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好文--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vs 转基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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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和风险并行，转基因技术产品的领域也不例外。

在中国，农业部门和许多官方媒体只说转基因产品的经济效益，不说甚至封杀对危害风险的阐述说明。今年以来，农业官员花费数百万元搞“公关”,在新闻媒体频频攻击反对或拒绝转基因食品的学者和消费者，说其没有科学依据而需要“被科普”，等等。

农业官员知道转基因食品有严重危害风险，因而制定了机关食堂制度，保障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能够吃上天然食品和避免转基因食品。可是，他们却编造种种神话故事和散布种种虚假信息，动员全国13亿民众吃他们不吃的转基因食品。

基因重组或转基因技术有规模杀伤力，可使食品作物成为战争武器，即具有相当大威力的严重危害风险。

简要的事实说明：阐明风险者和反对者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且其科学依据来自当代基因学和转基因技术的开拓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第一位，是保尔?伯格（PAUL-BERG）博士。他是基因重组理论方法及转基因科技的开拓者科学家之一，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其特殊贡献不仅仅是基因学和转基因科技方法方面，更是为转基因科技产品开发而建立行为规范的首创科学家。

1970年代，转基因技术及产品开发登上舞台. 此时此刻，伯格博士从自己和同事的实验中看到，基因重组或转基因技术有规模杀伤力，可使食品作物成为战争武器，即具有相当大威力的严重危害风险。

于是，1975年02月，伯格博士跟他的同事合作，召集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同行座谈会（即至今相当闻名的“The Asilomar Conference on Recombinant DNA，关于基因重组的亚斯洛玛座谈会），专门讨论转基因技术及其改造的食品作物的危害风险及行业领域人员的责任；包括行内领衔人物的全球150位科学家出席了会议。

在会议上，伯指出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有严重危害风险，提醒搞相关开发的同行：不要以为掌握了基因重组知识和转基因技术，就是掌握了全部生命知识和生命制造技术而可以随意改变生命形态了；不要忽略自己改造的食品作物可能成为规模杀伤的武器。

就此，他特别对从事转基因科技的同行提出了自律意识和行为规范的建议，其中有几条建议尤其引人注目，譬如：

伯格博士提出的一条建议是“道德和法治” （Ethical and Legal Implications），

要点是：基因重组和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都是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有潜在的严重威胁的，误用转基因食品作物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无法挽救和无法弥补的灾难性后果。为了人类健康安全和生态环保安全，必须针对搞转基因食品作物等相关人员的行为而建立约束管制的道德规范和法规规范。

伯格博士提出的又一条建议是“公众信任”（Public Trust），

要点是：任何科技转化为产品能够成功，关键是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是行家们向公众坦白地说明了该科技产品的危害风险（注：而不是向公众说可以赚多少钱等等商业利益），向公众坦白说明自己并不全懂。阐明危害风险应该是所有搞转基因技术产品的人的责任。公众信任与否跟新闻媒体如何报道评论有密切关系，因此，新闻媒体能否履行职责规范是能否获得公众信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伯格博士的建议得到美国学界、官方和民众社会的高度赞赏，以至于给他的建议书冠以特别名称“伯格论文”（The Berg's Paper）；那以后至今，提到“伯格论文”，就意味着转基因技术产品的风险意识，意味着相关人员的道德法规约束管制，意味着如何获得公众的信任。

从“伯格论文”发表至今，在全球范围内，许多有关限制规范转基因食品作物的主张、有关防止转基因作物危害生态环保安全的主张，甚至美国生物国防安全和国土农田安全的战略课题，等等，几乎都直接来自“伯格论文”的建议。

还有，自“伯格论文”提出的建议发表后至今的多年时间里，美国许多相关法规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建立都与其直接相关；大概因此缘故吧，每隔数年，美国卫生部就再发“伯格论文”，那不但是为了标志和纪念，且更是为了给那些搞转基因产品开发的人再做个提醒。

可以说，反对或拒绝转基因食品作物的主张是有充足可靠的科学技术依据的，其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转基因技术开拓者和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伯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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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法则和第一代转基因产品的过时或破产。

当前在中国风行的转基因技术产品属于“第一代”转基因技术产品，其学术根据是所谓“中心法则”（the central dogma）。

1950年代，因发现证实DNA-双螺结构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克里克博士，提出了“中心法则”，其中心思想或内容，说的是生命信息走的是“单行线”。用美国卫生部出版机构的概括说，那就是：“DNA造就了RNA，RNA造就了蛋白，蛋白造就了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而克里克博士做的著名图解是：

我们看到的是：DNA –> RNA -> Protein（蛋白），

但绝对不会有：Protein（蛋白） -> RNA -> DNA。

附图： 克里克关于“中心法则”的图解原文和手迹（来源：美国卫生部，文献档案）：

基于那个“中心法则”的转基因技术开发者们认为：一个基因或基因组只产生一种蛋白，是十分“精确”的；因此，只要掌握了某种生命体的全部基因数据，就可以用“精确打靶”的方式做基因重组，从而产生与预计完全符合的新型蛋白，即能够按照人类的意志改变该生命形态，甚至可以制造新的生命体。

那个中心法则成为“第一代”转基因技术产品开发的科技基础和学术原则。

正因为如此，开发厂商的推销宣传的说法是：人工转基因手段可使生命体比天然的更优越，譬如，天然生命体是“盲目”的基因组合，而人工转基因则是“精确”打靶；因此，用转基因技术改造的食品的影响作用是可以预料的，是安全的、不会对动物及人类的基因发生影响作用。

然而，美国的哈沃德?特敏博士（Dr. Howard M. Temin）认为，生命信息运作过程不是“单行线”那么简单，不是人们掌握了某生命体的基因数据就能随意改造它那么简单。经过多次科研实验和研究分析，1970年代，特敏博士发现和证实了他的想象和预见：一个基因或基因组可以有不同的蛋白，蛋白可以对RNA和DNA发生影响作用、RNA可以对DNA发生影响作用。用前述图解比方说，那就是：

不但有：DNA –> RNA -> Protein（蛋白），

而且有：Protein（蛋白） -> RNA -> DNA。

附图：生命信息多向运作（来源，美国卫生部，图书介绍）：

很清楚，那说的是生命信息运作走的不是“单行线”，而是“双行线”或“多向运作。经过大约20年，“中心法则”被特敏博士推翻了。为此，特敏博士获得了1975年诺贝尔科学奖；颁奖公告还特别有文字说明其发现与“中心法则”是满拧或相反的。

特敏博士去世，纽约时报发表了追悼报道和引用行家话说：特敏博士最初提出他的想象预见和理论的时候，正是“中心法则”已经攀上主宰基因学和主导转基因技术产品开发的“权威”地位，而且，“中心法则”的破灭意味着他们的转基因技术产品的神话破灭，因而，许多科学家和商用学者都把特敏博士的理论称为“异端邪说”，且对他采取了排挤和奚落的态度。

可是，越来越多的事实和科研实验证明了特敏博士的理论是正确的；事到如今，如果没有特敏博士的发现和证实，那么，全球范围的与生物学相关的所有产业就几乎不会出现和继续存在。

不言而喻，特敏博士的发现有许多重大意义。譬如，“中心法则”难以说明一个事实：许多生命种类之间的基因组合数量差异不是很大，但生命是如此多样多元、就是在同一生命种类范围内，个体之间也是多姿多彩的；如此现象，用特敏博士的理论方法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说明。

就转基因产品而言论，特敏博士理论说明：就生命信息运作而言，人类还有许多一无所知；基于“中心法则”的转基因技术产品有大量的未知或不确定性，所谓“精确”打靶再精确也比不过天然自然的力量更精确，

因而，那样的人工转基因技术产品存在大量的危害风险可能、而那些危害风险的可能性还是人类目前所不知道而难以预料和难以防治的。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特敏理论说明，转基因成分可以通过食品进入动物或人体之内、且对身体发生作用，对此危害风险，人类有什么预测手段、防治手段和弥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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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语：

中国社会出现了转基因狂热，转基因利益农业官员及其学界、商界和媒界的伙伴的行为颇似“大跃进”时候的“大炼钢铁”的盲目与狂热。

如果说，“大跃进”时期的狂热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的话，那么，当前的转基因狂热则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可举例很多，这里只说与本文相关的两方面。

第一方面，“伯格论文”所警告的道德法治和公众信任问题，在中国社会是越来越严重。

为赚钱，一些官学商媒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利益团伙，编造散布了许多转基因神话。

那些神话都破产了。譬如，他们说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幅增产，然而，转基因棉花商业化之后的增长率远低于以前；他们说转基因作物可以抗虫除草而减少农药用量开支，可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不但没兑现抗虫除草的承诺，反而带来了“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等前所未有的严重安全威胁，而且，农药用量开支不但没减少、反而大幅增加。

面对种种危害风险，那些农业官员及其利益关系伙伴还在散布转基因神化故事，甚至故意掩盖危害真相，

譬如，先玉335玉米种植区域发生规模异常，且其品种已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可是，那些农业官员还是矢口否认先玉335玉米为转基因品种，说检验出了转基因成分的品种也不是转基因。

在欧美国家，官方及行业统计清楚说明，转基因作物主要用于工业材料、能源和动物饲料，其中不少转基因作物因危害缘故而被迫撤掉。可是，那些农业官员及其利益关系伙伴却伪造数据和编造谎言说欧美国家的转基因主要用于食品供应、且吃了十几年也没问题。

有记者和消费者公开讲明了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危害风险，那些农业官员及其利益伙伴就联手对那些记者编辑和消费者搞恶毒的个人攻击、造谣诽谤、乱扣敌对政治帽子、搞舆论轰炸和黑客袭击，甚至动用公权把消费者抓起来判刑、威胁记者编辑的饭碗。

更为严重的缺德和蔑视公众权益安全的表现是：农业官员明明知道转基因食品有严重危害风险，因而制定了机关食堂制度，保障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能够吃上天然食品和避免转基因食品。可是，他们却编造种种神话故事和散布种种虚假信息，动员全国13亿民众吃他们不吃的转基因食品。

可以说，为圈钱，中国的“挺转帮”已经严重地冲破了“道德与法治”的规范之底线，且毫无“伯格论文”所提出“公众信任”的原则可言，以至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感叹地说，如今的“老百姓”都成了“老不信”了。

第二方面，拿过时的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当作“制高点”。

特敏博士的理论推翻了“中心法则”，促使现代基因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等于是宣告了基于“中心法则”的“第一代”转基因技术产品的基础性严重错误。

1990年代，基于RNA-水平的科研成为主流，至今已有全球范围的、涉及生物学和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微小RNA-”科研热点。2006年，诺贝尔奖再度为RNA-水平科研颁奖，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转基因技术产品商业化开发向基于RNA-水平的“第二代”转移，随之而来的是，相关科研开发学术思想从“人定胜天”和“人工比天然更优越”向“尊重天然”和“服从自然”转移。

中国现有的转基因产品几乎都是基于“中心法则”的“第一代”转基因技术的。

不言而喻，那极大妨碍了利益官员及其伙伴们的“挺转帮”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竭尽全力抵制或诋毁RNA-水平科研，甚至把那科研称为“学术腐败”、“伪科学”和邪门歪道之教。

说个最近的例子。今年九月，南京大学教授张辰宇等学者在《细胞研究》刊物发表了实验论文，证明了微小RNA-（Mi-RNA）可随食品进入人体并发挥功能。很清楚，那说明，毒素转基因成分可随食品进入人体并发挥功能。

张辰宇等学者的实验发现，在欧美国家引起强烈反响。

譬如，《发现》科普杂志以“您的饮食可影响您的基因”为题发表述评说：微小RNA-可作用于基因，早已有实验证明，但没有发现其作用与日常饮食的关系；而中国科学家在人体内发现来自大米饮食的微小RNA-，说明食品中带有的生命信息可进入您的身体并对您的基因发生影响作用，证实了日常饮食和基因影响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就给食品作物安全管理提出了更尖锐和更严重的挑战。

无疑，转基因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可进入人体并发挥作用，如此，利益关系官员所谓的BT等毒素转基因成分不会进入人体、不会对人体基因发生作用、因而是“安全”的鼓噪说法，成了彻底破产的神话。

于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贬低张辰宇等学者的实验发现的意义。

譬如，利益官员林敏负责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发文说，张辰宇等学者的实验论文不过是“普通论文”、该论文没有提转基因食品作物，因而该实验发现无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等等。

对比看吧。伯格博士的基因重组论文、特敏博士推翻“中心法则”的论文，都没提转基因食品作物，可那些是搞转基因技术产品开发的基础理论方法，也是说明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危害风险和实行安全评估的科技理论方法手段的重要依据。

而按照农业官员的说法，伯格博士和特敏博士的获得诺奖的发现都是与转基因无关了！全球与生物学有关的产业都是无关于转基因了！

如上行为，足以说明出那些农业官员及其“挺转帮”伙伴，都是反科学的；为既得利益，他们不但无视科学、且故意贬低科学创新发现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