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时空
学习历史，学习哲学，学习宗教，认清时事，感悟真理，与时俱进，定位人生，追求健康，净化心灵，高尚道德，养生长寿
正文
杨天石在北京大学文史大讲堂演讲评价蒋介石
评价蒋介石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晚上好！很高兴有机会回母校来做一个演讲。
我今天晚上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蒋介石的重要性；第二个问题，想讲蒋介石日记的情况；第三个问题，讲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蒋介石有过好几个重要的头衔：头衔之一是国民党的“总裁”，相当于中共的总书记；还有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国民政府的军事方面的最高统帅。他还是国民政府的主席，后来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蒋介石是集中了党权、军权、政权这三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政治地位。对这一个人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以前的国民党称呼蒋介石是“中国人的救星”，甚至于说是“世界的救星”，说他是“千古完人”，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出现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物。中共方面，中共的著名理论家、后来成为“四人帮”骨干的陈伯达，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救星”和“人民公敌”这是两个完全极为相反的非常悬殊的印象。
即使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里，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是天差地隔。比如说，1938年，中共在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有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称呼蒋介石是“民族领袖”，是“最高统帅”。毛泽东说：国民党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先生，第二个伟大领袖就是蒋介石先生。毛泽东这个评价，不是在公开场合讲的，是在中共中央的中央委员会上讲的，因此他不是公开场合的吹捧。同样是毛泽东，到1945年就以“新华社发言人”的身份宣布，蒋介石是“人民公敌”。这可见，即使是毛泽东，他在不同时期，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年来，在我们大陆，特别是在不同的网民中间，对蒋介石也仍然是两种评价。
2002年，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研究蒋介石著作，题目叫《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本书在出版之前是经过了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审查同意出版的。但是出版以后，2003年有几个人，甚至可能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化名叫“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的名义，给胡锦涛同志，给中共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匿名的检举信。这封信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员，他叫杨天石，他居然写了书，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这些“老革命”是什么？毛泽东是什么？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天安门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岂不是要推倒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岂不是成了问题的吗？这封匿名信说，在我们看来，蒋介石，第一，他是头号战犯，第二，他是民族败类，第三，他是千古罪人。
那么，这些年来，我关于蒋介石的研究的几本书陆续出版以后，网民里对于蒋介石仍然是悬殊的两种评价，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对于我这个作者、研究者也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是肯定我对蒋介石所做的研究、分析；另外一种评价呢？说我是汉奸，说恨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说“杨天石真该千刀万剐”。最近有一个网民在网上建议推选“十大恶人”，这个网民说，如果要在专家里选一个恶人的话，那么可以选杨天石。
我讲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对蒋介石的评价这种分歧很尖锐，由来已久。以至于现在对我也是两种评价。
那么，我今天做完报告以后，我希望每一位听众思考一下，我到底是一个研究蒋介石的学者呢，还是应该千刀万剐，应该扒了皮，或者是 “十大恶人”？大家可以做一个分析。有分歧不要紧，关键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为什么？我想至少是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提高我们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稍微懂一点中国近代史的朋友，我想都明白，如果对蒋介石不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的话，那么我们的许多历史是没法写清楚的。例如，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抗日战争史、国共关系史、台湾史，甚至于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史，不能不写蒋介石，要写就有一个怎么评价的问题呀。
比如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曾经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抗战胜利了，要摘桃子了，这个桃子就代表抗战胜利的果实。毛泽东讲，抗战里面，蒋介石、国民党逃到峨嵋山上，他没挑水，也没给桃子浇水呀，现在他把手伸得老长老长，要下山摘桃子了。假定是我们按照毛泽东这个评价来写抗战史的话，那么，当然国民党蒋介石他没抗战，他无功可言，所以多年来，我想我们大家从上中学时候就很熟悉八个字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基调来写抗战史，我敢说：这个抗战史一定是不科学的，一定是错误很多的。所以，我们要写出科学的、准确的、全面的中国近代史。要提高我们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那就一定要给蒋介石、国民党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其次，正确的评价蒋介石、国民党对于我们建立和发展两岸的和平关系至关重要。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60周年纪念，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60周年纪念。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邀请台湾的抗战有功将领，或者他们的家属到大陆来参加庆祝胜利。
我们给台湾的郝柏村将军发去了邀请信，郝将军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当年是抗战将领，后来当过台湾政府的“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他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台北市长郝龙斌。我们请郝柏村回大陆来参加抗战胜利的庆典，郝柏村回了封信，不来。不来也可以，是他的自由，我们的宣传机构，第二天发了一个消息，说郝柏村将军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不能够到大陆来参加庆祝。郝柏村在台湾见到我们这个消息以后，第二天马上发了一个声明，说，我郝柏村身体很好，我没病。我见过郝柏村确实身体很好，身体很强壮。郝柏村讲，我之所以不到大陆参加活动，是因为我认为大陆关于抗战的宣传有片面性，所以我不去。
在郝柏村拒绝到大陆以后，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纪念演讲，胡锦涛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下面我讲的几乎是锦涛同志的原文，锦涛同志讲：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承担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共同构成了对日斗争的战略态势。
我当时看锦涛同志的报告以后，我就感到，这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对抗战史的新的评价，以前不曾有过。而且我注意到，锦涛同志的语言的次序，谁是“第一”，锦涛同志讲“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承担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那么我当时感到，这是新一代领导人对抗战史的一个新的估价。
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会之后，我到台湾去参加台湾方面召集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一天中午，大家吃完便当，正在休息，马英九突然到会堂来了，那时马英九是国民党主席，他来了以后，就主动地走上主席台，发表了一个十几分钟的即兴讲话，马英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连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都肯定我们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功绩了。然后，马英九就讲，现在民进党在那里讲台湾地位未定，不对，台湾地位已定，从“开罗宣言”发表那一天，就已经宣布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是“未定”，是“已定”。
所以我刚才讲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就说明如果我们对抗战史的评价有片面性、不准确，那么台湾的国民党人就不高兴，他不来，你请他他也不来，但是一旦我们正确地按照历史面目来总结，来肯定历史的时候，马英九就很高兴。
所以，对蒋介石的评价，对国民党的评价，能不能准确、全面、实事求是这对于我们建立和发展两岸的和平关系至关重要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想讲一下，蒋介石日记的现状。蒋介石的日记从1915年开始记日记，一直记到1972年，一共是记了57年。我曾经问过有些朋友，我说世界上各国的领袖里有谁留下了57年日记？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苏联的斯大林、法国的戴高乐，他们谁都没有日记。我也曾经问过一些朋友，我说在中共领导人里，有没有谁留下57年日记？毛刘周朱都没有日记。我所知道的，中共领导人里只有两位有日记留下来，一位是杨尚昆，一位是汪东兴，但是很遗憾，他们的日记都不到57年，时间都比较短。所以像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能够留下57年日记，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研究历史，常常可以看政治家的公开讲话，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这些我们都好研究。但是，我们到最大的困难是不了解政治家的内心世界。就是说他在做公开演说时，他的内心想什么，这个我们无从知道。同时，政治家在公开的活动之外，还有许多是横向操作，是幕后的活动。这些历史学家、社会公众也是看不到的。蒋介石的日记好处就在于，他帮助我们解决了两个困惑：
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他内心的秘密；另外，帮助我们了解政坛的许多内幕、许多奥秘。我随便举一个例子，1945年抗战胜利了，蒋介石给毛泽东打去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去了，蒋介石考虑要怎么样接待毛泽东，他开始决定的是，四个字方针“诚恳、忍耐”。就是说，要很诚恳地对待毛泽东，而且蒋估计到毛会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他说要“忍耐”，毛到了重庆以后，通过周恩来表示了中共方面的意见：第一条，表示中共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第二，承认蒋委员长现在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两条蒋介石当时看得很舒服、很高兴，但是毛还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蒋介石很生气，觉得毛要求过高，觉得毛是狮子大开口，所以马上转变了接待方针，转变另四个字，大家想不到，是“拘留、审判”，蒋想借毛到重庆谈判机会，把毛扣下来，然后用法律去审判他。蒋就想，如果把毛扣在重庆的话，美国人可能不答应，因为当年是美国人保证毛的安全，毛才到的重庆。但是蒋想，美国人不答应好说，蒋还估计到，苏联可能不答应，为什么？因为本来毛不想去重庆，是斯大林连续打了几封电报给毛，说你一定要去。现在把毛扣了，蒋估计有两个可能，第一，苏军（红军）当时占领了中国东北，有可能苏联拒绝撤兵，另外一个可能，苏联红军可能占领新疆，打中国的西北。蒋想我把毛扣下来，即使苏联采取这两个举动，也没关系，也值得。想来想去，蒋还是不踏实，最后蒋又决定了新的四个字的接待方针，大家更想不到，第一，“授勋”。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给抗战有功人员每人发一枚 “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作为嘉奖。蒋介石决定给毛泽东授一枚抗战胜利的勋章。第二，“礼送”，派飞机，派张自忠为代表，彬彬有礼把毛送回延安。也就是毛在重庆那几十天之内，蒋的决定有两个180度的大变化。这种变化那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我想，包括宋美龄在内都未必知道。我们从蒋的日记里才能看出来。，
飞机把毛送走了，蒋就在重庆的官邸林园里散步，他就想他这件事做得怎么样，然后他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但是蒋又写，我料定毛不能成事，他不会逃得出我的掌心。像这些，都是蒋的内心世界，通过日记我们才能够发现这个秘密。
有听众可能会问，蒋的日记可靠吗？他是不是在作秀呢？是不是说假话在骗我们？我研究了蒋50多年的日记，我觉得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作秀，证明是两条，第一条，蒋喜欢骂人，蒋在日记里边大量记载了他骂人的话。例如，孙中山先生的少爷孙科，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是“阿斗”，说孙科这个人不仅卖党，而且卖国；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在日记里骂孔祥熙是“无耻之尤”，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小舅子，蒋介石在日记里骂，说宋子文这个人嚣张跋扈，绝不可用。国民党有一个人叫周子荣（音译），他说周子荣这个家伙我枪毙他十次都不够，可能大家都问，他骂不骂老婆？我告诉大家，在蒋介石的日记里他也骂，无非是骂得婉转一点，好听一点。那是1972年，那时蒋介石已经病重了，我发现他的日记连续好几天都有一句话，叫“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是我们孔老夫子的话，是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不好伺候的，一种是女子，一种是小人，我就在研究蒋介石干嘛在日记里，有几篇都写这句话呢？他骂谁呢？我研究的结果是“女子”他骂的是宋美龄，小人他骂的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为什么呢？
1968年尼克松要在美国竞选总统，竞选总统是要投资的，要拿出大量美元来办事的。那时台湾有钱，所以尼克松从美国到了台湾，到了日月潭，跟蒋介石会谈。尼克松大概有点不好意思，他张不开嘴，不好意思跟蒋说我现在要竞选总统，你给我点美金，我回去好活动，尼克松没有讲这句话。蒋介石想，你不开口，对不起，我也不开口。那次尼克松到了一趟台湾，空手而归，没有从台湾把美金拿回去，但是恰恰是这一次，尼克松当总统了，当选了。尼克松当选总统以后，第一，派基辛格访问北京，第二，尼克松亲自访问北京。
我想我们很多读者可能还记得这个镜头，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周恩来走上去双方握手，有一张这样的照片。蒋介石就在想：为什么突然尼克松变了，对中共友好了？他想来想去，他找原因，他想就是我没给尼克松竞选经费，所以他恨我。蒋就想，谁让我不要给尼克松钱呢？两个人：一个是宋美龄，一个是孔令侃，他两个人主张不要给尼克松钱，所以蒋就在日记里骂他们两个人（宋美龄和孔令侃），“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你们想，这么一本谁都骂的日记，蒋介石有可能在生前公开出版吗？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蒋的日记，主要是为了他身后使用的。
另外，蒋的日记写了很多他个人的隐私。我曾经讲过，蒋介石早年三重身份：第一，他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第二，他是儒学的信徒；第三，他是上海洋场的花花公子。蒋介石早年在私人生活上是荒唐的，例如搞三陪，例如逛妓院，这些蒋介石都干过。但是蒋介石有一个想法，他说，他要做中华民国的模范，要当古往今来第一号的圣贤豪杰，所以蒋介石就下决心要跟自己的荒唐、好色的这些毛病斗争。怎么斗呢？蒋介石年轻时，比如说他上大街，对面走过来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蒋介石看了以后，说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心动了，当天晚上，蒋介石就会在日记里写上这么一行字“见艳心动”，“见”是看见，“艳”是艳丽的女孩子的意思，这是四个字，后面是五个字“记大过一次”，蒋介石用这个办法跟自己的毛病做斗争。
那个时候，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派，在福建打仗，要建立一块革命根据地。有时讲要离开福建，要回上海去看看，那时从福建回上海、浙江一定要先到香港换船，蒋介石去香港之前会写一段日记，说“香港是一个花花世界，我蒋介石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就看今天了”。勉励自己，改正毛病，后来又写“我又犯错误了”，他说我每天都读曾国藩的书，我连这点小小的欲望我都克服不了，我还算人吗，我和一条狗有什么两样？所以说，讲的这些隐私，他写在日记里，根据这两条，我的判断，他的日记主要的是自己写自己用，而不是为了作秀，不是为了生前出版，因此他的日记有比较大的可靠性。
但是这么讲不等于蒋介石日记什么都记，有的事情他不记；也不等于他每一句话都可靠，都真实，有时在日记里也会讲一些假话，但是总体来说，他的日记真实性较高，可靠性较大，是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我这样讲，有听众可能问，杨先生，我们能不能看到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日记57年，中间丢了四年，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53年，保存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每一个世界公民凭驾驶证可以看，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凭护照登记，十分钟以后就可以阅读。我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蒋家原来不知道这个日记里记什么，不知道日记公布以后，对国民党、对蒋介石、蒋家是好还是坏，他们拿不准。开放了这些年以后，他们觉得，开放这个日记对于改善国民党的形象，对于改善蒋的形象有好处。所以蒋家已经决定53年的留存日记要全部出版，今年12月就会首先出版蒋的1949年的日记，也就是蒋介石被从大陆赶到台湾去的，蒋介石最倒霉那段时间的日记要出版，三年之后，蒋的日记要全部出版，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听众，将来都有机会能够阅读蒋日记的全文，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蒋日记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今天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第一，我觉得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是说，他记住“振兴中华”，这是孙中山的教导，蒋介石是记住了，要“振兴中华”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尽可能的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这不能讲空话，我们要看一看蒋介石对几个主要列强的看法：首先，对苏联。1923年，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莫斯科，头衔是“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孙中山为了增强蒋介石的身价，特别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说，蒋介石是我的代表，是我的好朋友，希望列宁能够很好地接待蒋介石。很遗憾那个时候列宁病重，蒋介石没有见到，但是蒋介石见到了当时苏联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他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个要求，要求苏联方面同意把蒙古的库仑作为国民党的军事基地。国民党要在蒙古的库仑建立一个军官学堂，要训练一支军队，然后从蒙古出发进攻当时北洋军阀的首都——北京，当时曹锟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大家知道，孙中山的根据地是广东，但是广东有先天的缺陷，广东旁边的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国民党的军队从广州北伐，英国随时可以在广州捣乱，让你的“后院失火”。从广州北伐要经过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个省，要跨过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帝国主义的军舰可以从上海一直开到武昌的江面，把北伐军拦腰斩成两段，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不认为广州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库仑呢？离北京很近，出了蒙古就是张家口，出了张家口就等于到了北京，中间没有高山峻岭，没有长江大河，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把军事基地选择在蒙古的库仑。那个时候，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要跟苏联商量？因为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红军就一直驻扎在库仑，苏联方面一直把蒙古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当蒋介石向托洛茨基提出这个要求时，托洛茨基说，你们国民党的脚不可以踏上蒙古的土地，你要进攻北京，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起兵，蒋介石的要求遭到拒绝以后，他在日记中写到“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你别看口头讲得很好，是你的同志，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也就是在1923年蒋介石就看出了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有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我想，这么多年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蒋介石一辈子反苏有许多原因，但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反对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
1968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书里也没有写过。原来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以后，做梦都想反攻大陆，不甘心失败，但是台湾地方小，军队少，所以蒋介石最初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蒋介石希望美国人出钱、出枪、出先进武器来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但是久而久之，蒋介石发现美国人没有这个意图。一个新的总统上任了蒋介石就写信说明他要反攻大陆，需要美国人支持他，但都是没有下文，所以蒋介石悟出一个道理，他说，美国人并不是想帮助国民党，美国人是想把国民党当成一个看门狗，帮助美国做西太平洋的看门狗，所以蒋介石对美国的援助失望了，就在蒋介石对美国援助失望的时候，中共和苏共吵起来了，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批判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两党交恶影响到了两个国家的关系也坏到了极点。在这个时候，苏联派了一个记者，这个记者叫维克多路易斯，他的公开身份是英国《伦敦晚报》的记者，他真实的身份是苏联的特务，克格勃人员。国际上有人做了分析，认为他是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这个路易斯在1968年从日本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就找了蒋经国，他说，你们是不是想反攻大陆啊？你们是不是缺钱呢？要是缺钱的话，我们苏联给钱，你们是不是缺武器呢？台湾你开个武器清单你要什么我们给什么？你们想不想利用我们苏联在中国边疆的那些基地呀？你提出来，你要用我们哪一个基地都可以。也就是说，苏联方面要用钱、用武器、用基地提供给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实现反攻大陆的愿望。
双方开始在台湾谈，后来一直谈到欧洲的维也纳。蒋介石开始很高兴，觉得美国人不帮我，现在苏联朋友帮我。但是，到了1969年，蒋介石想来想去，他觉得不妥，苏联的援助不能够要，他在日记里有两段，一段说苏联援助我国民党，一定想侵略中国，我可要记住，“吴三桂和洪承畴的教训”，不能够重蹈他们的覆辙。大家知道吴三桂、洪承畴，当年清兵入关，吴三桂、洪承畴起了作用，所以蒋介石表示不能够当吴三桂、洪承畴，不能够把苏联人引进中国来。1969年下半年，苏联在中国的北方边界屯兵百万，毛泽东提出来“深挖洞，广积粮”，提出备战、备粮，提出要准备打仗。跟谁打？不是跟美国打，也不是跟台湾打，是准备跟苏联打，准备苏联从北方来进攻中国。
年纪大一点的听众可能听说过，有一个所谓林副统帅一号命令，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用林彪的名义发的，就是准备和苏联打仗，要北京的高干都疏散到外地去，这是就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又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我决不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他说，我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苏联就可能趁机侵略我们的华北。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两件事，一件是1923年，一件是1969年，可以看得出来，尽管蒋介石和中共势不两立，蒋介石作梦也想反攻大陆，但是他还是有民族立场，他不愿意给苏联人提供可乘之机。
我想讲一下蒋介石和纳粹德国的关系，过去我也很少讲这个事情。1942年，德国军内、政府内部，有一部分人（官员和军官）要想推翻希特勒，甚至于制定了要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想在推翻或者暗杀希特勒之后，建立一个没有纳粹的德国。万事俱备，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这部分反纳粹人士希望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支持，希望在推翻了纳粹以后，在建立了新的德国以后，西方世界能够对新德国平等相待，不要把新的德国当成战败国。他们希望蒋介石能够出面跟罗斯福来谈判这个问题。蒋的日记和在美国保存的宋子文档案都证明了，蒋介石派了一个特使到欧洲去联络这些反纳粹的人士，对他们表示支持。而且还提供了经费援助，我们现在知道的至少一次是提供了三万美金。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罗斯福。所以蒋介石对于德国反纳粹力量的反希特勒计划是支持、是赞助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的助手二号人物——戈林派了一个代表，会见蒋介石在欧洲的代表。中德两国当时已经绝交了，戈林提出要订立中德军事立约，就是说希特勒的军队从高加索、从中东进攻印度，中国的军队从缅甸进攻印度，双方合作把印度拿下来，然后让日本和德国的军队、东方的法西斯和西方的法西斯在印度洋会师。这可是不得了的计划，如果东西方法西斯在印度会师的话，就是说两个法西斯会联手，那对世界大战，对反法西斯战斗是极为不利的。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告诉他的欧洲代表，要坚决拒绝，此事无论如何不能够谈。
所以，我们从这两点来看，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美国的问题上，美国在二次大战里是我们的盟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一个开明的总统，曾经给中国很大的援助，但是双方在1944年发生了矛盾。当时按照罗斯福的意图，成立了一个战区叫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战场、越南战场、泰国战场、缅甸战场，统帅是蒋介石。罗斯福给蒋介石派了一个参谋长，是美国的四星上将史迪威。1944年，罗斯福受了马歇尔的影响，当时中国战场中国军打得不好，罗斯福让蒋介石把指挥权，就是指挥中国战场、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出来，交给参谋长史迪威，蒋介石认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不能交。所以蒋介石告诉罗斯福，中国的国情复杂，权我可以交，但是你要让我慢慢交。罗斯福绝顶聪明，他看出蒋介石是想拖，是想磨，所以罗斯福给蒋介石下通牒，表示你的权力——军权要马上交给史迪威，如果不交你休想从美国人手上拿到一分钱援助。你以前所有的光荣也统统没有了。这是最后通牒。蒋介石在这个情况下，采取了两个动作：第一，蒋介石准备跟美国绝交。蒋介石想，从1937年芦沟桥抗战我们中国已经抗日6年了，大不了我继续单独抗日，美国人的钱我不要，所以做了一个跟美国绝交、单独抗战的准备。另外，蒋介石以攻为守，你不是让我把权力交给史迪威吗，我当然不能交，而且我不喜欢史迪威这个人，请你把他招回美国去。你想这美国人没有面子，他让一个四星上将来，蒋介石我不喜欢他，你把他接回去。罗斯福权衡再三，他觉得不能没有中国这个战友，所以罗斯福自己找台阶下，他说，你不要史迪威可以，我们美国的将军很多，你选，你从我们美国将军里挑三个，我来圈一个。最后，这个矛盾就是这么解决的。就是说蒋介石从美国将军里挑了三个人，罗斯福圈了一个人叫威德曼。所以在对美国关系上，蒋介石还是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维护了民族的尊严。这是我讲的蒋介石的第一个特点，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蒋介石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蒋介石早年很革命，很激进，蒋介石早年有一段日记，他说，怎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呢？说中国的问题不在军阀，也不在官僚，中国的问题是在资本家。中国要把资本家全杀光，中国就有希望了。这个思想当然是一个激进、极“左”的思想，但是后来蒋变了。
1923年，蒋介石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跟蒋介石讲，你们中国革命可要当心，你们中国革命不仅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还要没收本国资本家的财产。大家知道，那个时候，1923年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民族革命，要把外国的财产、外国的工厂、中国的资产通通没收，这也是过“左”，是极“左”思想。蒋介石当场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顶起来，蒋介石讲什么？说我们中国革命是两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步，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当年莫斯科有一个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觉得蒋介石还不错，所以就跟蒋介石谈话，他们说，您是不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党？你是不是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就是说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发展蒋介石当党员。大家想，如果蒋介石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中国近代史就不一样了。蒋介石想了想，拒绝了。
什么理由呢？他就是一条理由，说你让我参加中共，我是国民党员，事关重大，我要请示孙中山先生。所以他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在莫斯科参加中共。
后来，蒋介石和中共的矛盾逐渐增加起来，矛盾之一，领导权之争。蒋介石表示中国革命谁领导？要国民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表示中国革命谁领导？要由中共来领导。领导权只有一个，两个党都要领导权，这怎么办呢？蒋介石最初的办法是找共产国际。1926年的下半年，蒋介石把他自己身边的秘书、中共的创党人邵力子派到莫斯科。邵力子后来是民主人士，但是1926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党员，而且是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秘书。所以蒋介石那个时候并不反共，第一个秘书蒋先云是共产党员，第二个秘书邵力子也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把邵力子派到莫斯科，派到共产国际，蒋介石告诉邵力子，你去见斯大林，你替我讲三句话，传达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世界革命必须由共产国际领导。第二句话，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第三句话，中国国民党要求参加共产国际。把这三个要求提给了斯大林。
对于第一个要求，斯大林听起来当然是心花怒放，世界革命要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谁领导？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当然就是斯大林领导，第一条，斯大林心花怒放，欣然同意。第二句话，“中国革命要由国民党领导”这个事情斯大林不赞成，但是他不表态。他没有当面去驳邵力子，但是后来通过共产国际做了一个决议，说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好了，无产阶级领导当然是中共的领导对不对？第三个要求，“国民党要参加共产国际”，这个事情把斯大林难住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你参加共产国际是咋回事，但是斯大林又不好拒绝，说你不行，你不够格，不能这样讲啊，所以斯大林后来通过共产国际做了一个决议，这样吧，国民党就当共产国际的观察员吧。所以后来邵力子就没有回中国，有一段时间就在莫斯科，当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观察员，所以双方的矛盾是一个领导权之争。
第二，主义之争，蒋介石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要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是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党打了几十年，这是两个根本的矛盾。后来蒋介石总结他跟共产党的分歧，总结了三点：第一，蒋介石说，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国民党主张保护私有制。后来，蒋介石把这句话加了几个字，“国民党主张保护合理的私有制”这是第一个分歧。第二，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主张阶级合作。第三个分歧，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利益。这是蒋介石自己总结的他和共产党的三个分歧，从此以后，蒋介石就从原来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个改良主义者，终其一生蒋介石始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我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让没有地、少地的农民取得土地，这是孙中山的主张，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奋斗目标。这是孙中山首先提出的。但是孙中山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叫“让农民得到土地”，第二句话“让地主也不受损失”，这两句话才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完整的表述。后来中共和国民党实际上走了两条路，中共在农村搞的是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分田地”决定的条件是什么，是“打”，没有“打”，这个地主的土地拿不出来，所以中共的土改路线是一个斗争的路线，是“打”字当头的路线。要“打”，对不起，地主就要受损失。所以中共的土改路线和中共整个的革命路线是一个“斗”字当头，是通过革命战争，通过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来进行的。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就讲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绘画，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但是，蒋介石、孙中山他们希望搞的是和平土改，是让地主也不吃亏的土改。
一个是革命路线，一个是改良路线。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以“斗”字当头的土改胜利了、实现了，而国民党的那种和平的、双赢的土改，在大陆，在国民党执政22年之内始终没有作为。1949年蒋介石下野到奉化老家走了一圈后，他在日记里写了，他说22年，奉化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国民党没有搞土地改革，而共产党搞了。国民党的土改是什么时候搞成功的？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痛定思痛，他知道在大陆最终就是没有进行土改，所以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做的第一个改革，就是搞土地改革。
台湾为什么会成功？台湾的土改是按照孙中山的双赢主张做的，你的地太多了，你把多余的地拿出来，让别人用。一边是地主把土地交出来了，另外一边政府把国营的股票交给了地主，这就是和平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地主也不受损失，尽管如此，台湾还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我称之为傻头傻脑的地主。他们拿到股票了，看看，不就是一张破纸吗，有什么用？就扔了，还问你要吗？你要，我低价卖给你，或者我送给你，这部分地主傻。等到台湾经济起飞了，这些股票涨了十倍、百倍、千倍，这部分地主怎么了？一看糟了、赔了。另外一部分地主呢？知道股票是个好东西，保存了下来，等到经济起飞以后，这部分地主就成了工业资本家，成了大财主了。
所以，民进党最早的发起人有很多都是在国民党的土改里受到损失、吃了亏的傻地主。
听众可能会问：杨先生，国民党的土改在大陆怎么搞不下去，到了台湾搞下去了呢？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在大陆搞土改，要动的是大陆的地主，这些大陆的地主往往或者是国民党员，或者是国民党官员的三姑六姨亲戚，他怎么下得了手？1948年，蒋介石就思考一个问题，他说：共产党的部队怎么打仗很勇敢，每战必胜，我们国民党部队打仗都不想打，每战必败。怎么回事？蒋介石就学毛选，从毛泽东著作中找答案，他就看了毛的一篇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看了以后，恍然大悟，他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的部队为什么能打仗，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地，那个士兵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就要打仗，这好办，我们国民党也可以学。所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他说，凡是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地的那个地方国民党收回以后，要承认中共的土改成果。蒋介石在江苏北部找了四个县种试验田，怎么种，就是这四个地方试验，当年共产党的土改国民党承认，这个地是共产党分给你的，现在我还给你。这个试验区刚刚成立，地主就不干了，地主就给蒋介石、给南京国民政府写信、请愿，说我们这些地主八年抗战，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三年内战之后，我们这些地主又饱受共产党斗争之苦，中共搞斗争土改，我们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还要我们承认共产党的土改，你宪法怎么写的？你宪法说保护私有财产，这个地主一叫一闹，国民党的这个试验，蒋介石学毛泽东那点收获也就烟飞云散了。
就是说，蒋介石尽管早年很激进，极左，很革命，但是后来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国民党的腐败，国民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应该说，蒋介石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经定了一个计划，国民党要改名成“中国劳动国民党”。谁能够参加劳动国民党？蒋介石说两种人：第一，农民，或者有农民家庭背景的人；第二，革命军人。所以蒋介石是想让国民党从阶级基础上有一个变化。蒋介石在重庆办一个高级党员训练班，把国民党高级干部找来学习，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样，第一课蒋介石亲自上，你知道他怎么上？蒋介石不讲课，给每一个学员，发一个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请你回答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处处比不过共产党？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教授、教员、学生都反对我们国民党？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让他的学员回答这些问题，不容易，他要有点勇气。蒋介石还定过一个计划，要在三年之内，培养10万个革命干部，每一个干部要下乡三年。蒋介石多次提出，军队要给农民种地。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通过了一个党章，蒋介石很好地学了这个党章，他觉得其中有两段写得太好了，一段是党员和群众，一段是上级和下级。蒋介石觉得这两段简直可以解决国民党的一切基本问题。所以蒋介石把这两段抄在他自己的日记本里。而且蒋写自己的感想，他说，共产党进步得那么快，我们国民党再不奋起直追的话，国民党很快就完蛋了。
所以蒋介石不是没有改革的愿望，不是没有发现国民党的腐败，他改不动，他孤掌难鸣，整个的体制把他捆住。
蒋介石什么时候才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的呢？在台湾。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一个是搞土地改革，另外一个就是党的改造，搞党的改造运动。当然国民党是一个百年老店，国民党改造任务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马英九还在那里改。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蒋介石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第三个问题。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中心主义者。蒋介石对自己估价很高，他认为，他自己是基督的化身。上帝之所以把蒋介石生在中国，就是让他来救中国的。另外蒋介石还有第二个估计，他是太极的代表。什么叫太极，“太”是太平洋的“太”，“极”是极端，太极是宇宙、社会、道德的最高法则，所以蒋介石是把自己看成是太极的化身。这样的话，他的思想方法就形成了一个形式逻辑里的三段论。我不知道大家学过三段论没有，就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就是三段论。第一，我蒋介石是革命的。蒋介石从他参加革命那一天，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怀疑过，他认为自己是革命的。这是大前提。小前提呢，你反对我蒋介石。结论是什么？你就是反革命。蒋介石一辈子反共就是这个思想逻辑，1927年在江西反共时他就讲，我蒋介石是革命的，如果我蒋介石不革命可以把我拉出去枪毙，信誓旦旦。二，你反对我蒋介石，对不起，你是反革命，我就可以杀你。所以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中心主义者，他的思维就是这样一个发展逻辑。
蒋介石自我迷信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孙子兵法》。蒋介石说，他在抗战里也发明了一些战术，说他发明的这些战术可以跟孙子相比。蒋介石认为自己写的文章和唐宋八大家差不多，极端地自我迷信。什么事情，任何人干他都不放心，也都看不上。什么事情他都要管，都要下命令，都要独断。举一个例子，抗战时，重庆是都城，当然要安排垃圾堆怎么摆放，这本来是市政府的事，蒋介石说不行，垃圾堆要堆在什么地方，他要管。我刚才讲到，国民党办高级党员训练班，就是办党校。那个时候睡觉是木板床，木板床就免不了生臭虫，蒋介石就下令怎么消灭木板床上的臭虫，这要管。那个时候的重庆女孩子追赶时髦，长发，就像我们今天的女孩子一样，长发披肩认为是一种美，蒋介石下命令，女孩子长头发不能够超过几寸几分。国民党有一个宣传部长姓叶，吃饭时有点狼吞虎咽，蒋介石在日记里说，叶部长吃相太难看，我要提醒他。有一个干部做报告，走上讲台，从裤兜里把讲稿掏出来，蒋介石大发雷霆说，你这个人混帐，你的讲稿应该放在你的上衣口袋里，你怎么搁到裤兜里？其实这些都是小事，无所谓，何必计较呢？当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成年成月24小时的不间断地疲劳式的狂轰滥炸，中国的空军起飞应战，蒋介石看着看着，这个指挥官怎么不行呢？蒋介石会让这个空军作战指挥官靠边站，自己亲自指挥。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从河南发动进攻，打下了湖北，打下了湖南，打下了广西，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在重庆的防空洞里给前线打电话，打给谁？他不打给司令官，他打给团长、营长、连长，你们想，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蒋介石在重庆的防空洞指挥千里之外的营长、连长，这个仗怎么打？他焉有不失败之理？这个叫遥控，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这和蒋介石的个人中心主义，极端的自我迷信很有关系。
最后一点，蒋介石是既有大功，又有大过。2006年，我在美国看蒋的日记，新华社有一位记者采访我，说杨先生你能不能谈谈看了日记以后的心得？我就跟他谈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这个记者回来在《参考消息》上发了一篇报道叫“访杨天石教授”。过了两天这个记者又来找我，他说杨先生，我们领导很欣赏这个报道，想再访问我一次，他说这一次访问我说什么，我说这一次能不能请你用几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辈子？我一听就懵了，我说蒋介石活了88年，你让我用几个字来概括他一辈子，这怎么可以？我说做不到。他说，你还是要给我们讲讲，我说这样吧，我给你讲三句话，记者就拿出本来记，我说：第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个记者就写了，“十分重要”。然后我又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又记了“十分复杂”。我看这个记者记得挺认真，我心里在乐，为什么？我是讲了两句进了保险箱的话，“十分重要”、“十分复杂”这两句话，左派赞成，右派也赞成，没有人可以反对，进了保险箱。因为我知道他是新华社的，所以我讲话就当心点。但是我想了想，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能老是用这种进了保险箱的话来忽悠他，我说我还有第三句话：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然后我就跟他解释，大功是两条：第一，是领导北伐。1926到1928年，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从广州一直打到北京，消灭了三个军阀集团：吴佩孚、孙权芳、张作霖军阀集团。结束了袁世凯当皇帝以后所出现的军阀16年的混战的局面，初步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我说这是笫一大功；第二大功，是他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就是说，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的次数太多了，中国的亡国危机也有多次初级，但是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是日本侵华。在八年抗战里，蒋介石坚持到底，领导国民党、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我说这是他的第二大功。
两大过呢？我说：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缴共，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大过，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反共内战。我说，当然蒋介石一辈子做的事情不少，要讲他的功我还可以讲一点，比如说，1911年武昌起义，在杭州有一支敢死队100多人进攻浙江巡抚衙门，浙江巡抚衙门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政府，这支敢死队队长是谁？叫蒋志清，他就是蒋介石，他原来不叫蒋介石，原来叫蒋志清，所以说辛亥革命他是敢死队的队长。1916年袁世凯在北京当皇帝，在山东有一支讨袁军，反对袁世凯当皇帝，这个讨袁军的参谋长是谁？是蒋介石。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兵变，炮轰广州的非常大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匆匆忙忙从总统府逃出，逃到珠江的永丰舰上，是蒋介石千里迢迢从浙江到上海赶到广东，赶到珠江上的永丰舰，和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
1924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托，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批军事精英。这也是功。但是比起来，北伐、抗战，这是两大功，别的当然也是功，但要比那两个功小一点。
“两功两过”，我记得最初是在楼下，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我提出这个观点来了，后来，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孔庆东教授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杨先生讲这个蒋介石两大功，他说同意。但是他说，他还要补充一大功。什么大功呢？就是建设台湾，反对“台独”。后来我想了想，我承认这是蒋介石的一功，但是我没有把他提到大功，孔庆东主张这也是一大功，我也可以同意。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了，蒋介石到台湾最初的十年，没日没夜的制定反攻大陆计划，什么海龙计划、海狮计划，海礁计划，名录有十多种。一会想在福州登陆，一会想在广州登陆，一会想在雷州半岛登陆，蒋介石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甚至反共宣传都想到了，说“国民党人来了，你们赶快投诚吧！”这个都写好了。但是蒋介石发现这个希望越来越小了，美国人不支持他，苏联人支持但他又不敢，后来他觉得反攻大陆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把精力放在建设台湾上。
60年代我们这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武斗，蒋介石在台湾提了八个字的口号，叫“科学第一、教育优先”。蒋介石日记里本来都是打仗、剿共，现在日记里开始出现“开发区”、“发展电子工业”，所以应该承认，我以前有一个错觉，觉得建设台湾，台湾经济起飞主要的是蒋经国的功劳，当然这不错。蒋经国对建设台湾、发展台湾有巨大的功绩，但是先行者是蒋介石，他正确地提出了“科学第一、教育优先”，在台湾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制。今天高雄的一些地方人拥护民进党，我有时看蒋介石日记，我就很生气，我说，他们这些人不了解，当年主张把高雄开辟为开发区的就是蒋介石。蒋介石觉得当时的高雄市长不行，把他撤了，专门成立了高雄开发委员会。所以，蒋介石对于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建设台湾应该承认也有他一功，是不是大功，咱们可以讨论，但是，确是一功。
当然蒋介石在台湾同样有一个错误，就是白色恐怖。蒋介石初到台湾，要巩固他的统治，所以镇压了一些共产党人，包括已经位做到国防部的参谋长吴石，后来被蒋介石发现给枪毙了，台湾国民党的组委李友邦原来是抗战台湾义勇队的队长也是中共，也被蒋介石枪毙了。他镇压了一部分的共产党员，也镇压了一部分主张民主、主张自由的人士，例如最有名的雷震。雷震在台湾办一个刊物叫《自由中国》，胡适是后台，蒋介石不敢动胡适，把雷震抓起来，而且判刑了，这是蒋介石的“过”。但是总体来说，我回到我刚才的话，就是说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如果这么看，也许对蒋介石的评价，我觉得可能比较全面、比较准确。
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要抛弃前嫌，温家宝总理还讲过一句话“两岸同胞是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就是说尽管知道有矛盾，但是大家还是好兄弟，好亲戚。廖承志同志在给蒋经国写信时也曾经引用鲁迅一句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经常讲，国共两党打了几十年仗，对于这几十年恩仇不是一笑可以免掉的。
怎么才能解决国共的历史恩怨，化解仇恨、化解隔阂、化解误解，化解矛盾，这要靠历史学家来做工作，要靠历史学家正确的还原历史的面目，才有可能逐渐地促进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和谐，以至于最后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就是我今天报告的全部内容。很抱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不够，所以我讲得很扼要，有很多细节、很多丰富的内容没有讲，希望大家体谅，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提问：我想了解为什么蒋介石把他的日记放在美国的胡佛研究所？
杨天石：蒋介石生前是自己保管自己的日记，蒋介石死了以后，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死了以后，由他的孙子就是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去世以后，由他的夫人蒋方智怡保管。这部分日记在讲蒋孝勇去世以后，日记已经分别带到了加拿大和旧金山，放置在他的住宅里。为什么不留在台湾呢？很简单，是因为害怕民进党。因为这个东西如果留在台湾，能不能保存下去？蒋家没有把握。后来是美国的胡佛研究所动员蒋方智怡把它拿出来，因为私人保管条件不好，很容易毁掉，而且三代、四代、五代以后，后人就可能不重视这个东西，把它丢掉。最后达成了协议，就是这些日记寄存在美国胡佛档案馆50年，条件是“寄存”，最后蒋介石的日记要回到中国。这是蒋家的决定，至于回到中国是回到大陆还是会到台湾？蒋家没有明确的交待，我想将来要看历史的发展。
提问：杨先生您好，我这边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提到蒋介石做梦都想反攻大陆，我想知道，他在日记中是否有讲述他想反攻大陆的一个心理根源和他的心理活动？第二个问题，我还是想继续那一个记者的追问，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蒋介石，您认为他是枭雄、英雄还事一只狗熊？第三个问题，您一直研究蒋介石日记这么多年，您觉得蒋介石日记中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给您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天石：蒋介石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在任何困难的条件底下，他不灰心，而且也可以说蒋介石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在最困难，甚至绝望的时候，蒋介石认为上帝会帮助他挺过难关。蒋介石想，他那么相信上帝，那么虔诚地敬仰上帝，上帝是不会把他抛弃的。有时候，蒋对上帝的迷信到了很荒唐可笑的地步。举一个例子，1948年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上一再吃败仗。蒋介石就找原因，说为什么我在东北老吃败仗呢？他想来想去，他找了一个原因，他说他是基督教的教徒，教徒有一个规定，不拜偶像，不能在偶像面前鞠躬低头，他说他有一年，在绍兴参观大禹陵（大禹的陵墓），因为敬仰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所以曾经给大禹的像鞠了一躬，因此他在东北战场的失败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留给你们自己来思考。我在世纪大讲堂做报告的时候，我讲到蒋的功过，倒是有听众给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杨先生你能不能讲一讲，到底蒋介石是功大还是过大？他是三七开，四六开，还是对半开，还是倒四六？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说，对于蒋介石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功过比例是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比例来分析的。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我想也同样适合这样回答，恐怕不好这么简单的来下结论。
第三个问题，我在开始踏入近代史领域的时候对蒋的看法和陈伯达没有两样：“人民公敌”。我在研究了蒋介石这么几年以后，我就觉得用“人民公敌”来给他盖棺论定，好像不全面、不准确，也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今天主持人所讲的，我们过去的历史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成份，有一些不正确的部分，有片面的部分，有偏激的部分，我们现在需要实事求是的来重新加以研究。当你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发现，有许多的东西可以重新来叙述，因此其乐无穷。
提问：我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台湾的这些自由民主派的人士举行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自由中国”案发前后的那段时间，蒋介石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对于当时的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声浪，他自己有什么判断？第二个问题，他到台湾之后，国共两党一致有人传闻说，有人牵线搭桥说要重启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比如说曹聚仁、章士钊议论很多，在日记中有没有这些记载？
杨天石：蒋台湾时期的日记我分两年看完，今年三至五月份，我就看了他的1956到1972这个时期的日记，恰恰就是“雷震案”发生的时候，所以大家注意到，我对蒋的评价，我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你大概不会听我说这样的话，说蒋介石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讲的不是民主主义者。蒋介石为什么要抓雷震，而且要判雷震的刑，主要就是雷震主张要民主，要自由，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反对蒋介石传位给蒋经国。他抓雷震，说明他是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我还要讲一个小故事。从蒋介石对胡适的态度可以看出来，蒋介石本来是很喜欢胡适的，1948年，总统选举，蒋介石说他不当总统了，他建议国民党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而且蒋介石也派王世杰去找胡适谈话，说他不想当总统，建议胡适出来当总统。这好象说，蒋介石不贪恋权力，愿意让位，而且愿意让一位无党派人士出来当总统。但是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表面上对胡适很客气，实际上，对胡适咬牙切齿地仇恨，蒋介石曾经讲过，他一辈子最不喜欢的、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胡适。为什么？就是因为胡适倡导民主自由，胡适是雷震的后台，是雷震的支持者。但是蒋介石还好，他可以抓雷震，但是他绝对不抓胡适。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典礼上，胡适院长邀请蒋介石出席，蒋介石就讲话，讲话里批评了“新文化运动”，批评“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蒋介石讲话以后，胡适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总统您错了”，当面驳斥了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他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最不愿意见到胡适，但是尽管如此，蒋介石在胡适死的时候，还是对胡适做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比较恰当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我在阅读蒋介石在台湾时期的日记时，我特别注意日记里关于1949年国共谈判是怎么记载的。我很想从这里挖到一点“新闻”，我看的结果，我的感觉是蒋对曹聚仁是有记载的，因为曹聚仁是两岸和谈的密使，但是谈到曹聚仁时都用一个词“曹谍”，间谍的“谍”，另外就是“曹奸”，就是奸细。消息来源都是蒋经国。曹聚仁好象没有直接见过蒋介石，也没有直接给蒋介石写过信，曹聚仁所有信件都是写给蒋经国，而且都是蒋经国向蒋介石转告。我觉得在蒋的日记里他始终坚持五个字“汉贼不两立”。“汉”当然是指自己，“贼”是指中共，他觉得这样两者是不能两立。
提问：有一句话形容蒋介石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毛主席倡导“大民主”，但是毛主席后期却一个人说了算，您对二人政治取向有什么评价，从他们两个人身上得到什么经验和反应出来的教训？第二个问题，黄仁宇先生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者，写有《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他提出毛泽东是完成底层社会的改造，蒋介石完成中国社会上层的改造，你对黄仁宇先生这个大历史观有什么评价，以及对他刚才这个观点有什么评价？
杨天石：刚才这位同学提的第一个问题，坦率地讲，是我最怕碰到的问题，就是要求我比较一下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大好回答。
我只想从两个小问题上看一看。一是我建议你们比较一下两个人的书法，毛的书法是狂草，天马行空，不受任何拘束。蒋的书法规规矩矩，一丝不苟。我想古人讲“字如其人”，一个人写字，反映他的性格和风格，我想两个人写字说明一点问题。
另外我建议大家比较一下两个人穿衣服（习惯）。蒋介石穿衣服，你们看，永远是非常整齐、非常严肃，衣服的扣子都要扣得比较严谨的，毛好象比较随意，我没有看到过蒋的照片里有敞胸露怀不系扣子的，好像没有见过，相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毛穿衣服比较随便，衣服扣子不扣，敞着，还有人回忆说，毛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他的制服口袋里有时会有半只烧鸡放在里面。
从诗词上来说，毛泽东的诗词确实是前无古人，高明得很。柳亚子佩服毛泽东的诗词是前无古人。我要告诉大家，蒋介石也写诗，我还抄了一些蒋介石写的诗，我很坦率地说，蒋介石写诗的水平比我还低。将来我准备写一篇文章，要写写蒋介石的诗，我还可以拿几首诗给大家看看，确实是不成样子。所以，两个人在写诗的方面高下立判很清楚很鲜明，更多对蒋毛的比较，我这样讲可能你比较失望，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曾经有一个演讲，专门比较蒋毛两个人，网上可以查到，那个比我讲得更生动一点。
我很坦率地讲，我对于黄仁宇的书评价不高。黄仁宇写得好的书是《万历十五年》，写得很生动，可读性很强。有一天早晨我到办公室去，不知谁给我摆了一本黄仁宇这个书，我本来只想翻翻就算，结果拿了以后就不忍释手，一直看了一个上午，把它看完了。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的日记》这本书我不满意什么地方？黄仁宇没有真正看过蒋的日记，黄仁宇写这个书时，蒋的日记还没有公开，大陆和台湾保存的可以看的部分他也没有看。黄仁宇的这个书，日记是从哪里来，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台湾国民党党史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这个书曾经引用了一部分蒋的日记，但是这个书的编者是秦孝仪，秦孝仪是蒋介石的秘书，是一个千方百计捍卫蒋形象的人，凡是蒋的日记里，凡是蒋介石文章里有任何他觉得有损蒋形象的东西，他都删掉和改掉了。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日本人编总统秘录时，国民党提供的一部分日记，那个是国民党指派专人从蒋日记里摘抄的。也就是说，黄仁宇这本书有它的价值，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本真正的蒋介石日记，所用的资料是二手资料，所以我对这个书的评价不是很高。
主持人：非常感谢杨先生的演讲和精彩的解答，今天的活动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后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文史大讲堂。这个大讲堂是开放的，在人民网的文史频道会有全程视频转播，另外在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都会找到这次活动的报道和视频。下一次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会在人民网的文史频道上第一时间发出，以后我们还会荣幸地请杨先生给我们再做精彩的演讲，今天这次活动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的校团委、研究生会以及文史大讲堂的管理部门，他们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5321/201402/26110.html
中共是破坏第1次国共合作的罪魁祸首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5321/201402/26102.html
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冲绳对美决战失败，海空军覆灭。七月间，美军大举轰炸东京，日本已毫无希望，只在苟延残喘。美国于八月六日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在长崎，苏联在该日出兵东北。十日，日本照会盟军表示投降意愿，十五日正式投降。
斯大林在日本于冲绳对美决战失败、海空军覆灭，又在原子弹打击下举国斗志瓦解之后才出兵东北，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事。他如不出兵，日本亦会投降，但原本被沙俄从中国夺去、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转割让给日本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就该回归战胜国中国。斯大林可不愿做这好事，他当初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日作战问题讨价还价，第一条就是要回库页岛、千岛群岛。他出兵的目的主要在于。而罗斯福也不觉得用那本属中国的土地换取斯大林的出兵有何不妥。而中国又没有发言权，便宜便尽让苏联得去了。
斯大林不费大力就取得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但他还不满足，又在东北大肆劫掠，拆工厂设备，甚至搬走商店的布疋、百货以及各地粮库的粮食，及至各类家俱，行径与强盗无异。苏军代表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对中方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公权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苏联红军来解放你们东北老百姓，流了不少血，要求这一点经济利益，难道你们都不肯吗？」（注２：香港《大成》杂志第十二期，赵世洵《东北闻见录》。）
当时负责与苏交涉苏军撤离事宜的国府官员蒋经国曾对驻苏使馆武官李修业说：「要是东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话，他们都会搬走！」（注３：《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一卷第一六五页。）
按李修业的估计，东北工业设备约被拆走了百分之六十五。
为了搬运那些物品，苏军违约拖延撤兵。国民党政府虽然发表声明，予以抗议，但未能有效阻止苏军的抢劫。
能搬的全搬走了，搬不了的工厂、矿山，苏军统帅马诺夫斯基元帅则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对赴苏军总司令部（设于长春）商谈的蒋经国、董彦平、张公权等人说：「我方认为，所有东北的重要工矿事业，均为苏联对日作战所获之战利品。现在，苏联决定以百分之五十之股权让予中国，作为中国与苏联合作经营之资本。」（注４：同注２。）
并以拖延撤兵为要挟，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其要求。
所以，毛泽东攻击蒋介石，说他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夺取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果实是诬词，跑来摘桃子的第一个应数斯大林。
对这件事，中国人民深恶痛绝。所以在鸣放时，当年曾雄踞云南的龙云就把对苏联的问题作为他的第一条意见「放」了出来：「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苏联出兵中国的东北，将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机器和物资，搬去到了苏联，至今未归还，怎么算是友好和兄弟国家？」
龙云是个军人，可是粗中有细。他说「日本投降，苏联出兵」，却不说「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大概是对毛泽东的「苏联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一说表示异议。
一九五○年中国出兵朝鲜，他当时就表反对。这件事在肚子里憋了几年，现在又放了出来，目标还是直指苏联：「朝鲜战争是苏联指使北朝鲜发动的，反要中国去抗美援朝，而所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向苏联换取的，一切战费皆由中国负担，这样是公平合理的吗？」（注５：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六页。）
本来，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斯大林和金日成想解放南韩，自有其说词。但这一对冒险家不审时度势，不计算成功的机率，以为划了三八线，美军撤退，南韩几成军事半真空，他们便可来个闪电战，突然袭击，一举击破，于是仓促行事，挑起了战事。他们虽然一度打到了汉城，但美军一个回马枪，杀得金日成老本丢光，南韩没有得到，北韩也差点输掉。此时本应由肇事者斯大林自己出兵相救才是正道，可是斯大林这个老孤狸却要他人收拾残局。中共不希望鸭绿江对岸出现一个敌对的政权，为安全计，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计，都可以成为出兵朝鲜的理由。但是，中国出了人不算，还要出武器。斯大林一个子儿不出，却大做其军火生意。苏联提供的一枪一炮都要中国付钱，天下无赖，无出其右。韩战三年，中国伤亡三十三万，（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第十一页：「志愿军在朝鲜打了三十三个月，战斗减员三十三万（不算北朝鲜）」。）国内百孔千疮，百废待举，但毛泽东却硬充好汉，让几亿百姓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所得收益如何？毛泽东有如下说明：「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斯大林相信我们从甚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注７：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打了韩战，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可是战争结束，斯某也死了。这么一打，中美关系扣上死结，台湾问题解决无日，中共实在是损失惨重。有些人认为中共敢于同世界头号强国交锋，而且打了个平手，甚至可以说打了胜仗。（如不出兵，北韩共产政权必定垮台。不过事后挑起战祸的金日成并无谢意。文化革命中双方交恶，朝鲜反说中共是拍打到自己国土上，才跑到朝鲜去打的，吃亏的反是他们。）殊不知与此同时，对苏联老大哥要忍气吞声，吃了哑吧亏反而不敢张扬，实在是办了一件大大的辱国外交。只是由于「家丑不可外扬」，中共默不作声，世人不予注意罢了。
中国人民吃了斯大林如此大的亏，中共的宣传机构仍然天天在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其么事都要挂上「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广播里则反覆高唱「莫斯科－－北京」，「斯大林和毛泽东率领我们¨…」
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还宣称：「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注１７：同注１５。）违宪外加人头□地，有了这两条罪名，对右派们就是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了。
「反苏」有罪，反俄也不行。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强迫清廷官员签订「瑷珲条约」，将中国的黑龙江北岸六十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时，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共约两千户、一万馀人，散布在黑龙江以北、结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东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称「江东六十四屯」。条约规定，那些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沙俄决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国人，在海兰泡一带「将华民之在俄界者十馀万人」，「尽行屠戳」。（注１８：清军将领增祺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致朝廷奏 折，转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沙俄侵华史》第三五一页。）事后，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黑龙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萨克骑兵闯进六十四屯，将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国居民全数杀戳。俄军将财物抢劫一空之后，放火烧掉全部村屯，从此霸占了那片土地。（注１９：清吏周树模致朝廷外部《俄人占瑷珲六十四旗请据理力争函》，见《沙俄侵华史》第三五二页。）
当年十二月，列宁曾著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注２０：《中国的战争》，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可是，如今自称列宁信徒的中共领导人却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议论此事。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便被定为「反苏」，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中国最西端的边境塔城劳动改造去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位中学历史教员，上课时曾画了一幅地图让学生认。学生看不明白，他便说：「这是我们的东北。」说著将十九世纪时两次被沙俄割去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的轮廓勾勒出来，问学生：「看这剩下的，认出是我们东北了吧？」这样，他便被定成了「反苏」的右派。
南京工学院学生陈森辉看了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对同学说库页岛原本是中国的，这也构成了定他为右派的罪名，他被「宽大」，被下放到苏北泗洪县一家工厂去劳动改造，但工资却只发给一半，以为惩处。
中央美术学院年仅十八岁的学生袁运生，鸣放期间正在外地写生、作画，在旅顺见到用俄国将军命名的街道时，对同伴表示过「真叫人扫兴」。回到学校，同伴告发了他的上述言行。领导将他叫去，说：「经过研究，你被划为右派了！」他就成了京郊双桥农场一群右派份子中的一个。
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学教授陆钦墀在一个并非「鸣放」的科学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篇《东北边界改变》的论文，论述帝俄如何在一百年前夺走中国的领土，并批评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及理论家胡绳（中宣部副部长）在他们的书中有意「刷去」这段历史。不久，中共反右，说他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捏□了一些¨…史料，向社会主义、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其实他只是指中共不该为讨好苏联而「刷去」这段历史而已。
由中共给陆教授所安的罪名便可看出，中共一向标榜的「爱国主义」里，并不包括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义。当然，毛泽东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儿皇帝，自不肯将国土拱手让人。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不得不依靠苏联。既然苏共不肯将其沙俄老子抢去的中国领土还回来，毛泽东只好禁止人民发议论了。
早在中共夺权成功之前，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这样评论过中共：「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注２２：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这外力就是秉承了沙俄扩张、侵略本性的苏共。到了一九五七年，雷教授当然就成了「右派份子」。
老蒋起码是个民族主义者，老毛可是不承认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这种落后分子。
而且民族主义者会干这种事吗？
十一段线是南海海域的“传统界线”。早在1947年，十一段线就被当时的中国政府画在地图上，向全世界公布，并得到了广泛承认。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82年才签署公布。因此“九段线”不在《公约》的管辖之内。在二战时期，日本一度占领南海，但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将南海并台湾等诸多侵占的中国领土交还中国，这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对南海拥有不可争议的主权。而南海周边国家最早到上世纪70年代因为南海发现大量资源才纷纷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这在法理上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在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本着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为了越南政府能有效的抗击帝国主义，允许越南在中国南海领土上建设雷达站等军事设施，将11段线改为了9段线，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南海九段线。
那你是怎么认知老毛的呢？中共是否定真实论的，一切要为政治服务。中共的史料你又是怎么去其虚假取其真实的呢？
我没说日记是假的，只是说没有人写日记会真正暴露自己内心深处最阴暗的一面。我不否认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是民族利益和私欲冲突下，未必能抵抗私欲的诱惑，而在自己的日记，他不免会美化，修饰，合理化自己的选择，人之常情尔。
何必急于扣“当然除非你根本分不清或者不想分清真假”的大帽子？
至于那些逢国、逢蒋必反，逢共、逢毛必吹的毛左之流用不着去理会。
让那些可怜人自己活在自己的意淫中慢慢死去吧！用不着点醒它们！
自己到胡佛档案馆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嘛，当然除非你根本分不清或者不想分清真假。
这么假的东西你也信？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a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您在洋派邪教共惨帮的地盘里.当然只能见鬼说鬼话.如非蒋先生把这些洋派邪教收拾掉,台湾肯定落入邪帮手中,也肯定文华和古物会受到极端性的破坏.并死人无数,所以这应该是蒋先生对咱们中华民族一件非常大动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