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磐石 -- 李红光

风起磐石《星火燎原4》
杨佐青文

到磐石去

一九三一年旧历除夕，东北军由双城一线溃退，哈尔滨终于被日寇占领了！大地卷在一片暴风雪中。东北人民在悲恸和严寒中，渡过了“九一八”后的第一个春节。

这天晚上，“交通”秘密地通知我：满洲省委要我作好离开哈尔滨的准备；走前，中共中央代表，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将亲自到我的住所来交代任务。

什么任务？我不知道。猜想可能是派我到东北军哪一个旅，或是哪一股义勇军中去做兵运工作。因为自从“九一八”以来，我就做北满特委的兵委书记。可是，罗登贤同志为什么亲自来谈?为什么告诉我是去一个地方，却不是一个部队?

过了几天，罗登贤同志果然来了。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

“你要走了，咱们谈谈吧!同日寇斗争要进入一个新时期了!……”虽在白色恐怖下，他的脸总是那样平静庄严。他带着浓厚的广东口音，低声地对我谈着整个形热：哈尔滨被占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满洲的计划接近完成了。东三省已经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要员张景惠、熙洽之流，都投降了，并且明目张胆地和日寇勾结起来，准备组织背叛民族的“满洲国”！东北将要和祖国割裂开来，东北的同胞就要成为亡国奴了－…”

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踱了几步，忽而又坐下，声音略微提高了些，激动地说： “不过，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你的任务，就是到磐石去拉武装。”

罗登贤同志和我整整谈了一夜。第三天，我便搭乘去长春的夜车，到磐石去了。

磐石，是个汉族、朝鲜族杂居的县分。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才知道，环境和哈尔滨很不一样：县城里没有日本兵，只有两个连的“国民党降队”和一个“日本领事馆”。一切似乎还较平静。

白皑皑的大雪，覆盖着一块块稻田。我向乡下走去。沿途，不时看到墙壁上、大树上有这样的标语：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下面写着：“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黄昏，我走到一个恬静的小山村，开始有几个朝鲜族的小孩上来盘问，后来又有几个妇女把我包围起来：原来这里便是党的地下县委机关所在地——西玻璃河套。

西玻璃河套，地处伊通、双阳、磐石、东丰四县的“夹缝”，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早在一九三○年，党便在这一带朝鲜族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曾经多次领导农民进行过抗租抗粮的斗争。党的工作有相当的基矗这里已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小儿队等组织，绝大部分朝鲜族农民都参加了“反日会”。就在我来的前些天，又爆发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反日大暴动。据说参加这次暴动的约有六七百朝鲜族与汉族农民。他们云集在奉(天) 吉(林)铁路线上，高呼着“中国的铁路不许日本人走”的口号，扒铁路、砍电线、烧枕木，整整闹了半天，迫使日本人好多天不能通车。听了这件事，使我又想起罗登贤同志说的话： “东北人民是英勇的，坚强的，他们是绝不会让东北沦亡给日本的!”

在一家农民的草房里，我会见了磐石县委书记。他看完我的介绍信，说道：

“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已经搞起了一个‘打狗队’。”

“打狗干什么?”我奇怪起来。

“不!”他笑着解释说，“不是打四条腿的狗，是打两条腿的‘走狗’!”

原来，日寇在朝鲜族中建有所谓“保民会”，头子都是朝鲜族中的奸细。这里的同志管他们叫“狗”。为了对付这些“狗”，保卫县委机关，他们特别组织了一个七个人的小队伍，名为“打狗队”。起初，只有一支打“馅豆子”的“铁公鸡”，现在，已经有了七件不太好的武器：一支“天门蹦子”，一支“七星子”，一支“小镜面”，一支“后门蹲”，还有两颗手榴弹。

听到这些情况，我非常兴奋。这里有党，有革命的群众，现在又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我们何愁不能把武装迅速地拉起来!

第二天一早，县委便召开了扩大会。来开会的同志，大多是朝鲜族同志，其中还有四五个女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会议决定：应抓住日寇尚未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建立一支工农游击队；同时展开发动群众的工作。就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 “打狗队长”李红光同志，另一个是磐石中学的学生孟洁民同志。

李红光同志是一个淳朴的朝鲜族农民，人很勇敢。会议决定他继续做游击队的队长，我做政治委员。孟洁民同志是汉族人，长于鼓动；会议决定派他到伊通营城子国民党降队“老七连”去组织兵变，听说这个连士兵中反日情绪很高。

第二天，宣传动员的工作在各区都秘密展开了。

 

我们的旗帜

给省委写过报告，李红光同志和我带着“打狗队”，跨过铁路，到了磐东呼兰镇一带。这里，群众基础也不错，汉族群众又多，正适于我们发动汉族群众，直接威胁“保民会”控制的地区——“保区”。

这时节，群众生活特别苦：吃的是苞米皮子，糠菜团子；春播没有牲口。为了接近农民，我们便到地里去，帮助拉犁杖，踩格子，一边干活，一边宣传，很快搞熟了关系。他们欢迎我们到家里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吃；夜晚听到梆响，也来参加“反日会”开会；有的还把自己家里的土枪，“二人抬”土炮，献了出来。各区军委陆陆续续介绍来一些反日会员，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了二十多个人。每到夜晚，我们就带着群众，以猝然的动作去抓“保民会”的头子，打“保区”。仅十几天的时间，把日本领事馆插在这一带的“刀子”，都拔掉了，还缴到了三支手枪。

游击队员增加了，队里的武器显得愈来愈少。人多枪少，使大家很苦恼。于是，如何得到更多的武器，便成了全队每一个人日夜琢磨的头一件大事。

一天深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李红光同志推着我说：

“快醒醒!快醒醒!咱们缴枪去!”

我连忙翻身坐起，问他：“缴枪?到哪儿去缴?”

“大排队!”他兴奋而又低声地说。

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呼兰镇西南二十多里，住着一个地主武装“大排队”。这个队，是“九一八”事变时候，当地地主阶级为了防范农民暴动，才组织起来的，有二十多支好枪。队长是一个姓李的地主，人称“李保董”，外号“二阎王”。队员一色是地主儿子、流氓地痞。整天吃喝嫖赌，祸害人民。

当天晚上，月朗星希我们悄悄地摸到大排队住的房子。李红光同志把“二人抬”土炮架在门口，又把一部分人埋伏在四周，然后和我带着四五个人装做赌徒混了进去。

通屋南北炕上，挤满了人。赌徒们正喝五吆六地吵嚷，根本没有发现我们。我向墙上扫了一眼：二十多支崭新的长短枪挂成一排。李红光同志暗暗向大家递了个暗号，游击队员们迅速抢占了房子的四个角。

“不准动!”李红光同志喝了一声，我们亮出了手枪。大排队员一个个都像傻了一样，还没闹清怎么回事，二十多支枪已到我们手里了。

李红光同志拉开架式，用枪向他们点了点，大声地说：

“我们是工农义勇军！不伤你们的性命，只是向你们借几条枪去打日本鬼子！愿意跟我们一起打日本的，我们欢迎!”

这伙人，本来不是抗日的材料，只是发抖，没有愿意跟着走的。我们也不稀罕他们，收拾了枪便走了。

借助这二十多条枪，我们的“打狗队”又扩大了。这时已经成了一个三十来人的精干队伍。李红光同志说：“咱们的资本大啦，‘打狗队’这名称，可以改换改换了。”经县委批准，我们把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给每一个队员做了一个红袖标，还做了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旗上写着：“工农反日游击队”。

我们的旗帜，正式打起来了。呼兰镇一带的群众，到处传说着我们夜摸大排队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工农反日游击队”的声威，越来越多地吸引着群众。一些青年农民，找到我们硬是跟着不走。我们说缺家伙，他们就自动地想办法。有的回家扛来一支矛子，有的找亲戚朋友借杆猎枪来。郭家店两个木匠，听说我们的枪是从地主手里夺来的，便拿着磨得飞快的斧头、刨刃，跑到一个地主家下了几支枪，背着找我们来了。

大排队被缴械，已使磐东一带的地主豪绅为之震惊；工农反日游击队一天天扩大，更使他们不安。他们组织“民会”，站岗放哨，造谣生事吓唬汉族农民，说“出了高丽胡子啦”。一天，呼兰河上忽然发现三具朝鲜族农民的尸体，谣传是汉族杀的。不用说，一定是地主们干的，阴谋嫁祸于人，借以挑拨两族人民的关系。经过调查证明，果然不错。死的是三个反日会员，他们是夜晚开会回家，走在路上，被李二阎王派人勒死扔到河里去的。人民群众一时是非不分，反日运动受到了破坏。我们向县委请示，决心逮捕李保董，杀一儆百，坚决粉碎地主阶级的猖狂进攻。可是县委的指示还没有来，却接到了从磐北捎来的一封信。展开一看，上写：“限十天内，把大排队枪如数交来，过期缴械。”下署：“殿臣”。看罢，大家都惊愕了。

殿臣，在这一带很有一点威风；提起他来，没有一个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不怕的。他姓傅，八旗人，是磐、伊、双、桦(甸)四县最大的一个胡匪头。前几年，他的基本队伍不过二三百人，近年来，打家劫舍，东缴西并，降服了大大小小的股匪，已收编到四五千人，一跃成了这一带最大的枭雄。哪一个胡子想在当地“成绺子”，都得受他管辖。现在，他拿我们当胡子了。面对着这样一个横行霸道、实力强大的胡匪，我们都万分焦急。事情很明显，如果不理睬他，他定会动武力；硬打，我们这支年轻的游击队，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枪是我们的命根子，把从大排队缴来的枪送给他，这是万万不能的。有的同志主张和他拚一场，有的主张暂时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隐蔽一下。李红光同志说：“拚，没有好结果，走，也不是上策；咱们先摸摸他的底，再作计议。”

县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决定要我前去。

事情还算顺利。见了傅殿臣，我把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了一番，说明大敌当前，中国人不能互相械斗，应该枪口对外，大概他看我们态度诚恳，我们拉队伍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和他争地盘，而且人枪又很少，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就不提缴枪的事了。

不管傅殿臣是怎么想的，但是这件事，对我们这支年轻的游击队来说，确是好比一只刚刚启航的小船，绕过了航程中的第一道险滩。

回来以后，我们立刻逮捕了李二阎王，在被害的反日会员的村庄，召开了公审大会。在群众的要求下，把这个破坏抗日、屠杀农民的地主就地处决了。会场上，千百个拳头一齐高举，汉族、朝鲜族一同高呼着口号：

“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浪高一浪

斗争在发展，一浪高一浪。四月四日，郭家店党支部书记忽然跑来报告说：磐石城里下来一个日本特务，带了几个走狗和一连伪“满洲国”军，抓走了二十多个反日会员。日本鬼子开始和我们交手了!

一群老乡跑到我们的驻地来，要求游击队营救被抓去的人。这时，我们的游击队，仍像一个刚刚开始学步的娃娃，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的。经过慎重研究，我们作了这样布置：游击队全体出动，由李红光同志率领，赶到敌人前面去埋伏；由我率领一些群众从后面追上去，设法争取伪军士兵的同情，然后相机劫车；这边不成，那边再打。研究好，我们便分头行动。

我们一路走，一路动员群众。队伍愈来愈长，一个上午就汇成了二三百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声呐喊着：“走啊!”“救人去!”一气跑了二三十里，远远看见大道上有十多辆大车，被抓去的人都绑在车上。群众呼叫着跑上去，一下子把大车包围起来。我们带头一叫，男女老少都向伪军喊口号：

“中国人和中国人是一家!中国人不该帮日本人抓自己的同胞!”

“日本鬼子打进来，咱们都是亡国奴呵!”

“中国人不抓中国人!”

伪军们开始还挥着枪发野，随着群众的呼声，他们有的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低头不语。最后只剩下一个日本特务，像头野牛，又跳又叫。

我一看这情景，就向身旁几个队员说：“上去抢!”

话刚出口，几个同志掏出剪子，涌上去就剪捆人的绳子。霎时，公路上乱成一片，七八辆车上的人被救了下来。日本特务看势不好，和几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跳上最前面的两辆大车，用鞭子抽打着牲口跑了。那个日本特务边跑边放枪，他的魂早吓掉了，打了几枪也没伤着我们的人。群众没有被吓倒，有人叫了声：“追呀!车跑了!”人们像一阵风似的，顺着公路又追下去。

日本特务和伪军赶到三道岗，便钻进一家地主烧锅大院。我们怕敌人下毒手，远远地包围着院子吆喝，缠住敌人不放。

一直闹到黑了天，我们正在为那没能救出的几个同志着急，忽听院子里“叭”的一声枪响，里边乱了起来。跟着，大门打开，几个被打得遍身是血的反日会员，踉踉跄跄地跑了出来。

“打死了!打死了!”他们兴奋地喊。

我赶忙跑过去问：“打死了谁?”

“日本特务!”一个反日会员说，“是被一个伪军班长打死的!”

原来伪军中一个班长在群众的压力和影响之下，喝了几口酒，心一横就把日本特务打死了!

这真是没想到的事!我打听了一下，这些伪军是旧吉林军混成二十四旅宋国荣营的部队。我们本想动员他们和我们一起抗日，谁知他们不愿与我们合作，竟把队伍拉到山里去了。后来听说，宋国荣因他部下“闯了祸”，怕日寇“问罪”，第二天便慌忙带着其他三个连逃出了磐石，到黑石镇宣布起义，举旗反日了。

一次营救反日会员的行动，引起了这么一系列的反日行动，是我们没预料到的。伪军的反日情绪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加强营城子方面的兵运工作。于是，五月十六日，酝酿很久的“老七连”哗变，在孟洁民同志领导下，终于爆发了!

哗变的士兵没有全部拉过来，但枪却大都带来了。县委从各地紧急抽调了一些党团员，并且把磐石赤卫队也调了来，一齐补进了游击队。我们的游击队骤然扩大一倍，一下变成了有四个小队百多人的队伍。这时，日寇对磐石的控制加紧起来，把井坪联队的一个大队开到了从磐石到海龙的铁路线上。我们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部队进行了训练。

对于打仗，我们根本没有经验。急于想找一本军事书，也没处找。省委曾说寄一本《中国游击运动》的小册子来，一直还没收到。恰巧，一天在一个私塾先生那里翻古书，翻出了一本《孙子兵法》，真是如获珍宝。白天，叫哗变过来的士兵教大家学射击，摆队形，夜晚我们几个负责同志，点着小油灯，一页一页翻读那本古代的兵书。读到兴头上，孟洁民同志便高声朗读起来。

这一时期，驻磐石的伪军骑兵守卫队经常下乡来。这天，他们刚在郭家店一带附近一个屯里驻下，我们便偷袭进去，像老鹰抓小鸡，抓了他一个班。李红光同志高兴地说：“按孙子兵法，咱这叫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骑兵守卫队挨了一棍子，不久日寇一个中队带着两连伪军向我们驻地扑来。这是日寇第一次下乡“讨伐”。我们决心给他吃点苦头，随即召开了军事会。大家一致认为，日寇兵多势强，我们不可硬碰，按孙子兵法说的，首先要“佚而劳之”，然后给他一个打击，取得些胜利，即行撤退。行动确定以后，县委布置各地反日会组织群众封锁消息，监视敌人；我们把队伍分成十几个小组，立即离开了驻地。

日寇下了火车，行动十分小心。每天晚拔早宿，一连两天，他们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影子。夜晚，我们派各个小组，轮流到日寇宿营地周围去打枪，打上一阵，听到他们跑出来，我们就走。闹得日本鬼子日夜不安。

疲劳敌人的目的达到以后，我们就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决定选择一个有利地形，设法“利而诱之”，然后“乱而取之”。这天，我们来到了黑石镇东北的一片山地。这里有一条大道，前面是一片小平原，背后是连绵不断的丛山。在这里埋伏下来后，我们便派出一个小队，到黑石镇一带公开活动。

等了两天，敌人没有来，第三天午夜，远远地听到一声马嘶，一个反日会员跑来报告，日本鬼子出发了。前后是伪军，鬼子夹在中间。我们商量好，由李红光同志带领一部分人埋伏在中间山上，我和孟洁民同志各带领一部分人埋伏在左右，放过前面的伪军，集中火力打中间的日本兵。

战斗按照预定的计划打响了。中间山头上的枪一响，我们也一齐向伪军开了火。同志们一面打，一面向伪军喊叫：

“弟兄们，掉转枪口对鬼子放!”

“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伪军在我们的军政夹攻下，人声嘈杂，乱成一团。日本鬼子顾不得指挥伪军了，像疯狗似的向山上爬来。我们狠狠地把鬼子揍了一顿，便交替掩护着撤出了战斗。等日本鬼子攻上山头，拉开战线，我们已经远走高飞了。……

就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从这以后，便脱离了磐石游击队——被送到哈尔滨养伤。在我走的时候，游击队不过是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婴儿。加上我们没有建军的经验，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些弯路，受到过挫折。但自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党派杨靖宇同志到磐石后，便把它带上了一条壮大发展的大道。到一九三三年九月就正式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同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李红光同志任参谋长。以后，这支部队更成为威震敌胆，鼓舞南满同胞抗日意志的抗日联军第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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