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造反有理 咱们的秩序

文革中有一句响当当硬邦邦的经典革命语言， “造反有理”。这事儿不说清楚，挺能唬弄时下的孩子们。好像当时一路冲杀的革命小将真在对抗权力，为被侮辱被迫害的无助百姓争权益，摆净天下不平。按此逻辑，鼓动小将造反的太祖爷就是为弱势维权的上帝，以至于现在自认处在社会底层的出租车“的哥”们，大多会在车中显赫位置上供着一个下标“一路平安”字样的太祖爷像，尤以北京的“的哥”为甚。 “的哥”们可能真期盼发动造反的太祖爷其灵魂可以保佑不擦碰豪华车，不吃交警罚单，少被车行剥削，不被城管欺负，不和客人生气。简而言之，用太祖爷的“造反有理”精神对抗权势。

 

其实，文革的“造反有理”名实不符。

 

文革时的造反确有造反特色，就是置法律为无物，随心所欲。大家都随心所欲，利益冲突怎么办？ 拳头大，胳膊粗，手里有家伙的或是后面有枪杆子撑着的利益优先。 就是赤裸裸的野蛮。文革正是社会大规模野蛮的公开演练，早期的抄家，批斗，社会伤害硕大。笔者之一的家在文革开始后被抄。笔者的祖母是个瘦小的妇人，当时已六十岁有余。抄家时祖母被怀疑有隐藏财产的行为，小将们一野蛮，祖母受害不浅，包括一只耳朵被打成半聋。谁打过祖母永远不会知晓，躲在无知的红卫兵小将这个牌子后面就混过去了。比起众多在文革野蛮之下捐命的冤魂，祖母算是幸运的，撑过了文革，晚年在平安中度过。可是，祖母晚年有个习惯，随手锁门。锁门的动机可能是多层次的，但是防备身后有小将们追击冲杀进来大概是原因之一。不但锁门，每天睡觉前一定要亲自巡查一遍，看看家里的几道锁是不是都牢牢锁好。后来年岁大巡视不便，临睡前查锁的重任就交给笔者。以致笔者现在还有此习惯，在企图传给下一代时被拒。其实祖母的行为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小将们抄家不是趁着门没锁溜进来的，而是生生地敲开一个又一个锁着的家门。 有太祖爷用整个国家机器在后面撑着的野蛮，一个瘦小的老妇人能用锁挡住？

 

这正是“造反有理”的实质，用国家机器撑着的野蛮。

 

造反，从来就野蛮。 只要有的放矢，咱们不反感。“水浒传”中的好汉武松，因被官府欺压愤而造反，杀仇人，杀恶官，杀凶手，杀帮凶，顺手也杀了一串无辜。鸳鸯楼为取张督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之人头，连杀十五人。毫无干系的马夫，丫环，仆人，家小都成了武松的刀下冤魂。 虽如此，被杀的无辜是对抗邪恶权势的附带牺牲品，武松的英雄形象无损。为了被侮辱被迫害的多杀几个，武松好样的！虚拟的武松几乎成了真正的民族英雄。 野蛮，咱们认了。

 

为必然有野蛮特色的造反叫好，太祖爷不是第一位。虽然历史上不曾有过“有理”的造反，可是造反一直是咱们文化中的必要，被咱们认同。为什么必要？为何认同？ 存在未必都合理，存在却一定有原因。咱们的皇权系统，权力不可怀疑，不可挑战，无法制约。咱们积累的有关“权力”的社会观察甚多：民不和官斗；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逼民反；官官相护；宰相门房七品官；官大一品压死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总原则自然源于君为臣纲。皇权为刀俎，大众为鱼肉，造反，于是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办法野蛮，残暴，血腥，是用罪恶的手段去破坏罪恶。只因最终的目的是民众对权力的一种必要而唯一的反制， 有个正当的目的，于是造反连同附带的野蛮成了咱们的文化。

 

文革的“造反有理”不同于以前的造反。

 

从现象出发，文革时“造反”确实是有理。太祖爷1966年八一八头一次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之后，咱中共中央立马让公安部发命令“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公安部的命令比宪法，刑法都大，只要是造反的，公安不能管。一切原有法律等同失效。笔者家里第一次被小将们扫荡之后曾企图去派出所求救，结果被民警训斥出来。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有如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太祖爷发的尚方宝剑，大家都是带着神圣光环的天兵天将。为太祖爷办事，手捧圣旨， 这“造反”也太舒坦了。文革时的“造反”，只有个名字，实质上是一种保皇行为。拿着圣旨不可能反皇权，原有的制约权力的唯一理由不再，只剩下赤裸裸的野蛮，由皇权用国家机器支撑的野蛮。实际上在“造反有理”这个响当当的口号后面，进行的是大规模“皇权野蛮有理”。造反这个原始的目的必要手段野蛮的古老传统也蜕变成了对权势低头而只剩下野蛮的恶棍行为。

 

边造反边对权势低头的场景文革野史多有着墨。最有名的是太祖爷让名气最大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停止“造反”的殿训一幕（注1）。当太祖爷利用红卫兵进行大面积社会动员目的达到之后，红卫兵成为弃履。 就有了太祖爷当面告诉小将的领袖们“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据说连“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的狠话都说出来了。对太祖爷的泰山压顶，“造反”领袖们做和反应？造反时不可一世的清华大学蒯大富蒯司令痛哭失声，散伙了事。“造反有理”不但糟蹋了文明和法制，也糟蹋了“造反”。如果能有一个武松和蒯司令的荒谬对话，武松绝对会羞于和蒯司令为伍。

 

虽然咱们历史全是皇权，充满了野蛮，皇权也习惯性的野蛮，但是像“造反有理”这种全社会参与的大规模野蛮确是史无前例。唯一能借鉴的，可能得算清朝末期的“义和团”现象。但是“老佛爷”慈禧对“团民”们的控制很稀松，无法与太祖爷对红卫兵小将的指导相提并论。和“造反有理”真又得一比的，需要从别的文明引进。就是二战前德国在希特勒掌控下的冲锋队暴力。说红卫兵的功能等同冲锋队，立马会有太祖爷等同希特勒的推论。这当然有失公允。不过抛开太祖爷的部分，只比较红卫兵和冲锋队，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都由青年人组成；都是由最高权威发起和资助；都拥有法律之上的执“法”权；这种权力都让年轻人陶醉在一时的使命感当中；都诉诸暴力来剥夺别人的正当权利；都短命，完成功能后很快被当初资助的最高权威撤销。

 

冲锋队连同希特勒在德国被彻底反思，或可成为永远的过街老鼠。红卫兵与“造反有理”则不同。 太祖爷的文革只是被轻描淡写的盖过，“造反有理”为虎作伥的功能也从未讲清楚。于是就有了时下“的哥”感受到权势压身时对太祖爷的寄托，对“造反有理”的思念。

 

诉诸野蛮，仰仗众人的野蛮享用暂时的快感，但是不敢面对权势，这是“造反有理”传下来到唯一遗产。

 

有传承，遇上机会就能表现出来。现在满华夏大地无处不在的“山寨版”现象（注2），实际上是一种文革中“造反有理”的翻版。“山寨版”这个大名就很露骨的把自己放在了山大王和土匪的身份上。抢别人的牌子偷别人的牌子和抢东西偷东西没有任何区别，是一种赤裸裸的野蛮强盗行为。如同当年“水浒传”中的打家劫舍，“山寨版”产品虽然可以让终端消费者享受一时使用冒牌货的快感和便利，但是并不创造真正的价值。如果山寨版横行全世界，结果只能是被“山寨”被“冒牌”的原创者失去创造空间，然后大家都没有创新产品可用。 如果像眼下这种“山寨版”只在咱们的文明圈内横行，结果必将是世界上别的文明鼓励培养发明家和创造者，而咱们的文明继续孕育打砸抢的土匪。咱们全民参与的山寨版运动，已经并正在继续的毁灭着咱们的出版业，软件业，电影业，制药业等一系列需要创新的事业。就是山寨版做得最成功的手机业，也仍没有跳出关起门来窝里反那点出息，没有也不可能有走向世界屹立不倒的品牌出现。靠野蛮不会让世界折服，起码不会持久的折服。

 

不错，如同经典的造反行为，山寨版有颠覆恶性权威，冲撞蛮横传统的功能。可是，像文革中的造反一样，现时所有山寨版所颠覆的权威和冲撞的传统，都是国家机器所预留出来喂养山寨的。而真正代表皇权垄断的专有领域，并不见山寨版的踪影。 山寨版的中共中央，自然万万不能，连开玩笑开到其附近都不可能。 就是中共中央下属的宣传部，再下属的中央电视台，再再下属的春节晚会节目，都不可被任何山寨版的念头触动。2009年，山寨版概念风行之间，有几位大侠异想天开，要搞个山寨版的玩笑春晚，结果，从场地，到执照，到赞助商，再到网路载体，被国家机器一通拦截，山寨版的春晚也就不了了之了。 就是只涉及到国家权威边边角角的领地，不让你山寨，你就不敢山寨。2008年北京奥运，巨大的商机。 无所不在，无物不抄的山寨版产品，居然就没有对利润巨大的奥运纪念品产生任何有规模的挑战。原因很简单，国家机器看得紧，镇压玩真的，山寨版又成了痛哭流涕的蒯司令。山寨版的骨子里还是从义和团到红卫兵的传承，皇权的野蛮帮凶。

 

说到野蛮帮凶，就不得不提一个具体的山寨产品，人肉搜索（注3），这个“山寨侦探”。

 

时势造英雄，人肉搜索的必要条件是信息时代，信息易于获得，易于传播。可是，剥离了互联网时代的花拳绣腿，人肉搜索的实质仍然是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而宣泄野蛮的伪造反行为，有造反的野蛮，没有平衡权力的效力。不错，人肉搜索可以有造反的成分，也有造反的结果。2008年底，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周大人因为在公开场合讲了一段有关房市的刺激性言语而被“人肉搜索”，结果发现周大人在讲话时正在抽一盒自己的“九五之尊”香烟。这是一种高档烟，价位在150元人民币一盒，大约一美元多一只烟，可以说是天价烟。一位中级的公务员有如此消费水平，周大人立马在网上获得了“周至尊”的雅号。由话及人，由人及烟，由烟及消费水准，“人肉搜索”一时好生了得。 结果周大人成了网上的贪官标杆，于是纪检机构开始调查，后来周大人因被发现收受贿赂一百多万人民币获罪， 被判刑11年。网民大喜，人肉搜索万岁。

 

其实是闹剧。首先，房产局从来就是腐败专业户。虽说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但是房产局的前身各地的房管局们在文革后期的太祖爷时代就开始大规模吃进中华烟茅台酒之类，然后给人消灾为人添喜。演进至今，赃款百万的房产局长都算得上是清官。如有正常的民主制约，法制管理，全国一半以上的房产局长大概得换人。人肉搜索不过是给当局作个球，让纪检出手作民心工程罢了。其次，视力所及的搜索是野蛮有余，成事不足。自从“周至尊”出名后，干脆有官员在公开场合只消受“裸烟”，只有烟，没有盒，让好事者“人肉”不成。正常的烟民不能正常的提神，而贪腐的细节哪里会有照片让你去搜？

 

伪造反的关键在于人肉搜索在揭了人的隐私，搅了人的生活，宣泄了让他人痛苦的野蛮欲望之后，造反有无结果全系于权力恩赐。只有权力让纪检机构捡起“人肉”出来的话题继续带球前进，造反才能有所成。权力配合野蛮，野蛮才能制约权力；权力不配合野蛮，野蛮成为单纯的野蛮。 结论是权力得靠权力制约，混帐逻辑。周至尊周大人一事，孤立个案，抓出一个平民愤，干赚不赔，于是周大人判罪。 真正需要事实追踪，过程见光的大事件，人肉搜索毫无踪影。最典型的，像是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倒塌的校舍，每一个校舍的建筑商，每一个校舍准建的拍板官员，建筑商和官员间的往来关系，涉及核准官员的财产情况，该是“人肉搜索”的理想课题。 因为是伪造反，权力不让碰，就绕开了事。见不得周大人消费一美元一只的天价烟，却对四川许多的冤死学生无所事事。热衷人肉搜索只能是一种野蛮的宣泄，与追求社会公正，文明进步全无交集。

 

人肉搜索的野蛮宣泄特性在所谓奥巴马美女一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2009年初冬，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访，在上海发表了一次演讲。现场听讲的多是年轻人。 电视转播的镜头扫描台下时在一位形象甚是可餐的漂亮女听众身上略有停留。演讲结束，奥大人继续前行。很快，奥大人说过什么就被大家忘掉了。可是，这位女士却因电视上的形象而欲罢不能。靓丽的外表，优雅的举止，恰到好处的着装，从容的风度，好事者把形象被从电视上截获下来，做成动画贴到网上。欣赏之后意尤未尽。女孩是谁？ 于是就开始了疯狂的人肉搜索。很快，女孩的身分被披露出来，前世今生也被公之于众。这还不算，“人肉”之后的品头论足开始。“女孩想出名”，“座位和举动都是事先设计的”，“是权贵的亲戚”，“明显的自我炒作”。漂亮优雅招谁惹谁了？ 女孩的生活大受干扰，不得不出来辩驳，“我没有刻意炒作”，“我不想出名”，“我和权贵无关系”。百口莫辩，简直成了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的走资派。对“奥巴马美女”进行“人肉”和吐口水的网民，如同当年用“无知红卫兵小将”遮面对祖母施以拳脚的恶棍，躲在互联网后面享受着野蛮的宣泄。

 

从义和团，造反有理到全民山寨，贯穿其间的同一特色就是野蛮，一种多数的暴徒决。 咱们的文化就是野蛮的文化吗？ 野蛮源于造反是咱们文明中的一环，对造反的依赖，对“造反必要”无可奈何，使容忍暴徒决成为必然。走出野蛮，需要先让造反不再必要。 民主性的对权力制约，法制化的对行为规范，可以重塑咱们的文化。不然，放任野蛮的多数暴徒决将永远和咱们如影相随。

 

 

注1：指毛泽东于1968年7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与王大宾等五个北京红卫兵造反领袖一事。

注2：山寨板就是赤裸裸的盗版，不是新事物。 传说现在风靡全球的意大利皮萨饼就是马可-波罗从中国馅饼演绎出的盗版货。文革后期大陆科技用书的主要来源---“影印版”书籍---都是盗版书。这里指的山寨版是始自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商业盗版现象。

注3：人肉搜索是互联网在大陆较为普及的二十一世纪初以后发生的一种现象。起因往往是某些匿名恶行在网上流传而引起“公愤”。公愤之后大量网民开始搜寻“事证”，“网贴”事证，“宣判”罪身成为人肉搜索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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