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影响

一， 把人伦道德上升到宇宙论的层面，完成了儒家学说（准）宗教化的过程，使其成为更为完备的思想体系。近期读《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对宋儒打通道德哲学和宇宙论甚为强调。

二，儒生在（政治）事功以外，发展出一套特有的生活方式：读书，静坐，穷理，自省。此点由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提示。金，刘二人对儒生对政治参与的相对淡漠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一种“退化”，但其他学者如王汎森，Peter Bol更强调其地方参与和平民化的积极意义。这种生活方式，似乎也带有准宗教的特点。

三， 精英的地方化。如Peter Bol 所指出的，学者和儒生自宋以降更积极地参与地方公共生活建设和维系地方道德，如纂修方志，主持公共工程，办学，建立乡约制度等，体现出了更为务实的社会责任感和地方精英的自我认同。我以为，中国在19世纪中叶后之所以历经西方冲击而不完全亡国，除了国家体量庞大，征服不易，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儒学地方精英的坚持顽抗也是一大贡献。从现代化眼光看，这部分人固然保守，但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其实有大功劳。

四，事功既弱，对知识的追求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趋势，既余英时所称之“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 到清代前中期，纯学术研究的精神，思维方式和方法已经为现代学术的引入奠定了基础。

五，政治伦理的内化。自宋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分裂割据（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局面，大一统观念和功能极大强化。士大夫的政治忠诚感也极大提高。明朝以前，因为朝代覆王而殉节的人数不过百余，而明末殉节者高达3800人左右。事实上，自宋以后，由权臣从内部篡夺皇权（如唐高祖，宋太祖）建立新朝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至于其负面的影响，早被批倒批臭无数次，且略过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