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家族的故事

                                                              外祖父家族的故事

这里讲的事主要是文革初期的印象。因为文革时为了安全，在1968年-1969年时，父亲让我停学到老家乡下居住来躲避大连市内的武斗。那时候我很小，没有留心或有意去收集这些家族信息，现在把这些零星的记忆记录在此。

这是辽南的一个大村庄，北靠山南临河，风水不错。西边距长（春）大（连）铁路车站仅5公里，距渤海也就10公里左右。现在已经成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部分了。火车站所在地是一个集市，有几百户城镇户口，每个星期天十里八乡的农民来这里赶集，交换农产品，卖点零钱买油盐酱醋。东南15公里是一个千年古城，镇里有3万多人口，有上百家工业企业，最大的一家有2000多人，是全国同行业中第二大的工厂。现在是东北第一镇，有12万人口，刚划入开发区。

上世纪60年代村子叫做大队，有2000多人口，是拥有2万多人口的公社所在地。村子西北角有一座较高的山，叫做大和尚山，隔开了两个不同的公社。大和尚山向东延伸形成了屏障，挡住了冬天的北风，山北是另外的公社；大尚山向南延伸出一道梁子到一条河的边缘停止，梁子是村子的西边界。村子南面是一条几十米宽的自东向西流动的小河，流向10多公里外的渤海，叫作南河洼。水流不大，正常时仅一尺多深，下暴雨时可达三尺深，夏天时人们坐在里面洗澡，它也是和几个村子的自然分界线。村子的西面和东面各有一条自北向南的小河，分别叫做西河和东河，宽度不到10米，都垂直流入南河洼。村子东面2—3公里就进入丘陵地带，山区，那是长白山余脉千山山脉的延伸，属于辽东丘陵。其实渤海海岸沿线的平原只有10公里—15公里宽，然后向东就是丘陵了。村子三分山三分平缓坡地，四分平原，坡地都不用修梯田，人均几亩地，是一个好地方。

北面远处10多公里是五台山，很高，山顶是平的，平时是黛蓝色的，听说有榛子和大型动物，小时候很向往，但是从来没去过。大和尚山的那一边海边的人经常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虾爬子，一毛钱一斤，卖大飞蟹（像美国蓝蟹，但个头更大，腿更长），一毛八分一斤。奶奶买来用盐活腌起来放到坛子里，几天后用嘴一吸，生的蟹肉或虾爬子肉就进嘴里了，极其鲜美。

我祖父（称为爷爷）和外祖父（称为姥爷）都住在同一个大队的西面第二生产小队，称为后街（读gai）前面的大官道那些家是一队,称为前街（gai）。大官道就是官家修的土道，连接各村及其它公社的大道，不是村级土道。小队里都是山东移民的后代，也就几个姓：X，L，S，Y。每个姓最多十户，杂姓很少。

爷爷说：“你姥爷家也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晚清的一年山东大旱，蝗虫成灾，饥民出逃活命。你姥爷家前辈决定闯关东碰运气，爹爹带着大儿子，三儿子和五儿子随着逃荒的饥民跨海；妈妈带着二儿子，四儿子和几个女儿留守胶东黄县的家里。在海北若站住了脚了，妈妈就带着其他人去，若站不住脚，爹爹带着三个儿子回家。他们是姥爷的第几代先辈，我也不清楚。

在我记事的时候，见过的姥爷上辈只有一个人，其他的都是他这一辈以下的人。因为远离故土闯荡，要齐心合力克服困难，抵御外敌，所以哥们几个所生男孩按大小一起排序，而不是各自的儿子单独排序。姥爷这一辈有哥们七个，是哥俩所生。老大到老四是亲哥们，老五到老七是亲哥仨，姥爷排行老二。

他们住在生产队的北面。大姥爷五间房子的一个深宅大院在最北面，高院墙的南面外边还有一块地，长着两颗很大的梨树。他们的南面是一个更大的院子，一排十一间房子，还有背靠背的二栋三间厢房，将院子分成东西二个院子。最西边三间正房住着我三姥娘一家，东边和它相连的三间正房住着我姥爷一家，姥爷还有朝西的三间厢房，是他自己盖的，这就是西院。东院的五间正房住着二家，西边二间的是我七姥爷和他的母亲，对她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东边二间住着四姥爷，两家共享中间的厨房和过道；六姥爷住在朝东的三间厢房里。

姥爷在20虚岁时与15虚岁的姥娘结婚。姥爷和姥娘非常和善仁义，一辈子没和谁打过架。他们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那年过春节时姥爷家杀猪，请来了哥几个家的掌门人和自己家的亲人。姥爷会做菜，除了白肉血肠猪下水外，还炒了几个菜。我猛吃大肥肉片子，吃得太多，拉稀了，还打着很臭的伤食嗝。过正月十五时，父亲和我来到姥爷家，姥爷拿出腌排骨，炒肥肠等。肥肠没洗干净有臭味，我不懂事就不吃，还大声说出来，遭到了父亲的训斥。

招了从山东才来的木匠做了大女婿，即我大姨父—一个海南丢子，山东老客（读卡）；母亲排行老二，嫁给家在同生产队的我父亲，他在大学期间和母亲结的婚；三姨嫁给十多公里外的海边地主的儿子，他家有渔船。听三姨父讲打上来的小虾晒干成虾皮，用苇席卷起来一大卷卖给商贩。三姨父小时候每天大把大把吃虾皮，长得人高马大，1.83的个子。三姨父开始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1958年调入北京首钢；四姨，也叫老姨嫁给家在哪个村子不知道，老姨父在沈阳工作。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母亲也到了大连。姐妹四个，一个在京城北京，一个在省城在沈阳，一个在大连，只有大姨在农村。听母亲讲，年轻时东北工业建设轰轰烈烈，需要大量工人，她们都去过鞍山沈阳工作过，是自己愿意回农村家里的，那时没有城市农村户口之分，感觉农村更好。每年春节时，老姨夫和老姨都会回来，买了很多糖果给我们，我们都眼巴巴等着分糖果。三姨和三姨夫不经常回来，回来时也带很多吃的东西。

解放初，母亲是村子里仅有的二位考上中学的女生，但是必须到外地念中学。姥爷担心十三四岁女孩的安全，不让她上中学。说：“一个女孩子念到小学就够了”。是在文革时期，公社才有了自己的中学，有了卫生院。那时候全国2100多个县，扶持每个县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工业企业；全国7万个公社，每个公社都必须建立一所中学，建立一所卫生院，配购一辆6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建立农机修配厂；全国75万个大队，每个大队建立一所小学，建立一个赤脚医生医疗点，配购至少一台小型拖拉机。乡镇企业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并不是改开后才开始的。文革时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却在农村却普及了中学9年义务教育，可能质量比较差。

姥爷善良，愿意帮助别人。他给予从山东刚来的老LU很多帮助，并帮助他落下了户口。此地本为富庶之地，可是文革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搞多种经营。结果很穷，日工份收入才一毛多钱，但粮食倒是够吃了。这么穷，姑娘都愿意外嫁逃出穷窝，而小伙子却难以找到媳妇。山东老LU的老家更穷，吃生地瓜干子吃不饱还烧心，所以才到此地落户，最起码能吃饱饭。他的老家的姑娘也想外嫁，给300块钱彩礼就行。姥爷让老LU给介绍过来好几位山东姑娘给本队的小伙子做老婆。山东老婆特别能吃苦能干，也漂亮，就是脾气特别大。他们称山东来的为南方人，海南丢子，即渤海南面胶东半岛丢来的。山东老卡就是山东土老帽老乡的意思。

文革时，大姨父赶着耕牛耕地，不知为啥老牛不听话不走了。大姨父山东人脾气犟，用鞭子抽老牛，牛更犟，最后把老牛眼睛打瞎了。生产队召开批斗会，批斗了他。他一气之下跑到了边外吉林省蛟河县。边外，即柳条边外，满清朝廷把东北看成自己的龙兴之地，不允许汉人进入，在东北挖成几千里长的人字形几丈深几丈宽的沟壕，筑成土围，插上柳条，长成柳树，清兵驻守。一年后把家接过去了，一个表弟和三个表姐妹都随去。大表哥已成人不愿意去，就留在村里照顾姥爷和姥娘。老姥爷把二套房子给他，其中一套厢房立即给他。大队特意与他们签了合同，画了押，即大队不再把姥爷姥娘作为五保户照顾。

对姥爷的大哥大姥爷我不记得了，可能已经过世了。知道他有四个儿子，大舅和二舅在沈阳工作，我从来没见过，只对三舅印象深。到他家拜年时，他从一个大缸里拿出一个红肖梨给了我吃，真甜。一次在路上走，三舅看果园子回来遇到我，就把手里的一个苹果给我了。我吃完后觉得牙很不舒服，不敢碰，就跟一个老太太讲我的牙像掉了似的。

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吃了苹果？” 。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说：“你牙倒了，赶快用大葱蹭牙。”

照办后果然牙舒服多了。这一招我用了一辈子，没有大葱就用大蒜蹭牙。

文革时，三舅和本队一个外来户漂亮的姑娘谈对象，谈崩了。年轻气盛的三舅情绪失控了，就到她家里大闹。她家只有两个姑娘，没有儿子，很无奈。我们都去看热闹。从此事可知农村家家户户都想多生几个儿子，保家卫族啊。

对四舅没有印象。

姥爷的三弟我三姥爷，我出生前他就不在了。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三姥爷被村里派去朝鲜支前，是东北70万人支前的一部分。一天晚上半夜，村长和民兵连长带着武装民兵敲门，三姥娘开门，村长拿着步枪说，快把你男人交来，他从朝鲜跑回来了。三姥娘愣了一下，没听懂村长说什么，过了一会明白后，突然拿起菜刀向村长砍去：“WCNM！！！你跟我要人，我还跟你要人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这一家子老小怎么活啊？”。村长见状，带着民 兵狼狈逃窜，三姥娘追杀他们很远。过了10多年直到了文革初期，三姥爷仍然音信全无。七姥爷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追认三姥爷为革命烈士，发一块烈属牌子挂在门上。我知道烈属买东西不用排队，其它的待遇就不清楚了。

50年代初期，村里的山上百年参天大树，郁郁葱葱，原始森林一片。经过十几年的任意砍伐，山上已经光秃。文革时期实行封山育林，任何人不得砍伐树木和树枝，由大队治保主任每天亲自巡山看管，抓到砍树者就罚款并在大队办学习班。基本上没人敢砍树，因为满地爬的木本山欧子和串山莲等也挺耐烧，不在限制之列。三姥娘则一直砍树枝当烧柴，并且就当着治保主任的面砍，治保主任一看到她就立即躲起来。全村没有人敢欺负这家孤儿寡母，送给她外号：三喳喳（读zhua zhua）, 即能喊能叫能打能闹的楞主儿。

三姥娘的儿子我大舅在沈阳工作，我对他没印象。过年时，他的三个孩子我的表兄妹回来，我和他们一起玩过。三姥娘家后院有一颗杏树，我很馋，就在姥爷家后院用石头往树上打，打了半天才打到一个杏子。高兴地用棍子钩出来，往爷爷家走。路过邻居X小脚家后门，X小脚老太太见到了，就甜言蜜语夸奖我，她五岁的孙女很喜欢吃杏，给她吧？！我经不住好话，就给了她。

东院姥爷的四弟是个赶大马车的。在农村这是个好活，大长鞭子一甩叭叭响，我还坐过四姥爷的大马车。他有一个长得很帅的儿子，文革时在中学上学，横跨一个草绿色书包，带着红卫兵袖标很神气，我叫他三舅，我从来没见过他的两个哥哥，可能大舅二舅在鞍山或沈阳工作。生产队有一个小手艺人编筐编篓赚钱被定为四类分子受到了批判。一天在街（读Gai）上见到戴着红卫兵袖标的14，15岁的三舅把他打倒，用脚踢他，打得那个狠呀。爷爷告诉我说：“你三舅官报私仇”。四类分子家也有三个儿子，不敢乱说乱动，当然最小的除外。我刚从大连回到农村，他趁我不注意无缘无故照我鼻子甩了一拳，把我鼻子打出血了，爷爷愤怒地立即领着我到了他家找到四类分子警告他。

从来没有见过五姥爷，只是听母亲说起他在沈阳一个铁路大厂当厂长。东北解放前，他在东北民主联军里当正师级干部。辽沈战役后，东野75万主力入关，除了12个步兵纵队外，还有特种兵纵队的炮一师，炮二师和战车团及铁道纵队的四个团。他则留在了东北军区。东野提出仗打到哪里，铁路就通到哪里。东北军区司令高岗就让他当了铁路工厂的厂长，生产急需的铁路器材支援关内解放战争。据说他跟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工厂厂长曲波熟悉，那时曲波是正团级在1纵（后来的38军）受伤转业，后来调到铁道部机车车辆总局当副局长，创作了小说《林海雪原》和《桥隆飚》出名。父亲说过 ：“铁路上提拔得真慢，你五姥爷当了一辈子厂长没动窝，从正师级开始还是正师级离休，离休后生活待遇按副军级（正厅级）”。是的，沈阳铁路局有40万职工，机车车辆总局有20余万职工，晋升为正厅级的机会太少了。但也不尽然，80年代在北京铁道部，一个77级的后生毕业5年升为正处级。母亲说他的一个儿子没文化，在派出所当警察。

六姥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天向我外婆抱怨说我见到他在喂猪时不打招呼。小时候胆小害羞，我见到谁都不打招呼。

七姥爷最小，20多岁。文革时是个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政治积极入了党，并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是公社所在地，与公社书记关系很密切。他很稳重，和善，没整过人，帮过我家的忙，给我母亲出过证明信：她三叔是抗美援朝的革命烈士，她五叔是抗战革命老干部，正师级。当时我觉得七姥爷官最大，全大队2000多人都归他管。

除了五姥爷外，其他在沈阳和鞍山谋事的舅舅们的情况不得而知。还有那些姨们因为嫁出去，我都不知道有几个，在哪里。

姥爷这一大家子哥们七个人品很好，与人为善，没有与人结仇。然而文革时期年轻的舅舅们有时做出了年轻人的蠢事。

下一篇讲一讲我外婆家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