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罪责的追究
——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思辨之一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年。
当年作为二战轴心国的德、意、日三国中，德国和意大利整个民族和国家已经从那段历史沉痛教训中彻底脱胎换骨获得新生，得到全世界普遍认同。唯有日本，因为战后特殊的原因成为一个怪胎，至今还和二战时未曾消散的阴魂勾勾搭搭、拉扯不断、明通款曲、暗送秋波，仍然年年招魂拜鬼，年年阴阳勾联。
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发起的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罪责，诚如众所共识，固然首先应该追究日本天皇、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高层的责任，这是毫无疑义的。二战结束后，之所以没有追讨日本天皇的罪责，并非日本天皇无罪可究，而是有人出于一己私利，欲借助日本天皇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权威达到统治日本社会，进而包揽利用日本的综合资源、战略地位和地缘政治为自己的全球战略谋取私利的目的。与战后德国被美、苏、英、法等战胜国共同占领不同，当时占领日本的只有一家独大的美国，由独沽一味的占领者根据一己的需要随意揉捏决定日本乃至周边本不属于日本领土的那些岛屿的命运，由此衍生的一系列结果就失去了公平、公道、公理和公义，导致许多原本清晰无疑的历史旧账如今盘根错节，令当事国之间产生龃龉、矛盾从而使主事者从中渔利，成为一笔极具争议的糊涂账，难以一一恢复原本应有之义，无法达成相关国家的共识。
如果将上述所应追究的诸项战争罪责放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进一步深究，这些战争决策者毕竟只占社会总人口的极少数。倘若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的政治能量就极其有限，很难振臂一呼就将整个日本民族成功地捆绑在滚滚开动的战车上。到底什么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社会基础？这是至今未能引起世人深思和重视的严重问题。
仔细回顾日本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发现日本社会除了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日本共产党曾经有过微弱的反战声音之外（我们在此应当向这些为数不多的反战日本良心表示敬意，尽管他们很快就被政府投入监狱而销声匿迹），几乎没有其他社会政界、党派、军界、知识阶层和社会工农大众在政府开动战争机器时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相反，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到来自民间对于日本天皇、军界和政府决策战争的支持和响应，很容易发现日本军国主义的毒瘤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丰沃的民间土壤。当军国主义战车隆隆启动时，日本社会上下一致的民族战争意志，丝毫不逊于——甚至可以说远远强于侵华战争发动之后我中华民族对于抵御外辱、反对侵略的民族意志。这边厢在我们民族面临着日寇铁蹄蹂躏之际还纠缠于“攘外必先安内”，以及各方军阀划地割据的时候，那边厢日本社会整体却为了开动战争机器而真正实行了全民族的“万众一心”。为什么我中华民族拥有数倍于日本的人口，拥有数十倍于日本的国土，却奈其入侵魔爪于不何？除了当时我们国力确实不济之外，我们的民心不齐当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日本军队在二战中每取得一个战役、战斗的胜利，都和日本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日本军队在被侵略国及其本土每受到一次挫折、失败乃至最后投降，都能够感受到日本整个民族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高层弥漫在焦虑、凝重、沮丧和绝望的氛围之中。
概言之，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整体意识。这本是很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学习和仿效的地方。但是，当忧患意识和整体意识在被军国主义驾驭之时，就会成为战争的温床。今天，日本国民很少从自身（个人）角度反思日本在二战时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似乎认为那是他们祖上时政府的事，和他们自身的阶层、他们自己作为整体一分子没有什么干系。他们不认为那时开动外侵战车的狂人和他们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认为战争罪责与他们自己相去甚远。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身处与他们地位相同的每一位平民，都竭力尽责支持战争的决策者以期从战争行为中获取国家、社会乃至自身的实在利益，才能够为外侵战车加足马力从而使战争由飘渺的思绪成为严峻的现实。他们甚至认为作为一介平民，他们自己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战争的加害者。他们至今认为纪念战犯的行为完全合乎他们的民族传统和道德标准，无悖于国际关系准则，而他们在靖国神社的追思慎远只是遵行民族传统而不是承接、延续战犯们的军国主义幽灵进而无形中为下一场战争积聚能量并为其找寻道义理由。
作为那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我们则为了显示自己的包容大度及和平愿望，仅仅将战争的罪责最小限度地限制在对日本军部、日本政府那少数战犯范围内，顶多还加上对日本天皇的追究上，却羞于追究全力支持战争决策的日本广泛的社会基础的罪责并放弃战争赔偿，还美其名曰将少数战争发动者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在社会的金字塔中，政府和人民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譬如在八十年代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国政府决策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全面追求经济实惠，全盘放弃理想信仰，以致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以及社会道德全面沦丧的人民；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种情形。如果战前大多数日本人民不是那么一致支持政府所为，日本决不会是昨天的日本；如果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民都能从自身对国家发展方向形成的责任方面反省历史，日本也绝不会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敦促日本人民从自身角度反省战争责任的初衷。其实，让每一个日本民众从心底认知他们对于那场战争的社会罪责，并不是要求他们对战争受害者进行任何物质性补偿，而是要他们从心底里时刻警惕着他们的政府一旦撩动下一场战争的心思时就将其扑灭于青萍未起之初。
作者：哈尔滨冰锋剑道 共识网 2014-12-29
摘要：否认了“核心神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异于“挥刀自宫”。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首相会一次又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这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也是为什么像《永远的零》、《男人的大和号》、《吾为君亡》、《啊!海军》这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问我“何所云”。《永远的零》是一部让日本极其纠结，更让中国人深感费解的电影。
参拜过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都深得日本民心，任期较长。
一年前的12月3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电影让他深受感动;一年后的今天，安倍晋三成功连任。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为什么安倍晋三会连任?中国人更好奇，《永远的零》到底讲了什么?
在过去的一年中，《永远的零》早已通过互联网潜入中国。但令人奇怪的是，与一年前主流媒体的“骂声如潮”相比，一年来网友的反应却是出奇地平静。在网上，你几乎找不到一篇像样的评论。
一是因为时间已久，“憎日派”骂人的激情已冷;二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这部电影根本没有看懂。不仅那些逢日必反的“憎日派”看不懂，就连我身边这些练习日本剑道的“知日派”也是一头雾水。日本剑道进入中国已有17年。如今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剑道馆40多家，近两万人常年练习剑道。在今天的中国，这两万人可能是中国民间最为“知日”的一群。可即便是他们，也莫明其妙。它让中国人产生了一连串的费解：
费解一：这是一部军国主义电影吗?不太像。影片描写了战后日本的凄惨，城市被夷为平地，到处是断壁残垣;军人的遗孀遭人拐卖，母女俩饥寒交迫;影片描写了战争的惨酷，军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费解二：主角宫部久藏是一名军国主义分子吗?好像也不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每当有空战，他就开着飞机躲在云层里。他的家庭梦想就是“活下去，陪在妻女的身旁”。
费解三，也是中国人最最想不明白的。宫部久藏明明不想死，为什么最后还是开着飞机撞向了美国的航母。这个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电影没说，中国人更加费解。
费解四，宫部久藏死之前，把妻女托付给了一位青年的飞行员。所谓的“托付”就是让对方娶自己的妻子，代替他“陪在妻女的身旁”。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反而让别人“代劳”，这样的托付中国人可能一万年也做不出来。
最后，透过这部电影，最最让中国人费解的就是：日本为什么死不认错?!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如果日本诚恳地道个歉，首相不再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记住教训，放弃仇恨，中日两国还可以继续做好邻居。
但以我个人对日本的了解，我认为这纯粹是一厢情愿。日本政府永远会用“遗憾”、“反省”的字眼来含糊其辞。对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731部队、万人坑这些累累罪行，他们要么沉默，要么否认。像《永远的零》这样的电影他们会一部接一部地拍下去，日本的政治家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
这与日本右翼无关。这是日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所达成的“潜在共识”，更是日本独特文化所形成的独特思维。这种独特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纠结”：
一、纠结的才是英雄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说：在美国人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电影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反战电影”。无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七七事变”，镜头里展现的都是泥泞里的行军，鏖战的困苦，你看不到胜利的场景和“万岁冲锋”……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幸存的代表，他们成了瘸子、瞎子、残废人……
外国人从这些电影中看到的是“反战”，而日本人自己看到的却是“英雄主义”。日本人对英雄的定义与我们截然不同。中国人评伦英雄，首先要看他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毛泽东说：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就比鸿毛还轻。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立场错了，还十分拼命，那就不是英雄，而是“倒行逆施”。但日本人不这么看。日本人认为英雄与立场无关，而在于他是否“卖力”。如果这个人刚好又身陷“小情义”和“大情义”的矛盾之中，最后他舍却“小情”，成全“大义”，那么这个人就是大大的英雄。日本人对“情义”的定义大体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1、忠：对天皇、国家、法律的义务;
2、孝：对父母双亲、子孙后代的义务;
3、诚：对工作敬业的义务。
电影《啊，海军》的主人公平田一郎纠结于“是上东京大学，成就个人的梦想;还是留在海军，为天皇尽忠”;
电影《男人的大和号》的主人公纠结于“亲情”和“忠诚”之间。明明知道出海就是死，但是他们为了“向天皇尽忠”，毅然选择了死亡。
电影《山本五十六》的主人公纠结于“理智”还是“忠诚”之间。从理智上讲，山本五十六坚决反对和美国开战(不是质疑战争的正义与否，而是质疑能否打赢)，但只要天皇一声下令，他就死磕到底。
……
在日本人看来，经历了“痛苦的纠结”，最后拼尽全力尽到了自己的本分，这样的人就是英雄。他们既不会质疑战争是否正义，也不会质疑天皇的对错。
《永远的零》中的主人公宫部久藏是天皇的军人。做为臣子，他有为天皇尽忠的义务;做为教官，他有率先垂范的义务;做为军人，他有爱岗敬业的义务;做为战友，他有共同进退的义务。他一直身处纠结之中。这种反复的纠结，让他最终选择了为天皇尽忠。对此，日本人心领神会，可中国人却如云里雾里。
没有“痛苦的纠纷”就没有戏剧性，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就算不上是英雄。有时候为了衬托英雄，文学作品会把这种“痛苦”搞到在外人看来“极其变态”的地步。日本的民族史诗《四十七浪人》中，有的武士为了给主公复仇，竟把妻子卖到妓院里，筹集经费;有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竟要杀掉亲妹妹;有的杀掉自己的岳父;有的为了刺探情报，竟把妹妹送给敌人做小妾……
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认为真正的强者应该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近代以来，日本试图建立某种可以凌驾于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他们常常选择“诚”。
“诚”在日语是“卖力”、“全力以赴”的意思。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所有“为天皇抛弃个人幸福”并“卖力”的人都是“英雄”，无论他是卖力地侵略，卖力地屠杀，还是卖力地搞活人解剖。甚至那些自愿到前线“卖力“地为士兵提供性服的日本慰安妇也是“英雄”。
日本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民族，事事都力求完美。“小情小义”可以舍取，但必须要有一个交待。所以，能做到“两全其美“的英雄才算完美。
二、纠结中的两全其美
在《四十七浪人》的故事里，将军禁止武士私相复仇。浪人们虽然手刃仇人，却同时违反了将军的命令。为了给将军一个交待，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尽。日本的小学课本中对此的评论是“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永远的零》中男主人公宫部久藏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自己去死，而让学生大石少尉娶自己妻子。中国人觉着不可思议，日本人却认为这是人世间最完美的安排。
可问题是大石也很纠结：老师的托付是“小情小义”，为天皇去死却是“大情大义”。这时候，解药来了——天皇的《终战诏书》。这是影片里中国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幕。日本人深得《终战诏书》的真义，片中所引用的恰恰是“精华”所在：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天皇在的《终战诏书》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他想告诉国民的恰恰就是《永远的零》中那句反复被提及的台词“不管前路多艰辛，都要努力活下去!”
活下去!这是一个纠结了日本几千年的难题。
三、活下去——永远的纠结
日本是一个被火山、地震、海啸、战争、贫穷、饥饿反复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机”像一把高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方面让日本民族养成了坚韧不拔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令他变得行事偏激。
“活下去”成了这个民族的终极目标，成了他判断一切的根本准绳，更成了他后来胡作非为的最好借口。尊王攘夷是为了“活下去”，明治维新是为了“活下去”，后来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据说都是为了“活下去”。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都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美国对日本钢铁和石油的禁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本五十六曾经让参谋制定了一个进攻印度的计划，据说是为了保护已经到手的新加坡。这就是典型的日本思维：若要保住日本，必先征服朝鲜;若要保住朝鲜，必须征服“满洲”;若要保住“满洲”，必须征服中国本部;若要保住中国，必须将英美赶出太平洋……
有人说：如果有一天日本要征服火星，那一定是为了保护地球。
实际上“活下去”已经成为当时日本最高的价值判断和一切行为的借口。为了“活下去”，他可以策划阴谋，编造谎言，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为了“活下去”，在战败之后他可以委屈求全，拨出5000万日元作经费设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并在报纸上打广告公开招募了6万名日本妇女为美军提供性服务。
“不管前路多艰辛，都要努力活下去!”在这样的价值观的统领之下，这个民族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追求生存”本无可厚非，可当“活下去”成为最高价值观时，一个民族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就不会去追求“公理、良知、正义、理想”这些抽象的与生存本身无关的东西。这种现实主义，让日本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和超越技术层面的价值判断。
在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吾为君亡》、《男人的大和号》、《永远的零》中，日本所有的“反思”都停留在细节之上。诸如：对美国的断交书送晚了;应该优先发展海军航空兵;不应该虐待体罚士兵;中途岛之战不应该在鱼雷和炸弹之间换来换去……日本的反思从来也没有上升到正义的高度和哲学的层面。他认为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技术上的失误”。
做为局外人，纵观日本。黄海海战、对马海战、九一八事变、偷袭珍珠港，每一步棋都走得精彩绝伦，可连在一起却是一盘臭棋。
没有哲学，就没有理性;没有抽象，就没有战略。麦克阿瑟说：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
理性缺如，自然神话横行。实际上，二战期间日本可能是所有参战国家中最为迷信的一个。
四、纠结的“神族”
日本是一个桃太郎和圣斗士星矢的民族，身形矮小却心雄万夫。历史上，日本曾两次挑战中国的地区“霸权”。一次是公元663年，日本曾和唐帝国为争夺朝鲜半岛进行白江口之战。公元1542年，丰臣秀吉为吞并朝鲜与明朝军队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战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每一次它都主动挑战比他大几倍、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国家。为什么日本会如此疯狂?为什么小小的日本会有如此大的野心?而这一切都必须从日本独有的神道教说起。
神道教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是“万世一系”的“现人神”。日本民族是神统御之下的“神族”。
万斯白是一位中国籍的意大利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被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强征并招募为间谍。后来他在《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中，披露了一位皇族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对他的训话：
“日本民族是唯一神圣的民族，我们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是地球上最神圣的民族，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大和民族从来不与其他民族混血。我们的文化是神圣的，我们没有精力将我们的文明灌输给被我们征服的民族，他们应该直接被消灭。朝鲜人将败于恶行，中国人将成为鸦片和其它毒品的牺牲者，俄国人将为伏特加所灭……你切莫发笑，天神是不撒谎的……”
如果你觉得这仅仅是个别疯子的胡诌的话。那么下面这些例子则会向你证明日本人是多么在意自己的“神话”。万斯白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宪兵被一名白俄酒鬼痛打了一顿，昏倒在街头。刑事科的副巡斐陀罗夫(伪满中的白俄雇员)捉到了打人者，并如实上报。结果，日本宪兵司令气急败坏：“你怎么敢说一个酒醉的俄国人夺去了日本宪兵的武装并痛打了他?你已经构成了侮辱日军、侮辱神圣天皇的罪行。”
可怜的斐陀罗夫不得不在一名日本律师的“指导”之下重新写报告，这在哈尔滨警界闹出一个大笑话：
1933年6月5日晚22：00，日本宪兵贺本太君遇上一队20人以上的青年共产党员。他们叫嚣着，殴打过路的公民。贺本太君勇敢地挺身上前，凭借武士道精神英勇自卫，与共产党员们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是击退了共产党，捉住了他们的领袖。我身居“满洲国”警察局的副巡，把贺本的英勇行为呈报给日本当局。他是光荣日军的代表，真正的武士，他的英雄行为让我们充满着敬仰和惊奇。
如果你觉着这荒谬至极，那么更离谱的还在后面。据万斯白回忆：1932年4月，义勇军在横道河子(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境内)突袭日军，击毙143人。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却说阵亡了4个人。
1932年，哈尔滨师团长多门中将上报“5月18日，1200名皇军在松浦镇(今哈尔滨松北区)与悍匪(东北义勇军)遭遇，对方8000人……我军损失14人，毙敌1214人。”可万斯白说：真实的情况是，日军趁夜强渡松花江，3500人只有1676人顺利登陆。6天之后，在江上捞起日军907具尸体。15天后，又在江上捞起531具尸体。
在后来的平型关战役中，日军更是将阵亡人数上报为60人。
许多人中国人都有一个错觉，那就是日本人做事精益求精，认真严谨，所以他是一个不会说谎的民族。可这种诚实仅仅体现在生活中。一旦涉及到他的“核心神话”，他什么样的谎言都说得出口。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
既然天皇是神，神就永远不会错;
既然日本是神统御下的“神族”，皇军就必须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既然日本是“神族”，那么高贵的“神族”怎么可能犯下像“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死亡行军”那么卑鄙的罪行?!
……
审判天皇，就等于告诉世人在“神”的指挥之下，日本犯了一个又一个愚蠢的错误。在东京审判中，甲级犯们争先恐后地把战争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一是尽臣子的本分，二是为了维护这不破的神话。(从1931年“九一八”——1945年战败，日本14年中换了15任首相。如果没有天皇这样的超然于各党派、各军种、各财阀之上的领袖，日本怎么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所谓“下克上”的军官，本质上都是天皇派出督战的钦差。)
承认自己伤亡惨重，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百战百胜的“神族”，那么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日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如果日本不是神族，不是天生高人一等的话，他凭什么统治中国人、朝鲜人、马来人、缅甸人、俄国人、英国人?
承认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慰安妇”等一系列侵略罪行，那么“神族”何以自立于世界?!
日本不是中国。中国可以把错误推到奸臣的身上;德国可以把错误推到纳粹身上;英国可以把错误推到绥靖派身上;俄国可以把错误推到沙皇身上;美国可以推到总统身上……但日本不行!天皇是神，神要是错了，那整个日本民族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甲级战犯也是天皇统御下的神族，如果他们是卑鄙残忍的，那整个“神族”有何颜面再次成为“政治大国”?!
神道教创造出来的“神话”让日本进退失据，在历史面前毫无回旋的余地。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神话”，每个民族的行为都被它驱使：
犹太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如果没有这“神话”，他就不可能在2000年的迫害、驱逐、杀剹中生存下来;
俄罗斯人坚信自己是“弥赛亚的民族”，坚信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却往往成了它们的压迫者，因而，总是招致敌意和猜忌，迄今还有待于我们克服。
美国人坚信自己是“自由的灯塔”，就像自由女神像下的诗中写道：把你，那劳瘁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全都给我!我高举灯盏，伫立金门!在美国人看来，自己大战小战，都是为自由而战。
中国人坚信自己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必将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
“核心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否认了“核心神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异于“挥刀自宫”。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首相会一次又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这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也是为什么像《永远的零》、《男人的大和号》、《吾为君亡》、《啊!海军》这些“内容如此雷同，面目如此相似”的电影会接二连三地被人搬上大屏幕。日本的政治精英、商界精英、知识精英所做所想就是把这块蒙上历史污垢的“核心神话”重新擦亮。
一定会有人说我言过其实。有人会说，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毕竟是个别的，不代表大多数日本国民。可是我请大家梳理一下，战后凡是参拜过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其任期都不短：
三木武夫在位2年(1974年12月9日——1976年12月24日);
福田赳夫在位2年(1976年12月24日——1978年12月7日);
中曾根康弘在位5年(1982年11月27日——1987年11月6日);
桥本龙太郎在位2年6个月(1996年1月11日——1998年7月30日);
小泉纯一郎在位5年5个月(20014月26日——年2006年9月26日);
安倍晋三从2012年12月26日至今，在位两年。和那些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的首相相比，这些“拜鬼”的首相简直就是“长期执政”。你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迎合了日本的民意吗?!
有人会说，日本右翼是少数。不少旅日作家说，日本民众是热爱和平的。对此，我完全承认。可是你翻看日本历史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民众在历史上不是懵懂的看客，就是狂热的追随者。日本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少数精英(武士、财阀、政客)主导的。这些精英通过哄骗、收买、煽动、威胁，最终让沉默的大多数和他们一起维新，一起变革;一起疯狂，一起奔向死亡。《永远的零》中的公人主，最终还不是开着飞机撞向了美国的航母吗?!
有人会说，现在在日本人的心中，天皇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人把他当成神。对此，我完全承认。历史上，天皇的地位也曾经被将军取代过;今天则被驻日美军取代。但是，一旦有一天美国撤出，日本的领土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信仰真空，天皇一定会再次被迎上“神位”。
法国哲学家勒庞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它的性格决定的。制度尚且如此，行为何尝不是?!梦已碎，心未死，这就是日本眼下最大的纠结。一心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需要唤起国民心中的武士道精神，更需要让“核心神话”重新萌动。
笔者痴迷日本剑道，酷爱日本文化，在与日本剑道前辈的交往中受益良多，他们的知识和人格魅力令人折服。笔者绝没有挑唆中日关系的意思，只想通过自己有限的知识，告诉大家一个我心中“真实”的日本。《永远的零》纠结着日本，也提醒着中国：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邻居，就像乌克兰没有办法“远离”俄罗斯一样，面对这样一个“神族”，除了壮大自己我们别无选择。
按照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说法，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包括四大内容：1、让200多万日本军民平安返日；2、阻止列强如瓜分德国一般瓜分日本；3、保留天皇制度；4、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岸信介认为，这四大“德政”，对日本的战后复兴，有巨大的实质贡献。下文即逐一还原这四大“德政”产生的历史逻辑。
“以德报怨”是日本媒体对蒋介石讲话的概括
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所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蒋氏在该讲话中说道：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赎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篇由蒋氏亲自撰写、宣播的讲话，其主旨是“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当中并无“以德报怨”的字样；“以德报怨”这个词，实际上是日本新闻媒体在报道蒋氏该讲话时所代拟的标题。当然，蒋氏对日本媒体的这一概括，并无异议，而且多次引用（如1946年指示驻日代表朱世民），显示相当认同。
“德政”一：蒋介石优待日本军民，有需要依靠他们遏制中共势力扩张的因素
蒋氏的讲话，有明显的针对性。其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毒害，对“优胜劣汰”信奉到了变态的地步，这是其发动二战的深层原因。蒋氏曾精细研读孙中山《建国方略》，该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过深刻反思，认为基于“道德仁义”的“互助”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其讲话也确实对信奉“优胜劣汰”的日本产生了很大冲击。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即认为讲话愈加凸显出了日本的战败不但因为军事的失利，更因为道德的堕落。
但更重要的针对性，是国共政争的现实需要。蒋氏对战后受降问题十分焦虑，1945年9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此时唯一政策，在接受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受东北之失地。”受降意味着土地及物资，尤其是武器。按中共的要求，是就近受降；而按盟军的指示，是只能向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一方面，中共解放区与日军占领区犬牙交错，而国民党部队大部分在后方，输送颇费时日；另一方面，日军受盟军指令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但同时又受到中共部队要求受降的军事压力。此种情形下，蒋介石选择的办法，是与日军“合作”：蒋要求已经投降的日军不得放弃武装，在国民党军队抵达放区之前，必须坚守阵地。
8月15日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讲话，显然有安抚日军、激励其替国民政府坚守阵地的目的。8月18日，冈村宁次即公开回应“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也很显然与蒋氏15日的讲话有莫大关系。稍后，9月11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而其原有架构，则全然未动，仅更名而已；已经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本官兵，也不称战俘，而称作“徒手官兵”，其原有部队的指挥体系亦继续维持；且“徒手官兵”纳入国民政府军的补给体制，与国军官兵享受同等补给，拿同等薪资。而日军为了替国民政府守住阵地和物资，自8月15日宣布投降，至次年1月10日，仅华北地区死伤及失踪不明人数，即达9000余人。
基于上述的政治背景，在华日本军民在之后的遣返问题上颇受优待，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日本防卫厅统计，日本宣布投降时，其在中国的总兵力有1847800人，包括中国“本土”1055700人，东北66400人，台湾128100人。其中由国民政府负责的受降区，有日本现役军人1183800人，平民999470人，合计需遣返2183270人。这些被国民政府遣返的日本军民，事后大都对蒋介石感怀不已。其缘由有三：其一，遣返效率颇高，国民政府动用了中国航运力的80%来运输这些归心似箭的日本军民，1946年7月即遣返完毕；其二，国民政府允许每位遣返的日本军民，可带1000日圆回国，较之其它战区不许携带任何钱币财物，有天壤之别；其三，允许每位日本军民携带30公斤行李回国，其时，日本国内因长年供应战争且饱受美军轰炸，粮食及物资极端匮乏，携行李回国的日本军民，生活往往因此比本国居民更宽裕。60年代以后，以这批军民为基本骨干，日本成立了许多以“感谢蒋介石”为宗旨的“日华亲善协会”一类的民间组织。许多人还为蒋介石建庙立碑以示纪念，如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1985年3月4日条下就记载有：“日本人建‘以德报怨之碑’於千叶县呷町，以示对我先总统蒋公永志不忘。”
“德政”二：蒋经国说，为防止苏联占领日本，中国中止了对日派遣军
日本战后没有像德国一般被瓜分占领，与蒋介石放弃派遣军队占领日本或许有关。其历史根源，可追溯到1943年的开罗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蒋氏探询过中国派军队占领日本的意愿，蒋氏以无力负担婉拒。美国稍后遂制定了一个美英苏中四国占领日本的计划，但因日本放弃“本土决战”选择无条件投降而中止。美军实际控制日本后，又制定了美军主导、中国军队协防的新计划。该计划出于意识形态因素将苏联排斥在外，邀请中国则是为了消弭日本民众当中仍普遍存在的“种族竞争”思想，避免给日本人造成一种白种人统治有色人种的印象。
据美国外交档案记载，中美双方一度就派兵赴日问题达成协议。按照协议，国民政府将于1946年底组织派遣军15000人赴日，驻军三年，美国将提供运输器材及25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支持。但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中止的原因，蒋经国后来有一段解释：“当时，美军曾经洽请我国派遣占领军，我们如果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主张其为交战国，应有权利派兵进驻。这样一来，则日本便会像东西德、南北韩之形成分裂，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为此，我们乃建议由美国一国的军队占领日本。”蒋介石自己也说：“如果中国军队进驻日本的话，我判断苏联一定以此为借口使红军进驻。”
虽然在效果上，中国驻日派遣军的退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苏联，是个很可疑的问题，但蒋介石希望籍此遏制苏联的扩张，则是毋庸置疑的。抗战末期，蒋经国曾与斯大林会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欲望印象极深。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问蒋经国：“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蒋经国答：“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斯大林回应道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蒋经国反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要这块地方的。……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如此锋芒，不能不让蒋氏父子如芒在背。
“德政”三：蒋介石提议“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天皇的存废
日本天皇制度的保留，虽然主要取决于美国占领军方面的的态度。但《波茨坦宣言》中，预先为天皇制度的保留提供了法理保障，也是事实。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以《波茨坦宣言》为基础商谈投降事宜，唯一要求是希望保留天皇制度。对此，美苏英中四国商以后回应：“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定之。”这一条款，实际上成了以后日本新宪法中天皇条款存在的法理依据。
该条款的最早的提议者，正是蒋介石。据美国外交档案记载，1943年11月23日，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就“战后是否应该废除日本天皇制，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蒋氏表示：“此将牵涉到日本政府的组织问题，为了避免在国际关系上犯了遗恨千载的任何错误，这个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因为蒋氏的这一意见，开罗会议没有将天皇制的存废列入讨论议程。蒋氏的意见，对日本天皇制的存废，显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美国政府最后下定决心保留天皇制，已是占领日本之后的事情。但相比其他就天皇存废公开表态的国家而言（如苏联、菲律宾等），中国是唯一持善意中立态度者。而1945年中国国内舆论，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其实也极高。蒋氏既没有支持这种呼声，也没有反对这种呼声，而取“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这样的中立态度，显然，既有不能逆国内民意的考虑，也有需照顾200余万日本在华军民情绪的客观需要，诚如曾担任国军军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天皇制度，恰恰是这些在华日军的精神图腾，蒋氏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此刻公开主张废除天皇制来刺激他们。
“德政”四：“反对报复性赔偿”，但实际仅得到2200多万美元物资设备
岸信介将“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算入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当中，其实是个误解，应该修正为“反对报复性赔偿”。“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是蒋氏败退台湾之后，在美、日的压迫下的不得已之举，算不得什么“以德报怨”。
日本侵华十余年，中国损失巨大。1943年11月23日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提出：战后日本可用实物作为支付中国赔偿的一部分，日本的许多工业机械与设备、军舰与商船、车辆等，可移交中国。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此中不难看出，蒋氏更关注战争赔偿对中国迅速恢复工业化的帮助。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则明确了中、美、英三国的对日索赔原则：1、盟国不向日本索取现金赔偿，但令日本也工业设备及生产品等实物赔偿，以消除去战争潜力；二、盟国像日本索取赔偿设备与产品的同时，须顾及日本战后能维持一合理的经济生活水准。总体而言，即蒋氏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所谓的“我们并不要报复”，反对“反对报复性赔偿”。之所以如此，与盟国充分吸取了一战后的索赔政策的教训有很大关系。
但因为美、苏、英等大国操控下的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的远东委员会争执不休，对日索赔决议在无限期的讨论中最终流产。直到1947年4月，美国政府才决定抛开远东委员会，采取单独行动，拿出部分设备先行予以拆赔，这部分物资分配给因日本侵略受害最深的中国、菲律宾、缅甸等国。至此，对日索赔才真正付诸实施。但这项暂行指令，在1949年5月又被美国喊停，原因是国共内战的结局已经明朗化，美国政策已转向扶植而非压制日本。在这期间，中国政府从日本拆迁装运回国的物资设备，仅为2200多万美元，而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提供的抗战八年中国损失数据是：人口伤亡12784974人，财产损失559亿4384万4000美元，其中，1931-1937年间的损失，及东北、台湾和解放区的数据，尚未算入其中。
拆赔被美国喊停后，国民政府也曾表示过公开抗议，但其无效也可想而知。1950年10月，杜勒斯向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提议放弃对日索赔，顾虽然表示拒绝，但台湾“外交部”则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关于赔偿问题，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为了换取日本一句模棱两可的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台湾当局连日本的劳役服务赔偿权利也被迫一并放弃了，而其他旧金山和约国则仍然享有该项权利。[详细]
结语
蒋氏善待日本在华军民，实属国共政争的形势使然；对天皇制度的存废持中立态度，也有不欲刺激在华日本军民的考虑；至于阻止列强瓜分日本，动机在于遏制对中国威胁极大的苏联势力的扩张；“反对报复性赔偿”，则系盟国商定的原则性索赔方针，并非蒋氏一人意见；而“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则纯属美、日压迫所致，并非蒋氏之本意，自然也算不得什么“以德报怨”之举。通观蒋氏整个对日“以德报怨”政策，其利益着眼点仍在自身，而不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