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 (5)

 

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 (5)          
英雄抑或叛徒？

——“满族第一抗日将领”赵侗死亡之谜考辩

                                    王 龙
原作者注:“满族第一抗日领袖”赵侗为何死于同样抗日的八路军之手？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一大迷案，由此直接导致其母“双枪老太婆”解放后和中共的直接对抗。历来研究者众说纷纭。我于今年花了两个月时间专门进行了考证。此文发表于广东2013年第5期《同舟共进》杂志，后由《文摘周报》等转载，引起各方广泛关注，这是对赵侗之死目前最深入的一次幕后解读。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间，多少不甘屈服的血性儿女长剑匹马，挺身国难，誓死抵抗。杨靖宇及东北抗联等英雄事迹已经令人耳熟能详，百代流芳。然而，另一位功败垂成、死于非命的抗日领袖赵侗，至今面目模糊，毁誉难分。在国民党方面他是“当代岳飞”，“民族英雄”，死后被追赠陆军中将；在共产党眼里他则是卖身投靠的叛徒，抢地盘、搞摩擦的“马前卒”。其事功荣辱，有着天壤之别。

多年来，关于“满族第一抗日将领”赵侗之死的真相一直扑朔迷离，许多文章遮遮掩掩，甚至以讹传讹。笔者虽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却愿以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对此事作进一步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声名远播的抗日将领

赵侗（1912～1939年），满族，生于奉天岫岩河乡三道虎岭。他自小天资聪颖，学习优异。成年后赵侗高大帅气，人也很聪明，19岁考入沈阳第二工科学校，后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九一八”事变后，赵侗进入牡丹江警察分署当了警察。

当时的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是一位条血性十足的东北汉子。他不满政府无能，不甘心俯首做亡国奴，决心组织群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以本溪警察为基础，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因在战斗中英勇过人，赵侗很受邓铁梅器重。随后邓铁梅担任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军长，赵侗亦成为他的骨干成员。

1932年到1936年，在东北家乡的土地上，赵侗全家包括他的母亲赵洪文国毁家纾难，坚决抗战，成为誉满一方的抗日之家，在白色恐怖中打响了华北民众抗日第一枪。

北平沦陷后，广大市民陷入绝望灰心之中。为了鼓舞民众的抗日信心，赵侗的部队决定出师奏捷，干一件大事，让北平人民知道它的存在。不久，这支以学生为主的抗日武装，竟然夜袭得胜门外的“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轰动全国。

1937年8月22日夜，他们先打发一个小孩，叫他装作好奇跑到监狱跟前喊：“日本军官来了！日本军官来了！”接着就来了一伙冒充的日本军官和翻译，他们在门外故意高声地讲着日语，声称是日本司令部派来押解中国政治犯的。管狱士兵一听是日本司令部来的人，赶忙开门。赵侗等人一拥而入，立即破坏警报器，割断电话线，缴获全部枪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顶上脑袋，看守人乖乖交出了钥匙。赵侗宣布:“我们是抗日队伍，凡是愿意抗日的可以跟我们走！”在狱的587名囚犯全部释放，其中约300人自愿参加他们的队伍。这之后，一批批要求加入游击队抗日的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来，队伍迅速壮大到1000多人。从此，“学生军”在平郊群众中遐迩驰名，开始与日寇正面作战。

9月8日的黑山扈战役，是国民抗日军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战斗使日军连续受挫，死伤累累，并且首次击落一架敌人的飞机，大大鼓舞了军民斗志，使侵略者的气焰首遭沉重打击。10月初，不甘失败的日寇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出动12架飞机围攻游击队，日军伤亡惨重，国民抗日军安全突围，队伍一下发展到1500余人。

至此，国民抗日军声威大震，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连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也两次以大量篇幅报导国民抗日军的成立，奇袭德城门外第二监狱以及黑山扈大捷的消息，指出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赵侗一时威名远播，被称为“中国抗日学生军领袖”、“满族第一抗日将领”、“当代岳飞”。

1937年底，八路军挺进晋察冀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杨成武、政委邓华听说北平西山一带活跃着一支游击队，且战果还不小，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八路军总部。总部当天就回电，让杨成武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主任的名义，给他们写一封信，邀请这支队伍合作抗日。

能够得到八路军最高统帅的热情邀请，赵侗和他的部队自然欢天喜地，因为从此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地。12月11日，国民抗日军开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聂荣臻司令员热情接见了国民抗日军的主要领导。12月25日，八路军总部正式批准，国民抗日军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任司令员，高鹏任副司令员，汪之力任政治部主任。

八路军在打游击战和组织群众方面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并经受过多次战役的检验。赵侗的部队正式改编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政治训练，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

这之后，五支队一面协助地方抗日政权进行工作，扩充兵员；一面执行军事任务，不断袭击日伪军占据的车站、县城，打了许多扬眉吐气的胜仗。                  

                         扑朔迷离的死因真相

然而，人们难以想像的是，赵侗这位在东北首举义旗、闻名遐迩的青年抗日领袖，正当抗日事业如火如荼之时，却为何会突然之间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他与自己的八路军战友渐行渐远，翻脸成仇。最后直接投靠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被授予少将军衔。而正当他衣锦还乡带领一支人马重返晋察冀根据地，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遭遇一场神秘的意外袭击。这位曾经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最终不是战死于抗日的沙场，而是悲凉地丧命于神秘之手。

赵侗之死还引起重大的后续效应。其母亲赵洪文国，一位当时非常著名的抗日模范，时人誉之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人物，原本同华北共产党组织的关系一直很好，但自从赵侗被消灭后，赵洪文国就彻底与共产党断绝了往来，从此铁了心坚定地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解放后，她公然叛乱，成为“川西第一巨匪”而被中共逮捕枪决，同样成为一个历史夹缝中的悲剧人物。毫无疑问，爱子赵侗之死，是促使其母亲赵洪文国倒向国民党一边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941年，重庆出版一本署名李君的《赵侗之死》，其中讲到赵侗是为八路军所杀，但当时八路军方面并未承认，此事疑云重重。很明显，赵老太太坚定地相信赵侗是被八路军“陷害”致死的。她因此恨意难消，才与共产党誓不两立。一个令人尊敬的抗日家庭，不顾大时代的潮流，集体走上与共产党对抗的绝路。

由于赵侗名声颇大，赵侗之死被广为关注。各种流言猜测，甚至延续至今。而赵侗究竟死于谁人之手，由于当时确切的公开资料非常少，一直是个迷雾重重的旧案。

直到今天，这个争论终于可以终结了。因为已经有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录证实：赵侗确实是死于八路军之手。　

目前关于赵侗之死最权威的记载，是《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聂荣臻在此书中讲到：

“赵侗这个人很狂妄，一直想脱离我们，要‘独树一帜’。他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他的妈妈在重庆，在那里替他吹牛……赵侗本人后来也带了十来个人逃跑，后来跑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好不容易在敌后找到这样一个一心投靠他们的人物，于是大肆吹嘘他，又是给他下‘委任状’，又是给他配电台、密码和各种新式武器，派他回华北来，同我们争地盘，搞摩擦，破坏我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1940年初，他回来的时候，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一个地方，正好碰上从冀中回晋西北的一二〇师部队，在那里打了一仗，把他带的队伍消灭了。我对贺老总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不然的话，任他发展起来，还会出现许多麻烦。连同他带的队伍全部消灭了。”

聂荣臻是关于此事身份级别最高的回忆者，他的回忆自然是目前中共官方盖棺论定似的结论。但对于为何要消灭赵侗的原因及其具体过程，仍需进一步考证。

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根据大型文献纪录片《八路军》整理出版的《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中，有一篇老战士史进前的回忆文章。史进前是早在“七七事变”后就在北平参加了赵侗这支部队的老战士，后来赵侗逃走后，他出任这支经过改编后的部队的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总队主任。他的这篇文章可信度较高，对聂、王的回忆做了更多补充印证，其中关键几句原话是：

“他们这次回来，到晋察冀的村庄附近一下子碰到120师，贺老总的部队正在那里。贺老总跟聂老总一联系，聂老总说彻底消灭，120师派了部队，晋察冀也派了部队，就把他彻底消灭了。当时的命令是活的一个也不要，打完后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把这个部队歼灭了……但以后发现还是跑了一个人，跑回东北去了。”

而开国少将叶长庚的回忆录《从脚夫到将军》（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则提供了最重要的佐证。叶长庚时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代理司令员，此书第171～175页专门用一章“假挺进窜犯解放区，行正义排患除祸根”，最为详细地披露了此战经过，有兴趣者可找来参阅。

关于剿灭赵侗的原因，亲自参与伏击赵侗的八路军老干部萧锋在其《肖峰征战记》中有极其重要的透露。

他回忆，平时一有作战任务，都是晋察冀军区直接电话通知，而这次作战却非比寻常地把他和团长亲自召到军区去当面布置任务。当时聂荣臻、彭真、唐延杰等领导气愤地告诉他们，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延安来电，蒋介石委任赵侗为司令，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来接管军政大权，取代聂荣臻的位置。军区命令萧峰所在的团“全歼这股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

这段回忆时间、地点、人物都生动可感，文中写到聂荣臻当时非常气愤而坚定地说：

“我这个司令并不是你蒋介石能任命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任命的，是3000万人民的委托，是钢铁位置！赵侗伪司令，打着国民党抗日的旗号，有欺骗性，他硬要来边区夺权，那八路军只有用刺刀回敬他！”（《肖锋征战记》第215至216页）

可见，八路军方面根据可靠情报，认定赵侗此次来者不善，是直接来抢夺军政大权的。事情性质很严重，赵侗注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至于赵侗本人是如何死的，川西军区司令部情报参谋都爱国老先生在其回忆文集《雪山草地阿坝州》一书中也有确切记载。1950年，“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在四川组织的叛乱失败后，一同被俘的还有其二儿子赵连仲。赵连仲追随其母，出任“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一职。都爱国先生讲，他在审讯赵连仲时，赵亲口告诉他，其中赵侗当年实际上是在战斗中被潜伏在其身边的共产党员击毙的，国民党方面后来说赵侗没有带武器就去八路军谈判，结果本人被捉后活埋，完全是造谣。由此可见，赵侗身边其实一直都有共产党员的身影，这也难怪中共中央对他“挺进华北”的真实意图随时了如指掌了。

                          反目成仇的复杂历程

从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司令员，到国民党的“少将”，赵侗何以最终与中共反目成仇？赵侗逃离八路军另起炉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种说法是政治信仰说。《杨成武回忆录》中，与赵侗相处多年的战友，对他深为了解的高鹏先生指出，赵侗是一名“国社党”党员。而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则是杨世元的文章《也谈赵洪文国与川西匪患》（《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杨先生认为“赵侗是因为同时接受国民党与青年党两方面的毒剂注射而狂悖致死的。”而许多中共人士的回忆录都称赵侗“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帽子的由来，正是其“国社党党员”身份。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党是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政党，其政治立场是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在国家存亡之秋，其政治主张和活动表现出了复杂多变的两面性。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仍然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主要政敌，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他们诬蔑共产党“效忠苏俄，为害中国，不亚于日祸”，认为“铲共与抗日同样重要，必须同时兼顾”。

根据谭译《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记载，中国青年党在东北有较为雄厚的组织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党派出不少政工人员出关到东北义勇军中工作，如苗可秀、赵侗、高鹏、纪廷榭等人。苗可秀是因抗日牺牲的青年党历史上最著名的英雄之一，赵侗正是接过他的大旗继续战斗的。从这个层面说，说赵侗是青年党分支国社党成员之一，虽只是高鹏投向共产党阵营的事后指认，似乎这个事实也能基本成立。但是，如果据此认定赵侗是因“政治信仰”与共产党不合才分道扬镳，却有先入为主之嫌。    

最关键的证据，是《杨成武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聂司令员对赵侗可真是仁至义尽了，”王远音同志感叹道，“那天，赵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委屈，说‘日久见人心’呢，还假惺惺地说他赵侗‘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呢，话全让他说绝了，可是不久，赵侗听到高鹏、纪亭榭入了党，就觉得自己被冷淡了。便几次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还向聂司令提出申请。鉴于赵侗政治思想和品德方面的许多问题，聂司令和我们都坚持原则，一方面婉言拒绝了他，一方面又勉励他加强思想改造，努力争取。赵侗却大为不满，言语中流露出隐隐恨意，后来渐渐地在行动上也暴露出来了。”

王远音是负责支队党务工作的队委书记，他的这段话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是赵侗本人是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二是他身边几员骨干如高鹏、纪亭榭都加入了中共，而他则被拒之门外。

赵侗如此渴求加入中共，说明他如果真是“国社党”成员，信仰上也不如有的学者说的那么纯洁坚定，要不然也不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什么“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这种话，更不可能因为信仰的分歧而出走了。

至于吸收高鹏、纪亭榭入党的真相，则是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抗日军开赴蔚县与八路军会合，准备接受改编时的事情。《杨成武回忆录》详细记载了这段有趣的插曲：当时根据地为了欢迎这支抗日队伍，举行了隆重的群众欢迎会。不料，在热闹的会餐后，“国民抗日军”的一总队长纪亭榭和二总队长宋鸣皋，在一张饭桌上无意中捡到一张机密电报的底稿，上面赫然写着抗日军各领导人的出身、经历、政治态度以及我们团结和争取各主要领导人的方针。电文当时已经拍往晋察冀军区，这是当时一位八路军的干部喝醉了酒遗忘在桌子上的。

纪、宋二人大吃一惊，想不到共产党这么厉害，竟然已经悄悄在抗日军队伍里活动了这么久，而且把们主要领导人的情况搞得这么清楚。第二天，高鹏、纪亭榭找到杨成武，讲了他们看到电报稿的事，并且诚恳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于是，杨成武和邓华分别与他俩谈了话，对他们的入党要求表示热烈欢迎。具体原因，用杨成武的话说：

“‘抗日军’的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一直是中心队委的可靠战友，每当我们共产党同赵侗发生分歧的时候，常常是他俩去做赵侗的工作，劝其放弃错误决定。因为他俩和赵侗一块在东北干过义勇军，在部属中有威信，所以赵侗不敢不他们放在眼里。”

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部队，自己的两员骨干都赢得了信任，入了党，赵侗这个司令员主动靠上去却被拒之门外，其沮丧抑郁的心情可以想见。更何况这是发生在一件令赵侗难堪的“罢官”事件之后。

那是国民抗日军在阜平整训的时候，有一次召开军人代表大会。会上，赵侗突然起身表示：请准予他辞去总司令职务，去八路军总部学习，另选别人任司令……实际上，他是以退为进，想试探一下自己在队伍中还能不能站得住脚。

哪知，他刚讲完，纪亭榭和高鹏马上就坡下驴，表示欢迎赵侗同志入学深造，学好后再回来领导我们，请大会另选司令。随后，请代表们举手表决，立即一致通过了赵侗的要求，当场解除了他的司令员职务。这一下，赵侗彻底傻眼了，泥塑般坐着，一动不动。

其实，赵侗与自己的队伍离心离德，渐行渐远，有一个发展过程。据其早年战友王建中回忆：　　

“部队到阜平之后，学老红军的一切制度、政治工作、经济民主，党已半公开了。赵同仍以总司令自居，得他一人说了算，实行军阀统治，引起干部不满。党和他进行了斗争。在一次营以上干部会上，汪之力同志作了系统的发言，举出部队进步的实例，指出赵同老摆个总司令架子，处处想着自己是总司令，一个人发号施令，处理问题缺乏商量，举了一些军阀主义的例子，指明其思想上就是顾虑总司令的面子，不利当前部队的进步。……会后，赵同没有好转，反而消极对待，情绪不高。”

原来，纪亭榭他们早就想罢赵侗的官了。这次他们预先作了布置，给营连干部提前都打了招呼，商量决定赵侗一旦要提出辞去司令职务时，大家都得举手，结果赵侗弄巧成拙，一下被罢了官。

聂荣臻司令知道这事后，立即表示：不能让赵侗辞职。他两次召集中心队委开会，反复强调统一战线的战略意义，要大家注意贯彻相应的方针、政策，共产党的言行是一致的，要考虑对外影响。因此，一定要赵侗继续留任司令，不要把他推出去。即使他执迷不悟，将来发生了问题，那再做道理。现在，只要他还愿意抗日，还肯跟共产党走，就不能让他辞职。会后，队委委员们马上动员所有党员和干部，对赵侗进行挽留工作。同时，聂自己又单独找了高鹏和纪亭榭谈心。他俩虽然思想上不怎么通，但还是接受了聂的意见。聂又和赵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给了他许多勉励，终于使他得以留任。

但是从此赵侗不但心灰意冷，而且与共产党的人之间由互相警惕防范，一步步发展到磨刀霍霍，暗中必欲除之而后快。

有一天，赵侗首先提出，要他的一名亲信吴新民从三总队调回来当警卫连长。此事引起了共产党员方面的警惕，自然不能同意。赵侗自己又搞了个私人卫队，大半都是他过去的亲信，他们武器好，枪法准，平日和他寸步不离。为了防止这帮人作乱，共产党中心党委决定由史进前负责，专门挑选了一位坚定可靠的共产党员刘伯松做支队政治部警卫连长，一旦有事，警卫连就对付赵侗的那个私人卫队。

由于赵侗此前收拾别的游杂武装时就爱摆“鸿门宴”，搞突然袭击，所中心党委就在党内做出一个决定：无论何时何地，到司令部来开会，总队，大队领导干部不能同时都来，必须留一个人看家。

试想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已经无可挽回。

7月间，从大后方来了个人找赵侗，说是从赵侗的母亲那里来看望他的亲戚。他和赵侗形影不离地厮磨了几日。在那人走后不久，1938年8月，赵侗终于带着几个随从，以下基层视察为由，秘密逃离了游击队。据王建中回忆：

“赵侗逃走，出意料之外。到平西后没有谁和他斗争，看来一是有更大野心，不屑当此小支队司令；二是有内线消息，赵母在大后方、南洋到处作报告，被誉为游击队之母，赵如到重庆一定被重用，所以只带几个人走了。”

赵侗后来在给五支队领导人的“辞职信”中，历数了一番他创建“抗日军”的千辛万苦，同时也毫不隐讳地说了他有过消灭支队各级领导人的计划，只是碍于“多年交情”才算了。他还发誓要“干出个样儿来”，让共产党瞧瞧。而八路军方面则警告赵侗：“你不回来就算了，但你别与八路军作对，否则，绝没有好下场！”想不到后来一语成真。

1938年冬，赵侗突然出现在重庆。翌年1月，蒋介石邀请赵老太太和赵侗到战时首府重庆，一时间重庆市万人空巷，重庆各界人士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场面空前热烈。“抗日英雄 ”、“民族英雄”、“当代岳飞”的称呼声赞不绝耳。海内外华文、外文报纸也连续跟踪报道赵侗、赵洪文国母子的抗日业绩和战斗经验。著名剧作家的吴祖光创作了处女作《凤凰城》在重庆上演，即以赵侗和战友苗可秀举义抗日为题材。该剧轰动大后方，赵侗也成为抗日偶像级人物。

自感在八路军那里受了天大委屈的赵侗，一下子却成为国民党炙手可热的座上宾。

蒋介石为何要大力拉拢赵侗母子？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当时想改变自己热衷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就要表明自己也一贯支持敌后游击抗日武装。同时，蒋介石也想把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民众武装拉到自己一边来，此时正好有赵侗这样一位“弃暗投明”的“义士”来投，可谓求之不得。赵侗不仅熟悉八路军的内部情况，还曾长期与共产党互生龌龊，趁此“借力打力”，岂不一箭三雕？

随后，蒋介石亲自召见赵侗谈话，大加勉励。接见完之后，赵侗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受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任赵侗为晋察冀游击第一总队少将司令，并命军、政部拨发武器弹药服装等军需用品。1939年6月29日，赵同与吴桂良等由经培训的大中专知识青年中挑选100名学生，亲自率领北上，第一站到达西安。同年7月2日，由王琦等再率第二批百名官兵奔赴西安与赵同会师，赵侗集中人员武器开向晋察冀根据地。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赵侗带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天经地义；而共产党方面则认为，赵侗是挂羊头卖狗肉，明摆着是来抢地盘、搞摩擦的。随后，就发生了赵侗所部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件。

                           事出有因的形势背景

赵侗之死，究竟是在大敌当前、自相残杀的悲剧，还是八路军方面疑心太重、情报有误的错判？

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其实都不是孤立的。一旦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许多事情也就水落石出了。赵侗之死，如果不了解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的复杂形势，就无法得出一个全面正确的结论。

笔者手中有一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八路军文献》，原件刊印了620件八路军师级以上单位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等往来的电报和文件，忠实反映了八路军当时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作战行动。从这些原始电文中可以清晰看到，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共双方在抗日根据地的摩擦冲突明显增多。粗略统计，从1938年8月到1940年5月，中共内部及向国民党方面发出的与反摩擦有关的电文达25份之多。

在这些文电中，反复出现一个重要的名字：鹿钟麟。此书搜集的有关此人与八路军争政权、搞摩擦的电文达8份之多，其中1939年3月17日，朱德直接致电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四人，愤怒控诉鹿钟麟部袭击八路军制造摩擦，其中一段原文令人发指：

“鹿钟麟、赵永祥部在一、二两月份内，共活埋我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达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及医院人员……近日赵部更活埋我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业已会同石副总司令（石友三）派员验尸，并查明确为赵部所害。”

这仅仅只是鹿钟麟制造的反共摩擦中的一件，其他突袭杀害八路军人员的事件，在电文中屡见不鲜。而据亲自提审过赵洪文国及其子赵连仲的都爱国先生后来回忆，赵侗当时正是奉鹿钟麟这位老牌的“反共专家”之命，南下邢台向其靠拢之际被八路军歼灭的。国民党顽固派除了针对八路军以外，对新四军也发动了多次“磨擦”，制造了多起惨案，其中“确山惨案”和“平江惨案”广为人知。共产党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严正指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打击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

赵侗在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训练和任命，其部队在西安又接受了胡宗南补充的手榴弹、子弹；离开西安之后，始终是由石友三的兄弟石友信所带教导队护送，直到河南林县才分开，石友信还向赵侗部赠送了二十余支自制的捷克式步枪。这些消息，深谙情报工作的共产党怎能不知道，何况赵侗身边一直未曾断过潜伏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方面抢地盘、搞摩擦保持了比较高的警惕性。这方面血的教训早让八路军度戒备防范，严阵以待，赵侗所部覆亡的命运可想而知。

赵侗之死毕竟是一个时代悲剧，证明“人是历史的人质”这句话的悲凉无奈。不管怎么说他也曾是一位热血抗日的青年，最终却死于兄弟阋墙的战场。从中既可以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极端复杂性，更能看到急剧变幻的历史关口，波涛汹涌的时代洪流如何一不小心就将渺小的个人彻底吞没，只剩下一段千秋功罪伴随历史的风尘起伏升腾，留下一段湮没无闻的幕后秘史 ，令人深思浩叹，怅然无语。
                               
（此文发表于广东2013年第5期《同舟共进》杂志,作者系军旅作家、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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