址里挖出来的零星棋子， 拼凑起来的，只有半副。而他收藏的都是从古墓里出土的殉葬品，所 以都是全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