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从装束上可以区分“婆子”、“圈子”或“好女孩儿”。大致说来，“好女孩儿”的服装多为商店出售，衣肥裤短、鞋不跟脚，两条辫子一幅浏海（时称“屁帘”），没有“标志性”；“圈子”则头发梳成“小刷子”，中式上衣和裤子贴身地显出线条。偶去江浙的北京男孩儿会吃惊：怎么满街都是“圈子”？“婆子”则与“顽主”同一系列：军装为主，因为她们的前身也是“老兵儿”。诚然，三类服装时或“混搭”，“槛外人”不易分辨。到了冬天，特征就突出了，你若看见前面款款而行的“小蜜”，上身“国绿”下着“藏蓝”，左肩右斜军用挎包，戴着长逾一米、颜色鲜艳的羊毛围巾，就非“婆子”莫属了。
“婆子”中，不乏将门虎女、高干千金，在红卫兵遗风未泯的那几年，举止行为比较大气。其与“顽主”厮混，不以钱财为目的。更像是填充退出历史舞台的空虚，消极表达对现实不满。而直接来自“老兵儿”的“顽主”，则“简单粗暴军阀残余”，泡妞不靠献殷勤，而以不羁的言行吸引异性。在尚武的氛围中，为“呛婆子”而“茬架”的事时有所闻。被争夺的“婆子”绝不会像电视剧那样，奋不顾身地扑向比较弱小的男友，大叫“别打了！别打了！”而是安静地等在一旁，等着决出胜利者。
某人“会婆子”，时常由一帮“顽主”陪同，去见一个女孩儿。到了地方，男孩子旁若无人地继续打打闹闹、斗贫嘴，把那女孩儿晾在一边。女孩子则乖乖地、崇拜地欣赏他们的无聊。 “顽主”的数量无数倍于“婆子”，难得近距离接触女孩儿，男孩子不免兴奋莫名，乱语胡言。偶有单独约会，女孩子会从小军挎里掏出苹果、巧克力、牡丹烟等给那男孩儿，以示温柔体贴。出去吃饭，大半也是女方买单。一则，男孩子的一点零花钱仅够抽烟；再则，女孩子自尊的心理与今天相反，需以节俭下来的区区之数表示“我等与吃男人的‘圈子’不同”。部分少女甚至把这个计较坚持到风气丕变的文革晚期：某大家女，年逾及笄待字闺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约在饭店见面。她的条件是：第一顿饭得我请。
那时所谓的“门第”，基本只是概念。文革初期，当官的几乎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供炫耀；后来虽然有所“拼爹”，也不在经济层面。个人身份更加不值一提，男女一律，不是远在兵团、插队，就是工厂的学徒。国家分配使然，与个人能力无关，所以没人在乎彼此的处境。大院子弟交往的基础是相似的兴趣爱好。
少男少女，耳鬓厮磨，能不偷吃禁果？“出事”也是难免的。犯了“天条”，是放回家还是送“强劳”，得看各位家长的道行。文革中，北京发生过陈少敏坐着“红旗”（部长级高级轿车）到市局要人的事件，鼓舞了多少高干子弟。陈少敏也者，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八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她是唯一没有举手的人。豪杰之举只是特例。其他人家的孩子出事，会用各种关系疏通，减刑、脱罪。没有法的地方理大。理的好处是反正都通、富有弹性。于是，“不能因孩子的问题影响父母的工作”、“给机会、留出路”等说辞可以任选。警察觉悟也不低，孩子进来先问出身。凡是父母到了司局级或者在什么要害部门上班的，不待“打招呼”，他们自会“酌情处理”。最省事的如送到家长所在单位的“干校”，在劳动中反省教育等。我就颇曾得见，女知青、小工人都有。“收容”他们，是“五七干校”起过的唯一正面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