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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3 16:53:01) 下一个

科学精神的起源

作者:吴国盛 | AT 2013/11/22 06:39 | 来源:科学与社会

摘要: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关注真理的内在推演。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理性的原则是内在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希腊理性科学开始于自然的发明。 
 

    科学有思想方式和社会建制两个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作为思想方式的科学起源于古代希腊。所谓科学精神,首先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这种特殊的思想方式并不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之中。它特别的属于古代希腊人。希腊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文明,持续时间也不很长。但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持久而巨大,原因在于,它是科学精神的发源地。

    1、何谓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式呢?在希腊文明之前和之后,其它文明都产生和发展了丰富而多样化的知识,从处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管理社会、定国安邦,从安抚灵魂、维护社会稳定,到解决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都各有经验、方法、对策。所有这些知识,不论是零散的还是系统的,不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都具有强烈的经验特征、实用特征。但是,没有一种文明像希腊文明一样,超越了知识的实用性功能,而对知识本身感兴趣,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如醉如痴。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着迷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这就是希腊版本的科学精神。

    并不是说其它文明都没有对知识本身有过任何反省。中国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庄子说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些言论有些甚至很深刻,但都是到此为止,不再深究。希腊人却罕见的把知识问题列为人生的首要问题。认识你自己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腊精神生活的缩写。什么是认识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这是希腊思想家反复询问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把的问题摆在了最为突出的地位。他在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区分了经验、技艺和科学(知识,episteme,在希腊文里,知识科学是同一个词)。他认为,低等动物有感觉,高等动物除了感觉还有记忆。从记忆中可以生成经验,从经验中可以造就技艺(techne)。经验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技艺高于经验,因为有经验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技艺者知其所以然,故技艺者比经验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但是技艺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科学episteme)。技艺固然因为超越了经验而令人惊奇赞叹,但是由于多数技艺只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必需为目的的技艺,才是科学。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知识分成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两大类,亚里士多德却给出了知识的三个阶段。他的经验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验知识,技艺这种追究原因、知其所以然的普遍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的分类中却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的位置。这件事情反映了希腊科学精神相当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被我们遗忘。

    什么是认识?认识即是追求科学。什么是科学?为什么在技艺这种理论性知识之外还要增加科学这样一个纯粹知识的阶段?这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白,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982A1518[1]“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123[2]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它目的而存在,这种指向自己,才是纯粹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
 

    超越任何功利的考虑、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就是希腊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其它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这样的精神气质。
 

    2、理性思维的本质是追求内在性
 

    亚里士多德已经表明,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的不同就在于,理论知识研究事物的原因本原。最高的、纯粹的科学(知识),研究原因和本原本身。寻求本原的努力,自始至终贯穿在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思想史中。当泰勒斯说万物的起源是,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的本原是无定apeiron),阿那克西米尼说本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本原是,赫拉克利特说本原是,巴门尼德提出存在与非存在、提出真理与意见之别,恩培多克勒提出四根说,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种子和努斯,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的时候,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把他们对世界的思考落实到了对事物本原的追究之中。

     什么是原因和本原?原因、本原就是根据,是事物可理解性的根据。借助根据,我们获得对事物的理解,我们知道如何与事物打交道。对本原的追求,也就是对根据的追求。追问这种希腊理性生活所习惯的东西,首先也是着眼于根据而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把idea),亚里士多德把本体substance)或形式form)作为他们所找到的第一根据。在后世的形而上学家中,笛卡尔找到了我思,莱布尼茨找到了单子,黑格尔找到了绝对精神,作为他们各自的终极根据。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寻找最终根据的历史,而这个追究根据的范式本身却是希腊人开创的。根据就是理由、原因。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就是根据律。寻找根据即是讲理。根据律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第一定律。

     所谓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理性思维,所谓西方的科学传统就是理性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兴起于希腊民主政治热烈论辩的土壤之中。讨论、辩论、争论是否没有完没了?是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苏格拉底一反智者们为辩论而辩论的风气,要把辩论引向一个崇高的目标,在那里,道理显明而有约束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并不来自你的能言善辩,而来自道理自身。道理显明地拥有自身,因而自足自主自律自明。这就是根据的内在性原则。满足内在性原则的自身就有规约性的力量。

     何谓理性(reason)?辞典上说:理性,一种从一些信念的真达到另一些信念的真的能力。”[3]简单说来,理性是一种保真推理的能力。保真推理无疑是构建确定性知识的最好方法,唯有保真推理,才会有确定性知识。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典型的保真推理就是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有死

    为什么三段论推理是保真推理呢?原因是,结论已经事先包含在前提之中。所以,保真推理之所以能够保真,原因就在于,保真推理本质上只是原初真理的自我展开。它是自己推出自己(的部分)。保真推理的要害在于,它活跃在内在性领域之中。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因为唯有指向自己认识才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必然性。这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性思路。

    对于中国思想而言,内在性思路是不可思议的。宇宙间万事万物均处在有机的相互联系之中,每个个体事物不可能根据”“自己就能够如此这般。中国思想推崇无我、无自己。一切事物均在有机宇宙的汪洋大海中,按照整体的运势而运动。当亚里士多德说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时候,孔子却强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对于希腊人来说,真理具有独立不依的崇高地位,真理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
 

    科学追究根据,纯粹的科学追究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因其内在而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确定性。所谓理性思维,就是循着事物内在的根据,对真理(真知)进行内在扩展。科学、理性、真理,就此结成一体。
 

    于是我们看到,希腊人有发达的逻辑学、发达的演绎数学、发达的哲学-形而上学。这些都是希腊科学理性传统的丰硕成果,而其它文明没有发展出这些东西,既不关乎智力水平,也不关乎物质生产能力,实乃在更深的层面上,文明模式的根本不同。
 

    3、科学精神之源:自由的人性理想
 

    在科学、理性的背后,是希腊人自由的人性理想。唯有将自由置于人性理解之核心地位的民族,才有可能对纯粹的科学如醉如痴,因为,纯粹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自由的科学出自自身(内在演绎)、为着自身(为科学而科学),因为所谓自由也就是出自自身、为着自身。从希腊时代以来,西方人的自由从来就是个体的自主、自决、自立、自足。
 

    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是希腊文明传递给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基因。对中国人而言,是否有情有义有爱,是判断人之为人的标准。儒家用字来概括这一人性理想。这一人性理想与中国文化的血缘亲情特征相关,而血缘文化又与农耕文明氏族同居、不喜迁徙的社会秩序相关。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喜迁徙流动,因而形成了高度契约化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是被默认的前提,维护这种个体的自主、自立、自足,是维护这种契约化社会秩序的前提。
 

    自由的科学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批判性,一个是它的非功利性。
 

    自由的学问是质疑和批判的学问。对不同的意见可以进行相互批判。这种知识态度与希腊的民主制有关,而在东方专制社会里,盛行的是对权威的崇拜以及知识的神圣化,决无可能养成质疑和批判这样的知识态度。

    古代希腊人生活的希腊半岛多山,没有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因而也无须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从而没有形成如东方社会那样的水利农业,以及建立在水利农业之上的东方专制政体。希腊半岛地理上的多样性导致了希腊文化的多样性:希腊社会由大大小小的城邦所组成。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谓人就是住在城邦里的动物,而住在城邦里的人就是政治的人,政治的人是要承担起公共事务的人。希腊城邦制让自由民成为自由的。
 

    希腊人自由的谈论政治成为风气,柏拉图的对话充分展示了希腊人是如何热衷于讨论正义、法律、理想的政体和理想的统治者这些政治话题的。在辩论过程中,话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政治话题,而涉及到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这种自由的辩论之风是构成希腊自由的学术的社会学基础。在希腊哲学家们之间,这种自由的辩论风气表现为熟悉各家思想并相互批评。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互相了解大家的思想并互相批评。在很多情况下只要阅读哲学家们自己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些话经后来的撰述者的引用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巴门尼德之后的哲学家中,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两位都采用了他的原理,认为无不能生有,并用类似于巴门尼德本人使用过的术语进行重新表述。在这之前,赫拉克利特在好几个场合提到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4]这种相互批评的思想传统对于造就自由的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希腊哲学诞生之前的神话世界观、更早以及同时代东方社会盛行的神话世界观,都没有经受批判性的洗礼,因而经不起理性思维的进一步推敲。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蒙-拉为什么会每天都驾着他的船只航行一次?为什么不同的季节沿着不同的天空路线航行?埃及神话没有给予解释。神话宇宙论往往还提供好几个版本,但各种版本简单并存,版本之间的优劣没有进一步加以辨别,那怕相互矛盾也不予理会。希腊哲学的批判和辩论传统,为纯粹知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由的学问是超功利、非实用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
 

    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对希腊人来说,数学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用性学科,而毋宁说是培养德性的学科。
 

    追求自由的知识,与希腊人视自由为最高的人文理想有关[5]。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种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中提到了自由学术起于惊异,但源于闲暇。自由的学术不是起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起于对世界的惊异。有所惊异者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因而为了摆脱无知而求知。但是,这种无任何实用目的、单纯为了求知而从事的学术,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闲暇[6]。亚里士多德说,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428[7]自由的学术建立在学者的生活无忧之上,而这一点靠的是希腊奴隶制,正是希腊奴隶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优裕的生活及闲暇。希腊的奴隶有两个来源,一是战争中的俘虏或者外邦人,一是城邦内部自由民因贫困撩倒沦为奴隶。奴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在城邦事务中发表独立的意见[8]。大量的奴隶使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使希腊哲学家养成了轻视手工劳动的习惯。

    自由的学术不顾及学术的现实功用,而自由的学者也不受雇于任何政府、企业或老板,它根本上不是一种可供养家糊口的职业。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要么自己拥有财产,要么是以担任私人教师、医师或工程师为生,因为不存在自然哲学家或科学家这一类职业。因此,希腊科学是空悬在社会学的真空之中,自然哲学家们进行的是毫无实用价值、似乎也毫无意义的个人研究,有时还要受到敌视和嘲笑。”[9]在希腊古典时代,城邦并没有用国家的财力设立为国家服务的教育和科学机构,以支持科学和教育事业。希腊的教育和科学活动都是民间活动,但并不是所有从事教育活动的人都称得上学者、哲学家。苏格拉底时代的许多智者(sophist)就被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学者,因为他们靠教人辩论术、帮人打官司挣钱,因为必须为客户服务,所以他们做不到自由的思考。柏拉图甚至称智者的工作为奴隶式的工作。希腊的哲学家纯粹出于个人求知的兴趣从事学术研究,这是空前绝后的。
 

    4、理性科学的开始:自然的发明

     说科学是特别属于希腊人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那就是,是希腊人发明了自然的概念。自然发明标志着理性科学的开始。这个说法来自著名希腊科学史家劳埃德,但我赋予这个说法新的意思。[10]

     今天我们生活在由西方科学传统所营造的世界之中,往往把自然概念看作理所当然的,而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其实包括着大量的预设。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人不承认这些预设,他们并没有自然的概念。

    现代汉语中自然这个词是对西方文字的翻译,古代汉语里并没有自然这个独立的单词。古汉语中的自然最早出现在老子《道德经》中,是一个形容性的词组,意思是自己如此自己的样子,或作为动词,意思是成为自己目前的样子自然成为一个名词性的词组,完全来自近代对西方语言Nature的翻译。

    近代西方的自然概念,是关于存在者特殊领域的标定:有些存在者是属于自然界的,有些不是。这也是今天汉语自然一词的基本意思。但是这个存在者领域是如何划定出来的,却并不十分清楚。自然科学被认为是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是,什么是自然?如何划定这个特殊的存在者领域?无论怎么划定,总是有一个存在者的领域能够被划定出来,并被称为自然 

    但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样一个存在者领域被标定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所有人包括中国人当然老早就知道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鱼虫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否独自构成一个有着内在统一性的领域,却不是自明的。中国人也有天地人三才的说法,但是,由于相信天人合一、天人相感、天人相通,天地人三才本质上属于同一个世界,并不是三个不同的世界。

    对希腊人而言,自然是如何被划定出来的呢?有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自然作为本性本质从而作为根据,是西方理性科学的前提和预设。现代西方语言的Nature有两个基本的义项,一是本性,一是自然界,以后者为主。Nature来自希腊文physis,在前苏格拉底时期,physis的主要意思是本性,而没有自然界的意思。一本名为《论自然》的著作,并不是今天我们所想像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论事物之本性的一般哲学著作。大量论自然之言论、著述的出现,反映的是希腊思想家力图以追究本性的方式去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而这,正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理性思维方式本身。因此,对于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思想家们来说,所谓的科学就是追究自然(本性、本质、根据)的科学,所谓的哲学就是追究自然(本性、本质、根据)的哲学。今天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是全部科学的正宗,但是它之所以正宗,不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而是在自然一词的古意里,包含了科学肇始的特殊路径的秘密。自然就是科学性思想方式本身。英文称自然哲学为natural philosophy而不是philosophy of nature,称自然科学为natural science而不是science of nature,正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开端处之实情的一种依稀可辨的虚弱的余音

    第二个环节是将自然物单独划定出来,使之成为自然界这个工作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由于将自然物这个特定的存在者领域划定出来,自然便不再是一切存在者的本质,而只是自然物的本质。与自然物相对立的是人工物,其区别在于,自然物在自身中保有自身运动的根据,而人工物却不保有;自然物的本质是内在的,人工物的本质是外在的。作为自然物之本质的自然,体现的是自主性原则和内在性原则,也就是理性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科学脱离哲学母体成为一个专门领域的科学之后,仍然享有理性科学之正宗名声的原因。在自然物与制作物的规定过程中,自然物具有优先地位;在自然与技艺之间,自然享有优先地位。自然物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人工物是他者制作出来的。生长物高于制作物。但是,生长物虽然与制作物不同,但它们都受根据所制约,都是由于根据而存在。这样,在所有以追寻根据理据从而把握存在者之存在的理性事业中,追求自然即自然物的本质根据的事业,占据一个突出的和优先的地位。西方科学与哲学始终纠缠在一起,哲学始终或隐或显地以科学为参照系,其原因就在于此。

    古汉语自然不是一个名词,因此我们不能问自然是什么,因为自然不是一个什么,我们只能通过描述来显示事物的自然。而希腊文的physis,却允许我们追问什么是自然(理据),从而创造了自然科学。中国人就事论理和西方人就理论理的不同思维方式,已然分明。中国思想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分野,于此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1]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2]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3]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

       [4] 洛伊德:《早期希腊科学》[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页。

       [5] 参见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J],北京,2001年第4期。

       [6] 闲暇的希腊文是schole,学者(scholar)、学校(school)这两个词均来源于此。
       [7]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

        [9] 麦克莱伦第三等:《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10] 参见吴国盛:自然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J],北京,2008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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