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回国，和过去的一位同事和好友见面后互发邮件，和我同年出生的他让我“谈谈美国，谈谈自己”，这时我才意识到自2009年起我在贵阳和他见面的若干次，确实是既不谈“美国”，也从不谈“自己”的。“美国”太大，“自己”太小，都欲说还休。我们见面就好象这十年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是象以前那样下了班，找个地方坐下胡侃。最近看了我的挚友，社会学学者陈心想博士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把个人经历放在社会背景下追索的文字，倒也真的引发了我的一点兴趣，我想，同为“七零后”，我比陈心想只大一岁，同一个社会和时代，对我倒底起了什么作用呢？那些关键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社会，时代与个人的互动，前者我更愿意叫做“势”，就是各种客观条件的合力，即中国人常说的“时势”。“时势”会造英雄，因为它会提供土壤，舞台，机遇。毛泽东晚年的在多次和外宾会谈中，不止一次提到他自己不过也是被社会推出去的，此为正解。
一
我1974年生于四川西北部山区，一个汉族，藏族，羌族杂居的小镇，母亲在这里做小学老师。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的名著《羌在汉藏之间》研究的就是这一地区。两岁半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学校里庆祝游行，高喊口号：“打倒四人帮”！这本来没我的事，但我也出去了，站在小学校的操场上，两岁半的我喊出了人生的第一个口号：“打倒毛主席！”用我父亲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的话来说,他当时“差点吓昏过去”。父母急速把我这个小反革命捉回家暴打了一顿以平民愤。四岁，五岁时，我两次从楼上直接摔到楼下的地上，但两次都大难不死。
在童年模糊的记忆中，一直有一个场面，是一个木柴堆在燃烧，当地居民在火葬一个被山石打死的小女孩的遗体。我已经无法分辨这是真实的记忆，还是我把父母的讲述化成了脑海中的景象。在2014年的夏天，我向母亲求证这件事。她说，确有其事。说来也是命运，这个女孩是个小学生，她的妈妈回娘家，她本不用去，却非要“撵脚”，结果当夜被山上滚下的石头砸死。按当地习俗，凶死的人是要火葬的，而火葬，就是架起柴堆来烧。他们是汉族人家吗？我追问，母亲说她真的不记得了。
1980年我六岁，分居两地的父母团聚了，把我们接到贵阳定居。我5岁的时候，已经非正式地上了小学，但到贵阳以后，尚不到入学年纪，贵阳的小学又要求先考试才能考虑转学。我和7岁的姐姐一同应考，她考上了，进入一年级，我看着题发了半天呆，没有考上，只能等待明年。从此我成了闲散人员，天天去学校找姐姐，趴在窗口往里看，姐姐的班主任是中年女性，李老师，后来来家访（不知今天的小学老师是否还这样）了解到情况，说班上刚好有一个学生转走，空出一个座位，让我去非正式附读，这样家长可以省心。据父母说，我在随后的期中考试中，考了全班第二，善良的李老师就让我正式留在班里，直到1985年小学六年级毕业。
在贵阳，我们起初租住在城市边缘的民房里。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菜农”----种菜供应城市的农民，他们不象农民那样和城市隔绝，但又不象周围的“市民”那样吃“商品粮”，所以心态有些复杂。听父母说，他们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户口本颜色和市民不一样，挺懊恼的。我们的邻居中有一户人家，孩子共有七八个，最小的儿子那时大约１５岁，但他居然在一次打架中杀了人，我还记得被杀的孩子的妈妈跑到他家来破口大骂。他家的老二是个女儿，被一个到处游走的木匠始乱终弃（很象沈从文的《萧萧》），生了一个私生子，不幸的是，她患有癫痫，一次突然发作的时候，她正在给孩子煮牛奶，一头扎进锅里，烫伤了脸，送到医院植皮手术又不太成功，成了疤脸。后来她好象神经也不太正常了，跟家人吵架了，就跑到门外，唱着山歌骂。后来我们搬家了，偶遇她的妹妹，得知她终于死掉了。但是这个家庭的其他孩子仿佛是我们的邻居里最赶时髦的。最早穿喇叭裤的是他们，最早穿高跟鞋的是他们，最早聚在一起听邓丽君的也是他们，记得他们最喜欢唱着从我家门前经过的歌，是那首经久不衰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那时我读小学，觉得邓丽君的歌难听至极，很多年以后，才领略其妙处。城里刚开了西餐厅，他们中间的一个必定是最先去光顾的客人，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中的一个兄弟尴尬地回来，因为喇叭裤被剪了。
童年的记忆中，特别印象深刻的东西很奇怪地包括布告和犯人游街。大概对所有经历过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中小学生来说，法院的布告都曾经是个很刺激的玩意。布告上列着所有被宣判的人的名字，罪行的逐一简要介绍和判决结果，杀人的情节即便简要也让人有点毛骨竦然，而“强奸罪”极其简短描述可能曾经给无数青少年带来过神秘的关于性的联想。在我的记忆中，偶然一见的游街的声势特别浩大，整条街道全部封堵，解放牌卡车一辆辆通过，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罪犯姓名，罪行和判决结果，即将行刑的犯人被绳子捆住，站在卡车货箱前方，周围是押送的军警，罪犯的背后，还有机枪对着。罪犯，特别是即将死刑立即执行的，通常目光空茫，表情麻木，围观的看客们驻足仰首，倒不必象鲁迅笔下的那样须把脖子伸长，因为汽车是在高处。“莠民”和“良民”的距离刹那间异常清晰。我记得我们的邻居中很有些好奇的“良民”是要一直跟到刑场的。他们回来说，有的死刑犯在车上还装得硬气，但下车的时候已经走不动路，是被架着走到了人生终点。
父亲大半生纵有千般不是， 有几件事情我还是欣赏的：一是鼓励孩子读课外书，扩充知识，二是鼓励旅游，三是鼓励独立思考。我从小就毫无顾忌地读家里所有的书，小学阶段是给儿童的期刊，如“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到中学就读《收获》，《人民文学》 之类，我对四大古典名著是在大学以后，甚至出国以后才细读，而中学阶段印象最深的是莫言的《红高梁家族》 ，王朔，王安忆，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的作品，家里还有《日瓦戈医生》，我没有试图去读，因为太厚，但一直记得全书第一句话是“他们一面走着，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我至今记得大约初中二年级时在《收获》上看王朔的《顽主》。里面竟有这样一句话: “朋友分为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读到这句下流的语言对于还是初中生的我就象偷窥了大人的秘密，既刺激，又惊讶：居然有人写得出这种话还能发表！父亲是《参考消息》的忠实读者，有时从单位带回一种叫《内参选编》的密级不高的内部材料，我每次都读，记得上面登载的都是和报纸基调不同的通讯报道，全是负面消息，坏人坏事。1982年和1983年有过两次比较值得记忆的经历就是旅游。1982年，我父亲和几个 同事出差去广西，广东，湖南， 他生性喜欢游山玩水，很想带我和姐姐去，但这时还不到暑假，父母决定向学校撒谎说奶奶病危，要回四川，其时父母两边的祖父母都已早逝，这样说大概也不算不孝。学校批准了，其实我们 并没有隐瞒李老师，但她很谅解和支持。记忆中，我在广西梧州西江边上陷进沙滩，嚎啕大哭，最后被我父亲救了出来；第一次坐了江轮；在广州看见了从香港过来的货车，吃了广东人爱吃的炒河粉，还去了佛山等地，最后从长沙回贵阳。1983年暑假，我父亲 又带我和姐姐一同去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天津， 北京，和北戴河。这时大了一岁，记忆很清楚了，记得在杭州灵隐寺前的小溪里玩水，和姐姐一起比赛爬泰山，在南京长江边上用石片打水漂，在济南吃了很美味的饺子，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鸭，在天津吃狗不理包子，在北戴河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时电影也看得比较多，国产的新片，比较好的都在电影院里一睹为快，象《红高梁》，《黑炮事件》。在独立思考一面，我记得的例子是一次看了小学组织的电影，之后照例要写作文，我说，可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怎么办呢？父亲说，那就写出来，你为什么不喜欢这部电影。父亲还鼓励我们姐弟两参加小学生知识竞赛。小学到了六年纪，有了新的老师。这位教语文的杜老师思想非常开通，性格 也很活泼，我写的一篇作文被她大大夸赞为构思巧妙，后来在天津的《小学生作文》上发表了。
我的数学一直不好，初中考不进重点中学， 进了一所名声不好的普通中学，好在班主任张老师热心又负责，又是老乡四川人，虽然她教的数学我越学越差，但她仍然对我很好。英语老师是一个很严格的女老师陈老师，上海人，高大威严，每次上课师生互相致礼，她总是站得笔直，拉拉衣角，郑重地还礼。因为我有一次背不出课文又和别的同学一起大吵大闹，陈老师把我留下来，黑着脸一言不发，举起课本重重地打了我的头，从此我就老老实实了，其实陈老师一气之下已经把那些她觉得无望的学生直接赶走，而留我下来，强迫我继续背书，直到通过才回家，那时天已经快黑了。我知道其实她是不想放弃我，所以一直都很感激这一次体罚。2014年夏天，我专程去看望陈老师,特地好奇地询问她的家世背景。她说,她的父亲是上海的大资本家, 她1957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外语系，那时是不敢留在上海的, 除非已经结婚, 否则只能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好在她的男朋友也离开了上海,工作后两人结了婚，她的丈夫后来官至贵州省农业厅厅长。 还记得教生物的一位女老师，北京人，教到初三的“生理卫生”到了“生殖系统”那一章，她大概和当时很多老师一样跳过不教，但是我记得她在课堂上幽幽地用好听的京腔开我们的玩笑：“这一章，男同学肯定早都自习过了。”
1988年考高中，我勉强进了重点中学中名声最差的一所，当时正因为一起两名男学生因争风吃醋而杀人的案件在全市声名狼藉。因为我这时对数学已经深恶痛绝，我父亲找人帮忙，把我送进一个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的班里。全班有五十多个同学，学号按进校分数的名次排，我忝列第44号。班主任李老师, 又是一个思想很开通的人，直到去年我才知道，李老师自己出身不好，在读大学期间很内向和压抑。那时我开始很喜欢写议论文，李老师在评语中总是赞扬我“尖锐”，“好”，甚至包括我评论1989年学潮的议论文和批判中国文化的文章。高二以后文理分科，我逃亡一般地进了文科班，因为我的理科越来越糟了。文科的班主任张老师过去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后来在教育学院拿了中文系的文凭。她其时中年，离异带着一个小男孩生活。张老师性情活泼，思想自由，记得她让同学轮流上讲台自己讲课，带领我们排演《雷雨》片段（至今我还记得周朴园说“窗户是谁叫打开的”和“无锡…无锡是个好地方”），还让我们在课堂上欣赏钢琴曲。英语老师是一个颇有风度的中年男子姜老师，总是穿西服，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他教得很好，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决定把英语作为大学的专业。但是我的英语这时候变差了，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补习。姜老师刚刚调来，家在郊区，一人住在教学楼一侧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经常在晚饭后去向他请教。有意思的是，他对于班上“早恋”的学生竟很在意，有一次他跟我说，谁谁和谁谁，谈什么恋爱，同龄人根本不合适，男的找老婆要找比自己小七，八岁的才好。我一直觉得好笑，一个老师为什么跟一个高中生讲这种事，大概是他宝贵的人生经验，也或者是教训。不久前我得知他已经去世了。我的高中虽然名声不太好，但其实气氛活泼自由，校内有两个学生文学社，互相竞争，我参加的那个名字叫《新月》，社员们来自不同年级。我们写稿，编稿，刻蜡纸，油印，印好后到处派发，花费了很多精力，老师对我们则完全支持。学校学生会实行自由选举制度，学生自荐，公开演讲，当场由学生投票，老师唱票，然后走马上任。学校还把当选人的照片挂在宣传橱窗里，我当时也成了学生会的一员。
这里不得不提到1988年的社会思潮和阅读环境。尽管我是个身处“三线城市”的中学生，但时代潮流的波及仍然无可逃遁。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读物包括《丑陋的中国人》，李敖的书，和《河殇》。《河殇》的电视解说的荡气回肠，观念的新颖，文字的煽惑性对于一个15岁少年来说实在是太强了。我从这里 第一次听说了“普列汉诺夫”这个名字和“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些名词，以及“蔚蓝色文明”这个闻所未闻的意象。对《河殇》的客观评价当然是必要的，但回到当时，对15岁的我来说，唯一记得的就是：它的启蒙作用太大了, 它的作者们实在太牛逼了。报纸很快全文刊登了《河殇》的解说词，我买了一份，反反复复在家朗读，以至有的句子和段落到现在都记得。这段时间里，我还读了罗斯·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和施拉姆的《毛泽东》，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郑念的《生死在上海》 （现译为《上海的生与死》）和张国焘《我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张国焘评说毛泽东的人品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曹孟德是也。平时常读的杂志还包括后来遭停刊的《文汇》和《海南纪实》，我至今珍藏着1989年5月号，即最后一期《新观察》。我高中阶段的一些阅读可能和当时很多大学生保持同步，例如《山坳上的中国》，虽然我还没有读过韦伯和佛洛伊德，也还没有读李泽厚。这样，在如火如荼的1989年春夏之交，我参与所在中学的声援游行，确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令我惊异的是，平时严肃的老师们，在我们游行的那一天，象炸了锅一样亢奋，办公室沸腾一片。李老师甚至后来还在课堂上和我们讨论北京戒严的形势。当时市区主干道交通已经断绝，街头的气氛之热烈而积极健康，令我永生难忘。
当时的游行，终点都是省政府。省政府大门和礼堂之间是一片开阔的广场，这里早已挤满的各路游行队伍，静坐学生，我印象深刻是有一个宣布绝食绝水的贵州大学法律系教师一个人独坐。进到礼堂，发现大学生们已经挤满其中，混乱异常，连原本悬挂的国徽也被他们摘下来，胡乱放在一边。一些人声嘶力竭地台上高喊，要去北京！ 从来没过这种场景，我当时心里确实有点吃惊，也有一丝失望，不过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总体的氛围还是很激动和高昂的。省政府礼堂的后面是办公区，这里有铁门和武警守卫，不能进去，但不少大学生和群众围着大门，半开玩笑地喊着“王朝文（当时的贵州省省长）出来！”
六月四日后的沮丧，震惊和愤怒，相信是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体会过的。一个深夜，我的家附近的贵州师范大学一片喧哗，学生冲出了校门，高喊打到XXX。1989年5月17 日我所参与组织的贵阳市中学生游行，在香港明镜出版社的《中国六四真相》里竟然专门有提到，我2004年左右看到在美国看到这一段时很吃惊，也难免感慨了一番。也正因为这段经历，在我后来对２０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兴趣中，一直喜欢关注国家权力和社会思潮在边缘地区的影响，以及印刷品的传播。2009年夏天，我回国见到了当年高中的班长，现在的一位电视台编导，他不知怎么提到了89年，我半开玩笑地说：“20年前，我在街上，你躲在家里，这就是我们的区别。”他平静地说：“其实，都是一样的。”2013年夏天，我再见到他，他仍然很平静地说，过几天要去香港出差，可以去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
二
1991年到1995年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生活主要是接触到诸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外教，他们的数量多达八九个，年龄，经历，性格各异，以及日本 ，韩国的留学生，磨练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不断练习英文写作，口头报告，辩论等。我在大学期间读了很多英文原著小说，古典诗歌，比较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毛姆的短篇小说，也喜欢弥尔顿的《失乐园》和狄金森的诗。但在所有课程中我更喜欢翻译和口译课，教笔译的沈叙伦教授常常把我的作业的片段在全班宣读，职业口译所要求的那种应变和机敏也是我很喜欢的。平时读书, 我们会惊叹夏济安能把那么漂亮的英国散文翻译成那么漂亮的现代中文。这一段时间的五道口，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段传奇。记得我们常骑车或步行到五道口，在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在五道口商场买东西，在外文书店买词典，参考书，在小摊上买烤白薯，烤羊腿。在路边书店里我也买过各种小说，散文，如梁实秋，汪曾祺，川端康成的作品，徐志摩的诗，音乐磁带——那时“黑豹”，“唐朝”等摇滚乐队正大行其道，记得曾经骑车去北京体院看过一次唐朝的演唱会。稍后校园民谣开始流行。当然，罗大佑，齐秦，郑智化我们也非常喜欢。自然，还有学校南门难忘的酸奶和燕京啤酒。
1992年暑假，我决定和同屋一起去内蒙古看草原。我父亲很支持，写了信给他的中学老师，当时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丁正彬教授。我们 坐火车到了呼和浩特，颇惊异街上的人如此之少。不费力地找到了丁教授的宿舍，他和夫人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我们住了一晚，就买长途车票去四子王旗，到了这里以后，已经错过了当天开往草原的班车，刚好遇到一群香港学生, 我们就一起搭一辆小货车一路颠簸去了草原。晚上，我和刘淳住在旅游蒙古包里吃方便面，香港学生吃了大餐回来了，给我们带了点羊肉来，看到方便面袋子笑嘻嘻地说，方便面都吃过了? 后来的假期，我还和其他同学一起去了山西大同和北戴河。
北京语言大学也是一所比较自由的大学。这里的学生会同样是自由报名，公开竞选，公开唱票。我担任过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大学学生会的社团部长，在此任上成功组织过一次全校文艺汇演。在接触信息方面，我们可以观看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录像，自由阅读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我在这些刊物里得知了首钢和邓质方的关系及腐败丑闻。我有一次偶然地去到图书馆只对教师开放的港台报刊阅览室，也没有受过阻拦，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庐山会议的详细记录，如贺龙大骂彭德怀，和关于朝鲜战争毛泽东并不愿意出兵的文章，这些内容现在早已不足为奇，但在１９９３年左右，对于一个１９岁的大学生来说，还是很新颖的。由于同学中有人的父母在中央办公厅任职，我们有时也得以传阅一些市面上通常看不到的书，比如当时在香港出版不久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其间谈到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家人如何试图说服乔石出任总书记未果，江泽民如何上位等等。不过，同学中有学术兴趣和社会关注的人似乎并不多见，当时就业也很容易，到邓小平南巡，“东方风来”之后，市场经济大潮下，学英语的毕业生都很容易去部委大公司等，过得都很不错。大学四年，缺少学术意识和研究理论，方法的训练，也缺少对我影响很大的师长和可以深度交流和切磋的朋友，但是基本的兴趣和价值取向，在1989年前后已经打下了底色不再改变。
大概是1993年夏天，我作为学生会成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干部赴保定三十八军某炮团的参观活动。三十八军太“赫赫有名”了，不过我们都没有作为大学生亲历1989年的北京，所以也并没有什么情感上的不适，但我记得接待我们的一名军官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身份似乎还是很在意，因为他特意诚恳地说了一句话，大意是，1989年其实真的不是针对学生的。我们沉默以对。后来大概在军史陈列馆里，居然看到一名90级同学，现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季小军在鞠躬，就嘲讽地说，“季小军，你还鞠躬啊？”他转过头，斜着眼说，“这是鞠躬吗？撅屁股哪！”这家伙是浙江义乌人,但天份使然，说话绝无半点江浙口音，普通话非常纯正。
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已经亡故的同学周贤伦。多年来，我好几次试图用文字把他写下来，但每次都半途而废。周贤伦比我们高一级，他90年一进校体检就发现患有肝炎，因此休学了，一年后回来，成了我们91级的一员。不但是因为年龄，周贤伦的整个经历和思维似乎都我们不太一样。当我们所有人还在使用英汉双解词典，他已经在使用全部英文的牛津辞典。他大量阅读英国和美国的诗歌，他读波德莱尔，读西方哲学，也读王蒙的小说，不是因为上课的需要，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的英语口语非常流利。他矮小，虚胖，满脸胡茬，喜欢抽烟。大多数的同学觉得他比较怪异，因为他和其他同学相比要老成，也沉重很多。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来说，他象个孔乙己，而我们象咸亨酒店门口的那群小孩。终于有一天，周贤伦告诉我们他决定自杀。我们几个男生一起谴责他，分头劝说他，但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时我们竟然连“抑郁症”这个词都不知道。1992年的夏天在昌平军训，他没有来，我们觉得可能因为身体原因，因为他向来连体育课也不太上，更不去上游泳课。军训中途回校，我们收到他父亲写来的信，说他暑假在家乡的一条河里投河自杀了，我们这才觉得他不学游泳好象是有考虑的。他父亲委托我们自行处理周贤伦的遗物，我只拿了一样东西至今珍藏：他生前做的读书卡片，有的用中文写，有的用英文写，评价的书和作者中，有加谬，也有王蒙。1992年新年时，我们在宿舍狂欢，用录音机录下每个人说的一句话，周贤伦朗读了美国诗人兰斯顿 休斯 （Langston Hughs）的一句诗，记得大意是：梦想就象人生的翅膀，没有了梦想，人生就象折断了翅膀的鸟儿，再也不能飞翔。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完全失去了梦想呢? 这是第一次，自杀如此近距离地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似乎加谬说过，在所有的问题中，“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 我们将永远无法破解。今天我回想，如果他活着，现在最适合他的职业只能是大学教授，但即使在这个行当里，他也不可能“混”得很好，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995年到2000年间，我不停尝试不同职业和人生选择，仍然没有机会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一度考新闻学研究生，但最后因为专业分太低而惨败。这期间较大的收获大概是读顾准和读余杰，摩罗的书，读了顾准，也读了中英两个版本的李志绥写毛泽东的书。1999年左右，余杰和摩罗来贵阳与读者见面，我见到了他们。摩罗通过活动组织者专门找我，因为他说在他流浪海南期间，曾得到我父亲的一些帮助和鼓励。记得摩罗表情非常抑郁，话很少。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文化氛围和八十年代相比怎么样？”摩罗回答：“差得太远”，然后就不再说话了。我看他目光深邃眺望远方做哲人痛苦思索状，就赶紧告别了。最近摩罗把我的一篇旧文收录到他主编的一本书中，没想到我和他还会有这样一点干系，但是他的思想转向，在我看来是把当年对中国文化的愤懑全部转移到了西方的身上，这中间有多少价值转换，多少利害权衡，就不是我们这些读者所能知道的了。
三
这期间我曾在贵州做英语导游。原本可以在大学教书,也可能在政府部门工作，但这两个行当都让我觉得十分无聊。所带领的游客大都来自美国，其实所有客人中法国游客更多，因为法语导游有时安排不过来，我也滥竽充数地去带过法国团，当然是讲英文，法文我虽懂一点，但实在太不合格。这些客人都是有特殊兴趣的，因为他们喜欢去的地方实在太偏僻。
我们会用一周的时间，坐在旅游车上横贯整个贵州，因为有的团从昆明经曲靖进入贵州兴义，游览黄果树，贵阳后，再到凯里，榕江，黎平进入广西三江，直至桂林。很偶然地，我曾经在贵州西部一个海拔很高的山顶苗寨，看见了一场葬礼。人们表情肃穆围成一圈，绕着什么图腾慢慢地走，然而没有哭声。在南部的高山寨子里，看见苗族妇女用来装饰自己的，是海边才有的贝壳，我问当地人，说他们几千年前的先祖，竟是生活在海边的，其间的变故实在复杂而悠长。贵州的东南部，即凯里，榕江，黎平一带是游客最喜欢的。这里既有群山，又有江流，又有一个个山寨，上了年纪的苗族妇女，都按传统服饰和发型装扮，逢赶集，节日，年轻的女孩穿戴上叮珰作响，熠熠生辉的银饰，非常引人注目。不过，有些生活方式形同远古时代的村子，虽然作为旅游景点，以外在的异域风情吸引西方人，自己的生活仍然是相当贫穷的。游客尽情拍照后也就离去，寨子则依然如故，有空调的旅游车飞快地驶出了寨门，当地村民仍然是要背着沉重的担子，在汽车碾起的灰尘里，一步步走到很远的集市去。有时候，路边扶老携幼正在走的村民，在汽车声中靠边停下来，回过头，有些茫然地，透过满天尘土望着我们的汽车弛过。但在缓慢中，当地人的眼界和心态也因为西方游客的到来而引起很多微妙的变化，比如渐渐知道家中的银饰和刺绣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换钱的，原本作为节庆和祭祀的一部分的歌舞，也可以因为旅游团出价而表演。当然游客们也吃尽苦头，道路是极坏的，很多地方的招待所服务低劣，且不太卫生，饮食也未必合口味。至少我就带着法国人去吃过猪大肠火锅的。
但是，似乎也没有人抱怨过，至少在吃的方面。
凯里附近的一个叫青曼的小寨里，有一个叫杨飞龙的苗人，画得一手好农民画，更奇的是，他喜欢制作模型，他曾经做了一个可以放在手掌上的织布机，有一个小小的梭子，而且还有已经织了一小段的布。距离黔东南的州府仅几十华里的郎德，是游人必去的著名苗族村寨。他们的仪式，由寨里的巫师——他们叫“鬼师”——主持，会把珍贵的铜鼓，抬来放在广场的中央。老巫师去世后，听说还有人要争着坐这个位置。苗人是爱酒的，但是我必须强调，他们的劝酒有种戏噱的成分，只要你说不会，并不会强迫你。有几次，我甚至遇到声称自己不太会喝酒的苗族男主人。有一次，我在郎德寨中遇到一位穿苗装的少妇，却说着一口地道的北方话，聊下来才知道，她姓张，原是北方什么小城市的汉族女子，有一份固定工作，她的丈夫是郎德的苗族，在她的城市里工作，后来因为家庭原因，男的必须要回到山寨，她就突破重重困难，跟他到了郎德。从一个北方城市，到一个南方山寨，从汉族社会，到苗族社区，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张女士所面临的挑战会有多大，我想她的父母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有一家青年杂志，甚至把她的故事登出来了。但至少在我们看来，张自己似乎觉得幸福，她总是微笑而且礼貌的。但是环境毕竟改变了，她甚至也和其他的苗族老妇女们一起，拿着刺绣工艺品兜售，围堵我们的客人，但是她的激烈程度，始终远远不如那些本地老妈们。后来我再去的时候，她有了孩子，而且在寨子里开了第一家杂货店，大概就不用再围堵游客了。
黎平县的肇兴乡，是在贵州通往广西三江的必经之地上，也是游客在贵州住宿的最后一晚。尽管客人在每个城市都住在当地最好的酒店，但那时的肇兴乡，最好的“酒店”就是当地文化站的小木楼。木楼有三层，第一层一进门是一间空而大的堂屋，可以供游客晚间看侗族歌舞表演用，二楼有文化站的办公室，多余的地方放上两副桌凳，就成为餐厅。不过，这个桌凳不是大圆桌和高靠背椅子，只是当地特点的一个低低的六边型小桌子，中空，冬天放火炉的。三楼是几间客房，还算整洁，然而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卫生间设在整个木楼的一角，象个空中小楼阁，可以用从山上引来的水冲，根本没有什么粪池之类，很清洁，也很机巧。它的设计者是管理文化站的陆站长，陆是侗族人，用了汉姓。接待客人，客房管理，做菜的工作由他的老婆陆大姐负责。夫妻都很热情，厚道，陆大姐据说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我见到时，她已中年，身材也臃肿，但五官尚是清秀的。这座侗族的乡镇，拥有五座侗族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鼓楼。鼓楼为木建筑，且不用钉卯，以木柱本身阴阳榫接，外观是塔型，最大的可多达十三层，是侗族传统的议事，聚会的所在。侗族衣饰不似苗族繁服，一般的盛装是牛血染过的土布做的，看起来呈棕色，反光。侗族女孩能唱完美的和声，穿透听者胸腹，其歌唱以天籁形容，也不过分。傍晚无聊，我们有时就在文化站的办公室里聊天。文化站有一位老年辅导人员，人称曾老师，是汉族，皮肤黝黑，颧骨高而眼有神，他有时会应邀请为我们拉二胡。这时天色已暗，二胡的声音从窗口传到黑暗的空寂中，曾老师的棱角分明的侧影在昏黄的灯光下如同雕塑。
有一次，我和司机在外面一间小餐馆为客人安排用餐。餐馆的服务员是个原来没有见过的小女孩，大约十七八岁，眼睛圆圆。她的衣着象是城里的，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倒像是贵阳来的，但这里是贵州的一个角落，距离贵阳坐车须两三天。我们问她，她说她的父亲是贵阳一个工厂里工作的，母亲是这个肇兴的侗族，她在贵阳念了中学，大概没有考上什么学校，或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父母离婚什么的，就回到肇兴来打打工。“你很象我的一个朋友”，她对我说。是她过去的男朋友吧，我突然恶作剧地想，然后邀上她和那老司机，去到一座鼓楼边给他们拍照。拍完后，我说，下次我再来的时候，把照片给你，她很高兴。后来，那老司机老到地说，这种地方，她呆不久，迟早要跑的。等到下一次，我又和那老司机去到肇兴，她果然已经不在那家餐馆，似乎老板也语焉不祥。
照片没有送出去，有点憾然。我且莫名地有一丝古人般“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感触。她会有怎样的将来呢？
还是在贵州的东南部，我们还经常去江边一个叫重安镇的地方，属黄平县。这里可以乘车到达，也可以坐木筏漂流而至。这个镇的集市非常有名，卖很多有趣的东西，还可以看到在路边用传统方法染布。在这里过夜，我们住在一个叫“小江南”的私人客栈。“小江南”原本临江而筑，坐在宽大的露台上，就可以看到平静的江面，以及江对面的山和村寨。客栈的老板是一位本地老人，姑且叫他龚先生。龚先生算是当地的一个文化人，他开朗，喜欢写点小文章，也喜欢摄影，他的客栈墙上，贴着他自己拍摄的照片，书写的对联。大概因为外国客人比较满意，“小江南”上了西方某种旅游指南书，然后很多的背包客就都乐于来投宿了。龚先生说，住得久的客人，只要自己愿意，可以到集市上去买菜，在他的厨房里做，他是很开通的。到了夏天，江水会涨起来，有一年将“小江南”以至门口的公路完全淹没了。龚先生当然也已经赚了钱，为了避免洪水，就开始在对面一座山坡上新建客房。龚先生把山坡上的新客栈修成了一座庄园，有大门，客房，自己的住房，亭子，小院，还养了一条大狗。他喜欢用杨梅等水果，泡成各种果酒，在自己的房间读唐诗，房里还一架小学校常见的那种风琴。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国客户，就在春天的傍晚，坐在山上的小院里，与龚先生饮酒聊天。那时，小镇已经有一对从桂林来的姐弟俩，修了一座更新，更高级的旅店。美国客户彼得对此非常不满，因为他觉得只有龚先生才是真正爱这座小镇的，外来者无非是为赚钱而来。不过龚先生仍然微笑着，说他并不介意，生意大家做嘛，只要他们做得好，对当地也是有贡献的。临别的时候，平时向来玩世不恭的彼得说了一句话，由我翻译转达给龚先生。他说，龚先生是一个小人物，而有一颗博大的心。这句话也说得很美，彼得可是耶鲁英文系毕业的。当我们谈话的时候，龚先生的太太有时会过来，问一句什么，眼里全是柔和的笑。在这座庄园的最高处，有一座精心设计的墓地，仔细读墓碑，才发现这是龚先生前妻的墓，那我们所见的，原来是他续弦的妻子。
我来美国以后，彼得有两次开车路经我住的地方，与我同吃同住几天。招待彼德这家伙是最容易的，因为他刀枪不入，百毒莫侵，什么条件都能睡着，什么食物都吃得下。他当年为了不参加越战，投身和平队去极为艰苦落后的非洲地区教小孩学英语，从此深爱上非洲和亚洲民间文化，开始从事工艺品收藏，售卖，以及组织民俗考察旅游。2012 年5月，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彼得因肺癌已经于2012年3月在泰国辞世。我想，世界上一个热爱贵州少数民族，热爱小江南的人走了。
这三年的时间，让我有机会部分地了解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交了一些旅游界同行朋友，也培养了对摄影的爱好。有一次，在1998年左右，在一个非常边远的山村里，我自己也用刚买的尼康单反相机拍照。看到一个小男孩，大约八九岁，神情怯生生的，我对着他拍照，他就用非常清澈和纯净的目光盯着镜头。我拍完了，觉得随便对别人拍照毕竟是不礼貌的，哪怕是一个孩子，一时想不出什么，就从口袋里掏了一块钱，放进他的衣袋里。他还是那样呆呆的，不拒绝，也不会说感谢。后来，我在美国见到彼得，他竟然提到这件事。他说，其实他在另外一处看见了我给钱的一幕，他很感动，觉得我是真正去感受乡村和少数民族。
接下来我从事的工作是在《贵阳晚报》做编辑和记者。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我做了两件比较特殊的事情。第一是在贵州省组织对北京地区和华东地区大规模旅游宣传的时候，寻找机会参与进去。不仅对当时分管旅游的贵州省副省长，后任建设银行董事长，证监会主席和山东省长的郭树清进行了有关部门贵州旅游业发展的专访，还按照我们对郭树清作出的承诺，将一天的《贵阳晚报》正常版面中断，编辑成了一个全面介绍贵州旅游资源的特刊，供郭树清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带到访问地和说明会现场。与郭树清的短暂见面给我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他的确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第二是发现了我的旅行社前同事周建兵手上的一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晚清时期在贵州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被印成了明信片。我把这些明信片刊登在报纸的一个版上，配上我和报社同事周之江一起拍摄的贵阳天主堂的照片，成为一个专版。当时报社领导觉得我们的创意过于曲高和寡，但没有想到，几年后，因为我们率先公布这批照片并介绍其来历，贵阳市的外宣部门专门把它们重新出版成一本画册，配上一个当代法国旅行家和摄影家的图片。我在2011年参加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视觉化亚洲” （Visualizing Asia）学术会议，在会议上对来自美国，欧洲，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学者展示了这些图片，也引起了很大兴趣。
四
历史学著作，我记得那时读过的只有几本： 保罗·柯文关于王韬和晚清革命的书《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我感觉 我对晚清历史更感兴趣。真正开始接触历史学是从2001年春天开始。2000年夏天，我２６岁，拿着一封国际学生办公室副主任，我一生的朋友鲍勃临时写的介绍信，走进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鲍勃的好友任达（Douglas Reynolds）博士的办公室。此时我认识鲍勃刚刚一个小时。我直言不讳地说，我在中国做过种种工作，现在希望读历史学硕士。我厚颜无耻地表示，我不但希望能被录取而且要得到奖学金。中日文化比较专家任达很高兴，我估计他也没有几个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学生。他和我谈起了孙中山。任达对孙中山不以为然，但我对任达的观点也不以为然。我提到了袁伟时这个名字，因为我所知道的学者实在不多，任达说，他自己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正是袁伟时推介译成中文， 199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借给我一本，要我读后再去找他。大概我的简单直率和比较好的口语表达帮了我的忙，加上我在国内已经考过托福和GRE：托福630分，GRE的verbal 590，数学640，不是很坏，数学分数还让我沾沾自喜。接下来比较顺利了，2001年1月，我正式坐在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教室里。
我当然知道，美国并不是一个适合文科生生存的世界，但是我也相信，人的一生总是要过的，不做这个，也得做那个，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能生存下来，其余的事无非取决于你的意愿和运气。在2000年我刚刚到达美国，除了随身带的几年工作省下来的几千美元以外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在自己的笔记本写下了自己的意愿：我想从事对中国现代史，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从驳杂的不求甚解的广泛阅读，转向比较专业和系统的读书方法，开始了解历史学界的一些基本范式，趋势和方法。最初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本书，是在美国城市史讨论班上读到的一本以一名妓女的日记为主要资料的社会史著作，我第一次感觉到，历史不仅可以关于“革命”，“战争”和“大变局”，也可以关注普通人。在早期现代欧洲史课堂上，也是关于小镇普通人生活的著作更让我喜欢。在历史学入门的课上，教授给我们布置的一个作业是去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利用这里的档案资料写一篇小论文，我自然地对中美建交这一段历史最感兴趣。作业现在早已不见踪影，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档案材料是1979年前后一些来自美国民间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呼吁，这些信函寄到白宫，不论对官方决策起了多大的影响，至少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的思潮和趋势；另一个发现就是，中美建交公报一发表，第一个发来贺电的第三国领导人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而正是他促成了基辛格1971年的秘密访华。不过最终我2002年的毕业论文没有继续探索中美关系，而是把兴趣放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对五四运动的回应，以及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虽然有过很多次的机会和可能，我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宁愿自己的思想永远处于散漫的无政府状态。
我以平均三至四天读完一本书的速度，连续读了几年历史，五年半以后，从纽约州立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与王韬保持通信联系的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并在毕业前被聘为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训练和转换思维方式的过程，例如，我必须不断反思个人立场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激情和冷静的关系，观点和材料的关系，理论模式和历史事实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现在复旦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曾给予我难忘的当头棒喝。他曾在审读我的一篇稿件的时候，直言指斥我的文章不是学术，是“宣传”，过后我完全重写，把这篇文章在他主编的《中国书评》上发表了。就个人偏好来说，我是喜欢鲁迅的，喜欢他既冷峻又热诚，既认真又调侃，既厚道又刻薄的矛盾组合，但在同时研读鲁迅和胡适二人后，慢慢觉得，鲁迅不可学，而胡适可学，因为面对同一现象，在鲁迅冷嘲热讽的时候，胡适会不厌其烦地条分缕析： 一，二， 三，每个数字下面还有A，B， C…随着中国逐渐迈进中产社会，这种看似枯燥无味的学术思维方式必将逐渐取代鲁迅式的愤激和冷嘲。不论从任何意义上说，我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对鲁迅的欣赏和崇敬超过对胡适。我对鲁迅的尊崇并不等于同意的他的左翼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他的才情，他的深刻，他的辛辣，以及他的挣扎。事实上，我永远同情经叛道内心疯狂的艺术家，支持独立思考的，以个人的力量挑战和蔑视体制的人，不论是在共产党社会里的自由派，还是西方社会的左派。
居住在纽约州州府奥尔巴尼期间，曾租住一个华人项太太破旧房子的一个小房间里。房子外面油漆得很象样，内里一蹋糊涂。最要命的是竟然有老鼠，而我不但下药去毒死它，还得清理尸体。我这生平最怕老鼠的人回忆起这事来都浑身发颤，但我又特别清晰地记得它被我毒杀以后痛苦在地上爬行的情景。可是这房东老太太的经历倒颇和历史有关。她祖籍苏北，后来迁到台湾，她丈夫曾是宋美龄举办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一名小学员，那时宋美龄还没有去世，但也已经一百岁左右了，每年的某几天，房东太太和丈夫就要去纽约宋美龄的寓所给她祝寿。有一次老太太从宋美龄家回来，带回来一本宋的英文著作，她说，宋美龄现在好老了，她的记忆力已经衰退得厉害，比方她会问客人，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人家刚回答，她过一会又问，身边人就提醒她，老夫人您已经问过了。当我随口说宋庆龄是“国母”时，房东老太立刻正色然而不屑地说：“那是你们的国母。”
环境，意愿，机会。个人和时代的因缘际会让我走了一条自己没有想过，也没有特别计划的道路。当我在亚特兰大一边打餐馆工一边读着在周围人看来全无用处的历史的时候，当我身边的人都在学习和讨论“有用”的专业时，也从来没有想过退学，甚至没有想过改变专业。2001年，当我毫无用处的硕士毕业，过去的客户让我不要再读了，去他在亚特兰大经营得很不错的旅行社工作，并提出给我办绿卡的时候，我竟然谢绝了。我想，一个人坚持做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并没有那么伟大，更不需要唱高调，只需要简单而正面地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你喜欢吗？这样做你觉得快乐吗？就可以把剩余的一切交给命运。周贤伦曾经对我当面做过一个评价：你是一个过精神生活的人。我对此厚颜无耻地毫不否认，但想补充的是， 我绝对不反对物质和金钱。过精神生活本来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物质——不论是鲜衣，美食，好酒，还是一架高级的照相机，或者一枚戒指，如果它们是美好的，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愉悦，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然而它们终究不是我的人生目的。
对我来说，一个重要的自我转化，是从一个文人变得更象一个学者。我从小所受的影响和自己的气质都更接近文人艺术家，但最终的职业生涯和价值取向是学术的。作为文人，很容易肆意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观念，对每一个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发表看法，他们依赖的激情和对艺术的感悟，但学者必须冷静，理性，和专业， 不能任意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不对自己没有经过深入研究的论题提出看法，因为学者的看法必须是严谨和有逻辑的。我不想评判二者的高下，只能说，中国历史总体上不缺少古典文人才子，但缺少现代学者，另外，采用学者的思维和习惯让现在的我感觉更为舒适。然而，我仍然喜欢流行音乐，喜欢看《中国好声音》，也喜欢看《非诚勿扰》，欣赏和关注贾樟柯的电影。当我听陈楚生的歌的时候，还是会有所触动，觉得很好听。我想，再无聊的流行文化，也比一个不允许流行文化存在的制度好。
五
我自己是很愿意把自己放进“七零后”这一类别里，也愿意承认“七零后”这一类别的存在，原因是“七零后”没有五零，六零后上山下乡的苦涩，没有受教育权被政权侵夺的遗憾，也没有自怜和悲情，而和“八零后”相比，“七零后”的成长环境可能更为宽松和宽容，社会压力相对较小。有人说，“七零后”是低调务实的一代，我也完全赞同。“七零后”没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但又似乎有那么一点理想色彩和底线。“七零后”成长受益于国家的开放和机会的增多，也受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包括流行音乐和摇滚， 也包括某种程度的颓废，自嘲和玩世不恭。本能地和不定期地自嘲及嘲弄他人象是一种精神解毒剂，使我和自己，和环境都保持一种比较的健康的距离。
从理论上说，我是一个“历史学者”，而且的确在中国思想史，近现代文化转型方面努力，但我更喜欢“知识份子”这个听起来过时的词，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关注，担忧，批判，和情感。历史学是社会科学吗？我觉得是人文学科，我不介意自己不是“社会科学家”，也不认为这特别重要。我觉得自己是人文历史学者（humanistic historian），如果不够合格，那就算历史学爱好者。这也并不重要。过去所有的经历，其实让我对底层和少数民族的生存有了一定的体悟。在文化立场上，我不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我似乎本能地站在“边缘”看“中心”。在今年，我和旅美上海籍历史学家王晴佳教授就“新清史”和“汉化”问题通过电子邮件有过一番不大的辩论，在往还中，我告诉他，我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让我一直觉得，我看到是另一半中国。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把自己微不足道的经历和感受作为研究当代史和普通人经历的原始材料分享，因为我自己也是历史的承受和旁观者。在四十之年写下来，是因为相信四十岁以后的人生很难再有戏剧性的波折和变化，属于“一眼望得到头”的，而“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是二十岁时的我，曾经多么惧怕的啊。
2012 年1月 写于美国宾州西北部冰天雪地中
2014年1月在美国宾州西北部冰天雪地中续写
2014年8月，宾州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