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杨小凯简介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人，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学名杨曦光。上高中时参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动。一九六八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轰动，并因此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一九八三年经邹至庄教授推荐，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八八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Ｍｏｎａｓｈ）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著有多部英文经济学专著。工作简历
1999年12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1998年1月－现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成员；
1993年1月－现在：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高级讲师、教授；
1987年－1998年：耶鲁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6年12月－1997年2月：中国台湾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学历和学位
198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数量经济学方向硕士学位；
1979年在武汉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相当）。主要研究领域
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主要研究成果
1、《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2、《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北荷兰出版公司，1994年。
4、《数理经济学初步》（中文），中国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年。
5、《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中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6、《经济学原理》（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政治经济学期刊》，1990年第33卷，pp.462-82。
8、“分工和产品多样化“，《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卷，pp.392-98。
9、“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第83卷，pp.295-301。
10、“专业化、信息和增长“，《发展经济学评论》，1997年第1卷第3期，pp.257-74。
⊙ 杨小凯文集
[01] 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400]
[02] 有限理性 [930]
[03] 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及与会者的评论与讨论 [939]
[04] 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930]
[05] 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 [987]
[06] 民国经济史 [923]
[07] 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 [872]
[08] 土地产权与宪政共和 [864]
[09]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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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愚 减法生存
“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别青岛迁广州 | 首 页 | 四年今日皆茫然 >>
悼念杨小凯教授逝世两周年2006-07-05Tag：读书札记杨小凯是我最敬仰的经济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2004年7月7日就乘鹤西去，年仅55岁。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不仅成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也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悼念杨小凯教授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务实与严谨令内地的经济学家汗颜。即使是先生西去后的这两年时间里，内地经济学界仍是一片乌烟瘴气，口水多于行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是一个“经济学娱乐化”的年代。
本想静下来写一篇悼念先生去世两周年的文章的，但因为南下的事，没抽出工夫来，甚是遗憾。遂拿出来两年前先生刚西去时，我在《读书时报》上的悼念文章。旧文新读，悼先生，勉自己。
链接：杨小凯作品：这里
杨小凯：行走在真与爱的荆途上
文/张华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告别了它流恋不舍的星空；一位大师就此仙逝于异国它乡，留下他未竟的事业和对祖国改革与发展的万般挂念。没有人会忘记这位预言自己的理论框架将替代现代主流经济学框架的经济学家，更没有人会忘记这位早年曾饱受中国体制折磨后来虽身居海外却时刻关注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思想家。他就是世人公认的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却英年早逝的华裔教授——杨小凯。
学术成就
杨小凯的学术之路是从监狱中开始的。他对知识的渴望和恰巧与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同窗”，学术之路便这样以带有戏剧性与边缘性的色彩拉开了帷幕。上帝给他开了个玩笑，让他在监狱中面壁十年，而他却幽了上帝一默——他在狱中博览群书并自己推导出了层级理论、戈森第二定律、纳什议价模型与劳动分工理论，为日后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小凯出狱后得到当时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及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等多位大师的帮助与提携，致使杨晄若隔世般到容纳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的世界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更使他受宠若惊的是，他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
杨随后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继承性与独创性相结合的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分工对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而自亚当?斯密之后，就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经济学家都去研究资源配置了，这确实是经济学的严重缺陷。喜欢挑战自我与追求边缘的个性促使他在微观、宏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等领域都用分工理论加以补充、改造，最后开创了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
他却不是一个“老学究”。他认为学问及其分析方法唯有深入应用于各领域并取得一定成效，才是真正的学问；而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正是将其创新后的经济研究重新放回并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当中。大的方面比如他将研究方法与成果应用于中国国企改革问题、土地问题，甚至提出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路径；小的方面比如他悉心指导其进入商界的弟子将超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司管理与商业决策。
他永远是边缘与边缘地带的掘金者。2002年，当国内社会科学界、公共决策部门在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欢呼雀跃与翘首期盼的时候，他带病来北京做了《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给主流思想当头浇了一桶冷水：中国只倾向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忽视制度，将会给中国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甚至使长期的发展变得不可能。
“制度”与“理性”正是杨小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和诉求点。他只认“规则”二字，对强权毫不示弱，对导致制度失衡、失信的公共决策者以善意引导与科学指导。
然而，他就在世界经济学界及中国社会最需要他的时候离我们而去，怀着一颗平静的心在墨尔本一个平静的下午升向天国。所有的人都想念他，都敬佩他，包括对他“激进”思想有点反感的政府高层决策官员，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是一个一辈子说真话的人。
治学精神
7月7日杨小凯辞世。短短十多天的时间内，国内大小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并回顾了杨小凯短暂一生的经历与学术上的造诣。然而浅薄仿佛永远是大多数中国媒体的顽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杨小凯视作“明星”竞相报道；这本无可厚非，仅杨在劳动分工理论方面的建树及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创举”，就足以让世人视之为学术明星。但当越来越多的媒体老是围绕“杨小凯是公认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打转转甚至进行热炒时，那其实是在亵渎杨小凯的在天之灵。如果说杨小凯希望自己升入天国后世人能记住他一点东西的话，那一定是他治学的精神而非其头上的光环。
杨小凯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具有非常天赋的人，特别是他铁窗十年中系统学习了英语、数学、机械、经济等各学科知识，并自己纳什议价模型与劳动分工理论等，足以被后人视之为“传奇人物”。实际上，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天分上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大的区别在于后天是否培养出了自我超越的意识与深度思考的习惯。如果没有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与战胜困境的恒久决心，任何一个人在蹲监狱时也不会将知识视为自己坚持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如果没有怀疑的精神与思辩的习惯，任何一个读书人住在三室一厅的现代化花园式社区，花一辈子时间也不可能自己推导出劳工分工等理论并开创一个国际性流派，别说是在监狱中。
杨小凯或许从来都没认为自己天分怎么高，否则他也不会在知道自己患上肺癌时仍坚持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其实任何一个被视为有高天分的人，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秘密武器”往往是勤奋二字。世人习惯看到伟人头上的光环，而往往忽略了其背后只争朝夕的千倍勤奋与克服重重困难的万般辛酸。与杨小凯相比，中国的经济学人大都只剩脸红的份儿。名利的驱使加上浮躁的天性，许多中国经济学者成为垃圾学问的制造机器，而且还乐此不疲；不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含义便建立起所谓的数学模型，没搞明白研究对象的深层内涵便咋呼着要搞“创新”！（杨小凯呼吁国内的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其实便是对此现象的正面建议与善意引导。）
杨小凯对中国的宪政进程非常关注。毫无疑问，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勤奋的思辩习惯，为他在制度经济学上取得成就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他旅居不同于中国意识形态的澳洲并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及后来与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为伍，无疑为其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变迁与宪政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外生变量”，真正的内在促进因素是其自身早期不幸的经历促使其对良性制度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正是这种处境意识成为其坚持不懈研究“中国向何处去”的永动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有类似杨小凯经历的人，其价值取向一般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激进型，一般表现为私愤不断，对制度有持续的抵触情绪；一种是逃避型，远离政治，唯恐躲之不及。还有就是杨小凯这种改造型的，即在适应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审视制度之疾的根源并努力寻求解决的良药。
杨小凯追求自由与真理，并不断反省自己。其友文贯中说“小凯不是个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而是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职务，他为社会公平与正义呐喊而从未受雇于任何一个党派或利益集团，唯以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行走在边缘地带却从未失去方向感。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谈到杨小凯地处边缘而从不被人忽视时说，“杨小凯是我见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殊不知，小凯的预感源于其坚持对自己反省、深思的结果而非什么天分，也正是这种反省与深思，才便得杨有信心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框架终将替代现代经济学框架。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关注杨小凯的离去，更多的应该从其治学精神角度入手，而非仅仅是悲痛或是感慨其成就的丰硕。而其治学精神的精髓，则是上文赘述所体现的四个方面：一，深度思考的习惯与怀疑精神；二，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与勤奋钻研的坚持不懈；三，适应并改造、超越现实的处境意识；四，追求自由的率真与自我反省的习惯。
人文关怀
初读杨小凯的作品，会猜想他一定是个锋芒毕露或者傲气逼人的“火药人”。然而恰恰相反，他不但有张慈祥、温和的面孔（他给梁晶先生的第一印象是像个农民一样憨厚），更有很强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与心怀天下的气魄。他虽身外海外，但却密切关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并帮着出谋划策。早年的遭遇与后来的机遇，给他以很大的触动，他一生的价值取向便是搞明白“中国向何处去”及应该向何处去。如果年轻是感情用事的代名词的话，那么他在成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后，更从理性思维角度、运用系统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进行分析与推进。
除了在政策建议方面外，他还多次参与系列公共活动，从侧面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杨小凯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并且在学成之后多次回国访问、交流，比如到天则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进行演讲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心底无私天地宽。他对于年轻的中国经济学人与他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早些年，杨小凯得知梁晶先生到美国麻省与哈佛访问时，主动在车站去迎接并全程陪同，使得与以言辞刁钻与傲慢“著称”的克鲁格曼的谈话变得轻松自如。
然而对于一般人而言，谁又能想到，一生忙着做学问并努力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国际化牵线搭桥，竭全力推动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他，早年曾受到过十年铁窗的不公正待遇。小凯早已将个人恩怨抛于脑后，换之于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角度挖掘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根源并尝试提供良方以避免悲剧重演。更令人惊诧的是，在 1989年中国反动派势力压倒一切的动荡岁月里，杨小凯曾呼吁希望中国能同时出现有着真诚维护政府的声音。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一个倾注毕生心血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者，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角度，以中国社会长足发展的战略眼光发出自己即使微弱的声音而从未想过自己曾受过的濒临死亡的折磨。这是有高度责任感与社会担当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关爱本和头衔与职位无关，而是发自内心情感的真切外化，关爱也并不是因为他是经济学大家而才引人注目，那是他的人格使然。
当杨小凯被病魔缠身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消息时好时坏，但不变的是他的乐观与坚毅，几乎没有几个人见过他流泪。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开始不断祷告，并写了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文章。信仰使他变得更加宽容与祥和，更加乐观而平静，更加懂得施爱于人与如何施爱。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他呼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为那是秩序社会的基本文化要素。存在主义哲学家“精神上的父亲”-----克尔恺郭尔将人生境界分为三个阶段：感性阶段，理性阶段和宗教阶段并称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对每个人都依次排序，循序渐进的，它只供选择。因此，杨小凯信仰基督教与学术主张没有必然联系，或者说他短暂而又有力度的一生亲历了三个阶段，体悟了人生不同况味的人生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小凯倒也此生无憾了。
后记：杨小凯是人不是“神”
中国人有着盖棺论定的传统，更有着添枝加叶的毛病。当杨小凯被传媒追捧为“神”并被国人津津乐道的的时候，则是中国社会整体理性缺失的时候，也是杨小凯在天国中极度失望与悲痛万分的时候。先生乘鹤西去，无论从他生前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角度将之视为大思想家，还是从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流派将之视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这些都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依然苟活着的经济学人能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务实、勤奋、怀疑精神、自我反省… 哪怕学到一点点并努力去亲身实践、坚持，这便是最让先生在天之灵感到慰藉的事情。如果进一步将杨小凯治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意识推广到公众视野，他身上闪烁的三个字如果我们学会了并坚持下去，便将使我们受用终生，社会也会从此实现整体理性与和谐有序，这三个字是——说实话。(张华2004年7月23日于青岛浮山公寓)
东方愚
一个农家汉，半个传媒人；闲来涂鸦财经，赋新论强说愁；蓦然回首，多少扯蛋作品随风而漂走；
现居广州，给几家财经商业报刊写写小专栏，平时找人聊聊天、喝喝茶，幸福指数还凑合，所谓境由心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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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我的一生
BUSINESS.SOHU.COM 2004年7月19日16:59 [ 杨小凯 ]?来源：[ 经济观察报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 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 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经济观察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