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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人口突降至1000万人的原因
从powerovergamec发的帖中国5000年来的人口走势图 可看出明朝末年人口从6000万突降至1000万人。
原因应为以下几点：
明末的鼠疫与旱灾在中国盛行，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四川经战争兵火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顺治二年，御史刘明瑛称：“比年以来，烽烟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 顺治八年和硕端重亲王形容山西：“田地榛芜，生齿雕耗，……其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横亩皆焦，……村尽逃亡之屋”。顺治八年，江西巡抚夏一鹗称：“膏腴上亩，土结水枯，极目秋原，草深数尺”。
明末清初之际经鼠疫的大爆发和长年旱灾和饥荒，再加上随后的长期战争，包括明末大规模民变和清军的入关，至清初整个中国南北皆成废墟。长年的战争直到顺治末、康熙初年才基本平定下来。康熙帝亲政后，革除弊政，并开始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为后来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础。
1。大瘟疫
光阴荏苒，历史的车轮转眼行进到了明末清初。据《明史》记载，明代从1408年至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尤以明末崇祯年间为甚。与东汉末年相似，明末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气候变冷使降雨区普遍南移，导致北方多年的旱灾和蝗灾，先秦晋，再河洛，后齐鲁；加上官吏腐败昏庸，朝廷政策失当，终于逼反了李自成、张献忠。而此时的瘟疫也站到了起义军一方，给岌岌可危的朱氏集团大厦踹上了致命的一脚。
2。大饥荒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3。战乱
3.1 农民起义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王嘉胤，王大梁，王左卦等起义。几百万饥民加入起义军。
3.2 清兵入关之战
-- 山海关之战
-- 清灭大顺之战
-- 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
-- 清破潼关之战
-- 清灭大西之战
-- 扬州之战
-- 清灭南明鲁王政权之战
-- 清灭南明隆武政权之战
-- 豪格平川陕之战
-- 清灭南明绍武、永历政权之战
-- 博洛平福建之战
-- 郑成功抗清之战
-- 孔有德平湖南之战
-- 桂林之战
-- 衡州之战
-- 清平贵州之战
-- 清平云南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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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句话：如果满清被沙俄灭掉，那就会出现一个领土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帝国，那你是不是会更自豪啊？ --因为生存空间更大了？可是这跟处于底层奴隶地位的汉人有关系吗？以你的观点，蒙元和满清疆域都大，可那些疆域是汉人的土地吗？汉人能做土地的主人吗？蒙古人杀死一个汉人只需赔一头驴子，满清时亦是如此，主子们家大业大跟奴隶、奴才们有关系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还要驱除鞑虏，为什么还要抗日呢？都当汪精卫的话，不是不但不会死人，疆域还会越来越大吗？
中国人仇富，一个是因为小农意识，习惯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加之受共产党的人人平等（想当然的认为是绝对的平等，人与人应该是一摸一样的）思想教育多年，所以见不得人与人的差距过大；再有就是中国还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多以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人为多，所以老百姓不服；还有就是由于法律不健全，中国可以说是越有钱交的税就越少，工薪阶层和小商贩反而负担最重。
谢谢大斧的评论。和美国相比，现在中国的富人缴税是缴得多了还是缴得少了？为什么在中国仇富？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惜，崇祯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当北方农民水深火热之时，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其地，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
西门庆除了正常的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然而，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让我们看看汉武大帝是如果严惩偷税漏税者的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被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许多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掺杂了许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筹措了雄厚的资金，最终打败匈奴，攻占南越、东越(广东、广西)，建立了“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汉书·地理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汉帝国。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图门巴雅尔)
1。明末是天灾人祸。清兵屠杀是一个重要因素。
2。三国时期人口从汉6000万高峰减至700余万，也是天灾人祸。
3。五胡闹中华，中原汉人从6000万减至400余万是种族灭绝。
4。宋末元初，南北中国人口从1.4亿减至6000余万是种族灭绝。
中国王朝之所以进入一个崩坏重建的过程，不仅仅是什么大环境。而且是一个法制进入崩坏的状况所决定的。
最大的弊端就是一点：士绅免税制度。
当然，每朝开国之时，士绅免税很有效的团结了一部分人。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癌症。随着时间的迁移，不纳税的士绅集团自然可以慢慢侵吞豪夺田土，久而久之，大量在开国时期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又变成了佃农，变成了无土之人，当然一个朝代就进入了所谓的崩坏。
明朝的东林党就是这些凭借免税制度，富裕起来并且拥有金钱实力的人的朝堂代表。透过科举制度进入朝廷，拉帮结派影响朝廷的政策，且科举之后的士绅免税制度，是他们的根基，他们保卫这个根基可以说很正常。
那些通过科考上来的秀才举人们，都是聚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没有家族当初的培养，他们可能什么都不是。而家族培养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给家族找根支柱。能让家族少交些赋税，少受些欺负……
而数百年来，这些士绅们也做到了。他们借着自己的种种特权，逃避国家税收不说。还和本地官府上下联手，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徭役，转嫁到别人身上去。
以前文官集团免税偷税还有所节制，国家还能勉强维持，但是后期的东林党上台之后，完全就为了自己这些人的利益，而不顾国家死活了。在明末，可以说国家最需要钱来重振经济，重振军备的时候，这些东林党人确在政策上牢牢把持，天天嚷嚷税负太重，不让朝廷向士绅、向商人（依附于士绅的势力）收税，原本合法的税收也大量偷逃，结果朝廷没钱，自然无力赈灾，无力平抑粮食价格，甚至无力修缮水利，无力对外征伐、无力武备。
这就是所谓大环境的来源。
大量的非绅士团体的民众（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没有田土，没有经济来源。朝廷又没有钱救济，不造反，怎么活？而遇到天灾，那些有仅剩一些田土的人也没办法维持温饱了。
不造反，流民怎么活？这些都是逼出来的。
为此，谁该负责？
这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
索罗图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失去一些土地。沙俄三万游骑不时袭击与骚扰边地，清难以抓住它的主力作战。边地的一些土地也是模糊的，谁控制住就是谁的。康熙只能用不明确的土地换和平。
先人开疆拓土为后人留下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有核武器的今天，再开疆拓土就不那么现实了，就是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也很难了。
满清和沙俄都在继承蒙元和四大汗国的遗产，他们都在夺取铁木真子孙曾征服的疆域。通过读史可以知道，元被朱元璋驱逐后，并没有马上倒台。到了鞑靼斯坦继续存在，而后分裂成三部分仍然强大并骚扰大明。四大汗国也是逐渐消亡的。满清即起源于鞑靼斯坦，也是在各蒙古王爷的帮助下拿下中国。
欧洲人则称呼沙俄为鞑靼，意味他们是蒙古人，野蛮强悍。我们称他们为骚鞑子。
一等满人、二等旗人（蒙、汉在旗的），汉人跟蒙元时一样，还是最底层地，是处于奴隶、奴才的地位，主子们家大业大跟奴隶、奴才们有关系吗？
满清的疆域有什么意义？汉人都不许下关东，疆域再大有意义吗？更何况没有明确界碑的公认的边界只能是自己的意淫？玄烨的尼布楚条约就丢掉不知多少土地！
这是两回事！挖坟是很坏，但是满人没挖是因为满人不会治理天下，要利用到汉人的儒生；而毛则不需要儒生来帮他治理天下。这没有可比性！
同意你提到的满清的罪孽。满清对中国的贡献就是使明朝的360万平方公里疆域扩大到1300多万，然后变成1130万平方公里疆域（民国后丢失176万平方公里疆域）。
我本来只贴民族战争和对外战争的帖子。看了你的评论后，准备再贴10个太平天国等国（朝廷）内战争的文章。
我只想通过重要战争来和网友分享中国简史。先从唐宋元明清开始，然后再汉至唐，最后周至汉。
张献忠等根本就是在无力抵抗下的假投降，不存在什么理由，被监视也是应该的。而且尔有何能打出天下？为一己私欲置国家和民族利益而不顾，畜生不如也。
满清于中国何加焉？满清自己什么好的文化、科技也没有，只会篡改经史子集、荼毒人心、扼杀科技、奴役汉人，完全是在稀释中原的汉文化。大乱之后的所谓大治，历朝历代莫不如此，与满人何干？而且那些繁荣都是汉人完成的又与满人何干？
与蒙元简单粗野的**裸的”四种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包括今天的满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却是长远的。从文化角度看，满族在努儿哈赤时才创立了满文，但在入关后，清政府却最重视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达到几千年来少数民族的顶峰。也达到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这首先表现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的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孔子改制考》）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蒙元也曾试图改变汉民族的服装，结果成为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清政府的剃发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发易装，招致了强烈的反抗，仅江阴一县，为反剃发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全中国为反剃发而被清军屠杀又有多少人，实难统计，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太平天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裳传统陡然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革命军》）。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祭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祭拜孔庙，一边杀人一边祭拜孔庙，孔子的地位也达到”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孔子后人曾请求保留延续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旧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清政府特别重视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奴役宰制汉民族的精神。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极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一收买人心的举措也常常荒废。清则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的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其实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应该说，经过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清政府基本上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在此就不转录那些中国古书与被删剜套改的对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清政府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康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乾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淳朴，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清统治者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到近代，满汉矛盾也成为阻止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阻碍和动荡之根源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八旗军队就曾和绿营火并，原因不用说就是长期种族压迫所制，太平军召令起义的口号之一即是”兴复久沦之境”，”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奉天讨胡檄》），直到孙中山，从早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三*民*主义，其第一主义乃是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满洲人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到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陈天华也说：”这种族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警世钟》），正是这种种族观念，使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从军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乱，草率，苍惶，但民族意识，一旦觉醒则如星火燎原。我们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参加起义，虽有建立共和的志愿，但主导的精神力量还是”克复神州，重兴祖国”。这民族压迫，不仅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更有实际的作用。百日维新，维新诏书象雪片一样传出，但不曾有一纸诏书要改革八旗，其实这八旗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一群废物，满清对此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有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实在高的吓人，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本人在《白银舰队》中已算过一笔帐，诸位再算算每年2000万两，几十年下来是十几个亿？可以再建多少个白银舰队，清廷将国库收入的1/4用于百无一用的八旗和满人控制的绿营，仅从经济上讲，就是阻碍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个铜板都用于舰队建设，这甲午之战焉能不败？败了之后，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刚毅说的更明确，更透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汉人强，满人亡”！清267年对汉民族精神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绞杀，使我汉民族道统中殂，在近代又防汉甚于防贼（如前述每年2000万两养八旗），在文化和实际利益上都给今天中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深创巨痛!!
铁良是满洲少壮派的领袖，曾大肆收刮我东南各省汉人的民脂民膏，提取上海海关的银子达数十万两之多；又电告日本方面，只许满洲游学生学习军事和警察，却不许我汉人学生学。
乱世出英雄。英雄和枭雄不仅仅满足于活下去，当他们已经能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要干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业来。一将成名万骨枯。
张献忠被招降后又复叛，不仅仅是因为不受朝廷信任和监视，更是要打出天下。
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雍正皇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他在将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同时，也亲手将它带向低谷，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再有，“乾隆”年间如果也有盛世的话，为什么只过了40年，在1840年6月，被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给打得大败。史书上说的“闭关锁国”后的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不就是说的满清吗？已经落后于世界了还盛世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