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0多年最终回到原点：三门峡水库的惨痛教训

来源: 我是秋云于 2018-04-25 16:21:43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701 次 (20520 bytes)

三门峡水库是一群无知的乌合之众做出的决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折腾了30多年，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原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状态。

三门峡库区移民总计40多万，其中十分之一被迁往宁夏、甘肃等偏远地区……

比起上百万人被迫迁徙的三峡大坝，问题似乎应该少一些......

五十年前，1960年6月，三门峡水库筑坝到了340米，实现拦洪。 9月，正式关闸蓄水拦沙，投入使用，就在举国上下为改造自然的胜利而欢呼时，悲剧拉开了序幕。

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面对黄河水患都是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泥沙不断淤积，下游河床日益抬高，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

历史上，黄河是航运大河。而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的三门峡，因为有着坚固的花岗岩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产生的洪水和泥沙，因此，到了民国，在三门峡筑坝的设想开始被人频频提起。

3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审阅批准1952年做出的水利工作决定。

1953年是中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一五”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

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方面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的援建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黄万里上书反对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上，人大报告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只有噤若寒蝉了。决议的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消息传出，举世瞩目，周恩来感慨道：“作了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立三门峡工程局。

然而，工程局首先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由谁来领导，是水利部还是电力部？苏联专家的意见是由电力部管，因为水电站归根结底是用来发电的。但水利部的意见也振振有词，他们认为建国后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完整。虽说水电站最终用来发电，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

争论持续到了11月2日。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确定了集中力量、共同负责的主导思想，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任副局长，再从水利部和电力部分别抽调了许多工作人员。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据黄万里当年的助教回忆：“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黄万里的意见书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并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人大报告“不正确”。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孜孜不倦地在清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述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土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裹挟而下。

6月，由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苏联专家的方案描绘了一幅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美好图景。首先，降低黄河的水流速度，解除洪水威胁；其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同时，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 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最后，装机90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总之，修建三门峡水库可以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

然而，由于黄土高原生态恶化，黄河上游的水土持续流失，泥沙只会越积越多。而下泄的清水冲量过大，会造成黄河下游改道的危险。这些都是苏联专家浪漫的方案里不曾提及的。并且，根据苏方的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

黄万里给与会人员算了笔账：360米的库区水位，意味着要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人，代价相当高昂。因此，他从根本上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

而时任电力部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的温善章则提出了一个“低坝、小库、滞洪、排沙”的折中方案。低坝小库是为了减少受损耕地，滞洪排沙更是客观冷静的结论，因为黄河含沙量之巨世人皆知，拦沙完全是螳臂当车，饮鸩止渴。待上游因泥沙淤积而河床升高，整个关中平原都有被淹之虞。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一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一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右的学者们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当夜，黄万里写了篇小说《花丛小语》，愤然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章某（张光斗）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1957年6月19日，《花丛小语》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旋即，《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已经注定。“什么话”也被《人民日报》作为日后刊登口诛笔伐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黄万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61年被下放到密云，同农民同食同劳。虽然三门峡工程的问题接踵而至，事实证明了真理站在黄万里一边，但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并没有给他翻身的机会。“文革”中，黄万里被贬到了三门峡挖厕所。

直到1980年，在渡过了漫长的22年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平反。平反决定只有短短两行：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工程仓促上马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然而，直到开工，争论仍然无休无止。陕西的领导一再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审慎地搬来两个对西北影响深远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

1958年4月21日，春寒料峭。周恩来抵达三门峡不久，就来到工地，只见工地上人如海潮，机器声震撼大地，一片沸腾。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其下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左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右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照我来”（即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周恩来不由赞叹道：“砥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

现场会也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在听完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后，掌声如潮。然而，陕西省的与会人员开口便如秦腔一般高亢，丝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

周恩来肯定了陕西的发言，说：“水位确实高了，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米，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到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当然，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对于施工过程中一些极左的倾向，周恩来也泼了冷水：“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就有助于他们前进。”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的走向已不是周恩来所能扭转。

毛泽东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9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然而，仅仅一年半的时间，水库就淤了15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起厚厚的泥沙，就是潼关以上，渭河和洛河的入黄口，也淤了“拦门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当其冲的陕西省反映最为强烈。他们多次向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1962年4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

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 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泥沙，潼关河床抬高了5米。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却变成“来水宣泻不畅”，逼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农民只见土地年年减产，却不知原因何在。事实上，他们的土地因为水库蓄水已经盐碱化。而最糟糕的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门峡工程这件事都推到苏联头上。

周恩来不同意：“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作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1964年春，陕西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更大了，邓小平来到西安，把王化云叫到跟前询问解决办法。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上游修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多。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合并后的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涛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情况，要钱正英去现场勘察。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 “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陕西省有意见不说，水电部和黄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决定专门开一次治黄会议解决淤积问题。

会上，各方意见不一，讨论激烈。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怨愤道：“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被毛泽东称赞为“搞建设的人才”，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则向周恩来建议：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恢复潼关河段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

听到这，周恩来问道：“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

林一山道：“叫温善章。”

周恩来道：“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最终，会议确定了以林一山的建议为主的改建方案，分两期进行。

一期改建被称为“两洞四管”。两洞是指1——8号施工导流底洞，这些孔黄万里曾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之用。而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却执意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上。一堵一挖，耗资上千万。四管则是指将原本用来引水发电的四根管子改建为排沙管。

二期改建耗时两年半，到1973年12月，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大坝身上千疮百孔，总算是暂时解决了排沙问题。然而，潼关河床仍然比建库前高出 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农田60多万亩，近3万人无家可归。曾几何时津津乐道的所谓综合效益：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三门峡水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折腾了30多年，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原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状态。同时，库区移民总计40多万，其中十分之一被迁往宁夏、甘肃等偏远地区。这些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直到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返回家乡。然而，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如今已被厚厚的泥沙覆盖，往日形容黄河滩人富足的民谣“三年一涨水，给狗都要寻媳妇”也随风远去，只剩下一片静默的黄土，伴随着黄河的低吟浅唱，如泣如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