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底层心态史

  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底层心态史
          ----评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一 引言

在中国大陆官方的历史话语中，“解放”无疑是一个最具感召力和丰富内涵的关键词语。“解放”这一目标意味着解放者对被解放者所怀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自豪感，而其实现标志着前者的成功，和后者生存状态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常常以身体的压抑和舒展来隐喻：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或人民“翻身”了。解放也由此成为历史断裂的重大分水岭，而绝非惯常的朝代更替：1949年前后被称为“解放前”和“解放后”，“旧社会”和“新社会”，以左翼文人胡风诗性的语来说，1949年象是上帝的创世，因为“时间开始了”。在解放话语中，另一个关键词“人民”被赋予了既简单又复杂的含义，他们既是被旧社会奴役和被革命解放的对象，这暗示着他们是弱者和历史的囚徒；又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这意味着他们具有强大和积极的动能；同时他们又被称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又意味着他们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主人。然而，不论以哪一种方式来解释，也不论这些形象之间有多少内在矛盾，“人民”似乎都不能摆脱作为面目模糊的集体被定义的命运。究竟人民自己是如何经历和感受革命的?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口述历史的叙述结合学者精审的独立分析，呈现了部分亲历革命和改革的华北乡村民众在半个多世纪里的所见和所感，可以帮助读者从底层民众（而非官方话语中的人民）的角度重新审视革命，了解被简单化的解放话语遮蔽的种种复杂面向：党国体制与乡村固有文化和日常秩序的碰撞，革命对乡村的重塑和社会主义文化对乡村的深刻冲击，乡村对革命的适应和阐释，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女性和男性的不同经验，中国底层民众高度的忍耐力，等等。孙立平教授为此书撰写序言事实上已经表达了他和郭于华教授对底层民众在革命中的角色的共同评判：农民绝非欢呼雀跃的被解放者，更非轰轰烈烈的历史创造者，而不过是“被革命卷入者”，即，他们有限的参与也是被动的。这种消极和被动被郭于华以“苦”这个中国文化中的另一核心词语加以统括。在中国文化中，“苦”既是对人生存在本质的一种消极描述，也是人们对贫困和艰辛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感受，偶尔也可以被赋予积极的道德含义，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共产主义革命在挖掘“受苦人”有关“苦”的记忆，并把苦转化为革命动力和阶级斗争的基础方面也曾下了大量工夫，但郭于华的区别在于她捕捉到，“受苦人”是受访农民的自我认同，无形中横跨了1949年这个假定的历史断裂点，他们的苦难成为超越新旧两个政权甚至一切政权的历史事实和精神底色，因而“可以概括地说: 这些农民的历史正是一部苦难的历史。”（页35）

二 底层的经历，感受和言说 

以长时间，定点的社会科学的调查和访谈的方式重构中国革命和变革在乡村的深刻冲击，在西方学界早已有一些经典名作。[i]  以研究农民抗议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著称的政治学家Ralph
A.Thaxton,Jr. 在其名著《大地之盐---农民抗议和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起源》（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的序言中也已经注意到“农民的记忆是历史信息的一项重要来源”（peasant memory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istorical informaton），并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他本人进行的口述史研究累积的资料。[ii]与弗里得曼(Edward Friedman)等人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阐释国家如何把变革引入乡村，和陈佩华等人注重政治变迁对乡村的冲击不同，郭于华的研究更加注重农民本身的经验和感受，更大限度地原文呈现农民的口头语言，这也是口述史方法的一大优势。[iii]在郭于华进行的访谈中，骥村农民有关“苦”的经历和记忆“从能够记忆的年代起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这些苦包括劳作的辛苦，饥饿的折磨，对女性而言还包括缠足，“伺候男人”，和“看婆的脸色。”（页46）种种弥漫无边的苦难后来被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员者提炼和集中到阶级斗争的动员中，即把个人和家庭的苦上升到阶级苦，但郭于华的调查及作者此前的研究都表明，这种政治化的分析不过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技术，目的是确立农民的国家观念，而不能完全代表事物的全貌和农民的真实感受。[iv] 

农民的视角和官方话语迥异，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骥村在民国时期的阶级关系。按照郭于华叙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农村工作调查团曾在同一地点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其结果是强调该村的地方精英马氏地主收取高额地租，以及租额的逐年上升。[v] 但是郭于华的视角则是在阶级理论渐趋淡化以后，以地方精英的身份来重新审视马氏家族，指出这一家族对促进当地文化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就革命过程中最为紧要的阶级关系而言，郭于华的研究以保护人-被保护人（patron-client）关系理论重新定义村内的阶级关系，指出地主和佃户/长工之间并非仅有经济关系，也绝非只有对抗而没有共生和协作。从村民的感受来看，他们自身对地主和农民的三种关系: 租佃，伙种，和雇佣是接受和认同的，而且也一定程度地享受着地租缴纳的弹性，例如，荒年的折扣和欠租。更重要的是，农民在访谈中对地主的记忆和评价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地主如何对待农民。例如：“这庄里的地主不苛刻穷人…来了，人家给你垫上，人家吃的给上，牲灵（牲畜）给贴上，乍又把人家地种上，到秋里下来打下给人家分一半。”（页58）一些农民在回忆往事时，甚至把地主称为“恩德地主”，当地至今流传着地主同情穷人，善待农民孩子的故事。这里的个案事实上也印证了斯科特 （James Scott）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理论，即乡村精英有维持农民基本生存的道德责任，而农民以此来评价精英并作出回应。[vi]重要的是，革命的强力介入，似乎并没有改变村民的基本道德评价标准，与对地主的正面评价相比，在土改中成为积极分子的无赖“二发子”在村民的心目中自始至终都是无赖。

郭于华还注意到村民的意识中对外来的阶级分析框架的另一种本能地抵制，即当由外来的，有经验的土改干部发起了对地主的斗争，剥夺了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的时候，村民又产生了另一种担心，因为“担心
‘外首人’（非本村人）分走本村地主的财物，早在‘翻身大会’的前夜，骥村农民就哄抢了马光裕堂的财物。”（页84）郭于华论述说，“作为与‘本庄人’相对的‘外首人’参与分配斗争果实，尤其是还有清算委员会的贪污行为，使骥村人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他们无法理解，财主明明都是骥村的，为什么清算斗争的果实却要分给外村人。” （页94）在村民的逻辑中，剥夺相对富有的地主可以接受，因为毕竟留在本村，但分给外村人却难以容忍。这种村内的认同和团结意识割裂了原本应该超越村落界限的阶级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符合印度底层研究理论家古哈（Ranajit Guha）和斯皮瓦克 （Gayatri Charkravorty Spivak）针对底层（subaltern ）提出的“地盘性”（territoriality）概念，意为“亲属关系和社群的原始纽带组合而成的拉力”（pull of the primordial ties of kinship， community）， 是底层“自主动员的实际机制”（actualmechanics of…autonomous mobilization）。[vii]显然，村民作为底层的阶级意识远远弱于地盘意识。

郭于华追溯了骥村村民对地主的情感转换过程，即从经济和情感上的依赖转向仇视，指出这是一个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技术”使农民获得“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的过程。这些权力技术的实施包括一系列的仪式性大会，诉苦以及把诸如“剥削”这样的新词及其概念灌输到农民的语汇和观念中，再让农民自己思考贫富悬殊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系列权利技术相对于延续千年的乡村传统来说，都是相当“现代”的。不仅“剥削”和“劳动价值”这些观念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这一转换延伸到对村中有形的地主阶级文化象征物，如马氏历代祖先的功德碑的全面摧毁。

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的全面实施带给村民的感受是复杂的，郭于华的访谈勾勒出农民逐步和党国体制融为一体的过程，和“苦乐交织”的矛盾感受,尤其注重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访谈表明，农民对于农业集体化有着本能的抗拒的，一名受访者说“各人思想都不通， 不想入”，合作化初期的宣传教育不仅缓慢渐进，而且所使用的语言是基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共产主义等同于“点灯不要油，解地不要牛，肉丝肉片，包子花卷。”（页122）这句顺口溜其实包含了两层意象：前两句意味着技术现代化，后两句象征着食欲的满足，恰好契合在半饥饿状态下的农民对吃的幻想，但进入初级社阶段以后，就带有强制和诱骗的成分：“说是入社自由，出社自由，不自由了嘛…他出去就不自由了，不能退了”， “不愿意不行嘛，谁也不顶事。”（页126）对女性而言，强制性的集体劳动意味着从家庭私领域走入村社集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过程。女性独特的照顾家庭的责任也使她们的记忆集中在照顾子女，食物匮乏，物质奇缺等方面。郭于华指出，集体化时期的妇女不但要承担全部家务，还必须下地劳动挣工分，但只能拿到男性工分的三分之二。民间记忆揭示了集体化和强迫劳作对当时已婚妇女的束缚和双重压迫，足以动摇关于妇女解放的神话。访谈显示，集体化后的农民对极具强制性的“国家”的情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服从: “国家一个号召下来，咋你能了？…早上该几点上地，这个锣一捣，就传开了，噢——，地里受苦人就起身了…”管制不仅在于劳作，还在文化，精神和社会生活方面，传统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社区活动乃至戏曲，说书，吹唢呐等全部被禁止或限制，代之以民兵训练，团员学习，排队唱革命歌曲，官方试图以新式政治内容的说书取代旧书，但一名受访者说“新书一满不好听，人家就爱听古旧的。” （页１４４）然而，当集体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开始呈现它有趣的一面：“修梯田啊，打坝啊，一搭里，不分男女，可高兴了。”（页１５７）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只是一种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用农民的话说，是“主席那阵好就好在平等，穷就都穷，就那么个好。” （页１５９）当富人被国家以暴力消灭之后，农民的眼中看不到明显的贫富差别，而国家的强制力又被集体劳动时“红火”的狂欢气氛所掩盖，这或许就是即便大饥荒也未能引起大规模骚动的原因之一。[viii]村民的回忆中把“平均”（egalitarianism） 当成“平等”（equality），足见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是互相置换的，并不具有在英文和西方语境中的区别。不仅如此，“国家”这个让一部分农民感到无可奈何只能被动服从的庞然大物也让另一部分农民产生发自内心的归属感。一名受访者积极地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后说“受（苦）是那阵受了，国家跟这一个家庭一样，象这老人们操心受（累挣）下的东西，后人往下来就享了福，就这么个例子，先苦后甜…”(页１61) 其实这个例子并不象郭于华教授所说的那样 “让人感到惊诧”，因为它恰恰生动地表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在部分乡村民众身上的效果。这名受访农民并不是在用“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自我麻痹----假如我们相信他们对地主的正面评价也不是“虚假意识”----而是他的胸襟和眼界确实已经超越了自身和家庭的得失，考虑到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家”建立起认同，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目标。只有把这种言论和那些怀疑的，批判和冷嘲的言论放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整地看到国家在重新型塑农民意识过程中的得与失。

底层村民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政治变动? 郭于华所搜集的资料表明农民的意识颇为敏锐，说话常常是一语中的。比如，农民习惯用“帝国时代宫廷斗争的逻辑”来解释文革一类的政治运动。他们把毛泽东对贺龙等人的整肃说成是“伺候君王不到头”，自然不符合官方制定的解释或者严谨的学术研究结论，实则不乏民间的智慧。他们从亲身体会出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管得太严”，对毛时代的印象是“又受整，又饿”，其实概括得颇为完整。他们对邓小平时代特点的概括是: “各有本事各弄…但不好处就是社会太乱。” （页218），既肯定了对获得相对自由的肯定，也表达了对社会失序的担忧。他们把包产到户看成“一下解放了，一下单干了”（页212），虽然不符合惯常对“解放”的定义----如上文提到的，但是却最真实地反映了底层农民的认知和心态，即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其实是没有“解放”的，单干才是“解放”，农民对这个概念离经叛道的移用（或无心地误用）已经在不经意间揭示了人民公社反自由的奴役本质，而农民对改革前后的区别的定义是很明确的。一名受访者说, “这么个着（集体劳动），不自由，这儿介（包产到户）那就自由。”（页211）和另一名女性所说的“（包产到户后）你自由了,你愿意出去，你愿意早去,没人纠盘你了。”（页214）假如一定要追溯心态史或民间思想史，那么,当底层农民准确地以劳动和生活的“自由”和 “不自由”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两个时代的时候，他们颠覆了郭于华自己所误解的农民把“能不能吃饱肚子” （页212）作为衡量标准的论断。农民把获得“自由”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再结合前述有受访者对入初级社退社“不自由”和对邓小平时代“乱”的抱怨，已经足以引人重新思考解放的涵义，并进一步思考底层农民可以到达的思想高度，毕竟“自由”并不是中国官方语言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更不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内容，反而是一种被打压的倾向，它又是如何进入农民的口语词汇的呢?人类现代社会革命的目标中“自由”和“面包”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最早揭示的，他在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中认为，民众通过革命不仅想要面包和财富，也想要自由，而列宁则最终相信，消除贫困和建立自由不可兼得。[ix]  或许我们应该由此认识到：在中国底层农民的诉求中，不但有面包，也有自由，而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缺陷，在于这两条都未能给予充分满足。 

三 关于理论框架和预设的几点思考 

笔者以为，郭于华教授新著的最大贡献在于以社会学家的调查方法,结合原始资料和口述，打破了1949年这一界限，呈现了社会政治变革对乡村秩序的重构，更细致地再现了农民在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毛泽东时期，和后毛泽东时期的真实体验和心态。但是，著者的若干理论思考和方法,阐释似乎仍嫌不够完善，下面笔者拟就阅读过程中感到疑惑和未能被说服之处进行讨论, 以就教于著者和其他同行。

首先，《受苦人的讲述》似乎缺少一个连贯的阐释框架来整合作者所搜集整理的数据。如前所述，以“苦”作为跨越政治分界的感受，足以挑战官方史学关于“解放”的话语，但郭著在写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就戛然而止，在把农村改革描述成是“农民期盼已久”的之后就不再深入，给读者的感觉是改革终结了此前种种的“苦”。作者自身拥护改革开放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削弱了著者本已具有的批判思考深度，又回到了“忆苦思甜”的毛时代官方话语体系中，也否定了作者自己以“苦”来统合全书的意图。事实上,国家和集体从乡村退出以后留下的空白和由此带来的失落感和怀旧感，公共生活的缺失，伦理的失范，市场经济的冲击，滋生的腐败，不公和犯罪，结合农民本身具有的宿命和无力感，已经成为新的“苦”源,只有研究持续关注这些现象才能让读者真正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农民跨越时代的困境，而不会产生农民象童话里一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错觉。[i]郭于华教授以古哈和斯皮瓦克的底层研究理论来论证让底层发出声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底层理论成为驱动研究的重要依据和需要回应的目标，但似乎忽略了印度政治历史语境的特殊性和中国印度之间的区别。印度不仅有长达数千年的等级制度,数百年的殖民地历史和东方学（Orientalism）文化传统, 还有一个以殖民地精英为主导的资产阶级独立运动。其结果就是,如同萨义德（Edward Said）1987 年在为古哈和斯皮瓦克合编的《底层研究选编》的序言中指出的:“迄今为止，印度历史都是从殖民主义者和精英角度写就的,然而一大部分的印度历史是底层阶级创造的。”（hitherto Indian history had been written from a colonialist and elitist point of view, whereas a large part of Indian history had been made by the subaltern classes ）[ii] 古哈则直言: “印度资产阶级未能为本民族发声”（the failure of Indian Bourgeoisie to speak for the nation ）。[iii]底层研究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在中国的环境中,儒家文化的民本传统及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激进左翼革命史使得底层从未脱离过革命家和学者的视野，从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孙中山号召社会革命,到李大钊号召和民众结合,直到毛泽东从事的大量以革命为目的的社会经济调查,甚至西方左翼记者和学者在中国的活动,无一不关注底层民众的活动和境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研究农民起义，五六十年代又兴起更为激进的写村史，采访家史的文化运动。尽管这一实践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目的论倾向,但其关注底层的兴趣，代底层立言的动机，或相信农民可以书写自己历史的理念由来已久，似乎并不待古哈和斯皮瓦克来启迪。从事中国农民政治和生活经历研究的学者应该重视的,或许并不是引用古哈和斯皮瓦克来证明研究的正当性和可行性，而是思考在共同关注底层的前提下, 如何把独立和不带预设立场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化的调查及史学书写严格区别开来。[iv]

第二，本书的研究似乎被著者过于充沛的同情所左右。中国学者以局内人的身份对于同胞的疾苦感同身受的天然感情和为生民立命的情怀是极为可贵的,但由于代底层立言成了著者自己赋予自己的道德责任, 她不由自主地也把农民看成了被动的弱者和受害者，在书中不断地强调集体化时代农民的无奈，如宣称:“村民在这种全面控制中只能就范”( 页214)，甚至忘记了自己指出的“苦乐交织”这一事实,和村民们以“弱者的武器”从事的形形色色抗争。著者在书末则集中表达了一种对苦难的神化心态：“对苦难的记录可以改写历史甚至重构历史，这是苦难的历史力量；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便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了社会的力量。”（页243）这样的语言显示出作者本人无法摆脱提炼个体苦难使之具有政治意义的激进主义革命逻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早已看到，把人民的苦难（suffering）当作政治资源，把对人民的同情（compassion）作为革命的驱动力这一做法，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项标志性传统。[v] 诉诸苦难和同情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而自由和权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牺牲。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作家，职业革命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应当超越对苦难本身的感动，而更致力于如何使访谈尽可能地去政治化和减少偏见。

第三，著者力图把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文明”来看待。在导论中, 著者也承认围绕共产主义是否一种“文明”引起过一些争议,但是争辩说,文明首先是一个过程，而且共产主义“毕竟是支配了我们民族半个世纪之久而今日依然徘徊不去的制度文化和实践”,又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重构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强调其运作过程和实践。笔者以为，文明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明指物质，精神和社会发展都到达先进和发达状态，广义的文明泛指总体意义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涉及高低之分，郭于华显然是取后者，因为她写道“文明不仅是包括制度,国家,历史,文化等在内的宏观结构,文明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实际运作方式；普通人可以通过生存实践,通过自己的言与行参与文明的构造和转型过程。”（页242）她在全书中所描述的中国农村的种种剥削性制度和生存的苦况，无疑不能说是先进的，就连她自己也在书中的另一处指出“文化大革命…也完全背离人类文明的主流和基本人性”( 页201)。这让人困惑:一个已经“背离人类文明的主流和基本人性”的文明何以称作文明呢? 假如取 “文明”的广义, 即一切制度和生活方式来定义共产主义实践固然无可辩驳，但既然文明已然没有标准,无所不包，是否一定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实践看做“文明”也同时失去了意义。在现实中,给不给它贴上“文明”的标签，其实都不影响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早已具备的无可置疑的巨大影响和研究价值,一定要把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作“文明”，反而会导致抽象而无谓的争论，而把陈义过高而又似是而非的 “解析共产主义文明”作为本书的“学术目标”（页27）似乎弱化了此书发掘“一部苦难的历史”的真正价值。

                      四 结语

在人民共和国走入一个甲子前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开始研究革命对中国乡村的冲击和重塑，探寻中国普通农民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下的生存状态和应对策略,高王凌强调农民以种种形式抵制国家的侵袭和掠夺，李怀印更进一步认为，乡村农民的抵制和反抗是导致国家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vi]在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下,长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史学所建构起来的农民/地主关系模式，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通过革命获得“解放”，农民在集体化体制下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等神话正在被迅速消解，我们看到的是农民的消极,传统的顽强, 农民和地主关系的不同面向, 同时也看到社会主义文化对乡村旧有秩序和权威的极大冲击，和对农民世界观乃至语汇的颠覆。但在调查农民真实经历的过程中, 由于个体年龄,性格，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乡村农民的体验，心态，和策略可能千差万别，有人顺从，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有人反抗，有人的记忆更正面, 有人的记忆更负面，而记忆本身也未必是完全可靠的，有人可能忘却了当年的艰辛，有人则可能夸大了当时的苦难。当下的政治语境和官方口径也完全可能影响受访者对过往历史的价值评判。尽管如此,郭于华教授在《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还原底层农民生存和心态实况，进行的理论分析，和贯穿全书的深厚人文情怀都是值得钦佩的。的确，她所呈现的一切“毕竟是支配了我们民族半个世纪之久而今日依然徘徊不去的制度文化和实践”，而由此引申出的对一些方法和理论的争议和这部书一道，将引起更多关于政治和文化,国家和社会，革命与乡村，底层与精英（官方）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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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参见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o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此书初版于1984年，后经多次再版和扩充。中文著作亦较多，可参见彭正德，《生存政治: 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以1950-1980年的湖南醴陵县为个案》（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ii]参见Ralph Thaxton Jr.,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xiv.
[iii] 这方面的著作可参看 Gai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u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1)
[iv] 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总第十二辑（2000：4），页130-157。[v] 中共的学者型领导人张闻天曾在这一地区以地主马维新家保存了一百多年的帐簿为基础研究地主经济，得出了残酷剥削农民的结论，见刘英《刘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34-135页。
[vi]参见James 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vii]参见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eds., The Spivak Reader: 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and London: Rutledge, 1996), 228.
[viii] 笔者2011年在四川农村进行的访谈中，受访者也表述了类似的想法,既毛时代的平均主义遏制了群众的不满。
[ix] Hanna Arendt, On Revolution (Penguin Books, 1990), 62,66.
x] 对后毛时代乡村危机的研究，参见Yunxiang Yan，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xi] 参见Edward Said, “Preface ” to Ranjit Guha and GayatriCharkravorty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v.
[xii] 同上，41。[xiii] 关于如何获取尽可能平衡和客观的口述记忆，Ralph Thaxton Jr　在Salt of the
Earth的序言部分有详细的讨论。
[xiv] Hanna Arendt, On Revolution (Penguin Books, 1990), 74-84.
[xv] 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Huaiyin Li,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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