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民拒绝伟大领袖

不得不发ABC

　　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带领英国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他在国内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地竞选下一任首相时，却意外落选。尽管有些失落。但冷静下来后，他在议院说，“我并不为这件事伤心，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当斯大林挖苦丘说：“你打赢了战争，人民却把你给选下来，你看我，谁能选我下来？丘答：我打仗就是要捍卫人民拥有的选掉我的权利。他还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两种理念高下立分。

　　百年近代史上，从希特勒、到斯大林、毛泽东以及金日成、波尔布特及东欧的前独裁者们，在他们坐稳政权前，大都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能够听进不同意见。而一旦坐稳江山后，就逐步听不得不同意见，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以暴力手段对付不同意见。希特勒不仅在二战中屠杀了大量的平民和战俘，还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对他穷兵黩武稍有不同意见的人便会受到党卫军的逮捕、暗杀，杀人之随意毫无法制可言，最终把德国人民带入深渊。如果不是希特勒的独裁专制、穷兵黩武，二战前德国的科技、经济都在美国之上。

　　斯大林的大清洗几乎屠杀了一战幸存下来的90%以上的将军，以至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突然入侵，军中一时无将。1939年9月1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警及官员约25万人被俘。斯大林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卡廷惨案，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1940年春，大约2.2万名在押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遭到苏联军队杀害（其中4421人于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处决）。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就不顾士兵的生命，1942年7月28日颁布了不顾实际情况“一步也不准后退”的命令。文件规定对擅自撤退、擅离职守等临阵脱逃行为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对前线部队实行火力督战。由于斯大林拒绝朱可夫和基尔波诺思提出的战略性撤退的建议,造成苏军近6个集团军被歼灭，超过100万苏联红军阵亡、被俘或失踪，整个西南方面军几乎不复存在。1936年前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会灭亡，又用赤色恐怖手段灭绝了远东的30万华人。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从1939年起，苏联没有召开过一次党代会，最高国务会议基本都在斯大林醉醺醺的别墅宴会上处理。据《赫鲁晓夫回忆录》对斯大林的独裁暴政的回忆。在斯大林当政时期，稍有不同意见便遭逮捕、枪决、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致许多官员，只要听到门外的汽车响，便会恐惧是否来逮捕自己的人到了。一年多时间的大清洗几乎把列宁时代的高级官员清理了90%。连一些身居中央高层的官员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跟斯大林当面指出，而托他的亲信委婉地转达。只要被斯大林喊去无不心惊胆战，唯恐有去无回。 “他们已经习惯了无事生非、逮捕无辜的人们、拚命拷打以逼取口供。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那些谢罗夫的前任们不一定都是残酷的人，但是他们已经变成机械地工作的人。他们以这样一种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如果我对别人不这样做，那么，别人就会对我这样做；与其别人对我这样做，不如我对别人这样做。”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献身于党的共产党员竟然能够不是由良心或理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象动物那样以担心自身安全的恐惧心理来作为指导，这是骇人听闻的。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他们毁灭了完全无辜的人们的生命。

　　这种荒唐、无人性的行为在我们从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反右、大跃进直到文革也在反复重演。毛利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几乎打到了除周恩来以外的所有老干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规划了全国解放后的施政纲领。全文充满了无产阶级暴力论，没有一个字提到依靠法律手段来对待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全文充满霸气和戾气："'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那就是暴力！。绝不施仁政，就是杀、关、管！毛泽东相信暴力、迷信暴力，认为暴力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不断地指示某省、某市在某一定时间内必须要杀、关、管多少人，就像指挥一场战役一样。据公开资料，从1950年10月开始至1953年结束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逮捕了300多万人、杀了70多万人（一说100多万人），却没有任何刑事法律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和标准，没有任何诉讼程序。

　　在镇反初期的195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饶漱石的领导下，对捕、杀人是很小心谨慎的，当时只逮捕了2万余人，杀了200余人。毛泽东很不满意，致电上海市委："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上海市委不敢违抗，上报中央说市委决心"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立即通报表扬，规定上海以后每隔几天就杀一批。上海市委认真贯彻执行，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就因为毛的一句话，上海就多杀了30倍，以杀7000余人结束第一次镇反。

　　反右中，一句引蛇出洞毛就让全国讲了几句真话的60万精英家破人亡甚至波及子孙。1967年夏天至1969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挖出了一个所谓"内人党"案件，有346220人被关押受审，被整死的有16222人，被整而残废的多达87180人。1959年毛一手酿成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联盟案，全国有300万人受株连。他发动的大跃进，文革更是把中国带入深渊，酿成了占全国人口的1/9近一亿人的大冤案。

　　这些独裁者的唯我独尊、我行我素既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更使本国人民蒙受了空前灾祸。近代历史反复证明了没有制约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与独裁专制对人类的戕害比，恐怖主义不过是小儿科。因此消灭一切独裁专制才是人类的首要目标。真正实现不经法律程序不能给任何人定罪量刑。

　　近期有文章披露 ，1950年5•1口号末句，“毛主席万岁”，是毛自己加的。“'斯大林——今天的列宁”'，也是斯大林自己加的，现在俄罗斯有档案为证。独裁者们推行个人崇拜运动，不是出自简单的个人虚荣心理，而根本上是他们历史总结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个人绝对独裁统治，使它不能受到万分之一的动摇。去掉了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就去掉了一切专制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专制制度的命根子。日本的军国主义制度，最后也还是立在对天皇的神似的崇拜上。一个没有彻底脱离个人崇拜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相反，流行个人崇拜的社会，则必然是一个专制野蛮和落后的社会。"

　　今天，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者都已成了历史，但金氏家族还在继续他们的独裁统治，毛现象也没有结束，毛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这不是毛太伟大，而是这个民族的卑微心理。他们喜欢被拯救，盼望清官，看不到人民自身的力量。过度扭曲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省和净化，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诊治和拯救。

　　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条高速公路，盖了多少幢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变态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医治，其扭曲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就得反省历史，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中国人必须忏悔，尤其是所有曾经为毛的专制为虎作伥的人们；至于所有被毛专制扭曲了的人性，也应该有所反省；唯其如此，民族的心灵才能得以诊治，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灵魂最终走出由毛专制和毛话语构成的毛现象的历史阴影。

　　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特权，实现社会平等。领导这些革命的领袖，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一旦成为伟大领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权力，他的话就是真理，像圣旨一样，所有人都得对他忠心不二，他看谁不服气，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

　　孙中山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

　　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和以平等为基础的价值观远远胜过伟大领袖的英明和各种雄伟壮丽美妙动人的主义或思想。

　　无情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法制越无效。革命领袖居功自伟是可耻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权，保护民权，这才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绝这种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先进的民族，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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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只可惜多数中国人不关心这个，所以中国前途渺茫，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