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翻译与政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比如一次胡锦涛与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连着出了两件与翻译有关的事，至少一个“很政治”就是“漏答了人权提问。幸而当场纠正，免去了胡主席回避敏感问题之讥。还有一个是“他”指的是谁，若是直指奥巴马总统，则有点失礼；指那些议员则毫无问题。看上去，不仅作为表达与交往的中介，翻译确实具有谈判技巧、政治手腕的功能。
“外交无小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为了给自己留有纠正失误、改变主意的余地，据传外交部有个规定：正式会谈时，主谈官员无论外语多么好，都要通过翻译转达。意在一旦需要改口时，可以推说原话是翻译的错。幸亏有此惯例。一次，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会谈，邓说要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云云，美国防长毫无准备，事关两国关系的重大转变，没有授权、他做不了主。但是，中方倡议者是惯做惊人之举的“总设计师”啊，美方自然当真。不料，会后不久，就接到中国的更正通知：那个话是误译。当值的翻译还被指：不熟悉中国的外交政策。翻译则哭丧着脸对人说：政策都是他定的啊，听他那么说的时候、我还以为政策变了呢。
在政治气候异常严酷的年代，与外国人打交道，中间有没有翻译都不保险。彭德怀曾经五次外访，行迹遍及苏联东欧，因此得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他哭笑不得道：我根本不会说外语，凡事都有翻译在，怎么和人家密谋？但此事比庐山的“万言书”还难洗清。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后，似乎接受了这个教训，见了外国人装聋作哑。弄得外交部最怕给他安排会见。外国人讲了一大篇，他点点头、哼两声，翻译恨不得替他编几句话应付场面，又不敢。就这样，林彪最终基本摆脱了在外交场合作主人的煎熬。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在中国，对翻译的一般要求是“信、达、雅”。主要用于文学作品、技术资料之类，一到了政治场合，翻译的第一要务就变了。如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所说：“翻译是一种行动，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一有学者介入，里面的名堂就多了。
据考，“翻译的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一种“问题意识”（a sense of questioning）。作为一个命题，首先正式提出者是沃纳•温特1961年发表的文章《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此类现象，则至少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有人考证出，那部现代德语版的《圣经》，存在着复杂的政治利害关系——他革命性地将《圣经》翻译成了新教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石。所以，西方译论家艾德温•根茨勒公开说：翻译当然就是“改写”（rewriting）；是服务于权力、充满变数的文本操纵。
这个方法，是随西风东渐进入中国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就有“政治为先，应时而变”等特点。后来的鲁迅，中文、日语根底之厚自不待说，还学过德语、英语和一点希腊文。他竟宁愿“硬译”，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需要。看似，有政治头脑的译者，可能会依翻译的目的，决定直译、意译还是编译，并不盲目地忠实原文。这么一来，翻译就成了政治的工具和技巧。
其实，古代的帝王大臣早就这么干了。有学者在研究中外交流史时发现，中国的史书上有一些外国使臣所递国书的译文，满篇诚惶诚恐的臣服之语。而且，遣词造句“很中国”。遂暗生疑窦，设法找来国书的原文。一看方知，译文乃“改写”之作，把人家平等、友谊的话，全部改成皇帝爱听的、能向国人宣扬外夷如何卑躬屈膝的典雅的文言文。
西方，翻译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苏联，斯大林授意翻译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讨好朋友、建立友谊。晚清，介绍进来的西方概念中有一些，译者根据某种需要自行定义，至今还在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与误会。
中共的做法就更高明了。因“马列主义”是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便专门成立了中央级的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中国现实政治的需要，编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典型的一例如宗教的社会功能，译马克思的话时：宗教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出《列宁全集》中文版时，把列宁引用的这句话，加上了一个“烟”字。后来看到，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到马克思论宗教时说，马氏的意思是：宗教乃人民用来麻醉自己的鸦片。
那些都意译。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原话说的是新教，有人给出的直译是：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颇有悲悯之心哦。
他們的理論是：反正外國人也聽不懂中國話，說得再認真也沒有用，說多了反而還容易犯錯誤。
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深懂箇中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