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把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意欲何为?

杜光：把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意欲何为?

 

    【摘要】告诫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不要受他们的影响，这么做的事实本身，恰恰反映出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恐惧，说明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否则，何必用这么大的力气，把他们污名化呢?

  

　　多次把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箭靶子的《环球时报》，8月27日又一次发表一篇利箭式的社评，它的题目就很吓人：《公共知识分子异化成“公知”，可悲》。这个题目虽然吓人，却不合逻辑。“异化”者，化为异物之谓也，如说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却异化成为压迫人民的恶棍;劳动本应是谋生的手段，却异化成为剥削的方式，等等。“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什么时候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异物了呢?说“公共知识分子异化成‘公知’”，无异于说“社会科学院异化成社科院”，“人民代表大会异化成人代会”，岂不令人笑掉大牙?看来这篇社评的作者尚不知异化为何物，却要在这里大谈异化，其反公知的勇气可嘉，可惜缺了一点羞耻感，这才真是可悲!

 

　　网上的五毛们不断攻击“公知”，咒骂“公知”是“汉奸”、“卖国贼”、“美国狗”等等;《环球时报》毕竟是公开发行的党报，不能这么下流，但在把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这一点上，却同五毛们异曲同工，各擅胜场。今年3月17日发表了一篇从别处捡来的、笔名为“孤烟暮蝉”者辱骂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27日又来一篇“公共知识分子异化成‘公知’”的社评，说明《环球时报》在公知污名化的大合唱中不甘后人，以它官媒特有的高亢声调，表明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同仇敌忾。

 

　　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不是污名化能够抹杀得了的。不论五毛们和《环球时报》如何泼粪，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始终是最关怀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社会群体。自从2004年9月8日《南方周末》公布“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后，十年来网上又多次公布年度公共知识分子百人名单。凡是被列入名单的公共知识分子，无不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他们对社会的黑暗和官府的腐败痛心疾首，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而积极提出改革建言，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和维权活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充分表明他们是无愧于“公知”称号的社会精英。但由于五毛们本着戈培尔的“谎言千遍也会成为真理”的原则，不断散布流言蜚语，大肆污名化，仿佛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劣迹斑斑的追名逐利之徒。这就使许多不了解公共知识分子所言所行的人信以为真，以致出现某些误解。但迄今为止，那些把“公知”污名化的文章、博客、微博、跟帖，都只能抽象地谩骂诽谤，却提不出公知“劣迹”的具体材料，最多只能是虚构事实，歪曲真相。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些人为什么处心积虑地要抹黑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意欲何为?就《环球时报》27日的社评来看，他们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削弱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一般知识分子的影响。那么，他们要把知识分子引向何方?

 

　　社评指出：“中国的确需要学术自由，也需要舆论的活跃，学者解放思想有所作为是受到这个时代鼓励的。这一切应当与国家的政治路线是整体上的契合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这也应该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甚至常识。”社评作者深知，学术自由和舆论活跃，思想解放和有所作为，都是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所以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你们要学术自由、舆论活跃吗?你们要解放思想、有所作为，并且得到鼓励吗?那就必须同国家的政治路线契合，而且是整体上的契合。否则，你的学术就不可能自由，你的舆论也活跃不起来，你的思想不能解放，也别想有所作为，更得不到这个时代的鼓励。这是正面的告诫。

 

　　反面的告诫就显得暧昧而虚伪了，社评作者说：“中国不少人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而西方所崇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迅速异化成‘公知’，他们对社会的负面作用先于他们理论上的正面影响得到喷发。”“这些人不仅立场偏离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且他们的思想方法严重背离实事求是。”这些话的暧昧之处在于，他不明确批判“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的观点，却在后面的论述里作出含糊的否定;他有意抹杀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影响，却用“先于……喷发”这类模糊不清的说法来加以描述。

 

　　至于立论的虚伪，就更加明显了。所谓“立场偏离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首先要问，什么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是全面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市场化，推进宪政民主和思想解放，还是继续片面改革，保持以垄断经济为主体，拒绝宪政民主和思想解放?两相比较，显然是前者最符合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公共知识分子正是前者的支持者和鼓吹者。可见，偏离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的，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坚持后者的社评作者。这正应了“夫子自道”的老话。把自己身上的烂疮说成是别人的恶疾，是许多反改革反民主的无行文人的通用手法。所谓“思想方法严重背离实事求是”，“水平一般，或者不想再搞辛苦的业务研究，想在功利上走捷径”等等，大概都可以用在这位作者自己的身上。

 

　　知识分子的所言所行应当契合国家的政治路线——这大概是这篇社评的主旨所在。在这篇社评里，公共知识分子即公知，是作为反面的典型，被作者用来告诫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的。社评渲染的“负面作用”、“反主流行动”、“立场偏离”、“思想方法严重背离实事求是”、“舆论反对派”等等，都是为了贬斥公共知识分子。在作者的笔下，被异化成“公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可接触的异类，告诫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但这么做的事实本身，恰恰反映出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恐惧，说明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否则，何必用这么大的力气，把他们污名化呢?

 

　　2014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