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春秋第一部——爱情被背叛之后（长篇小说）

风雨春秋第一部 爱情被背叛之后 （长篇小说） 第一章 岳麓山位于长沙市的湘江西岸，它以风景秀丽、名胜古迹颇多闻名全国。登上顶峰，有一座古庙建筑叫禹王牌，门前有一副气派不凡的对联很能说明它的地理位置和诱人之处。 西南云气来衡嶽，日夜江声下洞庭。 山脚下隈依着全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以它为起点向东辐射一个建筑群，就是湖南大学。解放后政务院进行院系调整，将它分为岳麓师范学院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 1956年9月1日是全国大学统一的开学时间。 岳麓山下彩旗飘扬，校车来回奔忙。马路边树着大型宣传画，大楼前贴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新同学”、“热烈欢迎你进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热忱欢迎你进入工程师的摇篮”等等，这里有两个摇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指的是师范学院，“工程师的摇篮”指的是土木建筑学院。 从师院迎新校车上走下三个不引人注目的青年，他们都是历史系的新生。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个头高挑的来自湘北地区，年龄约二十挂零，长的眉清目秀，穿的很朴实，样子象个呆书生，名叫童蔚然。个头中等、体格壮实的来自湘西南地区，年龄起码有二十六七，长的很稳重，是个调干生，名叫刘焕章。个头又矮又小的来自湘南，年龄约二十二三，一副机灵象，名叫杨求达。因为这一车只有他们三人是历史系的，所以他们有缘在新学校里首先相识。这界本科一年级共录取新生100名，编成四个班，童蔚然编在甲班，刘焕章编在乙班，杨求达在丙班。 9月3日在历史系学生宿舍举行迎新大会，会开得很简朴，主要是系主任、教授代表讲话。系主任何兰桂教授说：“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史料浩如烟海，有些前人已有所研究，但是还有许多领域等待我们去拓荒，马克思说，只有那些不畏艰难险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科学顶峰。打开历史宝库必需有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就是古文和外文。我希望你们好好下决心掌握这两把钥匙！”教授代表的发言，除了介绍所开的课程外，都是各自宣传所开课程的重要。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史教授说，中国史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世界现代史三级教授易明白接着发言，他很有风趣地说，你们都说你们开的课重要，依我说，你们开的课都没有我开的课重要，因为世界史包容中国史，要学好中国史必先学好世界史。这使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青年学生第一次目睹了教授的风采。会议的主持者是不为新生们重视的系秘书，最后是他讲话，讲的是有关新生的学习与生活问题，因为讲得比较具体，所以时间稍长一点，学生们因此显得不够礼貌，台下便有些骚动和不肖一顾的表情。最使新生们深入脑筋的是那两把钥匙。 从此这些一年级新生就融入了大学生活的海洋。 那时实行大学生自由支配时间，生活十分活跃，学习气份很浓。加上有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鼓舞，一些有志向的学生在学好所修课程之外，还在努力学习外语和古文，自学高教部公布的考副博士必读书目，准备考副博士。图书馆门庭若市，要想在阅览室占到座位必须在开馆前提前排队。历史系要修的课程很多，内容很丰富、很有趣，专业课和政治理论课除由老师讲授外，还有课堂讨论课。学生们对这门课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言语能力的好办法。每一次课堂讨论之前，同学们都作认真准备，跑图书馆、跑资料室，查找文献、资料，拟好发言稿；课堂上同学们勇跃发言，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一年级中国古代史的第一堂讨论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尚无定论，学派很多，例如范文澜、郭沫若、尚钺、翦伯赞吕振羽、李亚农等的观点都大相劲庭。 除开课堂学习之外，还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有全院的，有几系联合的，也有一个系的；有文娱体育的，也有协会、社团。凡有兴趣特长者都有处所。如全院性的有“京剧社”、“管弦乐团”，几系联合的有“五系俱乐部”，一个系的有“文学社”、“史学会”等等。学院和系还不定期地举行学术报告会，邀请专业歌、舞、剧团来学院大礼堂演出。但是，周末和星期天，那些学习勤奋、有远大志向的学生从不休息，大都在图书馆度过。 甜美新鲜、飘着书香的大学生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地结束了第一学期。不少学生嫌时间过得太快，大学生活刚刚尝出味儿来学期就结束了，因此他们决定放弃回家过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留在学院过寒假。寒假里食堂照常免费开餐，图书馆照常开放，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好好读书。那个春节他们也过得很愉快，大礼堂放映香港电影“家”、“春”、“秋”，308教室举行通宵达旦的舞会，新年钟声响过后还有免费夜宵吃，这对一年级的新生们来说是人生第一回。 寒假不到一个月，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 第二章 新学期开始，学生们立即投入“三点一线”（即宿舍、教学楼、图书馆）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它要求并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写大字报、鸣放。党委书记给全院学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宣传文章。但是，长时间在全国范围的党内外并没有引起反响，对于身在书斋、沉迷在书香中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他们两耳闻到了窗外事，但还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就高校来说，北大、人大、北师大没有动静，上海的大学也没有动静。当然长沙岳麓山地区的高校也一片寂静 岳麓师院党委和各系党总支为了动员全院师生员工参加整风运动，作了很多工作，又是作动员报告，又是开座谈会，开了教师座谈会，还开学生座谈会，但还如石沉大海没有声响。报纸上有人发表文章说，为什么党外帮助党整风就是搞不起来？？一些仁人志士大概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共产党刚建国后不久，就虚怀若谷，广开言路，千方百计地听取党外意见，真是伟大，真是了不起！为什么党外就不了解共产党的诚意呢？ 这个时侯的形势就象清朝龚自珍所言，“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然而从来没有永久的沉默，总有一天沉默要被打破。经过左动员，右动员，层层开座谈会的诱导下，终于有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出现在何处？就是出现在具有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直到一个月之后，湖南的高校才有响应。湖南高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何校？当然是出自系科较齐全、又有文科专业的岳麓师院。 一个星期六的晚餐后，历史系新生何为、谭世言、宋其成（何是甲班，谭是乙班，宋是丙班）不约而同地来到宿舍，见各自的寝室空无一人，便凑在乙班寝室里扯秀阔（闲谈，长沙话）。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政治敏感性高，文学功底好，善言谈，社交能力强；虽说分属不同班，各居一个寝室，相处时间并不长，只能说相识，不算熟悉，但是一谈就天南海北谈得很投机。他们三人讲述了各自的母校和对母校的美好回忆，又谈了入大学以来的感想和各自的学习打算，都不隐瞒地表示要好好学习，毕业后考副博士，最后谈到了北大的大字报。一沾上大字报边，他们的话就更多。 “我不知道北大的大字报出来这么久了为什么就没有反响？是不是那些学生伢子都钻到书堆子里面去啦！”何为抛砖引玉地问道。 “也许是吧，不过也不尽然。”谭世言模棱两可地回答。 “依我看有思想顾虑，不会都钻到书堆里去了，总有一些人关心政治大事。”宋其成语气很肯定地说。 “那有什么顾虑呀？这是党中央的号召！北大的学生为什么没顾虑？”何为反驳道。 “怎么能跟北大比，人家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它那次运动不是走在最前面！”宋其成没等何为讲完就抢着说。 “事在人为。人家北大学生也是人。这又不是干坏事，有什么顾虑的！”何为说。 “即然你没有顾虑，你为什么不写呀？”宋其成发问。 “我是苦干没材料，不然我早就写了！”何为不示弱。 “我提供材料，你写，敢吗？”谭其言想封他的嘴。 “有什么不敢的，你讲，你讲！”那知何为是个有胆量的人。 谭不过是虚张声势，其实他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讲不出。“唉”半天也说不出一条。于是他灵机一动改口道：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我们大家凑一凑吧！” 其他两人表示同意，于是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凑了起来，并决定由何为记录、整理成文，写成大字报。但是他们凑了大约一个小时，只有两三条，什么人教部管师范学院是不重视师范学院，什么院长、党委书记有官僚主义作风，什么历史系四年毕业学习时间不够等等，因为毕竟他们是才入学半年的新生。这时电影已散场，同学们开始陆续返回寝室，他们不便继续下去，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擒室。何为回到寝室不敢怠慢，把三人的意见加上自己后来想到的写成一篇底稿才就寝。 第二天早餐后，他们三人带着纸笔和墨汁来到教学北楼201教室，坐下来首先讨论底稿。底稿文从字顺，很能表达大家的思想，只是没有标题。究竟用什么标题，他们很费了一番周折。“向党委进一言”，不能概括全文，也嫌语气唐突；“为什么我院整风运动冷冷清清”，他们三人一致觉得这个题目很好，但是文章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这个题目有指责院党委的意思。最后还是何为一语中的，“向北大同学学习，积极帮助党整风”，题目一出口就得到谭、宋的交口称赞：这个题目不但避免了语气咄咄逼人，而且还表达写文章的人的赤诚忠心。谭世言觉得自己的书法很好，就自告奋勇，欣然提笔写成大字报，然后三人签名。大字报正好一张纸。这张大字报不但笔调优美、措词准确，而且书法也不凡，可称得上一件艺术品。 教学中楼是全院的中心，各系的公共课都在这里上，人来人往不断。他们就把大字报贴在这个楼的大门口。那时写大字报、贴大字报是非常丰富新鲜味儿的事，可以说无论老师和学生都是第一次。它是湖南高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因此它一出现就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看过的人无不赞赏这篇大字报的文采和书法，它随即就在全院传开。大约中午时分，就陆陆续续有大字报在第一张大字报左右出现。这大概就是鸣放的开始吧！到下午又贴了一些大字报，但为数不多。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周星期六上午。 因为星期六下午没有安排课，所以这天大字报逐渐多起来。到星期日真正的大鸣大放开始了。大字报如雪片一样铺天盖地，贴满了教学中楼的外墙、宣传窗，到第三天，眼看新大字报就没有地方贴了。院党委，一方面为了整改的需要，赶紧派专人抄写大字报，（以免新的覆盖旧的，抄不到），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大鸣大放的需要，组织人马开辟贴大字报的场所，如搭建临时排坊等等。可是大鸣大放开展得如火如荼，院广播站并不广播；“新湖南报”有记者来采访，但采访文章也不在报纸上发表。为此一些好冲动的人士还与新湖南报的记者在教学中楼308教室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舌战，新湖南报不报到的理由是：新湖南报是面向农村的。这就是后来的“围攻新文记者事件”。 大鸣大放虽然形成了高潮，但教学秩序井然。老师和学生只是在教学之余写大字报、贴大字报。这样的高潮大约维持两三个星期，然后就是余波，零星的大字报；再过一段就烟消云散，工人们打扫战场，洗刷墙壁，撤临时排坊。可以说，大鸣大放就象孕妇难产一样，来得很艰难、很热烈，但是退出却是静悄悄的。谁也没在意它的退出，老师们还是尽心尽力地教，学生们还是专心致志地学。老师们又继续做他们的学术美梦，学生们又继续做他们实现自己理想的美梦。 第三章 这时全国已形成高潮，文汇报、光明日报每天都有各地大鸣大放的报道，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长沙等地都有知名专家、教授在座谈会上发言或在报指上发表文章。如章伯钧、章乃器、罗龙基、葛佩琦、储安平、龙云等都是活跃在报端的风云人物，长沙最出名的有陈新民、易明白等四教授的联名发言等。似乎各界层的人士都在畅所欲言，帮助共产党整风。似乎早春二月已过，人人都感到暖气洋洋，大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势。 但是书生那知大鸣大放的发展势头早已超出了共产党的容量。新执政党刚上台才几年，就面临如此尖锐乃至过急或近乎攻击的局面，难道心里不有些担心吗？其实政党内中高层早已有指示和安排，而那些参加大鸣大放的人们对此却一无所察。他们在发言、写文章时，还孜孜以求的是：唯恐一语不中的，唯恐言辞不尖锐，唯恐语言不怂人听闻！所以当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份子对党猖狂进攻的号令的时侯，他们感到非常突然，没有思想准备。想不到，却因没有守好咀和笔闯下了终身大祸。 反右号令下来后，师院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免费给教职员工和学生发放两本“毒草集”，一本是全国的，是从报刊上搜集的；一本是本院的，是根据大字报的抄录编辑而成。原来说，抄录大字是为了将来整改，现在却成了划右派的根据。自然何为、谭世言和宋其成的大字报摘抄也入选了。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同小可的事。因为作为历史系的学生（尽管还是一年级）政治辩别能是比较强的，他们知道“反击猖狂进攻”、“毒草”、“右派分子”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三人一见到毒草集里有他们的大字报摘抄就感到不寒而栗。 当天晚餐后，他们三人来到排楼口的湘江边。这里便于密谈。沿江边有一望无际又平展又松软的沙滩，人在上面行走沙要没过脚背，平常这里散步玩耍的人很少，师院和土建的学生通常不到这里来，他们多半在岳麓山脚下或荣弯镇至左家垅的公路上信步。可是，今天却兀然不同，沙滩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到处可见。也许是政治风云变幻的缘故吧！他们干脆把鞋脱下提在手里，踩在江水与沙滩的接合处，逆江而行。 “见到毒草集了吧？”何为开口道。谭世言和宋其成都点了点头，但并不言语。 “你们对这场运动有何看法？”沉默一会后何又问。 又沉默一会谭才迸出一句。 “我看，我们三人在劫难逃。” 他们三人原本不熟悉，但自从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之后，关系就愈来愈密切。他们晚饭后夹着书本，在马路边散步，或在林荫下闲谈，然后一起去图书馆，闭馆后又一起回宿舍。周末、星期日也是穿着联档裤，行影不离。这原本是很平常的事，谁也不在意。可是在反右开始后，这却成了一大罪状——阴谋策划。 何为出生于一个旧军官家庭，父亲已于解放前去世。他不但学习很好，而且是一个文娱积极分子，有超群的相声天才。他有一个志趣相投的女朋友在中文系，她名叫罗海燕。他两毕业于同一中学，地下相恋已经很久。中学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老师发现他们在谈恋爱已进入高三。由于他们班主任既爱才，又善于处理学生问题，不仅没批评、处分他们，而且还使他们的关系合法化。因为他们两人实在是深受班主任的青睐，班主任舍不得处分他们。当时正是高考在急，如果处理不当，且不是误了他们的前程！不如网开一面，承认他们合法，与此同时又与他们约法三章，一定不要影响学习，考不起大学。上大学后他们一起参加院红旗歌剧社。这个社排演的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不仅在院内公演受到师生们的好评，而且还在长沙市、衡阳、株洲等地巡回演出，得到观众和专业剧团的普遍赞扬。他们两都在剧中扮演主角，他女朋友扮演韩英，他扮演彭霸天。罗海燕的政治敏感性不如何为强，也不太知道政治问题的严重性。毒草集发下来之后，她随甩进书桌里，根本没翻开来看。何为告诉她之后，她才从书桌里找来毒草集看，但是看过之后又不以为然，还一味安慰说：“没事！年青学生有什么政治问题？”甚至还责备何为神经过敏。 右派基本是上面按毒草集“钦定”的。上面通知哪个是右派，下面就组织写大字报、开批判会。何为当然是第一批钦定的右派之一。到这个时候，人们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历史系的第一次批斗会在教学中楼上公共课的大教室208举行，参加者除史一外，还有史二、史三、史四。何为和谭世言一起走进教室，但宋其成是最后一批。可以说这是批斗右派的示范会。罗海燕闻讯后，赶到教学中楼附近等候。 比起文革来说，这里的反右还是比较文明、讲政策的。被斗争者不用站立在台上，可以坐在自己愿意坐的位置。也不喊口号，也不坐喷气式。首先被斗者交代，然后揭发批判。 “你为什么要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主持会议的班长向何为发问。 “我是向北大同学学习，帮助党整风，不是向党进攻。” “这是你的狡猾和策略，你以帮助党整风为名，恶毒攻击党。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其阶级根源，因为你出生一个反动的军官家庭，从小受反动思想的熏陶，所以你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一点也不稀奇……”团支部书记刘焕章接着驳斥何为。看来历史系新生的阶级分析法还运用得不错。 “我虽出生一个旧军官家庭，但是我亲父早已去世，我从中学起一直受的是新教育，请问我的反动思想从哪里来？除非思想可以遗传！我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何为在反驳时还不忘相声语言的幽默。 “何为，我警告你，你不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你说你没有反党的动机，完全是撒谎。你的大字报就是一支射向党的毒箭，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你还在背后骂刘焕章同志封建专制，没有民主作风，作封不正派，刘焕章同志是党员，你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因为党是由党员组成的。”杨求达语气咄咄逼人。 “我们让事实说话吧，现在由宋其成揭发。”班长搬出了压底王牌。第一批右派名单只有何为一人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班长事先秘密而充分地作了分化工作。何为听到“宋其成”三字不由得暗中一惊。真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营垒最怕从里面突破。 “我来报上当，我受了何为的蒙骗，我要揭发。那张大字报是他一手炮制的。那天正是星期六，晚餐后他召集谭世言和我在他寝室开会，他说北大学生开火了，我们也要响应。其实他心中早已有数，迫不及待的要跳出来，唯恐天下不乱，我们并没有谈到大字报的实质内容，第二天早餐后他就拿了他起草大字报底稿邀我们到教学北楼201教室，当时文章没有题目，他加了个题目后就由谭世言用墨笔写成大字报。他说他没有反党动机，其实他对现实很不满。他说他爸爸有副官、司机，很威风的，出门都坐小汽车，他坐过好多次。他们全家还游过桂林……” 何为听到宋其成的发言简直气得心里滴血，想不到宋起成竟是如此可耻，胡编乱造，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尽。本来是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可是他却迎合策动者的旨意，危言耸听地说开会，这不是自设陷阱，聪明反被聪明误吗？把一些儿时的回忆也说成是对新社会的不满，他真恨不得跑过去打他几拳才解恨。 散会后，他压抑着满腔怒火，面带愠色，目不旁视地走出教室，竟然连在门口等候的罗海燕也没看见。她不喊他，一直尾随至大楼外才轻轻地扯一下他的衣服，暗示他跟自己走，他才蓦然跟在她后面。他们一起来到大操坪的林荫下。罗海燕很温情地安慰说： “想不到好心帮助党整风，闯出一场大祸来。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要经历一些磨难。吃一堑长一志，今后学乖点。”何为沉默不语，耳边还响着批斗会上的声响，尤其是宋其成那令人发指的声音无法抹去。瞧着他的神情，她十分着急，她又问道： “你接不了他们对你的的批斗，是吗？”他还是不语。 “气量要放大点！大凡成大气候的都忍受过怨屈和不公平。仲尼厄而春秋作，司马迁受宫刑才有史记，孙膑……” “别啰嗦，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这些都知道！”何为不等她讲完，就很不耐烦地说道，心想这些典故学历史的比学中文的更清楚呢。沉默好大一阵何为才接着说： “我尤其是不能忍受无耻和背叛。”他将宋其成的反戈一击给她说了一遍。 “没有什么奇怪的，宿鸟各投林，大祸临头各自飞，这很正常。牺牲别人保全自己这是古今中外常有的事。”她又班门弄斧地在何为面前谈历史。 “别胡诌了，各顾各也不能无中生有害别人呀！人该有作人的准则。” 第四章 罗海燕最担心的是怕何为想不开，何为知道后，说道： “请放心，我不会寻短见的。生命给人只有一次，我会珍惜的。”罗海燕知道何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分别时还一再叮说： “俗话说，是福错不过，是祸躲不脱。事到如此也不要硬扛，还是从长计议。” 那知他没有听从他女朋友的好言劝告，在第二次批斗会上，他有准备地慷慨陈辞，与批斗者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辩论，他说： “你们说我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请你们回顾一下历史——不，不是历史，就是前几个月的事，大家还记得，是党中央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响动，各级党委就又是动员，又是层层开座谈会，要我们打消顾虑，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错了也不要紧，闻者足戒嘛！可是当党外人士真正提意见了，你们又说是向党进攻，这不是出尔反尔吗？这样下去共产党说话还会有人相信吗！” “你这是恶毒攻击党，你还在放毒！……” “让他讲完。”主持会议的班长插话。 “我原来相信，摘抄大字报是为了整改，现在看来是收集材料是为了整人。印发毒草集本身就是不恪守闻者足戒的诺言。请人提意见，意见不合味口，或意见偏激，竟或错误，就发火，就反过来整人，这不是封人们的嘴巴吗！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还要不要？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们只准香花开放，不准毒草生长，它们一出来我们就要将它们铲除。”很多人争相发言。但是主持者示意让何为讲下去。 “反对党员就是反党，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他们的理由是，党是由党员组成，否定了个体，就否定了整体。这是一种形式逻错误。整体是由个体组成，这是对的，但是个体不就是整体。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党员，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代表党。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个整体，但如果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一支腿，得了坏死病，医生就必须给它截肢，我们能把医生这种行为看作是否定整体吗？不，恰恰相反，截肢是为了挽救整体。我们对个体的党员提意见，并不是要否定他，而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去掉缺点。帮助党整风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党员，如果党员都碰不得，整党或帮助整党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么！如果党员即党这个观点成立，那党员不是成了固步自封、谁也碰不得的特殊阶层吗？” 何为的话还没有讲完，教室里就一遍哗然，有的为何为捏了一把汗，听傻了眼；有的义愤填膺，尤其是部分党团员，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何为玩弄的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惯用伎倆！” 何为据理争辩的结果是受到狂轰乱炸。接下来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揭发、批判。 班长把何为的顽固态度反应到系总支，并建议与中文系总支联系，要他们做何为的女朋友罗海燕的工作。罗海燕所在班——中一丙班党员干部找罗个别谈话，他告诉她，何为是他们院的大右派，但是他至今还在负隅顽抗，拒不认罪；他要她在反右斗争中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大义灭亲，说服何为要坦白交代，老实认罪。 谈话后，她约何为出来散步。这次散步她引着何为专挑大马路走，就在师院与土建之间转来转去，好象故意要让人看见一样。她亲言细语地对何为说： “男子汉能屈能伸，别犯倔强脾气。事到如此，再争辩也争不脱了。” “共产党要讲信用，总要以理服人，莫须有的罪名我能接受吗？” “胳膊扛不过大腿，反右这是大气侯，是无法抵御的。” “这是设陷阱，搞阴谋。”何为提高嗓门说道。 “小声点！哪个要你心血来潮、出风头呀？我曾多次劝告你，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你就是不听。” “我怕个鸟！我是青年学生，一没有历史问题，二没有现行问题，国民党都不敢把学生怎么样。” “你写的大字报就是你的现行问题！” “大字报——”何为说了三个字就嘎然打住，不再往下说。 “民主党派领袖、国务院的部长、爱国六君子、起义将领、全国数一数二的专家教授，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费孝通等都遭了，你有什么屈的？”听到这里，何为的心里稍微好受些。罗海燕见到自己哭口婆心终于有了效应，才松了一口气，于是顺势温情地安慰道： “我们的爱情是牢不可破的，万一有什么预料不到的结果，我保证不会抛弃你，一定与你同艰苦共患难。” 可是他在以后的批判会上还是“依然故我”，不论是揭发或批判，他都事无巨细、观点不分大小地据实澄清或据理反驳，因为他怎么也不能容忍象宋其成一类朋友或同乡无中生有的反戈一击。更有甚者，他还在会后当面质问他们，为什没良心地充当反右的积极分子。好心人真为他的书生意气担心：他这样下去将来结果会更糟。童蔚然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在反右批斗会上从未发言，有一天他竟趁室内无人之际，给何为递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目下不宜争辩，日后自有公论。” 斗第一个右派就斗成这个样子，以后的右派怎么斗呀！因此干部有压力，上面也关切。班长又向总支汇报。历史系总支与中文系总支联系，要他们派学生干事找罗海燕谈话。 “你是不是与何为保持联系？” “是。我经常与他谈心，要他正确对待运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虚心接受批判。” “你作得对。不过他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与群众对抗，拒承认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党对你很信任，你也作得很好。我们希望你进一步划清界线，站稳立场。你不但要和他谈心，而且要大义灭亲，站出来揭发、批判，这样才会使他番然悔悟，迷途知返，你要诚恳告诉他与党对抗下去，是没有好结果的。” 罗海燕听到要她在会上揭发、批判何为，感到很突然。她和何为相恋已有两三年了，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熟悉他们的人无不投之以羡慕的目光。两人都成绩突出，又都有文娱特长，又同时在团旗下宣誓，不仅舞台上是一对班配的情侣或夫妻，而且台下也是一双志趣相投、形影相随的青春伙伴。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学习上互相帮助。高中毕业后，他们又共读一所大学，一个学文，一个学史，真可谓文史合璧，他们一起上图书馆，一起参加舞会或看电影。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她曾到过何为的家，何为的母亲很喜欢她，说她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他和何为之间发生矛盾时候，她总是让着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必须对他讲，她也总是轻声温柔地对他讲，从不在他面前耍性子。现在要把他当作敌人，当面揭发、批判他，她怎么能作得到，她的良心如何忍受得了？因此她断然拒绝。 周末他们还是在师院与土建之间的大马路上散步，还是依然亲密地谈心，不过她没有把系干事的谈话告诉他。因为他两因演《洪湖赤卫队》成了全院的名人，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认识他们，他们两老是在众目睽睽下活动，不免引起不同的议论。有的说，一个大右派还招摇过市；有的说，一定是女的劝导男的坦白交代，听说这个大右派顽固得很；有的说，这个女孩子还重情义。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风雨来时各归林，眼看男朋友就要划为右派了，她还依然不改初衷，可算是共得患难的女人。要找对象就要找这样的人。 班干部知道罗海燕不肯揭发何为，又转而在谭世言身上打主意，他们找他谈话，但谭的骨头很硬，不象宋其成那样，大祸临头，为了保全自己，可以没良心地去卖别人。他是一个敢作当的人，他知道自己也在劫难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他没有使他们满意。 眼看第二批名单就要下来了，第一个右派还没有斗下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亲自跑到中文系请求援助。罗海燕所在班又派党员干部找她谈话。这次是一个军队转业的调干生，年龄约三十左右。 “你和何为还联系吗？”这个党员干部对她语气温和地说。 “我们经常在一起。” “上次李干事的话，你好好考虑没有？” “我——考虑了。” “你觉得应该怎样作才对？” “我知道要站稳立场，划情界线，分清敌我。” “你觉得你都做到吗？” “我经常作他的工作。” “既然你经常作他的工作，为什么他依然顽固不化呀？他这样顽抗下去，你知道后果吗？” “我都对他讲了。” “你考虑他对你的影响吗？” “没有。” “没有？我不相信。” “确实没有。我相信党不会把一个青年学生怎么样。” “难怪你还存有幻想！你还没有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性质。你要知道，反右斗争是一场敌我斗争，是一场保卫新政权的斗争，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一定要敌我分明，立场坚定。跟党走的青年学生前途无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与党与人民为敌，必将粉身碎骨。我劝你要看清形势，权衡利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她听到这些如排炮似的规劝后，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有沉默。这个干部等待了许久没有得到回答，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于是把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底线告诉了她： “你是要团籍，还是要情人，何处何从，你好好考虑吧！”说着转身就走。 罗海燕被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话吓呆了。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马路边至少有20分钟。这种局面她只有在戏剧舞台上碰到过，在现实生活中这还是第一次。恢复正常后，她搭拉着头、眼里含着热泪、一步一步地往回走。回到寝室一头栽倒在床上暗暗抽泣。干部几次找她谈话已不是什么秘密，她的男朋友被批斗而且很顽固也人人都知道，因此谁也不去劝慰，只是三个一党，五个一群地小声议论。有的说，反正没有结婚，拉倒算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又什么值得留恋的。有的说，就是啦，年纪轻轻就死守着一个专政对象，多不值得呀！有的说，别多亊，拉倒不拉倒，由她自己决定去，操什么心！有的说，这这正是考验爱情是否纯真的时候，真地爱他，就应该风雨无悔、永不变心。这些已早成了学生们课余饭后议论的话题。此刻的议论声，说大也确实不大，事不关己的人充耳不闻；说小也不太小，关心的人听得真真切切。罗海燕躺在床上可以说声声入耳，句句牵动她的心。 熄灯号声响过了，灯也早熄了，同学们都一个一个地进入梦乡，可是她却思绪万端，毫无睡意。她与何为的朝朝夕夕都一幕一幕地展现在她眼前，尤其是他们谈论理想、抱负她至今记忆犹新。他们之所以一个考中文，一个考历史，就是要文史互补，避免文学的空动浮艳和历史的呆板平直。他们打算合伙写一部历史剧和一部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当时无范例可循，历史剧要向郭沫若的“女神”和“屈原”看齐，还要搬上舞台自导自演。另外各人要写一部专箸，一部文学的，一部历史的，都写自己研究“史记”的成果。她准备写“史记的文学价值”，何为准备写“史记的史料价值”。如果和何为分手，不但这些抱负和理想都要化为乌有，就是生活的前景和结局也很难预料。她到底应该怎么办？是站出来揭发斗争他，还是甘愿背上敌我不分的罪名、不要团藉呢？她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她才勉强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班干部通知她到历史系参加批斗会，并派一个女干部陪同前往。会开到中途，主持会议的干部向那陪同的女干部示意，女干部点了点头，然后他就宣布：现在请中文系的罗海燕同学发言。罗海燕听了后大惊失色，原来以为只是参加而已，根本没想到要她发言。她愣在座位上不肯动，陪同干部推了她一下，她不得不先提臀慢慢地站起身来，缓步走上讲台。站在讲台上后又是一阵沉默，因为压根儿就没想到硬要她发言，现在感情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她不知道怎么讲，讲什么。此刻台下的与会者都屏着呼吸，等待她开腔。她不敢望何为一眼。她现在处在万难的境地。不了解她内心痛苦的人还以为是准备决裂前的沉寂。最后她糊里糊涂地开腔了。 “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斗争，我——”她穿靴戴帽地说了几句，想不起下文，心里更加慌乱。 “我——他说共产党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是设陷阱、搞阴谋。国民党还不把青年学生怎么样——”她再也讲不下去了，于是立刻快步冲下讲台，接着主持会议的干部和陪同干部站起来带头鼓掌。她听到掌声并不感到欣慰，那掌声就象尖刀刺自己的心，她后悔不应该上台，她更后悔不应该把两人之间谈话公布于众，这不是使他罪加一等！ 何为听到她的揭发简直把肺都气炸了。因为他最不能容忍背叛和冤枉，他想不到最知心的人也从后面捅刀子。自那以后，他在批斗会上再不争辩，对大家的揭发批判一概充耳不闻，听之任之。罗海燕来找他，他不理不采；她给他解释，他扭头就走。这样一次两次冷淡她，他们的情缘也就了断了。 第五章 第二批右派的名单又下来了。谭世言的名子自不待言，也在其中，不过史一还有一名待定。这个学生的名子叫兰德容。该生头脑灵活，品学兼优，活动能力强，群众关系好，但有点桀骜不驯，喜欢与班干部和党员作对，尤其不买调干生党员的账，他们自以为有工作经历，有党票，爱管闲事，傲视没有出过学堂门的应届生。还相处不到一年，干部和党员就对兰很难容忍。特别第二学期改选班委会（第一学期由系里指定）时，由于他的作用，使有的干部落选了，这对有些人是刻骨铭心。现任干部也担心，在不久的将来，或许要被他轰下台，或者取而代之。他们（下台的或在台上的）都想整他一下，但苦干没有机会。幸运的是这次大鸣大放兰德容给调干生党员写了一张大字报，留下了一个机会，然而可惜的是大字报上并没有够得上毒草的档次，上面发下话来：如果材料不够，划不上右派，就划中右。但是某些干部硬是要千方百计把兰划为右派，他们搜集来搜集去还是没掌握有份量的材料。 这时杨求达毛遂自荐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向他们表示，保证一定弄到兰德容的够得上毒草的材料。他们将信将疑，因为杨一向表现轻浮，爱吹牛，有迎合干部的毛病。 他和兰是同一中学毕业的同学，平时关系不错，都有写日记的习惯。遇事爱发表观感，但是在文笔上，杨更本不能望其项背。据说兰曾读过“曾文正公（即曾国藩）日记”，他想向兰学习如何写好日记，有时央求兰把自己的日记给他看，兰总是婉言谢绝，有两三次实在是经不起他的纠缠，才同意有条件地他给看当天的，不准他翻阅其它篇。那知杨是一个不守诺言的无赖之徒，每次他看完当天之后，他总要翻看其它的，每一次都是兰迅速地从他手中夺回，他才肯罢休。杨当时并没有什反感，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秘密是很正常的。反右开始后，杨急于想表现自己，但不管发言是如何积极，都得不到班干部的重视，他怀疑是不是自己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论沾了右派的边。因此他千方百计找机会将功补过。一天下晚自习的号声响了，大家都相继上床睡觉了，唯有兰德容还在灯下写日记。下晚自习的号声响过以后，还有十分钟才熄灯，忙的时候他通常抓住这个时间来写日记。反右开始后，杨求达已中止了写日记，但兰德容仍坚持不误。这给杨求达一个提示：兰的日记本一定是一个秘密世界，他曾扫过几眼，以前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以杨此时的政治觉悟来看，就一定大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兰的桌子是上锁的，怎么办？未必敲锁不成！他想小偷都能偷到人家戴在手上的手表，他就不相信偷不到兰桌子里的日记本，马都有失蹄的时候，难道与他同住一室就捕捉不到他忘记锁抽屉的时候吗？但是兰平时守卫日记本很严，反右开始后就更加不敢掉以轻心，总是人一离开桌子就锁上抽屉。等了很久，杨没有抓到机会。班干部几次催问他，他心里十分焦急，没办法，他只有采用下策——趁室内无人时撬开锁，把日记本偷出来，然后说室内失窃。 但是他正准备下手时，机会来了。 一天晚餐后，寝室里只有他和兰德容。突然楼下有人叫兰德容，兰应声问叫什么，他听不清楚，就跑出寝室到对门的寝室去听。就在一剎那，杨求达迅速从兰的抽屉里取出他的日记，飞也似地跑去把它交给班干部。班干部得到后，立即组织人写大字报。等他看到大字报，他才意识到他的日记被人偷走了。 大字报的通栏标题是：兰德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兰德容日记摘抄 有几则是这样的： 月 日 反右叹 白云泉——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人间本来纷扰多事，何必来一个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更何必又来一个反右呢？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为何写什么大字报，作茧自缚？？ 月 日 抄录唐诗 赠何为并某君 离骚——陆龟蒙 天问复招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 未必鸣放一定不好，你看青蛙在夜晚鸣放，就深得某些人的喜欢，虽然千声一腔。 月 日 抄录唐诗再赠何为 题三闾大夫庙——戴叔伦 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 月 日 抄录曹子建七步诗赠罗海燕并诸君 煮豆持作羹，漉豆以为汁。 萁在斧底燃，豆在斧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兰德容有日记垫底，特别是上面的几首古体诗，他的右派划定了。他与何为的态度绝然相反，不辩解，你说马就是马，你说是鹿就是鹿，特别是对他抄录的古诗的解读，他遵循会议主持者的要求，老老实实地纪笔记。 参加批判都是大学生，虽然是一年级新生，他们对诗的剖析都一针见血，不但能指出其恶毒用意及其反动性，而且还能挖到思想根源和阶段根源。总括起来说，他们说，抄录“白云泉”是把矛头直指党中央，诬蔑反右，把白云和泉水比作清高的青年学生，说学生帮助党整风，跌落陷阱，是自作自受。他把右派比作屈原，把右派的大字报比作离骚，美化右派的大字报是“千丽句”，而把反右的积极分子的发言是“谗言”，是“千声一腔”，他恶毒攻击学生门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和部分学生的反戈一击是“煮豆燃豆萁。” 全院的反右运动至此名只剩下一名右派没有斗争了。虽然他的一张大字报几乎全文上了毒草集，但是他用的是笔名（晨星），无法找到这个人。他写的是农问题，用事实和数据，说明现在农民生活很苦，文章写得极漂亮，颇具南北朝文学的风格。他写大字报的时间很晚，恐怕接近鸣放的晚期，因为教学中楼正面已经贴满了，他就贴在大楼内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尽管如此此文还是引来不少的人（其中包括老师）前来观看。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敏感的，凡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都一律斥为，颠倒黑白，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因此院长在动员大会上点了这篇大字报，说：“用匿名攻击党不算角色，颠倒黑白才用笔名，如果讲的是事实，就你站出来和我们辩论辩论！”试图用“激将法”没有把他激出来。后来又多方查找，还是没有找到他。无法只好作罢。 历史系教师中的大右派，是《世界现代史》名教授易明白，此人曾任旧湖南大学校长胡叔华的秘书，因在湖南省委主持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有一个湖南四教授联名发言而第一个被划为右派。他被划成右派时已住进湖南医学院副属医院，院长曾带领学生到他所住的病房里批判他，后来他病死在医院。历史系一个教《历史要籍及选读》的副教授曾任过伪职（代理副县长），在肃反时受过审查。他在大鸣大放中给人事处写了张大字报，说“人事处阴森森的”，因此被划为右派，并被逮捕入狱。《世界古代史》教授田间风平时工作很积极，教学很认真，也很听话，开会积极发言，因而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也发了言。反右开始后他感大事不妙，想将立功赎罪，他连夜赶写一篇批判论文，向系里要求召开一次个人专题批判会，批判天津大学右派、历史系教授、他的同学雷振宗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可是批判会之后也同样划为了右派。 斗争右派之后是处理右派。在这之间有刀枪如库、马放南山的感觉。反右积极分子有立功得意之感，边缘人物也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好险了！可是那些右派分子学生，当时每个年级有三、四个不等，本科四个年级，专科两个年级，大约历史系总共有学生右派十五、六名，他们虽然和其他学生一样如往日上课下课，但却如坐针毯，心神不宁，无时不在想：他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理。 历史系男生宿舍是原湖南大学的第七学生宿舍，这是一栋四层建筑，原设计是八人住一间，现改为十人住一间，宿舍与宿舍之间是一条宽宽（约四、五米）的走廊，舞迷们常在这里举行舞会。一天深夜两三点，突然一声呼叫把全体学生惊醒，所有学生几乎全部涌到走廊上，他们都互相连声询问：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一位在湘西从事过土改工作的调干生随口说了声：“莫不是右派暴动！”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莫不是右派暴动了！”在传来传去的过程中，不知何时失去了“莫不是”。有指挥才能的干部立即布置清查有右派的寝室，看本寝室的右派是否还在，经验更足干部甚至把本年级的右派集中看管，有的学生串上串下，或者冲出室外，查问：右派究竟在哪里暴动？ 此时史一的一个寝室里正在审问右派何为。原来何为不知为什么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呼叫，负责暗中看管的干部从梦中惊醒，没有弄清情况也跟着随口大叫，因为他们头脑里总是绷着一根弦——要防止右派搞破坏，他们一听到有人大叫，就以为是右派在搞破坏。这一声接一声的大叫引起一连串的大叫。等他们定下神时，才明白这喊声就；来自身边何为。 “你搞什么鬼？”干部大声问道。何为懵然，不知何人所问，问他什么，他还处在惊愕之中，不知道回答。于是干部更加生气，又厉声问道： “你要搞什么破坏？！”他仍是愣在那里不作声。 “问你呢？”另一干部问他。 这时他才从梦中醒来，两手揉揉眼，看看左右，定定神，听听周围的的闹声，然后大哭不止。一个性子急躁又鲁莽的同学一把将他拖到地板上，叫他扑捅跪在地上，开始审问起来。 “你要老实交代，你要搞什么破坏？”围在周围的学生异口同声地说。 “我我——在作梦——我梦游。” “不老实！”有人在怒吼。 这时系学生主席来到，他问了问原尾后，把班长叫到走廊上说： “一定是作噩梦。赶快叫同学们睡觉吧！”说完他跑到每层楼的走廊扬手说： “平安无事！大家睡觉了！” 班长回到寝室，叫何为站起来，让他坐下。平和地问到： “到底是回什么事，你慢慢告诉我。” “我确实是作梦。——我作了一个恶梦，我非常害怕，就喊了起来。”听到这里班长才叫大家睡觉。一场“右派暴动”就这样平息了。 第六章 不久上面处理右派的政策下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有现行和历史问题的外，一个不抓，一个不关。够不上右派的，划“中右”。“中右”不宣布，内部掌握。历史系的教授、副教授，除开系主任何兰桂外，几乎都划为右派，还有部分讲师（包括党员讲师）也被划为右派，其中有一名副教授被逮捕（据说是历史问题，曾当过代县长），几名副教授、讲师遣送农场劳动改造。反右后的历史系已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不得已就把教员（从中学刚调来的）、助教拉上讲台。当时上面规定不得采用右派编的教材、讲义，但是没有办法还是部分课程用了右派的。学生中的右派也不少，仅史一就划了三名右派（还不包括补划），一名中右（宋其成），其中一名被逮捕（何为，据说写反动标语），一名（谭世言）遣送农场劳动改造，一名（兰德容）随班上课。 放暑了，童蔚然回到了家乡——农村，他发现农村又出现土改时的景象，大队部前面的荒坪搭着三脚架，隔三天两日要在这三脚架下斗争、吊打一个社员，原因他们是不服从领导或与领导作对、或者说家养的牲畜如猪、鸡、鸭等吃了生产队的庄稼。他为了弄清农村中正在开展的是什么运动，专程上县城文化馆查阅了近期的报纸，原来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报纸上对如何开展这场运动说得很清楚，是用说理的办法，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展开辩论，讲明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他觉得他家乡的作法与中央的政策大相径庭，于是到县人民政府问个明白。 接待他的是一个中年干部，他听了童蔚然反映的情况说，他的家乡的作法显然是不符合上面的政策，他们将下去调查调查。童蔚然听到这个回答很高兴，就把他上访的情况向乡政府驻队干部和大队支书说了。他们当面没有表示什么异意，但是第二天他们组织小学学区的教师对童实行突然袭击——对他进行批判，并且要他在当晚斗争会上向农民作公开检讨。这在他的心产生了一个疑虑——中央的政策与下面作法是何等的绝然回异，难怪有的农民说： “中央的政策是好，但是到下面就走样。” 右派斗争了，又处理了。大家猜想这没事了，可以安心读书了。这样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有一天历史系系干事唐老师来到史一丙班召集党团员会议，宣布丙班的赵布凡也是右派，理由是毒草集的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是他的，唐老师说，虽然只一句话，但很恶毒，很反动，够划右派。 赵布凡这个人，其实大家知根知底，他爱好诗歌，国内外的著名诗人，如蒋光慈、泰戈尔、普希金、雪莱、济慈等，他抄了几大本。他不但抄，而且还给大家朗诵一两段他认为最好的，不过那朗诵声调实在不悦耳。最令人捧腹大笑的是，有时他写了一首歪诗，还要在走廊上自鸣得意地大声朗诵。谭世言就最容不得此举，他说此人轻薄，肚子里装不得货，危言耸听的诗句其实不通。就说“我愿地球翻转过来与地球同归于尽”那句罢，大家都说不通，连起码的地理知识都不懂，只顾危言耸听，地球不是经常翻转来翻转去吗，我们处于夜晚时，就是倒悬在地球下面，何时发生过地球与人的毁灭？这是地球自转的正常现象。谁也不知道平时（即在鸣放前）在寝室的走廊里朗诵的诗竟上了鸣放的毒草集，谁也没有料到竟是这诗里的最后一句成了划右派的根据。 郭小川的“望星空”受到批判，人们想不通，因为他是一个大诗人，有时诗兴来潮，浮想连翩，诗如泉涌，无法控制自己，有超脱感是正常的。至于赵布凡，只不过是模仿诗人的样子，无病呻吟，长吁短叹，发发牢骚而已。 后来人们才弄清楚，原来是上面统计右派的百分率时发现，师院的右派任务还没完成。于是他们在毒草集上找，找来找去只有晨星够划右派，但是至今又还不知晨星是何人，最后把目光盯在毒草集上的最后一个名字上，但此人只有一句，又无上下文（实际上无下文，而且还不是鸣放期间所写，当然上面不知道），不知道此语是在什情况下、为什么而发，因此不好最后决定，就派系学生干事向他所在班的班干部了解。恰好此人在班干部中印象不好，平时有点罗曼蒂克，爱赶时髦，衣服穿的毕恭毕挺，皮鞋擦得很亮，头发梳得油光可鉴。班干部视为不好管束的人。反右结束后，这个班有三个学生在班内挨整，他就在其中。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是干部求之不得的事，当然干部举双手赞成。这样右派帽子就牢牢地戴上了，不过准予同班上课，随班改造。 该补划的也补划了，右派任务也完成了。劫后余生应该是一件幸事。可是晨星却不是这样。 他出生小农家庭，深知农民的疾苦。他的父亲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当过几年小学教师，后因家庭人口太多，而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很微薄，不足以维持全家生活，于是就弃教务农。他母亲是农村中的大家闺秀，略通文笔。不到四岁，他母亲就教他念唐诗，他学会的第一首诗是：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还不到上学年龄就哭着闹着要上学堂。五岁那年他父亲在离家很近的本姓宗祠执教，为了凑学额在学生名册上给他写上了名字，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生源极其缺乏，只读了一个多月，学校就关门了。为了农村儿童不致于长期失学，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把附近的几所小学联合起来在一个乡镇办起了一所小学，他的父亲也应聘在这所小学执教，这样他才第二次上学。但好景不长，开学不到三月，日军入侵他的家乡，农家也东躲西藏，学校又关闭。从此他便失学，在家中帮助父母作力所能及的家务。八岁起他就早晚放牛，放牛之余还要出外爬树采桑叶，供养两张蚕种的蚕儿（长大了大约有两三床晒垫的蚕虫）。十岁开始学犁田，农田要三犁三耙才能插秧，一、二次的犁耙就由他来完成。农活除了犁田之外，他还是插秧、割稻的好手，可以说农村里的农活他基本上都在行。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是多么渴望上学啊，可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多次向父母苦苦哀求都没有得到允许，直到他的小弟弟夭折后，他父亲才把他送到乡村集镇里念私塾，但是没有读完一个学期，就因秋收在急被叫回来帮助秋收。从此他一直与学校无缘。他在农田里作工，看到学生上学、放学，总是投之以羡慕的眼光。 1949年解放军解放了他的家乡，这给他实现“上学美梦”提供了天赐良机。但是这时他已十三岁，从正规学历来讲，他只不过小学一年一期的学历，如果按部就班地来读，至少要读三、四年才能上中学。最后他选择了走跳级考初中的道路。此人自学能力和求知欲望极强，道听途说的也能化为自己的知识。又有一个很好的自学环境，以前他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不但父亲是小知识分子，而且他祖父也是一个私塾先生，此外在堂兄堂弟和亲戚朋友中也不乏小学毕业、中学肄业的人。 新政府很注意贫穷的失学青年的求学，初中招生考试不一定要小学毕业文凭，只要有乡政府的证明，可以同等学历报名参加考试，而且还免收报名费。当时有公立和私立，公立学校门坎较高，但收费较低；而私立学校录取标准较低，但收费较高。他担心考不取，选择了外地一所比较著名的私立学校。结果被意外地录取了，但学费高达每学期15石稻谷。15石稻谷不是一个小数字，它相当一个中等家庭一年的收入。没法只得改考县立中学，碰巧这所中学新上任的校长是地下共产党员，对贫穷失学青年十分同情，他在口试时得知他的情况后，亲自查看了他的试卷。校长对他的考试成绩感到特别吃惊，想不到一个基本上没上过正规完全小学的人的成绩与正规完全小学的一般毕业生的竟然不分上下。这样他就被录取了。 刚解放时物价不稳定，学校的学费不收钱，而收实物（大米）。第一学期共需交八石大米。一石以重量单位计为150斤，八石共计1200斤，折合成稻谷是十石，这比私立学校便宜五石，不过十石稻谷却占他的家庭收入的一半。很幸运的学校设有“人民助学金”，从第二学期起他就享受这种补足，这样顺利地念完了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他的老师都劝他报考综合大学，但他的家庭条件不允，不得不报考师范院校。 无论是上中学还是上大学，他寒暑假照例参加农业劳动，因此非常了解农民，非常同情农民。特别是工农业产品的差价，他十分清楚。比如一枝最次的纲笔要花两三石稻谷的钱。因此那时的大多数中学生用不起钢笔，只能用蘸水笔。他认为工农差别太大了。这就是他写大字报的初衷。他不知道农民生活很苦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当年梁漱溟就栽这个问题上。梁是毛泽东的朋友。有一次他当面给毛泽东提这个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两人因此问题发生了口角，毛泽东要梁作检讨，梁不服，还在政协会上批判了梁。 他写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掌握的一手材料，其中并无妄言。至于不用真实姓名的问题，并不是如有的人所想象的，是畏惧，怕追究责任，而是出于喜用笔名的爱好。 写好大字底稿的那天正好有一名外校好友来访，那客人的书法好，桌子又有现成纸笔墨砚，在主人的提议下，客人就顺手提笔写成了大字报，然后两人又一起到教学中楼去贴（那里预备有浆糊）。很凑巧是这中间约有一小时许，竟没熟识的第三者出现。这就是后来左查右查都查不出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院长点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不勇敢地站出来呢？答案很简单，他完全出于策略的考虑。试想在那个时候，四面楚歌，他讲得清楚吗？于是就等待，那知等待了几个月那个时机也没来到，他愈等愈失望。他目睹和亲自参与了反右、处右，亲眼看到了当右派现状。但他又不愿永远保持沉默，因为那样作与自己性格、品德不合。他一定要站出来，但不是被逼出来，也不是被查出来的，而是大义凛然地自己走出来。他站出来不是缴械投降，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光明磊落，即他贴大字报说农民生活苦，不是要攻击共产党，而是心里牵挂农民，提醒党和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1958年2月他在父母身边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寒假。在假期中他暗中作了一切准备。开学后，他只身来到系党总支，告诉他们，他就是大鸣大放中的晨星。他的真实姓名是余旺龙，中二丁班的。系总支书记感到非常意外，他问余： “为什么到现在才投案自首？” “不是投案自首，我是来说明情况的。”余旺龙赶紧反驳道。 “现在是不是认罪了？” “我没有罪。”他又急忙反驳道，接着进行解释。总支书记哪里容他解释，两人几乎吵了起来。最后总支书记说： “好吧，你先回去。有话以后说吧。” “晨星自动投案”的消息传开后，议论纷纷，有的觉得不可理解，有的则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真愚蠢，逃脱了厄运就逃脱了呗，为什么还自动找上门呢？” “也许他硬要尝尝右派的滋味呢！”有人开玩笑地说。 “一点也不稀奇，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阶级敌人一定要自动跳出来表现自己，一定要和我们较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说这话人的脸上飞扬着自鸣得意的神情。 余旺龙盼望的要在会上讲个清楚说过明白，结果也落了空，因为他讲的事实，人家却讲他是编造、是诬蔑、是挑拨；人家讲的是阶级斗争理论，党同伐异，他招架得了吗！反右、处右已过去许久了，下面接着是审右（审查右派的改造情况），所以只开了一两个会就被戴上帽子，留班改造。 第七章 虽然反右取得了胜利，但反右在人们心里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政治气分很压抑、沉闷，人人感到自危。大家吸取了祸从口出经验教训，少说为佳明哲保身，就是好朋之间也不说心里话，更不敢写日了。为了改变这种“万马齐瘖”的局面于是又发动一场“向党交心”的运动。 何副院长作动员报告，他说，过去“曾广贤文”上说：“逢人莫说知心话，对人未可全抛一片心。”我们现在提倡：逢人要说知心话，对党全抛一片心。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向党交心，有什思想就讲什么思想，那怕是脑子里一闪而过的东西，希交完全，交彻底，党组织决不“秋后算帐”，请大家相信党。交心的方式是写大字报，其目的无非是把一些不健康乃至肮脏的东西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大字报底稿交班党支部。 反右以后，都学习农村组织联社（即几个农业合作社联合拢来组成联社）的方式，把小班合成大班，成立班党支部以加强党的领导。原来的史一现在是史二。原来四个小班现在合成一个班，班党支部书记由刘焕章担任。因为他反右有功，他所在的小班划了两个右派。 开始大家对交心运动有顾虑，大鸣大放的余悸未消。又是象大鸣大放那样左动员右动员，刘焕章的点子特多。走廊上按寝室划分大字报区，每晚收大字报底稿，每天公布交心数据，开展评比。自己带头，树立典型。首先党员交，接着就团员交，紧接着就是积极分子，这样一层一层地带动，终于又开展起来了。 不过大家感到政治压力特别大，不交心就是对党不忠。特别每晚收大字报底稿，没有办法对付，把交心情况公布出来，更感到是在火上烤，日子十分不好过。有些不得已把写过的又写一遍，有些就胡诌一气以塞责。童蔚然从入大学时起他就有一个计划：在毕业前一定完成“资治通鉴”的研究。他想反右以后大概会很多事间归自己支配，那知没隔几天又是交心，规定早晚自习都要全用来写交心的大字报，晚上不准上图书馆。开初他与大家一道写了几张大字报，但是到后来不管怎样搜肠刮肚也写不出来了。有的假装在写底稿，其实是在底稿纸上写自己的名字，有的就简直是在纸上鬼画桃符，有的干脆就手中握着钢笔坐在那里发呆。童蔚然也学着这样作，但是坚持不了好久就拉开抽屉，偷偷在抽屉里看书。后来被寝室长发现，给予严肃的批评，因此他在干部印象中是一个只读书不关心政治的人。不过史二在交心运动也冒出了一个状元。 这个状元不是别人，就是反右积极分子杨求达。他觉得自己在反右中够积极的，连偷人家日记也肯干，可是还是没得到干部的足够赏识，连寝室长都没当上，在反右派总结会上连提名表扬都没有。他想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很好的表现自己。 交心运动是在课余进行。也就是早自习、晚自习。他每天至少三张，运动大概进行了四个礼拜，他总共写了120张，问题累计达360条。他从解放前相信“共产共妻”到然后他担心新政权不稳固，怕蔣介石反攻大陆，从民主改革有些过火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有点冒进，从统购统销使人吃不饱到物资供应匮乏，从党组织不太信任自己到他有时想轻生，总之他象写长篇小说那样构思完整，有真实的，也有艺术创造，开初几张还有人看，但后面大家都觉得几乎不屑一顾。他的表现当然得到支部书记刘焕章的青睐和表杨，他说，杨求达可算是对党一片忠心，因此党支部把他列为重点培养的对象。 第八章 58年的一天过半夜，历史系学生宿舍一片酣睡声，在离宿舍只有咫尺之遥小风雨操坪却一片轰闹声。这时一个干部叫醒正在梦乡的史二学生，风风火火地说： “快到到楼下去参战，老刘（刘焕章）他们已干了一通宵了。”他们摸头不知脑地赶快穿好衣服跟着来人下了楼，一迈出宿舍大门就看到风雨操坪里灯火辉煌不仅里面人声嘈杂，而且还有打夯喊号子的声音。他们走进去一看，原来是本科的四个年级和专科的两个年级的党员和干部，还有少数积极分子如杨求达等，在赶修小炼钢炉，打炉子的基脚。风雨操坪的体育设施一律靠边站，中间地带各圈一块。一共六块。他们之间暗暗竞争，看哪一个炼出第一炉钢。 大跃进、大炼钢铁，毛泽东主席提出要钢年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这些同学门都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们从来没想到大炼钢铁的“大”竟是这么“大法”，这也许就是“土法上马”吧！大学文科学生，连炼钢的起码知识也不懂，要炼成钢谈何必容易？要合乎质量的炼钢炉，要达到一定的温度，还要加添加剂。俗话说“百炼成钢”，这就是说炼钢不容易。反右才过去，虽有看法，只是心里嘀咕，谁也不敢说出来。他们来到后，立即接他们的班，继续喊着号子打夯。每个年级都编炼钢号子。史二的是： 不迷信，不信邪，土法上马来炼钢。 来，来，千军万马上战场。 没有条条，没有框框，只要胆量。 毛主席发号召，全民来炼钢， 一千零七十万吨全民来担当。 炼好钢，出好钢， 有希望，我们就是要出第一炉钢！ 党支部在现场秘密（因为怕自己办法被别的年级听到，争不了先）召开支部大会研究如何争取出第一炉钢的问题，但是大家都一筹莫展，没有一个人发言。过了大约半点钟许，刘焕章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猛然想起院戏剧性在大礼堂演出过一齣长沙花鼓戏，名叫“补锅”。舞台上当然没有真正的补锅器具，但是这使想起小时候曾看过走街串巷的补锅匠，他用一个带风箱的煤炉升火，用白膏泥（高岭土）作成一个敞口型的器具放在炉子烧，待烧成型后再放入生铁，再煅烧一会儿，那里面的生铁就化为铁水了。他说： “我们用这种办法，把煅烧的时间延长一些，不就可以炼出钢来吗？”大家听后都表示同意。决定派出几路人马分别办理具体事宜。一路到望城，因为那里解放前以补锅为生的人多，不但容易弄到废弃的炉子，而且还能向补锅匠打听到一些有关的情况，如白膏泥产于何处，什么样的白膏泥质量最好，熔化生铁要注意什么问题等等。这一路当然以派望城同学为最好。一路去找白膏泥，刘焕章指示（反右以后，党支部成员讲话都叫作指示）找白膏泥不但要解燃眉之急，而且要为今后大炼钢铁准备大量白膏泥资源，这一路当然以长沙城郊（包括岳麓山）的最适宜。另一路是找生铁，这一路有杨求达等人自高奋勇参加。三路人马都要求务必在第二天下午九点钟前完成任务。三路领队都向党支部书记表了决心。 为了最快地完成任务，杨求达向领队献策说：用不着到厂矿去找，就到附近的农家屋前屋后去找，那里一定有丢弃破铁锅。他们选择的方向是左家陇。但是他们走遍了左家陇的农家住户，就是在屋前屋后找不到破锅。有人开始埋怨杨求达。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建议到农家的偏屋如猪栏屋、厕所、厨房里去找。果然，过不很久就在一个农民的猪栏屋里发现一口破锅，但是只是锅底开了一条缝隙，其他地方都没什么毛病。杨求达见了分外高兴，他心想把整个锅子抬回去，会被主人发现，而且用补锅炉炼钢，也用不得那么多，只要有一炉的原料报一报喜就够了，于是他举起一块石头就砸下去，“砰咚”一生惊动了主人。杨求达立功心切，竟只知道避主人眼睛，而不知塞上主人耳朵！主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这口锅刚从灶上取下来，准备请补锅匠补一下再用，因为买一口大锅子很贵。他见把他的锅子扎破了很生气，说： “你们不在学校里好好读书，到这里搞破坏！”他问是谁打破了他的锅子，要把他扭送派所。这一下可吓坏了杨求达。带队的只好陪小心，向他说明来由。主人还是不依不饶，说： “你们大炼钢铁也不能砸人家家里的锅子呀！要赔，否则要把砸锅人送到派出所去！”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凑钱来陪。主人要赔八元，但他们把随身带的钱凑起来也只有五元。杨求达知道是自己闯的祸，就哭丧着脸直求饶： “叔叔（其实这个农民才三四十岁），都是我的错，请您饶我们吧，我们还有紧急任务在身。全国都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炼钢铁。我们是为炼出第一炉钢向党委报喜。”见这个学生如此底身下气地求饶，主人才软了下来，等了一会儿他扬手示意地说： “把你们的钱拿回去，不要你们赔了！” 离开那家农户之后，他们来到一个草坪坐下，商量下步怎么办。但要大家都搭拉着脑袋不说话。 “时间已经过去四个多小时了，怎么办？大家快说话呀！” “我听说平塘有一个铸锅厂，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不过我们可以先打听一下，只要找到铸锅厂，我们就有希望了。”一个不爱说话的同学开腔道。于是又开始打听铸锅厂，但是问东问西，得到的回答是“摇头”。正在不知所措时，迎面走来一个头顶新锅的人，他们问他锅子是从哪里买来的，那人把手往何边一指，意思是说就在湘江边停靠着一只卖锅的船。听后他们立即飞奔河边，碰巧他们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了一口锅子，船老板听了他们说明来由后，很慷慨地从破锅子上敲下几块，无赏地送给他们。 他们马到成功赶到学校已是下午四点差十分，挖白膏泥的已捷足先登，大约先他们半个小时。可是找炉子的那路却回来得很迟，其原因，一是路程比较远，二是解放后操补锅业的很少，很难找到补锅的。不过还算幸运，找到一个早已不从事此业的老头，他们花了一点钱向他买回来一个废弃炉子和破风箱。 刘焕章吩咐他们用餐、休息后，立即组织人手干起来。会木工活的同学修理风箱，会烧煤火的升炉子，党支部书记亲自动手作模子。按照补锅匠的操作程序，很快就把一罐生铁熔化了。把浮在上面的残渣舀出来后，露出来是上下翻滚的红灿灿的铁水，大家高兴叫了起来： “钢水，钢水！” “我们成功了！” “不，还是铁水。”刘焕章很沉着地纠正道。 “时间烧长一些就是钢了。”头脑稍微冷静的谢芳芳说完后，向支部书记飞了一个眼色，好象胜利就在眼前。 “是呀，不是熔铁，是炼钢，要慢慢地炼！”刘焕章会心地说。 “儿戏，儿戏！昏了头。”童蔚然在旁边嘀咕。他趁大家不注意，偷偷缩回寝室看书去了。 同学们都自动轮流拉风箱，女同学也不甘落后，抢着要拉风箱。火越烧越旺，火苗升起来足有五寸高。大约过了半时辰，忽然听得“扑哧”一声，炉子里的白膏泥罐子炸裂，铁水流入炉中，冒起层层煤灰，这煤灰扑灭了火苗，也扑灭欢声笑语。大家惊呆了。这时老刘说： “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失败为成功之母。现在党团员留下，其他同学都回寝去。” 通过分析，他们认为是白膏泥罐子耐不了高温。有的提出，要另找耐高温的材料。但是老刘不同意，因为一时半刻找不到更耐高温的材料，会延误出钢的时间。因此他力排众议，决定再试，把罐子作厚实一点。于是他们没等炉子冷却，就把炉子空倒出来，再试。 这次煅烧的是时间是长了一点，但最后还是破裂了。不过从这里可知道，增加厚度可以提高耐温程度。这样他们又把罐壁的厚度增加一倍，但是这次不但没有延长煅烧的时，反比前次的时间短，原来不是越厚越好，往后他们在选择厚度上下功夫。直到第二天上午点九点他们才选择了一个合适厚度，不过煅烧时间也不是很长，只是一小时而已。但是老刘准备向党委报喜，并布置一部分人去砍柴，准备大干。但`却遭到一些人反对，他们说目前出的不钢，是铁。杨求达、谢芳芳等人则站出来支持刘焕章，说： “咱们炼了一昼夜还不是钢，要什么才是钢呀？你们说话存良心吗？”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钢是何物，钢和铁之间有何区别。童蔚然悄悄地说： “好大喜功，什么钢，连熟铁都还不是，还是生铁！” 一垂定音还是归支部书记，他说是钢就是钢。报喜队伍集中了五六十人，茶盆里用红布包裹着那块“钢”，由谢芳芳端着，一块大木板上贴着一个大“喜”字，由两人抬着，前面是锣鼓开道。队伍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地来到院本部（岳麓书院）。 院党委此时正在开党委会，党委书记苏玉在会上提出了学生参加大炼钢铁的问题，她认为学生不能不上课去参加炼钢，这样打乱了教学秩序；院长则认为既然是全民大炼钢铁，学生也应该参加，不要有清规戒律。因此会上发生了争执。她听到上课时间有人敲锣打鼓，就七窍生烟，又听说历史系二年级炼出了第一炉钢，她真觉得是胡闹，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僵持很久不肯出来接见，最后只得示意宣传部长罗布球出来应付了事。 罗部长出来后，刘焕章开始宣读喜报，但是受到了制止，罗部长一边打手式，一边说： “喜报就不要念了，党委正在开会，把喜报给我就行了。”这无疑问是在刘焕章等人的头上浇了一瓢冷水。大家兴高采烈而来，扫兴而归。 砍柴一路人马大约有十几个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只要有柴可砍那是举手之劳。他想砍农民屋前屋后的树，农民不答应；若砍岳麓山的树，那是要蹲班房的，最后他们游到院本部，那里树木胜过长很茂盛，一个同学不假思索地爬上去砍了一刀，就听见下面有人大声怒吼： “谁叫你们在这里砍树？下来！” “历史系二年级党支部，我们要大炼钢铁。”这个学生理直气壮地回答。 “胡闹！你们知道岳麓书院是名胜古迹吗？哼，还是学历史的？”有人认出讲话的是院党委苏副书记，招呼大家赶快跑。 第二天由系里传达党委决定，一律停止炼钢，自即日起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至于学生参加大跃进的问题听候党委安排。 风雨操坪一片狼藉谁也不去问津了，同学们又都走进了课堂。曹蔚然等见此十分得意，他说，文科学生一夜能炼出钢来简直是天方夜谈。如果天底下真那么容易的事，那中国早成为钢铁大国了。 第九章 不久教育部的指示就下来了：学校要实行教育革命，以适应大跃进的形势。但是教育革命要从何入手，怎样进行，却没有明确指示。学院党委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苏玉书记为代表的党委认为，教育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逐步进行，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作法，首先从劳动教育入手，在课程表里面增加劳动课，然后在调查研究和试典的基础上一层层地推开。以院长为代表的，则主张打破条条框框，紧紧地配合大跃进，大搞劳动入手，停课半年到一年，以作好教育革命的思想准备。争论结果院长派占了上风。 当时师院面临着搬迁的任务，即把占用原湖南大学的房屋全部退还土建学院，因为在土建的基础上要恢复湖南大学。而师院仅仅只建成了语数大楼，还有几栋大楼急待修建。正好湖南的工人标兵刘孝安又要来师院表演砌砖一条龙法，急需大量砖。这样几栋大楼的运砖任务就历史地落在语文和历史系的肩上。 砖窑在里离师院二十来里地的平塘，要用船把砖到离工地两三里地的排楼口。他们的任务是用板车运上船，然后从船上用肩挑到工地。他们兵分两路，一部分留在学院负责从船上运到工地，一部分在平塘安营扎寨，昼夜轮班开工，三人一部板车，风雨无阻。历史系上夜班，语文系上白班。每天收班时登记“战果”，先进的表扬，后进的“促进”。 劳力基本上是平均分配，但还是有强有弱。老是名列搒首的遭人妒嫉，老是吃“猪尾巴”总挨批，死不服气。特奇怪的是杨求达一组总是独占鳌头，其他与他们势力相当的组拼命追赶还是追不上。他们一车拉三百四五，不管怎么使劲，也总是象老牛拉破车样走不快，而杨求达一组一车拉四百却能快步如飞。他们不知杨求达组的诀窍在哪里？不过大多数人也不想弄清楚，只要尽力干，何必出那个风头！一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杨求达组在下坡时不小心翻了车，因为堵塞通道，后到的几部车的一些人都跑来帮他们码车，杨开始坚决谢绝，但是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帮他们码车。把散落的砖都码完后，他们意外地发现，杨求达组车上的砖竟比他们车上的还少。少数细心的女生把这个秘密记在心里。 第四天夜晚，月光皎洁，能见度特别好。两个女生，一个叫王凤仪，诨名喜雀，一个叫肖丽珠，雅号爱打听，商量好今天晚上要看个究竟。他们借解手之名，躲在一砖堆后面偷看杨求达装车。杨求达等人的码法和他们完全不同。他们先沿车边平码一个六块砖高的空心四方形，就象修筑围墙一样，然后再把四方形里面码成田字结构，最后一层是一实心的四方形。这样从外表看是一满车严严实实的砖，但实际上比一般还少。这两个女生的秘密发现在同学中传开之后使他们连想起两件事：一件是杨求达组总是要单独装车，不和其他组共取一个砖堆上的砖，另一件事是车拉到卸车地点后，他们总是顺势把车把手一抬，把砖全部倾倒在地下，监工的对此提了多次，因为那样把砖打断了，但是他们总是借口控制不了车势。现在一切迷团都揭开了。原来有鬼。不过这两个女生也不愿当恶人，在支部书记面前告他们一状，恐怕就是告他们一状，也未必告得响，因为杨是刘焕章的红人。 不一两天同学们的议论就传到刘的耳朵，刘听到这个议论非常生气。当天下午他召集了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说： “现在有一股歪风邪气，暗中传流言蜚语，打击中伤积极分子。自己干活不出力，还找劳动迈力的同学的茬。作事要光明正大，不要搞自由主义。我请那个发现人家秘密的同学站出来说明真象。”杨求达听了脸红一块白一块，神色很紧张。那两个女生本来是好奇，在这样的阵势下当然不敢造次。沉默了好大一阵，见没有人敢说，杨头脑里那根弦才慢慢放松下来。 杨求达怀疑是童蔚然等人在后面捣他的鬼。有一天他抓到童与几个同学私下议论停课劳动的把柄，就向刘焕章打小报告说： “童蔚然几个同学消极怠工，对停课劳动不满，他们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学生还是工人？学校是教学为主还是以劳动为主？”刘听到杨的小报告如获至宝，立即召党团员及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如何把歪风邪气压去，顺利完成院党委交给我们运砖任务的问题。刘焕章的意思开个专题辩论会，要大家作好思想准备。支部书记提议，大家只好附议。 第二天中午提前起床，全班同学在一个草坪集合。刘支书语气平和地向大家说道： “现在利用休息时间开个会，这个会可以说是一个战地整风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辩论会。最近有人打击积极分子，看来这只是表象，它还有其内在的思想根源。有人对停课劳动严重不满，说什么我们是学生还是工人，学校以教学为主还是以劳动为主？我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学校究竟要以什么为主？” 首先杨求达发言，他说： “现在全国都在大跃进，我们不能关在书斋里，与热火朝天的大好形势隔绝。我看我们就是要停课大搞劳动，赶上大跃进的形势。新的无产阶段教育制度就是要以劳动为主，劳动就我们的主课，我们的课堂是社会大课堂，教室里的课堂只是小课堂而已，所以我认为学校应劳动为主。” 童蔚然站起来接着发言，他说： “我认为学校以劳动为主是奇谈怪论。古今中外的学校没有以劳动为主的。如果一学校是以劳动为主，那个学校就不叫学校，而应该叫工厂或农场。” 宋其成反驳童蔚然说： “真正称得上奇谈怪论的是童蔚然的观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当然没有以劳动，更谈不上以劳动为主，因为他们鄙视劳动，无产阶级的学校就应当办成象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中的大学的样子。” “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所描写是一个社会，不是一所具体的大学，请读了这本书再来发言，不要望文生义！”童蔚然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我们的榜样，凭两手老茧入学，凭两手老茧毕业。” 接着还有几个同学发言，有支持童蔚然的，也有反对的。最后刘焕章作总结： “同学们发言很积极，很踊跃，这很好。教育革命有很多思想障碍，有封建的，也有资本主义的，而且这些东西根深蒂固，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孔夫子到现在的教育家都鄙视劳动，我们无产阶级则截然相反绝，恩格斯把劳动视为人类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我们党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同学们，你们说我们把劳动放在教育的首位，学校应该以劳动为主，应该不应该呀？（‘应该，应该！’一些同学附和。）是的。所以这次教育革命与以前不同，要从大搞劳动入手。这个讨论还要继续下去。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平塘运砖历时两个多月，历史系回来后进行劳动总结，表扬先进，“促进后进”。最先进的自然是杨求达，最后进的当然是童蔚然。刘焕章要杨求达写了一张入党申请书，并建议支部讨论他的入党问题。在支部会上，有些人提出了杨求达入党的动机问题，他们说，杨有投机心理，为人虚假，要考验一段时间再说。刘极力反对这种看法，他说： “现在是大跃进时期，审查入党问题也要有大跃进的观点。就好象战争年代的火线入党一样，要有战争的紧迫感。在火线上哪有那么多时间考虑，一切以服从战局为第一。在大跃进中讨论入党问题，主要考虑在大跃进中的表现。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申请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入党后党组织可以进行教育。” 刘支书一番高瞻远瞩的大论后，开始表决。表决结果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他不但要吸收杨求达入党，而且还要委以重任。历史系决定大办工业，建立水泥厂和耐火砖厂，因为水泥和耐火材是大跃进的紧俏物资。刘焕章向系总支要求把水泥厂交给他们年级，并征得系总支同意，要杨求达负责筹建水泥厂，并给他配备一名副手。但他们都对水泥一窍不通，就是到就水泥厂参观学习后还是一知半解。 回来后在建烧水泥的高炉问题上，杨与副手发生了分歧。副手名叫谭家正，团支部委员，老诚，不爱说多话，但敢坚持自己的观点。杨要同学自己动手建高炉，谭不同意。他说： “同学们一点泥工技术也没有，怎么能建高炉。如果高炉倒塌，那是要死人的！” “你就是前怕狼后怕虎，那有一点跃进精神！如果请泥工砌炉，那不符合教育革命的精神。教育革命就是要我们从干中学，从实践中增长才干。” “要从干中学也得有师傅。” “能者为师。” 他们争持不下，去请示刘支书。刘支书毫不犹豫支持杨。有人撑腰，杨的跃进劲头更足，他设计了直径为2米高为10米的高炉，挑选一批农村学生开始修建。基础还打得很牢，砌到3.5米时也没有什么问题。 “炉身晃动，这说明炉身没有倾斜。没问题，大家大胆干！”杨求达一面观察，一面说道。 砌砖的同学听到杨这么一说，干得更欢，他们以不是泥工能砌高炉感到得意。有的小声地哼着歌儿： “戴花要戴大红花， 骑马要骑千里马， 听话要听党的话。 ……” 有的在争论他们何时才能复课，一种意见是建好这座高炉后就会复课，另一种意见是水泥正式投入生产后才能复课，还有一种意见是遥遥无期，持这种意见是认为水泥很难试产成功。有的埋头砌砖，力争尽快建成高炉。 “咔嚓”——“砰”，路过的人回头一看，是正在修建的圆椎形建筑倒塌，“泥工”都被砖、木板和脚手架压在下面，没一个发出呼救声。路过的人异口同声大声呼叫： “救命呀！建筑工地出事了，快来人啦！” 不一会儿有一些学生赶到，他们帮助搬开脚手架、木板，掀掉泥土、移开砖头。这时才有“泥水匠”发出微弱的“哎喲”声。他们迅速将其送往卫生科。经医生检查，有两人受重伤，七人受轻伤，一人受惊吓。医生问道： “你们是搞建筑的，为什么不注意安全生产啦？” “我们不是泥水匠，是历史系的学生。我们建高炉烧水泥——”这时刘焕章和杨求达等赶到。刘首先代表党支部向受伤者表示慰问，要他们安心养伤，养好伤后和他们继续投身到大跃进的洪流中去经受锻炼。“要奋斗就有牺牲，要胜利就会有挫折。”杨附和着说： “是呀，是呀——”他不便往下说。谭家正则脸色难看，一言不发。 自己动手建高炉证明行不通，于是杨求达就和刘支书商量，决定请泥水匠修建高炉。没有一两天工夫高炉就修好。下一步就是试烧水泥的问题。但是通过几次的试验，水泥的标号还是达不到起码的要求，只有250，按生产要求，要达到400标号才能投入批量生产。经过一再改进还是只能达到300标号，而且标号还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决定批量生产。结果生产了一仓库没有销路，只有几个农民，因价格便宜，买几袋。但不久就退货了。他们用这种水泥修晒谷坪、粪坑，十天半月水泥还不凝固。 第十章 毛泽东主席视察湖南。一天毛在周小舟的陪同下游览岳麓上，驱车在荣湾镇至岳麓山的公路上行驶，毛泽东从车窗向外远望，忽然见到岳麓山上到处大石坑和象瀑布一样的溜石滑道，有的山头竟已削平，面对这百孔千疮的破烂的景象很生气，他问身边的周小舟，现在岳麓山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周回答，是大跃进——采矿石。毛立刻发话，赶快听止，不能因采石破坏了岳麓山的风景。 原来岳麓山的石头含铝量很高，大跃中涌现的工厂的原材料大都来自这里。这其中包括了历史系的耐火砖厂和水泥厂。因为原料质量好，运输特别近，就有一个溜石道从师院的一个学生食堂旁边下来。现在原料来源一断绝，历史系的这两个工厂就被迫停产。 停产不久，系里下来通知，刘焕章这个年级，包括任课教师，全部下放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一边劳动，一边上课，同时进行教育革命。 一个夜晚，全年级师生一百多人背着铺盖卷，排着整齐队伍，从二里半（即师院学生宿舍所在地）浩浩荡荡地向火车站进发，沿途步行，中间过两道轮渡。到达火车站不久，就鱼贯似地上了火车。车上旅客不多，他们坐在紧紧相邻的两个车厢里。火车风驰电掣般前进，两面车窗的大跃进景象一闪而过，大跃进的标语口号一个接着一个，但看不太完整，因为车速太快。只有中途靠站才看完整一两幅，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高的产”，“天上没有玉皇，海中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嶽开道，我来了！”车厢里大跃进的空气也很浓。列车员服务周到热情，不时地打扫车厢，来回提壶续水。学生们活跃异常，歌声不断。有时两个车厢还拉歌。夹杂在师生中的旅客也大开眼界，跟着乐，不过也有少数在皱眉头。因为他们听不清广播报站名。列车长对学生们的热情也很支持，她不仅不干涉，还邀请他们中的文娱积极分子到列车广播室去演唱。他们表演了小合唱、快板、相声和乐器小合奏。按火车的惯例，到夜间十一点要停止广播，以免影响沿线群众的休息。可是今夜却是一个例外，广播演出一直继续到天明。因为这是大跃进的年月，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月，什么陈规陋习都应当废除！ 忽然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减速开进了萍乡火车站。这两节车厢的热火朝天才变成一片熙熙攘攘。他们在这里下车，步行来到萍乡汽车站，等候开往安源煤矿的汽车。汽车站里陈列着当日的报纸。学生们蜂拥而上，争阅着当日的新闻。 “诸位，安静，安静！”女生王凤仪挥动着手中的报纸，像街头演讲开场时一样，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我向大家报告一条特大新闻，‘1958年7月31日安徽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社放出早稻亩产11471斤的卫星！’”可是她说的特大新闻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仍然埋头看手中的报纸，连头也没抬。因为她的雅号叫喜雀，平时说话就没把她当回事。只有女生肖丽珠跑到王凤仪跟前抢过报纸来看。她一看到红色通栏标题，就大喊： “喜雀没有骗人，是真的，亩产超万斤！你们快来看呀！” 这个时候才有几个同学慢悠悠地站起来，走过去看过究竟。因为她也有个雅号叫爱打听，人们对她的传话一般也要打折扣，不过她在同学中的信任度还是要比王凤仪高一点。这些人一看到大红字标题，也失声惊呼： “特大新闻呀，亩产超万斤。千真万确，快来看。” “千斤木炭烧不热的冷血动物，严重的右倾！”有人大声含沙射影地指责少数漠然视之的人。 在这种压力下那些人才三三两两地过去，看了一下标题但是都没有发话，唯有童蔚然把报纸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他本来听到标题就不相信，当看到文章说单季水稻亩产达11471斤时，他就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他是来自农村，也曾和父亲一起种过田。他的家乡座落在洞庭湖区，那里最好的田单季亩产不过五、六百斤，报纸上报道的产量是他家乡的最高产量的19到20倍，那怎么可能，晒干车净的11471斤谷以一寸的厚度摊开铺在晒谷坪上该需要多宽的面积啊！“这种吹牛也太没有边了！”他一边想，一边不大不小地说出了声来。 “你说什么，是吹牛？你睁着眼睛说瞎话，连党报你都不相信啦？”站在一旁的杨求实马上搭腔道。于是两人争吵了起来。党支书记刘焕章听得真真切切，感到这是大是大非，不能听之任之，尤其是在旅客众多的汽车站发生这样的事，小而言之是给岳麓师范学院丢丑，大而言之是在南来北往的旅客面前给毛主席家乡人的脸上抹黑。他果断地决定开个现场辩论会。会场就选择在汽车站旁边的一个空地上。 “今天大家都在场，都看到了，听到了。党支部认为，今天的事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如何对待当前的大跃进的问题。工人和农民高举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鼓足干劲，不分白天和黑夜，千辛完苦地搞大跃，大炼钢铁，夺高产，放卫星，可是我们竟有有个别同学无视大跃进大好形势，怀疑群众，怀疑群众运动，连党报上的新闻也不相信，说什么水稻亩产超万斤是吹牛。我们就开个现场辩论会，让同学们分清是非。同学们可以摆事实讲道理——” “我来讲几句！”刘焕章的话还没讲完，杨求达就忽地站起来抢着发言。 “好，我不讲了。杨求达同学发言。” “亩产超万斤是新闻记者实地采访，经总编审查，报请省委批准，登在党报上，这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连省委机关报不相信，我们相信什么，难道要我们相信你童蔚然信口雌黄。事实是客观存在，你想否认、抹杀，那只是白日做梦！” “你种过田吗？知道最好的田一般亩产多少斤吗？11471斤晒干车净的稻谷以一寸的厚度摊开要占多宽的面积吗？11471斤是一般产量的19到20倍，你知道吗？”童蔚然插话。 “我没有种田，我也不知道最好的田每一般亩产多少斤。” “那你怎么知道亩产超万斤事实呢？”童蔚然又插话。 “但是亩产超万斤的农民，他们总种过田，他们总该知道最好的田一般亩产多少斤，他们经历了11471斤稻谷的晒干、车净的全过程，他们总该知道11471斤稻谷以一寸的厚度摊开要多宽的面积，这则新闻是他们提供的，难道不值得我们相信吗？” “相信党，相信党报，这是我们今天说话的基本前提，”一个同学站起来声援杨求达。“亩产量11471斤是铁的事实，用不着争辩。我倒是认为最要紧、最关键的是要指出这种思想，不是思想是思潮，的危害和实质，给童蔚然，也包括持有这种观点的少数同学，挖政治思想根源。说到底，否认抹杀亩产超万斤是一个承不承认我国现在出现大跃进的问题，全国各条战线千军万马，你追我赶，一天等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