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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忆之二十一:认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中国农村(上)

(2016-05-11 11:11:09) 下一个

文革杂忆之二十一:认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中国农村(上)

  
    博罗县杨村公社马喜岭生产队是我真正认识中国农村的开始。以前我在中小学阶段也曾多次到乡下参加劳动,但都是短期(1-2星期)、蜻蜓点水式的。这一次到马喜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才有机会零距离观察体会农村和农民。
   马喜岭原名叫马屎岭,坐落在珠江东江支流杨村河畔的一个小山坡上。由于东江经常泛滥,这一带的村庄都只能建在高坡处,洪水期村庄看起来就像千岛湖。有个邻村的广州知识青年,长得很黑,大家叫他黑鬼,传说他母亲是非洲人。那年春天洪水期黑鬼要回广州探亲,去公社开路条,途经马屎岭时不慎淹死了。他在广州的父母亲来料理后事,哭得昏天黑地的,但看来肯定都不是非洲人。
     生产队有近一百户人家,三百多人口,三百七十亩地。平均每人1.1亩地。村子北面临河另一个小山包上,1950年代末建了一间350吨规模的国营糖厂。糖厂乌黑恶臭的工业废水流入农田,将村北面河滩上的几十亩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我写这一章时,古狗了一下,惊讶地发现海南农民投诉糖厂的工业废水污染的报道。真是时代变了吗?我在马喜岭的时候,生产队干部对我说,要不是糖厂的废水,我们今天还吃不饱饭哩。希望内行的网友能为我们科普一下,到底糖厂的工业废水对农田是好还是不好。
   至少我在马喜岭的时候,能吃饱。当时的农民,评价一个村、一个生产队好不好,闺女能不能嫁过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能吃饱,还是吃不饱。我的一些同学运气差些,甚至有饿到水肿的。学校发现了,调回来治疗后,换一个好点地方去。
    整个村子都姓朱。我的房东朱伯和朱姆都是60多岁,没干集体农活了。朱伯种自留地和煮饭,朱姆看两个孙辈和洗衣服。有四个儿子,没女儿。大儿子分家出去了。二儿子仲佳结婚多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生育,他曾向我打听过,可我哪里懂?三儿子新安在糖厂当合同工,每月的36元工资要交生产队;记每天10分工,另外每月发2元补贴;那年10分工可分红5角2分,在全公社算高的,但要先扣除秋收分的的粮食禾草钱;他有一儿一女;由于没能力盖房,仍和朱伯一家合住,家里煮饭养猪烧火用的柴都是他下班后上山去砍的。小儿子阿春在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已说好了外村的一个地主家闺女的亲事,只因为阿春还不满20岁,大队干部不给开结婚证明。朱姆很着急,有天问我:"百同志,天天讲要开九大会议,这九大会议是不是讲闷昏的啊?"我不解:"什么闷昏啊?"她说:"哎,男的28岁,女的25岁,大队干部才开结婚证明呀!"我明白了:她说的是"晚婚"。阿春住的大房是准备讨媳妇用的,我和他就一同住在那里。我们完成受再教育离开后,当年年底终于收到阿春的信,他在新年那天要结婚了----九大没有晚婚的具体决定。
    生产队有4个生产组,仲佳是第二生产组组长。我到达那天,问仲佳今天干什么活。他答他要去驶牛耙秧圃地,该是准备播种的时候了。我说要不我跟你去学耙地,他答没问题。于是我们就一起下了田。
   其实驶牛耙地并不难,牛是很乖的牲畜。你只要提着耙柄掌握好深浅和转圈,跟它走就行。后来我也学会了犁地,也不难。难一点的是犁收割后的甘蔗地,要精确把握深浅,犁尖保持20-25公分深。太深了牛拉不动;太浅了甘蔗头卡犁。第一天收工我骑在牛背上回村。看到村民赞赏的神态,心里挺得意的。
   全村有8头牛,都包给社员私人饲养。没有马,广东农村很少有马。特别是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我去过十多个生产队,没见过一匹马。最有趣的是中山县的沙田区域,河渠如蜘蛛网般密,运什么都用小艇。我在海边长大,划船扒艇自幼轻松驾御,在那里很受赞赏和欢迎。马喜岭没有拖拉机,连手扶拖拉机都没有,运什么都靠肩挑。在广东下乡劳动,挑担是基本要求。过了挑担这一关,别的农活就不难了。
    秧圃耙好后,下一步是撒种。这是老农干的活,我请仲佳教我,他也放手让我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我手法正确、撒得均匀,密度也恰当。假如说"接受再教育"指的是学干农活,我那半年的成绩肯定是优等的。但若指树立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我绝对得零分。农民实在太苦了,每天从早到晚要做十多个钟头,每星期做7天,除了农历年就没几天休息日,就这样很多地方连稀饭都吃不饱。若让我当知青,我第一年就肯定逃港。  
   当地的气温比潮汕平原冷。春耕插秧时不像潮汕平原那样拔了秧栽,而是将禾苗连根带一层薄土铲出来,再连根带土栽下去。往年都是清明节过后才插秧的。但那年上头命令为向即将召开的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全公社必须在三月底前完成插秧任务。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要全面检查,凡没按时完成的按破坏九大处理。这是哪个"上头"的命令?生产队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敢问。朱伯对仲佳说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没听过清明节前插秧的,一下子提前了十来天,怕不合适吧。仲佳说上级命令的,违抗了吃不完兜着走,给你戴顶反革命帽子谁也吃不消。
   就这样秧是照上级命令提前栽好了。栽秧那几天气温还够暖和,可接下来一场倒春寒,刚栽下去的秧苗全冻死了。农民们欲哭无泪。朱伯说:他们当官的都领政府工资,一分钱也不少,可我们今年吃什么?县里紧急向惠阳地区调拨秧苗重栽,总算化险为夷。但这件事使我第一次认识到:农民并不是土地和生产的主人,而是奴隶。
   马喜岭主要农作物有四种:水稻、甘蔗、花生、红薯。前三种有种植任务,其面积是上级规定好的,不能缩小。水稻收获留种及交公余粮后,剩余的分给社员作口粮。1969年我们下乡时,上级还规定大队要储存"战备粮",那是从社员口粮中扣出来的。甘蔗和花生属经济作物,生产队私分了极小一部分自己吃(要扣分红,但是否得到上级批准或纵容我不知道,我也分了一捆甘蔗),但不准私卖,其余全部由政府(国营糖厂和榨油厂)收购,价格全由政府定。譬如,甘蔗收购价每斤只有1分5厘,十年来不变(还得生产队自己运到糖厂过了磅才算)。朱伯愤愤不平地对我说:“杨村街头小摊的甘蔗一根(约2-3斤)都卖到2角多钱了。”杨村糖厂每天榨蔗350吨。每100斤蔗出糖13斤。每斤白糖6角8分,城市居民凭定量糖票才买得到。这间糖厂人浮于事,光看大门的就有四五个人;榨糖高峰期还请马喜岭农民来当临时工扛甘蔗进传送槽(我也去干过,8小时可得1元6角工钱,这钱我交生产队了)。新安告诉我:糖厂每年还有利润,假如甘蔗收购价提到每斤2分钱,这糖厂就没戏唱了。改革开放后,进口糖一到,全广东省的糖厂悉数关门。国有企业若没有强权撑腰的不公平优势,是无法和私有经济竞争的。
     栽秧的株行距上级都有规定的,原则是密植。我在大跃进时期读小学六年级,下乡劳动看到"双龙出海"、"满天星"等栽秧方式,印象就是密不透风,产量低得难以置信。我的小学农场自己也弄了一小块红薯高产实验田,土堆得如小山包,学校厕所的粪尿全浇进去,红薯秧插得如铺草般密;说是亩产要达20万斤。第一年没挖开,要等丰收;第二年不敢挖开。第三年饥荒严重,红薯叶让周围居民偷摘光了。终于不得不开掘了:哪有红薯?只有比人参还细的根根,成了居民们的笑柄。我至今仍认为三年大饥荒的首要原因不是天灾、不是炼钢铁、不是办食堂、不是粮食出口、更不是苏联逼债,甚至也不是高产卫星(那只是"试验田",而且仅1958年搞);而是荒唐的、普遍的密植,它造成跨度三年、全面积、大幅度的减产。本来59年夏天都传说要转向了的,庐山会议一开,马上又强令密植了。密植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只不过没有大跃进时那么离奇而已。毛主席太伟大了,他老人家什么都懂,什么都有指示。一出皇帝的口就成天宪,叫“八字宪法":"密"字就是八字宪法中的第五条。谁敢种稀点,公社干部强要你拔掉重栽的,弄不好批斗也有可能。1981年分田到户后,我岳父栽秧立马就改成约八寸左右的株距,当季就丰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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