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子读《贞观政要》（连载）一

麒麟子读《贞观政要》（连载）

《贞观政要》是中国古代一部带有纪实性且对中国封建帝制有深远影响和政治考论价值的一部政论名著，该书受到历代帝王的赏识，阐述了不少封建王朝的治国真谛，乾隆皇帝曾经为《贞观政要》作序时写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日：‘贞观之治盛矣!’”
     
       最近麒麟子正在览读这部记载盛唐政治理论的历史名著，顺便写写读这部名著的一些心得，作为读书笔记，看看究竟李世民作为千古一帝究竟有些什么政治理论，又是如何和大臣们讨论政治的，所以简单写写与诸君共赏。

卷一：
论君道第一（节选）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躭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理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
实同古义。”

肚皮与大腿的关系
     做为《论君道第一》的开篇论述，唐太宗用肚皮和大腿的关系阐述了一个简单的驭民道理，“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皇帝和朝廷就是一个大肚皮，当肚皮里面想吃肉时，就要去找食物，而百姓恰恰就是两条腿，而朝廷没有好办法只知道鱼肉百姓时，其实就是等于为填饱肚皮从腿上剜肉，，最终腿上的肉吃光了，身体也支撑不住了。这是李世民对臣子讲的第一个道理

最伤自己的身心的是什么
       李世民对大臣们反省的第二个道理是，讲述了损伤自身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按照李世民的见解，损伤自身的东西并不是那些身外之物，也就是说不是那些客观事物的影响，而是自己心里的那些私心杂念，或者说想象的那些乱七八糟，统治者欲望得到的东西越多，其实国家遭受的祸害也就越大，这又是李世民的一个净心节欲的政治理论。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三点讲到的就是魏征的一点论辩了，魏征的观点其实就是鼓励李世民以修身来治国，也就是说皇帝自身言行的端正将对下级就巨大的影响。反之，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了，魏征举用了楚王与詹何的典故来规劝李世民，目的还是为了鼓励李世民端正自身言行。这里如果看看电视剧《康熙帝国》中陈道明有一句台词就很难说明问题，就是“朝廷烂一点儿，下面就烂一片。”拉近到现代就是最高层的统治者应该发挥模范先锋带头作用。

卷一：论君道第一（节选）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於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守江山难在哪里
       这是太宗皇帝与魏征的一段对话，太宗问了一个很广义的问题，就是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而守江山难又难在哪里？魏征的观点是立足与君臣关系上，尤其是在君对臣子的态度方面。魏征认为打江山容易是因为君主在征战时期，经常身处危机，需要招贤纳士，兼听谏言，最终达到成功的目的；

       而守江山难的问题就在于太平盛世皇帝高高在上，在大臣头上作威作福，习惯让做臣子的整日对自己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这样皇帝才放心，使得大臣们最终不敢忠言相谏，只知道顺着皇帝的脾气做事。魏征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暗示皇帝拿着欺负大臣来满足自己的威望心里，没有了同甘共苦的共济之心，而是多了几分独断专性和做大臣的专横霸道。

      可见魏征的态度完全是从做臣子的角度出发，这种说法符合士大夫阶层，恐怕那个怕并不能完全概括守江山难的本质。说来说去，魏征的目的还是为大臣们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也是改变君主在臣子之上独霸专政的态度。

论政体第二（节选）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犹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木心与朝廷的共性
        萧瑀是唐高宗年间的老臣，这个不多说了。太宗在对话中以宝弓的用材原理引申的自己的治国得失问题上，弓的优劣哲理在于弓质地的木心偏正，而李世民呢，征战多年收藏宝弓很多，尚不知在弓的质地方面有很多讲究，而李世民对自己整日用弓而不知功的内又十分惭愧，所以他进一步自责了自己在政治方面无知和盲点。
      
       尤其是李世民自己认为自己对弓这样一个简单的事物认识尚且不够，像治理国家这么一个大的方面，李世民自己认识到不懂得东西肯定非常多，在一般人看历史更多的是看王侯将相的奇闻轶事，而古代的封建统治机构又是何其的庞大，其实很多政务平没有记载在正史上，而是周而复始的运作，所以李世民意识到国家这个庞大政治机器的复杂和繁琐，料到自己在治理国政中会有很多的盲点，所以用木心的道理引深到朝政这个大框架下。

求论谏四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於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李世民的众多执政观点中，这篇算是提倡放权臣子的一篇论述了，在君主集权制度高度敏感的封建社会，李世民抖出了一个十分宽容的执政理念，那就是放权臣下。这种大臣被称之为“匡谏之臣”，匡谏之臣的作用不仅是给皇帝纳谏，更多的还是替天子分栏政务，因为李世民自己已经感受到，一个人日理万机的弊端与疲倦，谁让他想做好皇帝呢。正是因为想做好皇帝，所以李世民才想把更多的权利分摊给大臣，这也加速了李世民对大臣的依赖性，所以在最后李世民主动举杯给臣子敬酒。


卷二 君臣鉴戒第六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徵对曰：“臣往在隋朝，会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馀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一桩很荒唐的盗窃案，这桩发生在隋朝的盗窃案，暴虐的隋臣淤士澄枉抓了两千多嫌疑犯，竟然依据个人长相进行判断，审讯方式就一个，严刑拷打，认罪率几乎100%，更荒唐的就是隋炀帝了，也不问青红皂白，竟然下了个一同斩首的命令。不但魏征对样的案子想不通，恐怕任何人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盗窃案弄找出两千嫌疑犯。后来调查参与盗窃就五个人，结果还是荒唐的冤杀两千人，竟然无人愿意向隋炀帝辩解。

而魏征提起这桩案子并不是因为是强调滥杀无辜，而是提出了天子独断专行，臣子又不匡正违失，造成了盲目行事，草菅人命的惨剧。证明天子与大臣之间需存在必要的协调、信任、默契，才能避免像错杀两千多人的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