蔻豆年华——我的中学 （我的文革完结篇）

蔻豆年华——我的中学 （我的文革完结篇）

开春二月，凛冽的寒风弄得我外冷内热，急得直冒汗，人数之多让我找不到自己在哪里挂着（见墙板大字报）。好半天才在最后一个班找到位置。那一届我们共有9个班（第二年又接受戴帽子班3个，累计12班），我们（初）编为5连4排（共2个连）。每班60多人，仓促地连课桌椅都没有，临时用水泥砌成个台子凑合，板凳呢？自己从家带。杂牌军哈，睁眼一看歪七竖八、一溜残兵败将。

我呢，是这60多人中最小的，我们班是龙头猪尾。（第二年从外地转来一个真正猪尾巴60年1月，我才成为千年老二）我这头猪不显山不显水，放屁都不带响。坐在前排，好一阵子都不敢朝后面瞟。第一天姓胡的老师（暂代班主任）指派班干部，一双近视眼，只望远处瞧，我大概小的可以忽略，或者被他的眼镜框给屏蔽了。我不喜欢他，也因为他太色，我们入学半年他就被抓（搞女学生顺带女学生的妈）。所以，多少年来，我一直纠结一位他曾十分喜欢的学生干部是否受到骚扰（算了，已经当奶奶了）。开始上课没什么印象，仍有早读，由班干部带领学主席语录。二个月后我们的班主任正式上任（他带校文工团演出归校），一切按部就班。

我，小人一个。喜欢的课我把头伸出来，不喜欢的我把凳子平倒（四方凳转一位置），几乎就剩个小脑壳。看着晃动的小脑壳，以为我在戏弄他，音乐老师胡大胖子（另一胡，他同时兼着副班主任）把我逮起来。起来！站直了，七老八十三，腰弓的像玛虾似的，我刚才讲到哪里了？五线谱的乐理知识（我怯生生答道）。具体一点！不就是5～（少）吗。嗯，坐下，坐起来。从这以后，我记住了他。

那次学校要参加全市广播体操比赛（第五套？还是新第六套？忘了）。这胡大胖子为了逼真把我选去充数（高矮搭配）。从排练到正式比赛，我至少落下三个星期的课（反正那时无所谓）。我们美滋滋地拿回来全市第二，没想到第二天代数要考试（本学期最大的考试）。班主任汪老师（数学主讲）好心，要我不参加考试，安慰我补考或一个月后参加数学测验即可。我不确定，仍像当年头悬梁，如法炮制地找来两个同学的作业本，琢磨了一个晚上，咳，不就合并同类项吗，再加一些对角计算，有什么，第二天上！直到卷子放到我手，汪老师还暗示我可以不交。一场考试下来，老实说我心里也没底，因为毕竟没做过习题。

二天后公布成绩：全班6个及格，90分以上的二位，我是其中之一。比第一名班长只少4分。一下子我露脸了（自己没有准备哈）。接着选班干部，数学及格6人之一少年国手（小学六年级时全市乒乓球少年亚军）有点不服气，认为我是捡了狗屎运。他故意将军，表面上提名我，是想让我落选，出洋相。没想到事与愿违，我被选上了。待到班委分工时，原先的学习委员是厚道人，他见没人担劳动委员，主动扛。结果学习委员空了（大多是怕丢面子），班委几个人中只有我新选进来，球便砸到我头上。

中学不像小学，我可以玩虚的（只有那次以毒攻毒是本能哈，经常打架的人滥用的招）。我这次要想玩转，要想立言、立足，非下足功夫不可。逆境逢生，我倒是不怕，不就软硬结合两手抓吗？哪两手：一是学习，二是人缘。人缘靠什么？广交，广交的秘籍是什么？义气！（这一点难不倒我这骨头里的痞子底子）。想通了，怎么做就简单了。

就人缘而言，我的朋友当中，有学习好的，也有一技之长的；有力气大的，也有小偷小摸的。我曾经为那手脚痒痒的提供藏身之点、藏物之处（不是钱物，也就是备课夹、笔记本一类）。

第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追到全班第二。比第一的班长各科差3～4分。对于这样的成绩我服气（毕竟比人少学一年）。班长就是班长，大脑门聪明成熟，大鼻子代表福气。（后来初中下乡，可惜了）

我的弱项是语文，尤其是作文，头痛。怎么办？认输？一个暑假我在想这一件事。这期间我父亲已从远处矿山调回到市内（特区取消，行政又改为地级市了）任工业局局长（那时叫革委会主任）。但不是第一把手，上面有党委书记，还有一个部队下来的副书记，他与这副书记谁听谁的，至今是个谜。不管它，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完全翻过来，甚至补发了那二年多的工资。我手上的零用钱更活道了，这对我广交朋友更有利是不是？

新学期开始后我专注语文。提高语文水平的办法只有通过阅读，大量阅读，别无它径。为此我上图书馆借，上书店买。记得10月份某天，我从书店买回一本《东北战场上的林总》一书拿回家，我父亲看见一愣，也没说什么。再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听到那个副统帅“偷了三只鸡”的传达。我这才明白父亲那皱眉头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学期下来，我与班长几乎不差上下，我的数学反而最高99分（大概是我兼数学课代表缘故，老师照顾也未可知）。

第二学年，我们正式改为初二（9）班，原先排连已走进历史。

1972年注定在文革的年轮中是个特殊的年代。年初毛泽东曾穿睡袍参加陈毅追悼会，说出陈毅是个好同志，不管是真心还是应景，此话一说，文革的味道就变了。这种转变再加上邓小平的复出，就是所谓回潮的时刻（胡汉三又回来了）。

我们初二新上了两门课，物理和化学。教化学的是从厦门大学来的林老师，物理是陈老师。林老师个子矮，我们背后称他“林矮子”；陈老师（上海科技大学）上第一节课，由于淋巴发炎绷一块纱布，我们叫他陈大巴子（还是从女生那边先叫出来的）。尽管他们第一次上课（文革老五届毕业）个个都认真勤奋、一丝不苟。特别是林矮子（上起课来）人矮口气大，像博士答辩，有条不紊。同时化学课又有实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陈的物理课呢，上海人，课不如人精（我不是歧视上海人，包括胡大胖子也是，就事论事说）。抖机灵，谦虚的恰到好处，也让我不讨厌他。特别是物理课可以玩（物理活动小组，装个单极管双极管收音机什么的），很对我胃口。

这年的下半年，教育搞回潮，抓品质。推出一系列竞赛。我的英语竞赛全校第6，语文的作文《血防坝上练红心》被收集成范文供中学生阅读。那次物理竞赛，尽管是全校的，这试题也拿到外校作为出题参考（据说外校尖子没有一个及格的）。因此它也可以认为是全市水平唯一的一次物理竞赛。我得第一（并列）。另一位是我邻居（隔壁，我家1号她2号）。

竞赛怎么能两个邻居并列？诚然，她是心细的女孩子，学习认真，作业工整。其班主任何老师为了本班胜出，霸道地把任课老师曹（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押到班上辅导（严重犯规）。暗藏心机的曹表面上抗议，实际上乐观其成（他暗喜，以此夺冠一鸣惊人）。考前一天，他还又关门辅导。晚上游荡，我的邻居看我无所事事，问我复习咋样了？我没底，只能说死猪不怕开水烫，看运气。她把曹的辅导笔记主动给我过目。我快速扫了一眼。只有一处让我心里一惊并多瞄了几眼。是N个连通的水压容器压强，一般解题只碰到两个压强（标准水压机）。第二天竞赛，果真有一题需要循环考虑。（当然原题表面上与连通（容）器风马牛不相及，需要破题）。这题关键是转换成几个连通器（许多人卡在这里）一上一下需要转几个弯。所以我把它解出了。据说，考试完毕后，我们的陈老师异常紧张（考前干什么了？），在所有的试卷中把我的抽出来（这时候押宝是否晚了点？），只看这一题。见我答对了，才松了一口气。待总分计出后，我98，邻居96，曹不甘心，非挑出我有一处概念题中个别字迹潦草要扣分（物理竞赛哈）。陈不同意，就给我的邻居提了2分。这样双双98，堵了众人之口。其实，我敬重她，她的无私成就竞赛。只是，过早下乡最后与大学无缘。

我想，到这时不用再晒成绩单了。正像马太效应一样，我漂白了。好，翻篇吧。（因为来美的大多是翘楚，有的还是人中龙凤，当年状元什么的，在此班门弄斧，让人小瞧了）。

初三，没什么可八卦的。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回潮似乎没了。上学，枯燥；人，乏味。人一闲着就整事情，所以叫无事生非，天下大人小孩一个德性。胡大胖子却好兴致，一身劲带领我们班女子篮球队冲刺。我呢，总想报当年一箭之仇。瞧见他在比赛场上指挥，要女生敢打敢冲，不要顾及对手，争取拿冠军。我立刻挑事儿。你这个老师是怎么当的？主席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资产阶级名列思想严重，把学生带坏了，你不能当指导，我们（我大言不惭代表女生）要求换教练。胡大胖子气得“你——？”说不出话来，他八成早把当年损我七老八十的话忘光。所以，千万不要和“小人”执气，说不定哪天你会栽倒小人手里。

初中毕业，当年下乡是一道坎。下乡的杠子很明确：57年6月30日，前出后进。这把无情的筛子把很多优秀的人提前结束了求学梦。

我们也从原来的9班编为2班。汪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大多留任。

高中时批林批孔，学习并不重要。人大了，事情变得复杂。比方说，入团和共青团组织。我是千年老二，到高一的时候才勉强到入团的年龄。一被接纳，同时便成为团支部委员（还是班级学习委员）。从班干部算我是最老的，从入团的年轮看我是雏。所以这里面就有故事了。

新任班长兼支部书记是个听话的乖乖虎，副书记属革命性很强的女生。我们三个委员倒是有点色彩。因此我们三个投契往往“穿一条裤子”。特别是组织委员是我的死党，支部大事只要投票，就是我说了算（3比2哈）。

据说，鳄鱼在闻到血腥的时候瞳孔会放大，人类的许多行为出自本能。像群聚、奉承或拜山头的种种三叩九拜，明面上是歃血为盟的兄弟情分，却怎么也脱离不了背后分赃里的嗜血如狼阴影。文革中的人们借助这个载体（文革媒介）把原始部分如贪婪与狼性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而在这一切之中算计就是最简单又是最本质的还原。

想入团的人嗅觉是灵敏的。我的周围一下子又围起一堆要求进步的人，这使我很不习惯。我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上杆子的人少。我最不愿意被人牵着鼻子走或是欠别人的。所以有一阵我跑到学校排球队去混，整天不在班里。就是这样也不成，投票还是把我拉回来。

当时有一同学，因他父亲与我母亲一个单位，他从其他并入我们班时，我们自然熟悉。他属于那种心思缜密的人，颇有心计。卧在我周围，我逐渐感到他的可怕。可怕在于那么一点大，整天想着算计什么。自然我远离了他。一次，我没有再把作业本给他参考（我的各科作业本一直敞开给所有同学），这让他感到我的故意，我想躲他。按理井水不犯河水，我释然了。

有一段，支部书记请假。班主任指定我代理。屁股还未坐热，女副书记带着一位女同学到我家找我，要我为这位女生主持公道。我以为天大的事，要秉公。原来这位女生收到一封火辣辣的求爱函。换上别人，我还真信呢。她？黑，矮，矬得像冬瓜。进校之初男生给她取个外号：三节屎（棍）；后来嫌这个太埋汰人，就改为根号2，（1.414）。这样的人收到信？天下不倒过来了？不对，再一看，字迹像我的。信的内容是把《金光大道》中对焦婌红的一段抄进来，还把《红与黑》中于连的一段话也编进来。洋洋二页纸，还挺有文采的（不让我太掉价）。我立刻明白是冲我的，也知道副书记的潜在心思。我装作糊涂（一脸不开窍的无辜），对她俩好言相劝。然后让她们去找班主任，把球踢出去。

我知道我得罪人了，是谁？不重要，只有一点，这小子在我手里甭想入团。

一切都在心照不宣之中。那年（75年）过春节，学校要我们年级值班。年三十（晚），我与组织委员，还有那个最小的小不点当班。没多久，我们班上公认的宝贝携带她姐姐来找我。人见人嘻的可人儿，如何这番受宠？客观说，她长的不算最漂亮，但笑起来却是最美的。我记得郑晓龙导演在评价周迅时曾说过，演员哭容易，演员笑也不难。但笑得好看很少。她（指周迅）一笑倾国、二笑倾城。她就是属于这类人。宝贝问我，打电话给她家留言找她何事？（那年代家中有电话的不多，我父亲要管工业生产，家中才刚刚装上；她父亲比我父亲资格老）我诧异，我打什么电话？年三十晚上，不折腾人么？既然来了，我就和她姐俩多聊了几句。没想到小不点在墙根偷听，我气不打一处，差点一脚踢过去。

高二临毕业前，我碰到一件难事。一件让我想了一个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办的头痛事。这事与我们班主任连着。咳！原则和人情。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还是入团，一位杨姓同学想走捷径，打班主任的主意。那时候穷，许多东西凭票。杨同学的父亲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管工业票证的科长，于是他把自行车票、家具票送给有关老师。班主任是个好面子人，拿人家东西手软，要支部书记发展他。第一次讨论我沉默，我不知道如何说这件事，此事不了了之。后来副班主任专程找到我家说这件事，让我做其他人的工作。我很为难，入团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用手段来使人就范，我最为讨厌。那晚我想了一晚。

不想杨撑不住气，告诉他父亲，他父亲去找局党委书记，说他与我父亲有两代世仇。我和我父亲听闻后大笑。这时候，我仍然没想好何去何从。

第二次再讨论他，开始我也未吭气。这次为了保险，班主任、副班主任列席（督阵）。眼看没什么，以致书记连表决的程序都不要了。我终于憋不住，好歹要走过场是吧？若要这么通过也不合法呀。所以，我说，等等。班主任一听就发火了（知道我一作梗就黄了），还等什么？有什么好等的！我腾地火起来，这下什么也不顾了，质问班主任收了几张票证？就这么迫不及待？整个场上顿时僵持住，没人说话。

与班主任相处五年，我是他最喜欢和得意的学生，就为这点“一地鸡毛”掰了，五年我们彼此的情谊付之东流。这也许就是那个年月：人穷志短！

我的蔻豆年华伴随着“红与黑”的宿命嘎然而止。（完）

附：中学老师

班主任汪信言老师，据说当年也是个才子。徽州山区的一个穷孩子，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师范大学数学系，他吹拉弹唱（要不怎么带校文工团演出）写的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一次，他将大学时代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和散文给我看，那陶醉的神态足使我相信他当年报错了专业。他的数学功底扎实，概念清晰，课教的中规中距。人是老实人，有点拘泥或小气。结婚时，要我找几个人帮忙布置，连糖都不舍得。我也不客气，在他门上写喜字，用蓝色粉笔涂了几笔。他见后乖乖把糖拿出分了。初中高中5年，一直是我的班主任。毕业后短暂不联系。我考上大学后恢复关系。第一批高级教师，后被娉为特级教师。前几年因癌症去世。

陈永跃老师（物理），在校期间一直单身，有一套低音音箱很拉风，并藏有很多古典唱片（妙龄女士围着他转）对女生好过男生，特别是见漂亮的，走不动路。因此，他给出的成绩漂亮指数自然算分，雀巢迎凤，只打鸣，不下蛋。文革后调回上海。后面不详。

林祖洽老师（化学)，人没有什么嗜好，严谨不善苟笑。外冷内热（对自己抠，对别人好）。文革后回福建老家，与农村家中黄脸婆相依为命。与外界没再有瓜葛。

胡大胖子（对不起，一直叫惯了）虽说教音乐，长的牛高马大，尽管是上海人，极不注意检点和口腔卫生（平时脏话连连），一次上课吊夸着两只大腿拉手风琴，裤缝拉裂，露出红裤衩极为耀眼。坐在前排的女生吃吃地笑，引起全班哄堂大笑。他发觉后，训斥大家，少见多怪！哪家不晾裤衩出来晒！后来调到师范，已心肌梗塞病故。

倪志鸿老师（初中语文），工人出身，从工厂“上管改”来校任教。生怕被看不起，上课极其认真。对我们抓的也紧，经常布置作文，并喜欢朗读范文。后来返回工厂，处境不好。据说曾有被清算的一幕，详情外界不知。

生物汪克槐老师，华侨出身，一腔热血从海外归国效力，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文革初期被整，带我们时极为小心谨慎。上课尽责，课外热心。温文尔雅，暖心仗义。文革后来美继承产业，现住加州。

方酋老师（高一语文）自学成才，极有毅力。自修高中、师范以及后来课程并获得文凭。文字功夫了得，出口成章，语法娴熟。当年因一首诗发表在海峡两岸电台上出名。带我们时较为清高、孤傲，与学生有距离，要求严格。但仍对我们这一届抱有希望。文革后先调到师专任教，后调至安徽大学中文系教书，教授（副教授？）退休在家。

谢彩发老师（高二语文）儿童文学作家，身有残疾（小儿麻痹后遗症）但身残志不残。积极写作，童心未泯。带我们时经常上课手舞足蹈妙语连珠，十足顽童一个。多动症，在讲台上从未一处呆过2分钟，整个课堂只有他的细胞在感染。带过我们姐弟仨，他评价我最具文学范儿（三人之中哈）。文革后调到师专授课并安心创作。唯有一点，一辈子在女人身上翻跟头。二年前苦尽甘来，终于不闹了，在普希金那里谋了个位置专修如何来世讨女人的好。

李光宣老师（高中英语）在所有中学老师中，他的板书是最漂亮的，也是最绅士的一位。不仅英语发音准确（按今天的标准）而且他和他夫人(大学同窗)是我们中学最亮丽的风景线。每天黄昏的时候，他们夫妇俩手挽手相互搀扶成为我们当时羡慕的最佳情侣。

程孝昌老师（初中英语）。为什么把程放在最后，咳！他真没法说，绝顶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反右的时候仗势才高八斗、才华横溢不把领导当回事，乱提意见，被打入右派，下放到安徽农村。与一村姑结为连理。先在民办中学讨口饭吃，后来甄别，调进我校，内部使用。教我们英语，其英语口语一般（发音不太准哈)，但应对初中绰绰有余。整天与我们混在一起，算是个哥们，我们经常嘲笑他，Cheng, Xiao-chang is a big red nose,（取自第一堂课他冻得通红的大鼻子）他一点也不在意。一次他鼓动我去询问我校的化学权威（明显刁难）。那个题目是，黄浦江和苏州河为什么链接处有明显的印迹。我傻乎乎的去后，那位权威似似而非地答道，水是胶体、、、。待我将此答案告诉程后，他鬼鬼的一笑，差不多吧！直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的鬼笑含义是什么。就这么个四处扇风并搞笑的大鼻子，文革结束后，右派彻底平反。按理他的好日子来了。他倒好临了临了进了监狱。（给两个社会女生补习高考，同时睡了两个，被抓个现着！咳，好日子过到头了。）

数了数差不多齐了。噢，还有政治课、政治老师给忘了。只记得他偶尔给我们串讲生理卫生课，讲到某些章节，女生闭着眼睛捂住耳朵，男生也不成器，臊得脸通红通红。到底什么也忘了。忘了就忘了，那年代政治还要学吗？

 

后记：熬了一个通宵，七七八八，把我的文革拉出个大致轮廓。后面上山下乡又是到另一个炉膛里取经了。好在这个炉膛的大火把整个天地给翻个底朝天。所以，它不属于我的文革范畴。说来简单，那天，坛子里“有人一句话，奴才跑断腿”，这就是这些文章的由来。混世魔王篇、艰苦篇、励志篇、结束篇再加一单篇“说真话的代价”这基本上就是我的文革史。也许这些与那些驰骋疆场笑傲江湖的人之经历像喻微不足道。但我自信，写出来就像开茶馆，让人喝，让人品，也让人在品茶小轩里酣睡，更准备让人唾骂一番。只要舒服就行。怎么取舍，悉听尊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