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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英阶层整体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25年后重新回溯“邓小平过程”    老田/2015-12-10

(2015-12-13 01:33:31) 下一个

 老田:中国的精英阶层整体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25年后重新回溯“邓小平过程”

 
中国的精英阶层整体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25年后重新回溯“邓小平过程”
  
老田/2015-12-10

  
  【破土编者按】毛泽东逝世之后,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与毛时代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这条道路到底是”总设计师“在自己天才的大脑里预先设计出来的,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抑或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结果?老田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解答。
  
  在网络上和学者群体中间,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争论持续不断,争论的双方最后往往最后难免意气用事。倒是毛泽东毕生信任的人民群众最具有民主意识,没有陷入这种无谓的争论和相互诋毁的俗套,他们总结说“毛泽东代表穷人,邓小平代表富人,×××代表坏人”。看来不是那些民主贩卖者最具有民主素质,反而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在自己的谚语中间,最能够正视事实和对垒阶层的利益和意愿,并且愿意容忍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评价存在,完全没有表现出自由主义者在网络论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压迫对方承认自己的感受不可的“民主法西斯”劲头,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民主素养。
  
  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后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叫做“改革开放时代”。许多人把这个时代定义为是一个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变革时期,同时还说缺乏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配套,换言之,改革是一场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邓小平的总设计师地位显然就被赋予一个经济政策的设计师位置。然而事实刚刚好相反,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恰恰不是一个有“预先设计”的单纯经济制度变革过程,而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具有明确方向与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恰恰是一个政治变革的配套政策手段。
  
  无论是改革过程的依靠力量,舆论动员过程,还是改革的服务目标和方向,在与毛泽东时代对比之构,都是一个主动自觉的政治变革过程,最近25年的经济政策的变换,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目标。如果简单地加以概括的话,毛泽东时代是要求一切从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为了保障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而后毛泽东时代恰恰相反,是一切为了少数人利益的快速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抛弃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保障制度,寻求一种有利于少数人的财富分配方式和社会制度构架。按照今天已经公开的小秘密,就是邓小平先生的两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走一段资本主义。”
  
  有人形容现实的政治过程是“关于瓜分全部国民收入的一场拔河比赛”,这一场拔河比赛的竞争双方是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很显然平民阶层人数占据绝大多数,如何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接近的情况下,精英阶层是必然要失败的,国民收入分配将最终有利于多数人。为了保证精英阶层能够最后胜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间取得满意的份额,就必须让平民阶层丧失竞争意志,自动放弃参加比赛并出力拔河,或者让平民阶层无法凝聚自身的意志和力量,协调一致地参加比赛。因此精英阶层需要告诉平民阶层,参加拔河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带来混乱和损失,最理想的状况是不要关心和政治和竞争问题,单纯注重日常利益的增进。在政治上让精英阶层充分团结起来,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高度整合,同时尽可能瓦解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和组织能力,这是确保精英阶层在政治拔河比赛中间最后胜出,从而得以分得国民收入大部分的可靠保证。中国三种精英群体的整体化过程,显然就是一个阶级意志的凝聚过程,也是一个组织化程度提高和竞争力量急剧上升的过程;而让平民阶层在组织上完全分散化,并通过舆论引导让他们不注意政治上的“拔河比赛”从而损失竞争意志,就是一个削弱平民阶层意志和力量的过程,中国的国民财富和资源分配政策就是最后根据这个阶层力量对比变化来决定的。换言之,是政治上决定了力量对比,然后在经济上去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厘定,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变革。邓小平让精英阶层关注政治,政治上需要整合才能取得胜利;让平民阶层去关注经济利益,而在利益上是存在竞争关系的无法实现整合,本身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谋略和意识形态战略。
  
  实现中国精英阶层的整合过程,同时转移平民阶层的关注方向并瓦解他们的政治竞争意志,这个过程最后决定了中国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巨大竞争优势,这样一个政治转换过程的完成是邓小平主导实现的,因此可以命名为“邓小平过程”。
  
  为了取得平民阶层的信任,通常的舆论战略很难奏效,毕竟是“事实胜于雄辩”,为此需要进行事实的教育,需要进行“喂奶”行动,实施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奶头乐”战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首先是动用国家财政给农民的粮食涨价,1979年粮食急速提价22%,接着是大面积给工人发奖金和加工资,胡耀邦曾经给四川的赵紫阳私下打电话,告诉他发放奖金是“政治任务”。虽然财政有限,不可能长期让下层受惠,但是有一个短期效果也就够了。而且也不需要长期给予老百姓以实惠,目的只是需要老百姓在事实面前信服“参加政治上的拔河比赛是一个错误”的光辉论断。我们注意到改革舆论是从清算文革的混乱和黑暗开始的,并且始终是坚持“一个中心”不动摇的原则,实际上并非意味着从此政治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策略。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据以认为改革是一场纯粹的关注经济问题的改革,除了说明他们对今天的政治利益感到还有需要提高的空间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并不明白真实的政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他们并不清楚如何要搞政治,应该从何处着手。相反,邓小平就没有任何幻想和错失,显得十分高明和干练,虽然他进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换,但是言说方面却始终不谈政治,今天有人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线索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舆论虽然按照邓小平关注的中心问题展开,并长期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但是改革过程完成的确实政权基础和服务对象的转换,这个舆论与事实的脱节,不是如何清链诸蠢材所言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正相反,体现的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和谋略――只有在竞争对手不注意的情况下完成竞争过程,才能以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收益。
  
  邓小平还尤其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与胡耀邦这样的蠢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龚育之的回忆文章,邓小平非常清楚如果否定毛泽东将会给政权的合法性带来困难,从根本上动摇政权的基础,官僚精英群体将失去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的依据,所以不能放弃最好是垄断毛泽东旗帜(坚持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一个聪明的继承人总是不会放弃对“债权”的继承,而需要抵赖的只是“债务”,毛泽东旗帜是中华民族解放的象征,也是平民阶层政治经济地位上升的保证,这在老百姓中间是无可替代的,抓住毛泽东旗帜精英阶层就能够廉价获取老百姓的信任,减少许多说服与压服工作,而毛泽东时代对老百姓的“解放承诺”与“合作进步路线”对精英阶层而言当然就是一笔债务。邓小平先生非常清楚债权和债务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而胡耀邦却不清楚。1970年代后起,一个名叫吴亮平的人,是胡耀邦先生家里的常客,在1978年开务虚会的时候,吴亮平根据与胡耀邦先生的“一致意见”在会上大讲毛泽东就是秦始皇,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多数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上层,许多人在文革中间特权曾经受到过限制,优势地位也一度摇摇欲坠,因此从个人感受出发许多人对毛泽东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在这样一个出席会议的阵容里面,要为全面否定毛泽东造舆论当然是容易的,最后被邓小平出面讲话制止。今天一些没有见识的“高人”如王力雄辈,还在抱怨邓小平没有抓住1980年代的有利时机,在中国全面摧毁毛泽东思想,结果给今天带来困难,看来这个人的见识也不比胡耀邦更高,完全不清楚债权和债务的根本区别。
  
  完全可以认为:除了邓小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足够清醒的头脑和适当的政治智慧,在中国短期内促使精英阶层整合过程的完成。如何没有“邓小平过程”的完成,就没有中国精英阶层相对平民阶层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没有这个优势作为依托,那么朱鎔基在九十年代进行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的四大改革,是不可能那么顺利完成的,从而使得今天的精英阶层感到如此心满意足,而老百姓却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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