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眼中的李仲公 收藏

子女眼中的李仲公

         李仲公是由贵阳走出去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共和国国务院参事，1978年在北京去世，198５年葬于家乡贵阳白云。笔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地方史志编 写的时候，就注意搜集过他的史料，当时家乡人对他知之甚少，不知其然。因他系贵州历史名人，搞清他的经历，也是笔者作为乡人晚辈的一个责任吧。 
1998年7月底，笔者因公赴北京培训，经朋友推荐住在北京公主坟贵铝招待所。在去北京之前，笔者与李仲公的表弟顾乃冲电话联系，已作好李仲公家的采访 准备。顾乃冲是江苏常州人，与李仲公之母同姓、李夫人吴澄华同乡，他们故以“老表”相称，早年就与李仲公家有往来，退休后住在北京车公庄西路，其老伴瘫痪 住院。笔者首先拜访顾乃冲先生，经顾先生与李仲公女儿李绍华联系，确定了往访时间。 
8月1日上午，我从公主坟打的到车公庄顾先生家，邀顾老先 生一同前往北京西便门大街国务院宿舍，李仲公的女儿李绍华、女婿王树珍在家中等待（李绍华、王树珍的独生女时在日本东京留学），李绍华夫妇做了一桌辣味很 浓的“贵州菜”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交谈中，我的普通话很“蹩脚”，说起来很累，也影响思路。李仲公的女婿王树珍说：“你就说贵阳话吧，我们听得懂，常听老 头子（指李仲公）说，也就懂了。” 
在李仲公家，我见到写字台上放有一张李仲公与夫人吴澄华早年的合影照片，可能是结婚照吧，李仲公英俊潇洒， 两眼有神，吴澄华清秀漂亮，不愧是电影演员。我撰写《李仲公简年谱》同吴澄华通过两封信，我到李仲公家时，李夫人吴澄华已去逝。我拿出李夫人给我写的信， 王树珍说是由他代笔写的（吴澄华年老提不了笔）。吃过午饭后，我根据拟写的采访提纲，逐条询问有关李仲公先生的历史情况。在落实李仲公生年的时候，王树珍 说：“老头子说他是属虎的。《年谱》上写的生年为1887年，年份生肖不是虎，1890年才是虎年”。李绍华在旁补充说：“我父母亲结婚时，父亲就瞒了年 纪，父亲曾给我奶奶打过招呼，不要说出他的真实年龄，是后来奶奶没有注意时才说出来的。” 
在谈到李仲公与早年到北京的贵阳人姚华的交往情况 时，王树珍就拿出姚华1927年送给李仲公的一幅山水画，上有“戊辰仲春莲花庵主残臂挥毫，仲公老兄雅正，姚华茫父”的题句，这是姚华的真迹。李仲公与龙 云交往，李仲公家里还有10对龙云送给李仲公的象牙筷，上面刻有“仲公同志清玩，弟龙云赠”字样。李仲公与周恩来、蒋介石的交往，李绍华说：“我的父亲在 东征、北伐时期就与周总理结识，周恩来是我父亲最尊敬、最信任的人。父亲的脾气不好，人缘也不好，发起脾气来，当年蒋介石都要让他三分。在国务院参事室开 会，只要他一捋头发就要发脾气了，没有人敢接嘴”。 
“我父亲当过蒋介石的秘书长，也给蒋介石出过不少主意。但他同情共产党，最后参加反蒋活 动，军统特务要杀他，请示蒋介石，蒋说：‘李仲公是个大炮，没有我点头，你们不要动他。’南京解放前夕，立法院命令立法委员迁离，飞机票都送来了，父亲就 逃到苏州乡下藏匿起来，拒绝随蒋逃走（父亲逃离南京时，局面很混乱，国民党特务又盯得很紧，父亲是化了妆，由几个亲近的人陪护，从火车的车窗中爬进去乘车 逃离的）。我五叔李侠公早年参加共产党，父亲是知道的，五叔从苏联回来，国民党通缉在案，父亲就把叔叔藏在苏州，我母亲还给他送过饭。在他们弟兄中，父亲 和侠公叔的感情最深厚，虽然他们的观点有时不尽一致，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感情。195０年７月，根据周总理的安排，已任政务院参事的五叔李侠公回西南工 作，父亲到政务院任参事”。 
“我父亲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是同学好友。在东京，‘小日本’很坏，瞧不起中国人，父亲和同学还整治过他们，让‘小日本’当面出丑取乐。 
“父亲为官较为廉洁，他虽当国民党的高官，配有专车，却从来不准家里人搭乘他的公事车，我母亲出门，自己掏钱买票，享受不了特殊待遇。我小的时候穿的裤 子,个子长高了就接裤脚，继续接着穿，没有一点‘官家***’的气息。我有一个哥哥,叫李绍荃,是父亲的妾所生,我母亲不认,几十年没有往来。有一个妹妹, 叫李幼华,现在德国”。 
“父亲同周总理、郭沫若的关系很好。1957年5月参加反右斗争，维护共产党的威信立有‘功劳’，《人民日报》曾有报道。因父亲是无党派人士，参事室有人动员他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内，父亲最信任的是周总理，与其他共产党人没有什么过深的交情。” 
谈及贺龙的情况时，李绍华说：“父亲早年就同贺龙认识，1927年3月，他当蒋介石的秘书长时，在武汉还被贺龙师长抓捕过，说他是蒋介石的‘说客’，押 送唐生智总指挥部。解放初，我父亲曾当着周恩来的面与贺龙争辩过，总理说‘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我知道了’。贺龙调到北京，曾送过一件皮大衣给父 亲，两人虽有陈见，时有往来。我父母喜欢下围棋，曾与陈毅元帅下过，棋艺不相上下，陈毅的哥哥陈修和就住在楼下，隔壁就是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家。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1968年初，北京到处都有‘打倒贺龙’的大字报。一天，有两位穿军装的人，说是中央专案组的，一大早就来到我家坐着不走，逼迫父亲交待贺龙的 问题，中午还是我煮面条招待他们吃的，直到下午快吃晚饭才走。父亲曾说贺龙1929年给他写过信，意思是说‘落难了’，让我父亲给他找点事做，专案组的人 说‘快拿出来看看’，父亲说‘现不知道放在哪里了，要找一下’。专案组的人问及蒋介石、晏勋甫派遣熊贡卿‘招降’贺龙的情况，父亲回答不知情。专案组的人 走后，父亲在他的旧书堆里面找出了两封署名‘贺云卿’的信，第一封信写得很长，主要是叙旧，说‘现在落难了’，求‘老朋友’找一点事做。第二封信写得很简 短，问我父亲‘为什么不回他’。信找出来后，父亲很犹豫，让我们找照相机来拍照，我们拿去冲洗时曝光了，没有留下信的照片。父亲把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指定 送给周总理，是参事室派了两个人送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当时，说他立了‘大功’。后来，在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中,中央统战部把父亲喊去，说他伪造信件挾嫌陷害 贺龙，要他老实交待, 与统战部的办案人员发生激烈的争辩，拒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周总理去世后，没有人保护他。审查小组要处理他，父亲生病住在北京北大医院，审查组派人去医院， 规定不准与外人接触。父亲曾对我们说，‘政治’这个东西，翻云覆雨，以后你们干什么都可以，远离这个东西。他临终时，口里还喊着‘老五’、‘侠公’……。 母亲生病，一直坚持着不去医院，害怕有人害他，最后死在家里。” 
王树珍还补充说：“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贺龙的片子，其中有一个蒋介石的说客‘李仲’，就是指的是老头子。” 
李绍华说：“前几年，我曾到参事室去找过王海容（参事室副主任），王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再问了，我们又没有让你们搬家，你母亲我们还在发给生活费。” 李仲公去世后，参事室每月发给吴澄华生活费４0元，1988年3月又提高到６0元。其子女仍然居住国务院宿舍。 
王树珍从家中找出一张小纸片，是撤销李仲公参事职务，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 交参事室监督的通知，上面只有几行字，日期是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６日，盖有参事室公章。并说：“这是老头子死后，才把通知发到家中来的。”随即，又拿出一张 北大医院出具的“李仲公因肺炎医治无效于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０日死亡”的通知书。李绍华说：“父亲火化后，骨灰存放火葬场。遵父亲遗嘱，198５年清明我母 亲把骨灰亲自护送回贵阳，找我族中大哥李绍彝安埋的。我们都没有去过老家，很想回去看一看。” 
李绍华拿出一个绿色的塑料皮笔记本交给我说： “这是父亲过去写交出去的东西，让我抄下来留存的，不知道是否有用。”笔记本中抄有李仲公1953年写交给中央统战部的《我的历史交待》、1966年写的 《李仲公简历》、《吴澄华简历》。并拿出一张李仲公与李大钊的照片，照片背面有李仲公对照正面写下的合影人名字，照片上写有“民国五年与老友李大钊同摄于 北京中央公园”字样。 
在李仲公家，因中午饭吃得太晚，临近傍晚我才告辞，顾先生说还有点事交待，我先走。当天，我带了相机，大家留了影。 
我仔细阅读了李绍华给我的笔记本，是一份难得的史料，超出了我拟写的提纲范围。回到贵阳,我将《我的历史交待》打印出来，作了一些简单的校订（因系李绍 华抄录，许多字有明显的错漏），并附印一份，连同笔记本、照片原件寄还李绍华。我根据这些史料撰写了《李大钊与贵阳人李仲公》、《李仲公事略》等文史资 料。 
时间已过去10年，李绍华已于2005年作古，北京顾乃冲、王树珍仍健在，把当时的专访情况追忆下来，作为历史的一面之词罢了。同时，以示对逝者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