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身的反省
——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思辨之二
一九一八年一战结束时，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却不得不接受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结果。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时，中国同样以战胜国身份却同样不得不接受外蒙分离现实，承认苏联对旅顺港及对中东、南满铁路的权益，以及钓鱼岛主权被偷窃的结果。中国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两次以胜利国身份庆祝世界大战结束，国家利益反而被程度不同地侵害和分割？
一个自身不强大的民族，永远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多少次战争中大炮的轰然巨火烙印在我们胸膛上的真理。在我们谴责和追究别人的战争加害时，我们自己更应痛心检点我们民族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
一个孔武贼人强行闯入大户的厨房，揭开锅盖把大户的丰盛佳肴吞食了。他见主人正忙于兄弟阋墙而无暇顾及他在厨房里的恶行，于是进而垂涎客厅那价值不菲的收藏，虽然主人看出贼人的贪婪也非常愤怒，并时有声色俱厉的斥责，可是主人因沉湎内斗无暇旁顾及虚晃花枪的反抗壮了贼胆，于是贼人强行进入客厅将家藏珍宝尽扫而空；贼人进而瞥见主人的妻女姿色俱佳，又动了禽兽之欲，这时兄弟暂且抛开旧怨一致抗贼。无奈贼人浑身肌肉手握长刀且酒足饭饱，兄弟俩却徒持短械心余力虚面有菜色，只能且战且退，以求消耗贼人体力作长久抗贼之计。贼人这时杀红了眼，又将门外豪宅的车房砸了，引来豪宅内彪形大汉强力出手，打得贼人四脚朝天叩头告饶。这贼人被收拾后对大汉表面上十分臣服，内心却恨得牙痒；对那懦弱的兄弟时时表示不服，更遑论内心了。
确实，日本二战投降并不是我们独力将其击败的。我们应该勇于承认这一点。我们民族历史上多次被外族欺侮、骚扰、入侵、割地、赔偿，受尽凌辱。这些历史，绝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是我们的耻辱。所有这些都和我们民族的劣根性难以分割。试想：如果我们强大、勇敢、团结、开放、无私、敏锐，外人还敢抢夺我们的财富、瓜分我们的国土、欺压我们的同胞吗？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过一句毫不含蓄的话：“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在历史的发展节节遵循丛林法则引导的世界里，大炮强于真理的声音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懦弱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这种懦弱在阿Q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因为懦弱，所以旁人不仅不愿意和我们交朋友，还轻视我们，千方百计地想要欺侮我们，从我们身上随意索取种种扬手即得的好处。当新中国刚刚建国一周年，正处在百废待兴、白手起家之际，一场意外战争叩响了我们的国门。就在那种肌肉还没生成、仅有一条耿直不屈的脊梁骨的极端困难时刻，我们的开国英雄们没有向列强示弱屈服，他们果敢地带领中华民族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无畏气概，掷地有声地用尚属落后的大炮向国际社会传递了真理的声音，也是我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在抗击外强的战争中奏响了胜利的号角。这场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不幸的是，就在我们自诩为走进世界强国前列的一九九九年，当身上的肌肉已经炼的不是一块两块的时候，我们的驻外大使馆被炸，三位同胞牺牲，多人受伤。此时，国家纵然多了几块肌肉，可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骨没有了，国家的灵魂没有了。两人对阵，一人被打了脸，本应二话不说抡起拳头才是，哪里还有道理可讲？驻外大使馆不仅是国家的神圣领土，还被称作一个国家的脸面啊！我们国家的脸被人掌了，我们还要捂住脸向对手抗议、向国际社会讨公道！简直是咄咄怪事。当时在位的那位中央军委主席热衷于在外人面前表演弹、拉、说、唱、跳和梳头，退位之后还紧紧抱着中央军委主席的宝座赖着不走，在国家主权被侵、尊严受辱的紧急关头却胆怯畏缩无所作为。国人不禁要问：你何德何能啊？一个大国领导人所应具有的是雄才大略和刚毅果敢。偶尔展示一下文艺杂耍无可无不可，但关键时刻懦弱胆怯，缺乏刚毅果敢的决断承担能力和过人胆略就应该即刻走人。当应该让真理在大炮的射程内发声的时候，你仅仅表示愤怒和抗议有用吗？且看看谁敢轰炸俄罗斯驻外大使馆？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多次在日本领海及周边如入无人之境飞行，日本和那里的美军基地哼过一声吗？还不是装聋作哑，没事儿人一般。2001年一架美军EP-3侦察机在我专属经济区海域上空侦查我近海情报并撞毁我军机，在无奈迫降我领土后全世界看到的却是我们乖乖地哄手把飞机和人员全部奉还！据说中国在此事件中还捡了便宜，恐怕是自我安慰吧？也许得到了某些芝麻绿豆，丢掉的却是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啊！既然撞机，何不索性同归于尽？以一换十，值了！既然那个如此先进的对手尚且还会用错地图、炸错目标，那么我们为何不能承认技不如人、以飞机失控为由撞毁对手飞机总比前者的说辞更可信吧？下次再来，我们就用相对落后的歼-6表演拦截失控机毁人亡，看他还敢再来？2014年美军P-8反潜巡逻机欺我不敢作为，在我东海上空抵近侦查时仅受到我军机翻滚拦截，被美军方讥为“不专业”。什么叫做“专业”？我们再来看：1978年，一架编号为902的大韩航空客机在从法国巴黎飞往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市时，偏离航向飞往了苏联北方舰队核动力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聚集之地，马上被苏联空军苏-15战斗机拦截并击伤，迫降在摩尔曼斯克市郊并造成两名乘客遇难；5年后的1983年，一架从美国阿拉斯加起飞的大韩民航“波音”747飞机，在飞往汉城途中又正巧偏离航道飞向了堪察加半岛南部以及萨哈林岛，前苏联导弹仍然毫不含糊地立即将这架航向可疑的韩国客机击落，机上269名乘客全部罹难。事后真相大白：是美国的侦查机披上了民航机的外衣才导致悲剧发生。在保卫国防上，任何国家都不得不服这种“导弹就是专业”的自卫勇气。相比之下，我们的不断忍让和“不专业”动作未免显得太懦弱可笑了。这些懦弱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难怪美国侦察机敢于不断抵近侦查骚扰我近海目标、日本敢于借钓鱼岛国有化羞辱我们，细细想来成果有因。
封闭自守导致我们落后世界先进水平数十年。当我们还像井底之蛙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时，世界的发展势头已经突飞猛进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当我们与世界接轨后，我们痛彻于自己的落后，知耻而后勇才有了奋起直追的目标。
自大是与封闭同时加载于我们民族劣根性的另一种缺陷。我们总飘飘然于我们的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有四大发明的贡献、文化传统厚重和人口世界第一等等，殊不知在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竞争中，上述的老本不仅一点也帮不上我们取得胜出的优势，还麻痹了我们的进取精神。
更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私，在我们的社会中无所不在。各人自扫门前雪，谁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贼人敢于明目张胆地抢劫、杀戮我们的最恶劣的缺陷。2011年广东佛山发生两岁女童先后被两辆机动车碾压惨剧，当时途径事发地点的十八个路人居然视而不见，没有一人伸出援手施救！其自私、其精神麻木到了何种地步？
因为自私，所以内斗，所以涣散，所以难以团结。尽管我们人口数倍于日本，可是我们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任由他人宰割也无能为力、无以自救。由于涣散，就为日本当年侵华战争以一当十提供了可能，也为世人轻视我们提供了把柄。人口多本来可以显示我们的优势，但不团结状态反而使其成为累赘。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向我们灌输个人主义至上及贬抑集体主义的观念。集体主义是社会的粘合剂，强大的政党是社会的钢筋。作为粘合剂的水泥可以将一盘散沙凝聚在钢筋周围，形成坚若磐石的水泥筑件，外人还能轻易攻入么？在自然界，强者如狮子在猎食落单的壮硕野牛时，尚且需要结队围捕才能得手；如果狮子面对野牛群落，它们就只能远远观望隔空垂涎了。它们倒是希望牛群中有那么几条个人主义愿望强烈的野牛离开群落单独行动。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一些公知和西方所谓思想家散布的什么集体主义就是集权、甚至就是独裁的鬼话。没有集体主义、没有合力团结，十几亿人口就不过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就是可以轻易被外人予取予求的一盘散沙而已。这早已被过去多少年来血淋林的事实所证明。自从钓鱼岛被日本政府国有化后，国内抵制日货声浪高涨，但丝毫没有影响部分中国游客蜂拥前往日本抢购的热情。他们抢购的产品从电饭锅到马桶盖、从剃须刀到纸尿裤、大米等，甚至有人干脆租用集装箱托运抢购产品。当日本政商界正收缩在中国的投资、减少进口中国商品之时，这些同胞却用他们的行动大力扶持日本经济。好一道有人高呼抵制、有人疯狂抢购的民族“内战”画面！看看日本方面是如何万众一心巧妙配合的吧：为了鼓励中国游客尽量多买日货，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免收所有中国乘客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你买一只烧猪，我送一碟酱油，真是划算。不知航空公司是否为此得到日本相关企业的补偿？如果没有，那只能佩服日本民族的整体利益观念了。两相对照，抢购日货的同胞们是否感到自相形愧？要是你以为西方社会中没有集体主义的光辉，你显然错了：在西点军校、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三角洲特种部队及在美军最有战斗力的队伍中，甚至在民间，你都可以随时感受到集体主义的强大力量。2014年4月，内华达州发生了西部牛仔与联邦骑警武装对峙事件。事缘一位西部农场主克雷福.邦迪不服当地开发商计划而被政府罗织罪名，被联邦骑警强力执法没收其价值百万的牛群，引起当地牛仔们集体自发组织的武装民兵抗法以保护个人财产。最后结果是：在强大的民兵抵抗下，美国政府宣布撤回全部警察，取消行动，归还邦迪的牛。武装民兵们大放异彩的集体主义行动最终战胜了背景强大的政府骑警。如果不是他们的集体主义行动，作为个人的克雷福.邦迪恐怕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显而易见，集体主义最终还是维护个人利益的保护伞。面对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无可奈何的对手正躲在某个角落里施放冷箭，巴不得用个人主义的迷魂药瓦解这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民族呢。
切勿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现在的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前列就有炫耀的资本，就可以安枕无忧了。远非如此。实际上中华民族仍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抛弃了信仰；我们的国家失去了灵魂；我们的社会正在堕落；我们的环境正被污染；我们的食物正被毒化；我们自己的一些人正在帮助别人挖自己的墙角，去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领袖、否定自己的体制；我们的青少年已经很少去思考未来；我们许多人正逐渐相信别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制定的价值观；腐败在蔓延；懦弱、自私更甚；中国周边已形成让人焦虑的战略包围圈；中国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摩擦，其背后隐隐显现憧憧鬼影；等等等等。
《孔府档案选》，是在孔府里买到的。
进入孔府，两旁设有几个书摊，卖的大多是关于孔子和曲阜的读物，于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摊摊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看见封面灰暗的《孔府档案选》，拿起翻了翻，里面选录的是孔府原始档案，都是真材实料，不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什么“鸡汤”。
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而在孔府里面买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档案选》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编骆承烈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教授，潜心研究孔子及儒学凡五十年。这本书的前身是他参与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23册），曾获国家级图书奖。据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参与整理孔府档案的颜世镛先生，是孔子爱徒颜回的七十七代嫡孙。这本《孔府档案选》的封面书名，则是由颜回的七十八代孙颜廷淦题写的。
而《孔府档案选》向世人展示的，却不是“圣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阴暗和耻辱。但它绝不是什么“谤书”，因为书中所陈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笔墨所写的真实记录。
在曲阜“圣人之乡”，并非凡是姓孔的便都能“安富尊荣”。事实上，孔氏中也有不少无权无势的贫苦者，他们的命运并不比外姓的穷人好到哪里去。孔府族规中有一条：“孔氏嗣孙非常人也，男不敢为奴，女不敢为婢。”但在孔府内上千的仆人中，确有原本姓孔的族人，只是他（她）们一旦进孔府为奴为婢，首先被剥夺的就是姓“孔”的权利。
孔姓农民按说也是“圣裔”，然而孔府“圣裔”向他们征收租税钱粮，却从来也不含糊，谁要是拖欠，便可能被强卖掉土地以充租税。档案选所录的孔府账单中，就记有孔姓佃户的一笔笔交租数额。在一份账册里记道：“饿死地户孔尚淳……欠牛租银三两一钱”。直到饿死了，还欠着孔府的租银，于此可见孔姓贫苦佃农的悲惨命运。乾隆年间，佃户孔毓举、孔万辂不堪盘剥而抗租，并且“在市集处所，倡言阻挠，以致众户观望抗延（交租）”；孔府衍圣公恨之入骨，斥之为“圣裔中之败类”，并发文到他县府衙要其配合，将两个抗租的佃户拘拿归案，严加惩治。——收录在档案选里的这份缉拿文本，让我们见识孔府对贫苦族人的盘剥、压迫之甚
按说这孔家本属华夏正宗，儒家寨也是华夏山寨，孔丘老先生自己也曾讲过“华夷之辨”，况且这华夏的帝王官民对孔家着实不错，这孔府总该心向华夏矢志不移了吧？非也！孔府后人实乃国际主义战士，多次顾大局顺大势，配合杀入中原的外夷，为“统一”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虽然老赵家对孔府掏心掏肺的，但孔府可没想吊死在一颗树上，那赵宋被完颜家打到南边去了后，孔府立即派出孔端操向大金表中心，受封衍圣公。虽说这金夷的奶有股子膻味，那也是娘啊！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处夷狄，不可弃也。”孔家老祖宗这句话乃是对别人说的，轮到孔家自己那叫：“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其实就是：谁给骨头谁就是主人，管他是人还是畜生。
数十年后，蒙夷兴起，将金夷灭之，在衍圣公孔元用的率领下，孔府审时度势，大义凛然地倒向了忽必烈，为表耿耿赤子之心，孔元用亲率族人加入元军，清剿汉人“反贼”，“不幸”死在军中。
孔元用死后，孔元措一系乘机夺权，孔家内部为了衍圣公称号展开了争夺，持续数代，主要就是关于帽子颜色的大讨论，其中精彩激烈就不累说了。最后，鞑元仁宗判孔元措一系为正溯，孔元用一系彻底败北。呜乎哀哉！可怜孔元用为忽必烈统一大业流尽了最后一滴狗血，他的后人却惨遭排挤打压，苍天啊！
为了取悦忽必烈，孔府还派出大儒张德辉与元好问等觐见忽必烈，跪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堂堂华夏“圣学”，竟然请得一位双手沾满数千万汉人鲜血的酋首来做大宗师，孔府真正实现了“以德报怨”的最高境界。虽说不识几个汉字，忽必烈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出任“儒教大宗师”。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户的兵赋，一众儒士弹冠相庆欢呼雀跃。“君子谋道不谋食”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其实孔府平日里就财富六车威震乡里，广大劳苦百姓无不献地献女，为奴为仆，改姓为孔以求沾得衍圣公之圣恩。这蠲免孔府兵赋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当然，钱多不咬手，何况这可是“儒教大宗师”的恩赐啊！
朱明崛起，赶走蒙古人，孔府再度倒戈（几度了？数不清），那朱元璋虽鄙视孔家人品，却也知儒家寨对维护朱家朝廷之妙用，故而续封衍圣公。要论孔府衍圣公中最具与时俱进顺应大势素质的莫过于明末孔府衍圣公孔胤植，朱家待他那真是没得说，此公本非嫡传，却不但受封衍圣公，还先后被加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傅，可谓“君恩如山”。
可李自成一入山东，离曲阜还远着的时候，孔府就出朱示，令人供奉大顺国永昌皇帝龙位，并献马献银，跪纳印信。
哪晓得这回换主急了点，没几天，大顺军跑了，来了清夷大军，这位三姓衍圣公知错就改，即上《初进表文》，向清廷表忠心，称颂清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表示“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九月初一，孔府衍圣公就奉上了《初进表文》，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什么“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咸歌圣帝”啦，“山河与日月交辉”啦；还诚惶诚恐地自称“臣等阙里竖儒”，“今庆新朝盛治”云云。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献忠输诚，不能不令人吃惊。
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们“圣裔”，实在是不薄呵！当年朱元璋称帝伊始，就赐给孔府祭田两千大顷（合六十万市亩），并配拨耕种祭田的大量佃户。朱元璋还让孔府衍圣公位列朝班文臣之首，又特赐龙头藤杖给孔氏族长，令其“主理家政”。崇祯时衍圣公孔衍植晋封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可以说，明王朝对孔府“圣裔”真正是优礼有加，皇恩浩荡。我们且不说什么“民族气节”，不要求“圣裔”们效法顾炎武、史可法、刘宗周、张煌言等抗清志士；单以“知恩图报”的旧道德而言，“圣裔”们对刚刚覆亡的旧朝也理应深怀哀念，至少不必那么急不可待，抢在“第一时间”向“新朝”进表献忠吧。尤其具讽刺意味的是，急切进表的衍圣公，就是“旧朝”的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孔衍植。
接着，为响应清政府发布的剃发令，三姓公孔胤植隆重举行了剃发仪式，“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令族人剃发。再后来，为了避清帝胤模讳，三姓公孔胤植改名孔衍植，再度表明了对清廷的耿耿忠心。三姓公公孔衍（胤）植如此识大体顾大局顺应历史潮流，怕是连汪精卫吴三桂之流的也要伸出大拇指！
孔家如此识相，清廷自然少不了封赏，孔府一门更是得势，至于老祖宗所言“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乃教化万民之语，非孔家治世准则。说到孔家，笔者有一疑问一直无解，那就是现今天下孔姓无不自称孔丘老先生正宗嫡传后人。这就怪了，春秋时期孔老先生在世之时，孔姓家族没有十几家也有七八家，孔丘一门只是其中小族，孔老先生还有个哥哥，孔老先生后二世还单传，怎么到今天孔老先生就成了所有孔姓之祖了呢？也许计生委派人穿越回去，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家妊娠全部流产引产，或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姓男子全部结扎了。
袁世凯复辟之初，孔家连发两封“劝进电”，要袁“早日登极，以慰民望”，袁本人“亟宜早正帝位”，另有“不胜欢汴鼓舞之至”“一体悬彩庆贺”“祷祀而请之者也”（《孔府档案》6593卷）。
八十三天帝王梦灭，张勋又继承和发展了袁的事业。“民国六年”成了“宣统九年”，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又拍电报，电文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诛猷普天同庆”，“敬贺大喜”不胜欣喜若狂之真情，可惜十二天之后，磕头叫“万岁爷”的机会又没了。
此后多年，孔家对清帝依然忠心耿耿，时时念怀。1919年，孔令贻“入觐天颜”，在紫禁城里享受了骑马待遇。后，孔府对清废帝依然呈送“奏折”，自称“微臣”。更可一观的是，清亡十几年之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孔丘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还以“宣统十五年”向溥仪“叩谢天恩”。
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至曲阜“朝圣”，孔府隆重接待自不必说，据称当年之宴席账单保存得还颇为完好。五个月后，孔丘生日被定为“国定纪念日”。十一月，《尊孔祀圣》决议通过，且“决议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特任待遇”。三五年六月，孔德成赴南京宣誓就职，吹捧新生活运动是“拯救中国，振兴民族的良图”（《孔府档案》8466卷）
1935年，已经为全面侵华积极备战的小日本开始煮文化武器粥了，东京又是盖孔庙，又是开儒教大会，祭孔，这种场合，不能少了“圣裔”，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去了。1937年，日军大举扣动扳机之前，孔德成先生诗兴大发，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
1938年2月8日，在沦陷后的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请日寇“长官”，“部队长”，“副官”等一干头目，并笑盈盈合影留念（《孔府档案》8914卷）。
1943年，孔家的孔令煜在“恭逢”汪精卫“还都三周年”之际，拍出祝贺电报，口称“我主席”，大赞其“旋转乾坤之，实为从前所未有”如何如之何（《孔府档案》8905卷）。
孔令煜于1942年在汪伪政权纪念孔丘大会上发表广播演说，要“复兴各方文化”,“完成大东亚圣战”（《孔府档案》8886卷）
一百多年来，在强制中国人尊孔读经方面没有谁比一度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做得更有成效。
自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学校废除读经以来，只在袁世凯当皇帝那几天恢复了一下，此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怎样鼓吹尊孔复古，还是无力全面在学校恢复读经。
日本帝国主义可就不同了，他们是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武力作后盾，与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密切配合，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通过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的。
1938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命令各日军占领省份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和孔子诞辰祭祀。之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规定了八条学校的训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
为了培养骨干教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所，以“经学概论”和日语为主要课程。强令各学校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修身课，在他们编写的课本中，强调“中国从来为家族制，不适用共产主义之无家族制；中国崇尚旧道德，不容打破礼仪廉耻之存在；中国为农业国，根本不适合共产主义……提倡发扬‘护乡’、‘爱家’、‘敬老’、‘扶幼’、‘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
日本人深谙中国儒家伦理的精髓和要义，很明白这些东西无论怎样灌输，也灌输不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只会把他们驯化成任其驱使的奴隶。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他们则怕得很，从教材中删除得干干净净，不要说胡适，就连鲁迅也在被禁之列。
“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了平津以后，分兵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大片国土沦丧，原有地方行政机构解体，出现了政治真空。这种状况，不利于日军巩固其军事成果。于是，扶植傀儡政权，“以华制华”，从而实现对迅速扩大的占领区的有效控制，成了当务之急。
1937年8月，寺内寿一大将出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他抵达天津便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少将为派遣军特务部长负责“掌管并指导各中国机构的有关政务事宜”。喜多原为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在中国多年，熟悉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前清遗老和原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有广泛联系，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理想人选。此后，日寇在华北的“政务”无不与喜多的政治设计有关，而喜多的设计遵循的又是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方针。
对于治理华北，喜多勾画出的是一幅怎样的路线图呢?据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他在1938年1月向新闻界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这句话表明：第一，日军认为，在占领区建立令他们满意的统治中国人民的制度要求助于孔夫子。这里所说的“孔子的时代”显然指的不是2500多年以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而是五四乃至辛亥革命以前的那种蒙昧的农业宗法制儒教社会，这是实现“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的前提。第二，喜多看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化，已经不完全属于“孔子的时代”了，这是不利于日本的殖民统治的，所以“必须”倒退回去。第三，由于离开“孔子的时代”还不远，喜多认为“回”是可能的，而且颇有信心，否则，他不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
基本方针已定，喜多诚一便以极高的效率实施起来。
第一是扶植一个“孔子时代”的政权取代九月份成立的临时性的“京津治安维持联合会”，作为统治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工具。1937年12月14日，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喜多精心挑选的自王克敏以下十余名政府委员，清一色是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旧官僚和清朝遗老，是一批笃信儒教的顽固守旧人物。
当代某年迈国学大师为当年日本没能完全战胜中国以至大和民族没有变成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而感到遗憾，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历代儒家的投降主义理论。这个傀儡政府以北洋时期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蓝袍青马褂为礼服，恢复春秋两季的祭孔大典，鼓吹立儒教为国教，全面向“孔子的时代”的传统回归。
成立新民会，作为思想教化和民众动员的工具。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才十天，新民会就在喜多诚一导演下宣告成立。那天，北京城内各区奉命扎牌楼，放焰火，大大庆祝了一番，足见日本人对这个组织的重视。新民会的中央机构设在北京，会长由王克敏兼任，副会长是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闻名的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中央指导部部长是“平生慕孔孟”的缪斌，实权则掌握在次长早川三郎，总务部长小泽开策等日本人手中。
中央机构成立后，迅速向下发展，省、市、道县、区、乡、学校、机关、团体，都建立了新民会的组织机构，其触角伸向了日伪统治下的各个领域，职能也随之扩大，具有了“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所以日军赞赏它“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作用。”（见《华北治安战》）新民会的指导思想叫作“新民主义”。“新民”这个词也是喜多捉摸出来的，他觉得“王道”一词有点古老，对青年号召力不大，而儒家精义具备于《大学》之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章句》有言：“程子曰‘亲当作新’”，喜多从这里找到了他觉得满意的替换词。
日本人很重视会道门的工作，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加入了安青帮对其操纵和利用，一贯道由于投靠日伪并被其利用而出现了1937—1945八年发展的极盛期。尊孔复古对这三方面的人物都驾轻就熟，主子一声令下，很快就把声势造起来了。
由伪市政府出面，令全市放假一日举行盛大的秋丁祀孔，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均须参加。据当时媒体报道，国子监孔庙内“冠盖云集，蓝袍青马褂触目皆是，盛极一时”，“名流萃集，不可胜数”，“主祭官市长江朝宗步行上台阶，虽年逾古稀，而步履矫健，不让壮年，……于古乐悠扬中，率全体人员按照礼仪行礼，庄严万方，……数次行三跪九叩礼，无露倦容者”。礼仪之完备、正宗，远远超出当今之祭孔者。
江朝宗在讲演中痛诉“民国以来，误于一般盲从趋时之士，但知欧化，致令学校废经，从此数千年文化先进之邦，反成无教之国，无怪举国若狂，天下大乱不已也。”今井武官“希望到会诸位努力实行孔子的学说。”西田顾问大讲“良心”，谓“大学所讲，……根本问题，在于良心。”倒是根本特务机关长说到了点子上：“我们不要向远处去求，只要能实行孔子之道，中日双方的真正提携亲善，立时即可以实现的。”
修改学校教学内容，恢复读经。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把尊孔读经看作“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日军所到之处，总是以极高的效率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华北统一的伪政权建立以前，各地方维持会都奉命设立了文教组，负责学校教育和教材的审定。日军8月8日进驻北平，16日维持会就提出了《各级学校教科书修订案》并于次日成立了“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原定8月28日开学，因教材修订未完成而推迟到9月20日。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小学有《孝经》、《论语》、《孟子》，中学有《大学》、《中庸》、《礼记》，专科以上有《书经》、《易经》。教材一下子印不出来，古旧书摊上此类书籍被抢购一空。
通过读经，在青少年中倡导爱家、敬老、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强化“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规，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一位担任过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的日本人曾表示：“改革殷汝耕的政府只需两年工夫，而改革中国人的思想则需十年。”可见强令青少年读经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日军在其巩固占领的农村地区推行大乡制，大力扶植乡绅势力，强化绅权，乡长几乎清一色是乡绅。他们是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载体、乡村宗法制度的支柱和“专制政治的基础”，近代以来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实行“以华制华”的依靠力量，只能是这个阶级。记得那时候县里的日本顾问，很“礼贤下士”，积极主动地和有点名气的乡绅交朋友.
长期受儒家学说熏陶和影响的中国历代官员“仁、义、礼、智、信”的操守如何，他们中有几个不贪不诈，不骄奢淫逸、欺压百姓、专横跋扈？儒家的“仁、义、理、智、信”究竟是骗人的还是什么货色，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由此还不是可见一斑吗？
在汪精卫叛国前，日本人建立伪政权，所搜罗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所谓的旧派人物。这些人都是孔孟信徒，一向顽固地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鼓吹尊孔读经，阻挠社会变革，把儒家道统的存废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命运更重要。
刘明伦男，汉族，1931年1019日生。籍贯：黑龙江省双城市五家了乡民富村。离休时所在单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职务：审判员。伪满时就读学校：伪滨江省双城县新康国民优级学校。1939年1月至1943年12月伪滨江省（现黑龙江省）双城县新康村镶蓝旗头屯国民小学校读书（降级一年）；1944年1月到1945年8月16日伪滨江省双城县新康村新康国民优级学校读书1978年8月至1984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政工科长、人事科长；1984年4月至1991年11月沈阳市中给人民法院审判员（正处级），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专职教师，1991年12月离休。
看了《致东北沦陷时期教育亲历者的信》，五十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沦陷时期，对我东北风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特别是对表少年学生装实生奴化教育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实又浮现在我眼前。现在，我本着"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三亲原则，估就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将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教育侵略、衽奴化教育方面的情况略述如下：为便于统治，他们把学校通通改为公办，但各学校还是按照旧的教学制度上课，课程设置变动不大，只是取消了"党义"，换成"修身"
汉奸郑孝胥任"国务总理"，一些清室遗老遗少，提倡尊孔读经，高小国文课是文言文，还学《孝经》和论语》等，作文也是文言文
黄云裳 女，民族：汉，1925年3月19日出生；籍贯：安徽省黄山市。退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啤酒四厂；职务：职员。日本占领时就读学校：青岛女中
日伪还在学校中设修身课，学习“古圣贤”的经典语录，向我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和亲日思想，如“三从四德”和日本的“八纮一宇”，企图用封建礼教来束缚我们的思想，麻痹我们的反抗意识，乖乖地当顺民。
当时日伪每年都要在兰山路市礼堂举行祭孔仪式，学生也要穿着校服去礼拜。祭孔典礼上，在孔子画像前棼香，让我们依次走过孔子像前，向孔子鞠躬。
三字经、论语，读了几千年，中国怎么越来越落后？
遍国都是华大妈、夏老栓、阿Q、孔乙己、小D，个个愚昧落后！
历史早已证明，这种教育是极其有害的！
李启亮，男，汉族，1927年4月1日出生。籍贯：山东省高密县。离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市第二中学。职务：教师。日本占领时期就读学校：青岛市立中学。
日寇第二次侵占青岛以后，在伪设中小学实施了一整套奴化教育措施。
措施就是大搞封建复古和欺骗宣传。
姜铁容，曾用名，姜绍庠，男，汉族，1925年9月出生。籍贯：青岛市即墨县。离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市第一中学。职称：高级教师。日本占领时就读学校：东文书院。
青岛沦陷期间，我就读于青岛东文书院中学部。
东文书院的校长李仲刚是个地地道道日本人豢养的走狗。抗日战争前他就在青岛开设日语补习夜校，散布媚日卖国言论，培养亲日投敌分子。广大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前国民党政府曾组织缉捕他，但他很狡猾，漏网了。日本统治青岛，李仲刚被日本“兴亚院”托上台，担任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委员，并出资资助他办起实施奴化教育的东文书院。“书院”一词很有迷惑性，因为它用了中国古代设书院授徒的名义，容易招摇过市，迷人耳目，招收学生。在学校的二进门处，设有拓版的孔子像，并焚香供奉，以此标榜孔孟之道。
这种活动，在伪晋北政厅也得到恢复。1939年春，晋北政厅委员长夏恭向日军驻该厅最高顾问前岛建议，要求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前岛高兴地表示赞同：“很好，满洲国早已实行了，日本也尊重孔子的。”于是，晋北政厅文教科礼教股下令大同县文教股筹办。
大同县文教股李保奉命后，搬出祁晋康、曹履中两个清末秀才担任司仪，备好牛羊供品，在太宁观庙内举行了春丁祀孔典礼。这天夏恭、财政厅长崔学闵、民生厅长吕登瀛，晋北政厅股长以上伪职官员、各机关团体人员和中等学校全体师生参加了典礼仪式。日军也派代表到会场观礼，实行监督。典礼后，大汉奸夏恭无耻地对前岛说：“中国不尊敬孔子，皇军来中国反而尊敬孔子，奉行春丁祀礼，真是王者之师，救民于水火之中。孔子在天有灵，也要赞称日本皇军大大的好！”
东文书院实施的是日本人设计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是为日寇培养奴才。这从校歌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第一句歌词就是“东方文化，兴亚教育”，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宣传的那一套。
早操必须脱去外衣，操毕听校长讲解古典警句，用日语、汉语分别灌输。一般是从四书五经上抽取一句话，如“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等
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施行奴化教育，愚民政策。他们对学生和民众灌输“东亚联盟”，宣扬“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宣扬所谓“中日同种”，鼓吹“日本属中国兄弟之邦”、“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满支亲善合作”，颂扬汉奸头目汪精卫等
由于敌伪统治，民不聊生，不少妇女因生活无着落，而沦为私娼。敌伪政权居然以“恐良莠不分，有伤风化”为名，取缔私娼，办理“公娼”，提倡公开卖淫。并在警察所附设公娼管理室，统管妓院，以便从中渔利。故当时公开开设的妓馆比杂货商店还要繁华。至于赌博场，那就到处都是了，导致了不少人家破人亡。旅馆里那些管弦歌舞、靡靡之音，男女之间淫猥的笑声，喝酒时的猜拳行令，以及麻将牌的劈劈拍拍声通霄达旦。整个社会一片烟瘴气。
日本的《田中奏折》说的明白。它的战略是，在亚洲有日本的明天，就不允许中国有明天。当今天的安倍再次喊出，日本永远是一流国家，永远是亚洲的领头羊时。中日之间，这样的关系就已经注定了。日本现在的政客并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而是，将过去的理论当作金科玉律来继续执行。看着所谓的专家们在这里坐而论道清谈误国，不禁让我想起了120年前李鸿章之流以犬儒心态对中日关系所抱有的幻想。
自甲午战争以来120年。中国的三次现代化进程，都是被日本所打断的。甲午海战前中国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甲午战败赔偿接近三亿两白银。，是当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倍。致使中国民生凋敝，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断，直接导致清朝崩溃，军阀混战空耗国力。1931年918之前的东北。奉系军阀是中国军阀混战的胜利者。东北的第一条中国人投资建设的铁路正在建设。第一家钢铁厂，第一家坦克工厂，第一家飞机制造厂都在筹建当中，设备已经从国外进口而来。这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容忍的。于是918发生了整个东北的重工业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而不是像现在传言的，日本人建设了东北的重工业。整个基本体系在张作霖时代已具雏形。之后都因此为基础赢利而又再投入的结果。从此日本在中国有了固定的资源以及工农业基地，吸食中国血肉而强大自身。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国民政府正在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建国后为人所熟知的大批老字号，基本上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他们已经威胁到了日本的轻工业在华的利益。于是日本人又一次出手，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都能够看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始终从未改变，直至今日的钓鱼岛问题也是想借美国之力衰弱中国阻止中国的国家复兴进程。在日本的这一战略下。如今所有妄谈中日友好的人，都是事实不清的糊涂蛋。
再来谈谈那些被中日友好人士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援助贷款。那些贷款被指定购买日本产品，其后后升级续维护费用，为日本产品打开中国市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贷款究竟是对日本的作用大还是对中国的作用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并且这些贷款均以日元结算。在日本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低息贷款到了还款时居然比商业贷款还要贵。那些所谓日本在中国发展经济过程当中起过巨大作用的说法只不过是欺人的谎言。
在战后80年的时间内在日本也许曾有人认真思考过，中日如何和平共处而不是按照田中奏折寻求削弱和压倒中国的方法，但是这样的思想在日本从来就不是主流。今日的日本统治精英阶层心中更是从未有过中日友好，所有的行为不过是缓兵之计。
通读中国历史，这是一个最让我痛心疾首，也是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今天，我终于弄通了，也终于获得真解了。“瞧不起”的反面是“瞧得起”。
什么叫“瞧得起”？“瞧得起”他人至少必须要有与他人“平等”的心态，没有“平等”心态的“瞧得起”（他人）是（对他人的）“羡慕”、“忌妒”，甚或是奴性的“巴结”；只有以“平等”心态“瞧得起”他人的人，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真正的“人”。反之，如果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有与他人“平等”的心态，且又不乏私心的“自傲”，他能“瞧得起”谁呢？到头来他甚至会连自己也不可能“瞧得起”。这就是答案。到此，上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转换成为：中国人为什么永远都不可能会有与他人“平等”的心态？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现实”，包括中国人在历史之中的“现实”。
中国的统治者能“瞧得起”中国老百姓吗？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不要以为曾有人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视是我民视，天听是我民听”，乃至“民贵君轻”之类，可是我请那些依然在不断重复这些儒家“屁话”的人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您自己“相信”这些“屁话”么？退一万步说，即使真出现了某一位伟大的“君主”，他真是“相信”老百姓“贵”于他自己，那么我们要问，他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瞧得起”自然必须应该有“瞧得起”的理由。是因为深信“上帝”、“神”呢，还是因为深信“人人平等”的“真理”呢？在历史上的中国人的心中，曾经有“上帝”、“神”和“人人平等”“真理”的位置么？根本就没有。中国统治者永远都只信仰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天命”以及其“家族”的“血统”——列祖列宗，除此之外，他们根本就无所谓“信”（仰）。而这也正就是中国统治者为什么会永远“尊孔”、“尊儒”的最深层的心理原因，因为孔儒所推崇的也正就是“亲亲尊尊长长”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权力”本身，而这一切，正是统治者永远都非常需要的。
统治者瞧不起老百姓，这是实情，那么他们“瞧得起”彼此么？他们的“彼此”是靠什么来区分呢？靠“级别”，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官高的人自然“瞧不起”官低的人；虽然下层官员不能不看高官们的“脸色”，但真正让他们“瞧得起”的是高官的“级别”，而决不是“高官”的本人。别以为下属对“长官”总是“唯唯诺诺”，只要一旦“长官”从高位上掉下来，把他打得最狠的人恐怕也正就是他曾经的“下属”。中国人应该还记得，仅仅四十年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教训？“主席”，“老帅”，“书记”，“某长”等等“称号”又如何？居然保护不了拥有这些“称号”的人们的性命。记住，千万不要把这笔账仅仅记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如此的“记账”绝对是错误的，最关键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永远都不能“平等”待人的“儒家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每一个人的“心”全都是“斜”的，从来就没有“平”过。统治者的“心”向上“斜”，老百姓的“心”向下“斜”。可以这样说，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平等”待人这一说，更没有这一念、这一想。这全都得“感谢”孔子及其儒家的“好”文化！这个“文化”把所有的中国人全都变成了“斜”（心、眼、耳、口……的）人。
中国（儒家）文人又能“瞧得起”谁呢？早就有人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中国（儒家）文人真正“瞧得起”的惟一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权力”，说白了是“暴力”。在“暴力”的“权力”面前，中国文人最善于调侃：“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大丈夫处世，能屈能伸”。正是因此，历史上的中国（儒家）文人全都是御用文人和准御用文人，真正不想成为御用文人的文人极少极少，几乎没有。不说其他，如果不能成为“御用文人”，谁又能进入得了《历史》，即所谓能让自己“青史留名”以及为家族“光宗耀祖”的《历史》呢？所谓“御用”，说白了即是想“当官”；说到底，文人与文人的关系，还是附属于“官场”之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中国（儒家）文人除了“官位”，对任何“人”都是“瞧不起”的。这是因为“人”都是需要有所附丽的，或附丽的是外在物化的“权力”、“官位”、“财富”等等，或附丽的是内在精神的“真理”的信仰或知识的“理性”等等，然而中国（儒家）文人除了外在物化的“权力”、“官位”等等之外，内在精神的附丽是绝对没有的。这正是所谓中国（儒家）“文人相轻”的最深刻的根源。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心中没有“真理”信仰或知识“理性”的附丽成分的中国（儒家）“文人”，的确是不可能“瞧得起”任何人的，甚至最终还可能包括“瞧不起”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事实上早就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内在人格所不能不“附丽”的东西——对超验的“神”—“上帝”或对先验的真理的信仰，以及对“理性”知识的永远开放性的、自由的追求。
如果说中国（儒家）文人竟然都瞧不起中国（儒家）文人自身，自然就更瞧不起作为中国普通农民和工匠、士兵的老百姓了。俗话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到了今天有谁还不能把这种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呢？中国历史上的农、工、兵们，事实上全都是为历史之中的“大人物”“跑龙套”的“零”，中国的“历史”根本就与中国的农工兵们毫无关系。
至于中国广大的老百姓，他们已是中国的最底层，他们瞧得起有“权”的，也瞧得起有“钱”的，也瞧得起有“名”的，惟独没有留下任何瞧得起自己的“理由”。他们有这样的“理由”么？孔儒们根本就不曾真正关心过他们的能够“瞧得起”自己的“理由”，孔儒的眼睛里永远都只有拥有“权力”的“劳心者”们。中国的老百姓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国广大农工兵等“劳力者”的“通称”。孟子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说白了，中国的老百姓即是供给“劳心者”（统治者和文人）饭食、器具、劳役、服务等等的永远不可能被人“瞧得起”的人们，包括也不可能被他们自己“瞧得起”。
上面这所有一切的“瞧得起”或“瞧不起”的“根”是什么？是“儒家文化”的“礼教”。什么是“礼教”？说白了，即是中国人的永永远远的等级制度或索性即是“官场”的“宗教”。中国人到了今天还依然看不清楚儒家“仁义”的幌子，还在为孔儒的“仁义”摇旗呐喊；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指出了“仁义”的虚伪，并早就已经强调说明，它才是真正为中国人的心灵永远制造“混乱”的祸根（“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正是因为这个“祸根”，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在自己的心灵之中诞生“平等”人格的种子。而没有了“平等”人格的种子，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会“瞧得起”任何人。中国人眼中惟一所看到的就全都只能是谁真正掌握了“暴力”，谁真正掌握了利用“暴力”所支持的“权力”，而这就是孔子儒家所谓的“圣君”，从而就有了“君君臣臣”，并且还与“父父子子”挂上了“亲亲尊尊长长”的“弦”，而有了这根“亲亲尊尊长长”的“弦”，也就有了“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的这个“调”，而有了这个“调”，也就有了中国文化中“血缘宗法政治”的“主旋律”；而有了这个“血缘宗法政治”的“主旋律”的“文化”，正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一直歌颂不止的“伟大的”中国“儒家文化”。
说到底，正就是这个永永远远的“儒家文化”酿成了“中国人永远瞧不起中国人”的“文化”的“祸根”。因为什么？因为儒家文化永远维护的惟一的就只有以“暴力”——“权力”为“血缘宗法”核心的“礼教”，而正是这个永远的“礼教”，使得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便永远也产生不了“超越”（于一切人类）的“神”——“上帝”，更产生不了“先验”（于一切人类）的人人平等的“真理”，这就使得在中国，人与人平等的真理观念就将永远，并且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心灵里生下根。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眼”里，就只能认“权力”，就只能认“金钱”，就只能认“名望”，而根本就不可能认“真理”，尤其不可能认人人平等的“真理”。然而在中国，任何“真理”乃至任何“理”，全都只能是“权力”、“金钱”和“名望”的附庸，而“金钱”和“名望”又全都是“权力”的附庸，所以说到头来在中国，只有“权力”能够吃得开：因为有了“权力”才能有“金钱”，有了“权力”才能有“名望”，更不要说有了“权力”才能有一切的“理”，更包括一切所谓的“真理”。“真理”在“权力”的面前，永远都只能是一块软软的“泥巴”，能够被捏成任何的形状。中国人更不能忘了，这个中国人的“权力”始终都还是“血缘宗法政治”的“权力”，而决不是“宗教神法政治”的权力，更绝对不是“哲学宪法政治”的“权力”。中国人直到今天，还远没有把“血缘宗法政治”的“权力”改造成为“宗教神法政治”的“权力”，更不要说改造成为“哲学宪法政治”的“权力”。造成这种历史性“改造”的最严重最巨大最深藏的历史和现实的“障碍”，正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顽固的“传统”。
正是上面所述的种种“祸根”，造成了“中国人永远瞧不起中国人”的中国人“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回看中国历史，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真是彻底地害苦了两千多年来的所有曾经生活过的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的“国”只能永远都是“一盘散沙”之“国”；
因为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在“导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历史故事，以至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朝，几乎全都成了周边骠悍的少数民族的专利，真正属于正宗汉人的大一统皇朝几乎就只有汉朝和中国共产党的毛朝；
因为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中的天才永远遭了殃，中国人对于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贡献，与中国人的“人口”（数量）不是成正比例，而是完全相反，成反比例；
因为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领域，全都是千遍一律的“窝里斗”：“自相瞧不起”、“自相拆台”、“自相攻讦”、“自相迫害”、“自相残杀”，最终，是“自取亡国之灾”、“自取灭族之祸”。
按照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说法，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包括四大内容：1、让200多万日本军民平安返日；2、阻止列强如瓜分德国一般瓜分日本；3、保留天皇制度；4、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岸信介认为，这四大“德政”，对日本的战后复兴，有巨大的实质贡献。下文即逐一还原这四大“德政”产生的历史逻辑。
“以德报怨”是日本媒体对蒋介石讲话的概括
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所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蒋氏在该讲话中说道：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赎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篇由蒋氏亲自撰写、宣播的讲话，其主旨是“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当中并无“以德报怨”的字样；“以德报怨”这个词，实际上是日本新闻媒体在报道蒋氏该讲话时所代拟的标题。当然，蒋氏对日本媒体的这一概括，并无异议，而且多次引用（如1946年指示驻日代表朱世民），显示相当认同。
“德政”一：蒋介石优待日本军民，有需要依靠他们遏制中共势力扩张的因素
蒋氏的讲话，有明显的针对性。其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毒害，对“优胜劣汰”信奉到了变态的地步，这是其发动二战的深层原因。蒋氏曾精细研读孙中山《建国方略》，该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过深刻反思，认为基于“道德仁义”的“互助”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其讲话也确实对信奉“优胜劣汰”的日本产生了很大冲击。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即认为讲话愈加凸显出了日本的战败不但因为军事的失利，更因为道德的堕落。
但更重要的针对性，是国共政争的现实需要。蒋氏对战后受降问题十分焦虑，1945年9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此时唯一政策，在接受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受东北之失地。”受降意味着土地及物资，尤其是武器。按中共的要求，是就近受降；而按盟军的指示，是只能向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一方面，中共解放区与日军占领区犬牙交错，而国民党部队大部分在后方，输送颇费时日；另一方面，日军受盟军指令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但同时又受到中共部队要求受降的军事压力。此种情形下，蒋介石选择的办法，是与日军“合作”：蒋要求已经投降的日军不得放弃武装，在国民党军队抵达放区之前，必须坚守阵地。
8月15日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讲话，显然有安抚日军、激励其替国民政府坚守阵地的目的。8月18日，冈村宁次即公开回应“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也很显然与蒋氏15日的讲话有莫大关系。稍后，9月11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而其原有架构，则全然未动，仅更名而已；已经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本官兵，也不称战俘，而称作“徒手官兵”，其原有部队的指挥体系亦继续维持；且“徒手官兵”纳入国民政府军的补给体制，与国军官兵享受同等补给，拿同等薪资。而日军为了替国民政府守住阵地和物资，自8月15日宣布投降，至次年1月10日，仅华北地区死伤及失踪不明人数，即达9000余人。
基于上述的政治背景，在华日本军民在之后的遣返问题上颇受优待，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日本防卫厅统计，日本宣布投降时，其在中国的总兵力有1847800人，包括中国“本土”1055700人，东北66400人，台湾128100人。其中由国民政府负责的受降区，有日本现役军人1183800人，平民999470人，合计需遣返2183270人。这些被国民政府遣返的日本军民，事后大都对蒋介石感怀不已。其缘由有三：其一，遣返效率颇高，国民政府动用了中国航运力的80%来运输这些归心似箭的日本军民，1946年7月即遣返完毕；其二，国民政府允许每位遣返的日本军民，可带1000日圆回国，较之其它战区不许携带任何钱币财物，有天壤之别；其三，允许每位日本军民携带30公斤行李回国，其时，日本国内因长年供应战争且饱受美军轰炸，粮食及物资极端匮乏，携行李回国的日本军民，生活往往因此比本国居民更宽裕。60年代以后，以这批军民为基本骨干，日本成立了许多以“感谢蒋介石”为宗旨的“日华亲善协会”一类的民间组织。许多人还为蒋介石建庙立碑以示纪念，如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1985年3月4日条下就记载有：“日本人建‘以德报怨之碑’於千叶县呷町，以示对我先总统蒋公永志不忘。”
“德政”二：蒋经国说，为防止苏联占领日本，中国中止了对日派遣军
日本战后没有像德国一般被瓜分占领，与蒋介石放弃派遣军队占领日本或许有关。其历史根源，可追溯到1943年的开罗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蒋氏探询过中国派军队占领日本的意愿，蒋氏以无力负担婉拒。美国稍后遂制定了一个美英苏中四国占领日本的计划，但因日本放弃“本土决战”选择无条件投降而中止。美军实际控制日本后，又制定了美军主导、中国军队协防的新计划。该计划出于意识形态因素将苏联排斥在外，邀请中国则是为了消弭日本民众当中仍普遍存在的“种族竞争”思想，避免给日本人造成一种白种人统治有色人种的印象。
据美国外交档案记载，中美双方一度就派兵赴日问题达成协议。按照协议，国民政府将于1946年底组织派遣军15000人赴日，驻军三年，美国将提供运输器材及25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支持。但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中止的原因，蒋经国后来有一段解释：“当时，美军曾经洽请我国派遣占领军，我们如果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主张其为交战国，应有权利派兵进驻。这样一来，则日本便会像东西德、南北韩之形成分裂，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为此，我们乃建议由美国一国的军队占领日本。”蒋介石自己也说：“如果中国军队进驻日本的话，我判断苏联一定以此为借口使红军进驻。”
虽然在效果上，中国驻日派遣军的退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苏联，是个很可疑的问题，但蒋介石希望籍此遏制苏联的扩张，则是毋庸置疑的。抗战末期，蒋经国曾与斯大林会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欲望印象极深。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问蒋经国：“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蒋经国答：“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斯大林回应道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蒋经国反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要这块地方的。……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如此锋芒，不能不让蒋氏父子如芒在背。
“德政”三：蒋介石提议“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天皇的存废
日本天皇制度的保留，虽然主要取决于美国占领军方面的的态度。但《波茨坦宣言》中，预先为天皇制度的保留提供了法理保障，也是事实。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以《波茨坦宣言》为基础商谈投降事宜，唯一要求是希望保留天皇制度。对此，美苏英中四国商以后回应：“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定之。”这一条款，实际上成了以后日本新宪法中天皇条款存在的法理依据。
该条款的最早的提议者，正是蒋介石。据美国外交档案记载，1943年11月23日，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就“战后是否应该废除日本天皇制，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蒋氏表示：“此将牵涉到日本政府的组织问题，为了避免在国际关系上犯了遗恨千载的任何错误，这个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因为蒋氏的这一意见，开罗会议没有将天皇制的存废列入讨论议程。蒋氏的意见，对日本天皇制的存废，显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美国政府最后下定决心保留天皇制，已是占领日本之后的事情。但相比其他就天皇存废公开表态的国家而言（如苏联、菲律宾等），中国是唯一持善意中立态度者。而1945年中国国内舆论，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其实也极高。蒋氏既没有支持这种呼声，也没有反对这种呼声，而取“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这样的中立态度，显然，既有不能逆国内民意的考虑，也有需照顾200余万日本在华军民情绪的客观需要，诚如曾担任国军军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天皇制度，恰恰是这些在华日军的精神图腾，蒋氏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此刻公开主张废除天皇制来刺激他们。
“德政”四：“反对报复性赔偿”，但实际仅得到2200多万美元物资设备
岸信介将“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算入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当中，其实是个误解，应该修正为“反对报复性赔偿”。“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是蒋氏败退台湾之后，在美、日的压迫下的不得已之举，算不得什么“以德报怨”。
日本侵华十余年，中国损失巨大。1943年11月23日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提出：战后日本可用实物作为支付中国赔偿的一部分，日本的许多工业机械与设备、军舰与商船、车辆等，可移交中国。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此中不难看出，蒋氏更关注战争赔偿对中国迅速恢复工业化的帮助。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则明确了中、美、英三国的对日索赔原则：1、盟国不向日本索取现金赔偿，但令日本也工业设备及生产品等实物赔偿，以消除去战争潜力；二、盟国像日本索取赔偿设备与产品的同时，须顾及日本战后能维持一合理的经济生活水准。总体而言，即蒋氏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所谓的“我们并不要报复”，反对“反对报复性赔偿”。之所以如此，与盟国充分吸取了一战后的索赔政策的教训有很大关系。
但因为美、苏、英等大国操控下的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的远东委员会争执不休，对日索赔决议在无限期的讨论中最终流产。直到1947年4月，美国政府才决定抛开远东委员会，采取单独行动，拿出部分设备先行予以拆赔，这部分物资分配给因日本侵略受害最深的中国、菲律宾、缅甸等国。至此，对日索赔才真正付诸实施。但这项暂行指令，在1949年5月又被美国喊停，原因是国共内战的结局已经明朗化，美国政策已转向扶植而非压制日本。在这期间，中国政府从日本拆迁装运回国的物资设备，仅为2200多万美元，而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提供的抗战八年中国损失数据是：人口伤亡12784974人，财产损失559亿4384万4000美元，其中，1931-1937年间的损失，及东北、台湾和解放区的数据，尚未算入其中。
拆赔被美国喊停后，国民政府也曾表示过公开抗议，但其无效也可想而知。1950年10月，杜勒斯向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提议放弃对日索赔，顾虽然表示拒绝，但台湾“外交部”则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关于赔偿问题，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为了换取日本一句模棱两可的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台湾当局连日本的劳役服务赔偿权利也被迫一并放弃了，而其他旧金山和约国则仍然享有该项权利。[详细]
结语
蒋氏善待日本在华军民，实属国共政争的形势使然；对天皇制度的存废持中立态度，也有不欲刺激在华日本军民的考虑；至于阻止列强瓜分日本，动机在于遏制对中国威胁极大的苏联势力的扩张；“反对报复性赔偿”，则系盟国商定的原则性索赔方针，并非蒋氏一人意见；而“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则纯属美、日压迫所致，并非蒋氏之本意，自然也算不得什么“以德报怨”之举。通观蒋氏整个对日“以德报怨”政策，其利益着眼点仍在自身，而不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