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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青海省，乐都县，引胜沟
五、干部子弟（一）
青海农机锻造厂的北京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弟。部长、副部长级的子女就至少有五位，其中一个人的父亲是张学思，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良的弟弟。我们钣金组的四个学徒工，除了我全是干部子弟。
以前在学校里我一直对同学的家庭背景不甚敏感。军队干部的子女比较明显，他们在文革前就经常穿父母的旧军装上学。而到文革初，突然发现不少从未穿过军装的同学也都穿上了军装，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干部子女，后来连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工人子女也穿上了军装。而我们这些无缘军装的学生立刻就“另类”了。
干部子弟，正确说法应该是“革命干部子女”，即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干部子弟”在老百姓的头脑中往往是个含混的概念，特别是百姓们还经常把“干部子弟”和“高干子弟”或“老干部子弟”混为一谈。而这在当时北京的中学生圈子里却是个绝对不能含糊的大问题。
当时中国的干部共有二十四个行政级别，一级为最高，一级到十三级为“高干”，即所谓“高干十三级”。由于自1949年以来中国没有建立一套规范化的干部升迁制度，长期以来干部级别自五十年代定下后便基本没有变化。所谓 “革命干部” ，我不知道有没有官方的条文规定，以传于北京中学生圈子里的说法，凡于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甚至1947年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才算革命干部，而于1942年，甚或1938年以前入党的才是 “老革命” ， “老干部” 。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中共党员，父亲1956年入党，继母1954年入党，但他们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 “革命干部” 成分。
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和所有“要害”部门的政治甄别筛选制度是一个大课题。解放军军队在五十年代时就清退了一批出身“不好“的干部，以后在征召入伍军人时即有严格的出身及政治审查（即”政审“）制度，以保证枪杆子绝对不能掌握在非“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出身的人手里。文革初，这个制度所依据的理论被放大成著名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血统论。
文革初，至少北京的干部子弟对同学间的出身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的行动和组织是严格排他的。我在文革前有几个好朋友是干部子弟，但在文革初他们就在我身边消失了，只有当我的干部子弟同桌半强迫地向我借自行车时我才知道他们又要出去“革命”了。
1966年8月18日校园里突然静了下来，到第二天我才知道那天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从此以后叫响的“红卫兵”。这还是一个非“红五类”的同班同学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的。他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头一天半夜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等了。那天是北京各校“红五类”子女的一次大规模的组织行动，他们凌晨组织起来悄然从学校出发，而我竟然一无所知。
我所接触的干部子弟大都勇于任事，对政治敏感，为人行事比较率直。当然也有浑的，还真浑。
我们中学曾有一个叫陈葆昆的图画老师，还教过我们，在课堂上他曾惊世骇俗地启蒙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美的花瓶之所以美，是因为模仿的是女人的身体曲线。文革初他已经不在学校，据说因欲强行与一个男工友有不正当性行为被判刑三年，监外执行，在一家工厂劳动。
1966年8月中的一天，他被学校的 “革命小将” 用卡车拉回学校。当时我在学校，还看到他一身黑衣黑裤在下车前向围观的学生招手。然后他被几个穿着军装的学生围着往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平房走去。然后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时，已见他被那些学生围成一圈，轮着皮带打倒在地上。打了好一阵子，他又被拖到办公室的平房里去了。傍晚前我再到学校的广场上时，见到陈一个人躺在没有喷水的喷水池里，背靠着喷水的基座，腿浸在池中残留的水里，闭着眼睛在喘气，傍晚就听说他死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一个垂死之人，但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垂死。据说他在办公室里时被一个学生在裆里狠狠踢了一脚。网上说他是北京市第二个被 “红卫兵” 打死的人[i]。
更浑的是，当时学校里有一队被红卫兵“专政”的学校干部和教师，被看押的红卫兵强迫用手去抽打死去的陈葆昆的嘴巴[ii]，害得不止一个老师几乎神经崩溃。
可悲的是，那些管理所谓“专政队”，而且下手狠的人不少是低年级的学生，当时十三、四岁而已。有研究者说“在1966年8月中学红卫兵打人比大学红卫兵残酷得多”，并不是说大学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折磨不残酷，而是低龄的人打起人来更血腥，更无所顾忌。这个研究者得到资料说“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iii]
那些在我们学校里打人的学生我自己并不认识，肯定没有我们班的同学。后来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他在外地曾参加过一次审讯人的拷问，以后再也不参加了。他提到被打的人身上会发出一股特别的臭味。
当然即使是1966年夏天“红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干部子女都丧失人性地疯狂。当时真正血腥的干部子女在整个干部子女中的比例究竟占多少，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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