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者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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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阶级斗争”（一）
九、“阶级斗争”（二）
“阶级斗争”，起源是一个理论，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当作是一个鼓动的口号，到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就成了镇压的工具。到这个时候，“阶级”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区分这个界定已被抽去，取而代之的是最高领袖的好恶和解读，并因此成为其维权树威战无不胜的杀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老百姓之中，在漫漫无期的文革岁月中，有摇旗呐喊者，有火中取栗者，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付出了或多或少的代价；大多数的百姓后知后觉但努力试图理解潮流并跟上潮流，这些人中只有自己、或身边人出事时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但真正懂了多少，就见仁见智了。
青锻厂，作为一个远在山沟里，相对隔绝的三线厂，已然隔绝了许多世俗的喧嚣，但仍经历了几次“阶级”斗争的冲击，而这几次冲击离我一次比一次近。
第一个实案是我们还在洛阳、即将到青海的前夕，我们厂一个在洛阳拖拉机厂动力分厂实习的 北京学生突然被抓了起来。
此君原名王洪斌，文革中改成了一个绝对革命的名字：“王红兵”。他体型中等，个子不高，却很壮实，红脸盘。由于在动力分厂实习的北京学生很少，他又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所以没有多少北京学生认识他、甚至知道他。我对他的了解比其他北京学生稍微多了一点有两个原因：他是我们101中的学生，高中的；另外他又恰恰是我那朋友王君同一个班组的师兄弟。
他被抓的罪名很吓人：反革命。
实际上他是思索了一些“不该”思索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人全都不思索，至少是思索了也不会说出来的问题。可他不，他不仅思索，想不通还去“请教”师傅。例如：中国共产党有好几个领袖，他们都作了很多贡献，为什么我们只喊毛主席万岁？都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比解放前好，为什么我们家的生活不如解放前（他家成分是小业主）？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 等等。我实在想不出被他“请教”的师傅在听到他如同痴人说梦般的问题时是一副什么表情。
但他的那些问题竟然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不久之后，1970年的1月30号，中共中央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他请教师傅的问题被反映了上去，结果是结结实实地撞到了枪口上，王红兵被定性为反革命，判了十五年还是二十五年徒刑。当时青锻厂领导在向我们学徒工传达王红兵的问题时说，他曾交代，在公安局准备把他带走时，他心里特别想喊一句反动口号，但当然没有喊出来，否则他真有可能被枪毙。
王红兵个人的一生就这么毁了，但对不管是洛阳厂还是青锻厂的工人都没有引起什么波动。在当时的洛阳，动不动就是各种人犯绑在一队卡车上伴着高音喇叭游街示众，王红兵的案子淹没在“一打三反”的大潮中，连个浪花都没有掀起。
对王红兵的处理完全是洛阳厂一手操办，青锻厂只是处于被“知会”的地位。青锻厂向我们当时在洛阳实习的学徒工传达的时候也不是厂里的主要领导出面，而是当时负责学徒工培训的一个中层干部，也就是知会大家一声，没有要求大家讨论。对公布出来的“罪状”，我们除了莫名其妙，也实在是无言以对，又有谁敢以言相对？
王红兵是直到文革后才算提前获释，回到青海锻造厂，以后辗转回到北京，却一直生病，没有几年就过早地离世了。
第二个案例，离我更近一点。
一天一次规模不大的职工会议后，一个年轻女工，不记得是厂里职工的闺女进厂当工人的，还是从青海省会西宁市招的青工，突然在一张读过的报纸的角落上发现了一条对当时“五七道路”不敬的“标语”。
所谓“五七道路”，起源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提出他那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是毛的心血来潮，他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就是他这个思想的一个实践。文革十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大学等等。但最著名的是五七干校，实际上就是当时各单位干部劳动改造的农场。
当时所谓“反动标语”是一个全国性的敏感事件，而且遍地开花，越抓越多。但实际上公开张贴的反动标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应该是凤毛麟角。大量的这些标语是通过像刚才提到的女工靠着卓绝的警惕性发掘出来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文革前。1964年10月，一个叫李泽浩的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举成名。他有两幅作品入选全国高等美术学校1964年毕业生创作成绩展览会，其中的一幅名叫 “你追我赶”，歌颂的是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随后这幅画被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何等荣耀? 但这却并不是他闻名全国的原因。
因为此画发表在《中国青年》上，据说一个解放军战士在画中看出了一条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原因是该油画的下部是风中摇曳的芦苇荡，由于芦苇的叶子都画得逼真，警惕性高强而又想象力丰富的革命战士竟从芦苇叶子中拼出了那条反标[1]！此事立刻轰动全国。好不容易平息以后，文革中此事又被翻出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警惕性和想象力。其实，在那幅画中，你可以从横七竖八的芦苇叶子中意淫出任何字句。
回到我们的案例，有人报案，各级领导就不敢怠慢，又是动员，又是查笔迹。倒也没花太多功夫，很快嫌犯落网。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他就是我们钣金组，那个父亲是当朝某部副部长的儿子！据说那位报案的女工私下说，要早知是他，她根本不会报案。
此嫌犯原是人大附中高三学生，姓梁，外号“老狼”，可能是因为嘴大。他其实一点都不凶，这个外号也不是我们起的，反正叫开了，他也从未反感。
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他会有意去写什么反动标语，倒不光是他是副部长的儿子，而是他的为人。
表面上他是一个挺随和的人，咧着大嘴和其他北京学生嘻嘻哈哈时也是一副可爱的憨像，跟我们同组的人更显得亲密无间。当时的团组织曾在青年大会上关心厂里青年都有什么问题，他来了一句：男青年的问题是女青年，女青年的问题是男青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实际上，他又和大家都有一点距离。他能在不经意间让他人知道他的父亲是副部长，而且不管是小组会上还是私下聊天，他满嘴报章上的教条，总是自信地摆着一副一贯正确的政治面孔。在他眼里，不管是政治学习还是政治讨论，他全都早已了然于胸，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架势。只要是开会，随便抄起一张纸，在上面龙飞凤舞是他的常态。结果，结果这次就让他“飞”出了一条“反动标语”。
我早不记得该“反标”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据说是一条对毛泽东“五七指示”不满的话。不记得当时他涂鸦的那份报纸是否登载的是关于“五七学校”的文章，也不记得那是否是一条横看竖看才能看出问题的“反标”。反正厂领导还煞有介事地查证他有无亲属当时在五七干校。
也许是因为那条“反动标语”不属于罪大恶极的程度，也许经过查证，领导相信这真是一次胡写乱画的意外，当然也有可能是考虑到他那当副部长的爹，总之领导没有准备深究，更没有惊动公安。在厂里，该狼兄既没有被关也没有被管，厂里安排他认真检讨，并走过场地在我们车间范围开了一个批评会。会议开得波澜不惊，唯一的一个亮点是，一个年轻女工，不记得是否就是揭发那条“反标”的人，突然高声发问：一天你在宿舍里大声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你什么意思？
我们都愣住了，老狼当即面作无辜地敷衍了过去。反正我们在场的北京学生都不想与他为难，而且我们知道他除了有胡写乱画的喜好以外，还常常不时地亮亮他那并不动人的歌喉。但天知道他当时唱那歌的心情，以及为什么好巧不巧地就让那个女工听到。这后来还成了我们调侃他的一个插曲。
老狼挨批判的时间不长，厂里从上到下没人对他另眼相看，我们更是从不把他当外人。但事后他一直想着把这个案子完全撤销，却一直没有结果。有一次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就是那个颇受尊重的老电工宋书记，到北京出差，老狼正好在北京，还特地把宋书记请到他家里。他的父亲“亲切”地和宋书记谈了话，据老狼回来讲，宋书记当时全身都在轻微发抖。不过好像也没什么效果。
日子照样过，大家也逐渐把此事忘掉。随后突然传出老狼和一个女青工谈了恋爱，那个女工是我厂的职工子女。他们也算好了一段时间，老狼还曾颇为高调地宣称他们是真爱。但后来，一次老狼从北京探亲回来，就果断地把此事给断了，和他们开始恋爱时一样突然。他们在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也不见老狼有什么尴尬。
这时，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政治风暴在前面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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