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77年高考（上）

难忘1977年高考（上）

星期四, 12/06/2012 - 16:21 — 若慧

一九七七年高考考生入场（照片来自网络）

 

从小学升到中学再入大学，本应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上高等学府对于我们成长在文革时期的青少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直到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政策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把，点燃了我们心中的希望，那则在高音啦叭里播放的新闻就像一声响亮的号角，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5百多万年轻人集合在全国各地的考场，从此许多考生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每个77级学子都有着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在恢复高考35周年之时，我不仅仅对77年的高考历历在目，对自己从小学后的漫漫求学路也仍然记忆犹新。

文革前还在读小学时，爸爸有一支银灰色的英雄牌高级钢笔，那是他作为先进工作者的奖品。至今我清楚地记得爸爸在把它放进箱子时对我们几个孩子说“将来你们谁考上大学，就把这支笔送给谁”。那是我第一次感知上大学是一件大事，是父母期望的，是我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

1966年7月 我小学毕业，参加了升初中的考试，好像还报了三个志愿：五中，三中，附中。谁料到文革很快就进入白热化，一切都乱套了，就连我们的小学毕业照都没机会拿到 （至今都找不到）。由于我们已经迈出了小学的门，但又不属于任何中学名下，到后来复课闹革命就没我们的份，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生就成了“无学可上的游 民”。那年头生活用品贫乏，买油盐酱醋都得排队，我在家做了整整三年的家庭“采购员”。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我在家由姥姥“管”着，跟她学会了许多不同的 针线活和家务，这在日后的生活中让我受益无穷。1969年9月我原来所在的附小成立了戴帽中学，我们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学校。三年不读书，不写字，好像脑子生了锈，写字手也笨了，都十五、六岁的人了，才从正负数，有理数开始学。一个学期后我们转到正规的附中，之后在1971年1月初中结业。本该在1969年7月初中毕业，结果推迟了一年半，本应上三年的初中课程，却草草减为一年半就结束了。(注：那时左到连毕业一词都不能用)。

初 中结业后，我们有三个选择：升高中，或上师范（全免费），或待业。我不喜欢当老师，也不愿无所事事在家待业，只有上高中。记得当时我对父母说，我挺想上 学，就是发愁学校里的“讲用会”。那时整天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斗私批修”，我家成分高，出身不好，我又不善于在小组会上积极发言，所以 “讲用会”是让我最犯愁的事，无奈，也不能因此而辍学。我们那批人上高中的人很少，我所在的初中班有37人，只有7人升入高中。上高中期间学校实行“开门办学”，经常有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我们曾经像军人一样，跋山涉水，夜行军，野营拉练一个月；我们曾在农村下乡整整一学期，半农半读；我们曾在工厂学工做了一个月车工。1972年，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回潮”现象，我们的学习风气才由此好转，让我感觉到学习的生活很充实。也是在1972年 全国高校开始招收被推荐的工农兵上大学，有一次我们班演节目，要穿草绿色上衣，有同学建议我去大学借女兵的军装。记得那天下午我趴在外语系教室的窗户上看 到几个女兵学员在伏案专心读书，我羡慕极了。由于自卑，最终也没胆量进去借服装。高中只上了两年半，快毕业时有传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班长兰兰曾对我说“要推荐咱们班你算一个”，我哪敢奢望有这样的事。越来越临近毕业了，没人能预料我们的去向，学校号召毕业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听从党的 招唤。结果是只有一条道，1973年9月我踏上了插队落户的征程。临行前，我舍不得把高中的书本当废纸卖，于是将数理化的书和作业本都打成捆，放在高高的书架最上层，我想着没准儿有一天会用到。

插队三年半期间，全大队十个村庄近100名知青中只有一个扎根派被推荐上了大学。我再也不梦想能有机会上大学了，但我在农村的那些年没有完全放弃学习，晚上喜欢看书，看报，摘抄诗歌及文章片段，坚持写日记。当绝大多数一起插队的人都离开村庄后，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回城，1976年12月我终于有了一份自己不情愿做的工作—汽车售票员。回城近半年后，我想，上大学对我一定是彻底无望了。记得是1977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把封存了近4年的高中教科书拿出来，既没把书当废纸卖，也没有想用在生火时当助燃料，而是默默地在炉灶下撕成一张一张，烧为灰烬。现在想想，我那行为就是和上大学愿望的一个“告别仪式”。

工作了十个月，也就是在1977年10月21的 清晨，我听到关于恢复高考的新闻。因为只听了一遍，还不能确定和自己有多大关系。那天我们正在东山支援农业平整土地，工地上的大啦叭又传来了这一难以让我 们相信的好消息。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开始兴奋地讨论我们是不是有资格参加考试。等确信无疑也包括我们时，我的心里真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可我们当中的小 石一点儿都不动心，马上说：“你们别想了，就算考上了大学，将来毕业分配到西藏新疆，还不如现在呢”。收了工在回公司的车上，小杨分析了符合报名的考生情 况：“老三届大部分都年令大，结婚生子，离开学校很久了，参加考试的人不一定多。比我们小几年的学生在文革时期上的小学，和中学，他们的基础不好，而我们73，74届高中生赶上了教育回潮，学习用功，应该有优势”。我觉得这一席话言之有理，当即动了参加考试的心。接下来的几天人们都还在热议，有人鼓励：这是难得的机会，能碰了也别误了，有人拉后腿：都23、4岁了，该找对像了，还上什么学呀。我当时上大学的愿望比较强烈，但不自信，心想，将有累积了10多年的青年报考，在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中竟争，仓促上阵，我能行吗？但想想过去几年我们没资格考虑上大学，现在机会来了，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因而坚定地报名了。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数理化丢了多年全忘光了，自己的书也烧了，怎么复习？小杨的母亲在市图书馆工作，借出了1956，1957年的数学高考题，看后觉得难度并不大，题的量也不多，这让我有了信心。之后我先后借到别人的各科高中课本，因为要还书，我在几天内把所有的公式和要点摘录下来，这样就可以脱离书本复习，然后多方面找题练习。就这样，每天要上班，还要紧锣密鼓地学习，但我没有“头悬粱，锥刺股”的学习精神，从来不学到很晚，更不熬夜。有一天晚上很累了，不到9点就睡了，爸爸责怪我，“你妈出去给你找复习资料还没回来，你就睡了，你能对得起你妈？你这样能考上吗？”我自知理亏，但太累了，悄悄地没吭气，带着愧疚的心睡了。

1977年12 月 初的一天是高考的日子。考场设在一个小学，离家不算特别远，但没有直通公交车，要中途转车，时间不好把握。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提前到了考场，看到大家个个跃 跃欲试地从四面八方进入考场所在学校，他们都和我一样普普通通，也看不出谁有个聪明的面孔，我真想像不出什么样的人能上大学。铃声响起，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参加了这场兴许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一门考的是数学，在复习时下工夫最大的就是数学，准备的比其它科相对充分。可必竟多年没上过考 场，有点慌乱，该做对的题也做错了，非常沮丧。虽然考试没有取得“开门红”，我没有气馁，接下来的化学和物理考得比较理想。语文几乎没有复习，是靠着平日 喜欢抄抄写写积累的语文底子来完成答题和作文的。政治题不觉生疏，基本上能答个八九不离十。

考试完就像卸了一个大包袱轻松了，压根儿也不想到底自己能不能考上，总是反复在想“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考上大学”？一个多月后听说就要发初选通知了，1月17日那天我和几个好友去公司打听消息，只见团总支书记武保承手中拿着一叠纸，对我们晃晃：咱们公司有13 人获得初选通知。大家兴奋起来，他一张一张翻着念名字，当时在场的几个朋友的名都点到了，眼看他手里的通知书就剩两三张了，还没我。我觉得不妙，就在那几秒钟我的心在狂跳，脸在发烧，当时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就在最后他念到了我的名字。天哪，我有希望上大学了！

随 后体检通知发下来了，据说会像参军一样严格。我知道自己身体没问题，可还是紧张，生怕在哪个环节出个错。在检查嗅觉时，有三瓶无色液体，让我闻第一瓶，我 闻不出明显的味道，可又不敢说没味，测试人还反复说再闻闻，我又觉得似乎有一点点说不清的味，真让我摸棱两可，不知该如何答。这时换了第二瓶，一闻就知道 是醋酸，接着闻第三个是酒精，然后他们笑道第一瓶是水。我真没想到会拿无味的水来测，其实我的嗅觉是太灵了，那水和其它两瓶靠的很近，都窜味了，难怪我说 不出是什么。

紧接着是报志愿，可以填三个志愿，还可以选择是否服从分配。我不愿离开家也不愿学非所报的专业，所以没选择服从分配。之后的日子是翘首盼通知，1978年3月3日这天，终于接到正式入学通知，一场悬念结束了。回想那几个月的日子恍如梦中一般，心情跌宕起伏，做梦也没想到我一开始的好奇疑问：“什么人能考上大学？”，答案居然是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是570万人中的4.7%，是这场竞争激烈高考中的幸运儿。

1978年3月18日，入学报到的第一天，我跨入了大学的校门。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事业的起点。现在我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开发药物的研究工作，感到充实且很有意义。走过难忘的1977高考岁月，漫漫求学的路让我明白，小人物的命运受大环境的制约，有时不一定能心想事成，但当机会来临，紧抓不放，通过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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