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灰，慕尼黑，敦刻尔克 -- 纪念冰岛火山灰一周年

[注] 2010 年同学会时，有同学问我在英国的生活情况。我把去慕尼黑出差遇到火山灰的事写了下来。最近我开了博客，把它放上来，借此纪念冰岛火山灰一周年。

 
二0一0年，四月十五日，星期四

飞机准点到达慕尼黑机场，我和大卫到达了我们“一日商务旅行”的目的地。这次的客户访问要是受MasterCard 的委托，行使一下法律程序，进行一个不超过一个小时的“面对面”质询，客户的产品没有任何技术问题。

接待我们的客户代表是一位名叫克里门斯的德国年轻人和一位爱尔兰人詹姆斯。克里门斯为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饭店定了一张桌子，我们一起用午餐。午餐期间，我们叙叙旧，另外对我们公司提供的服务征求意见，同时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商业机会。当然，作为服务商的我们，为这顿午餐买了单。

下午我们与客户的工程师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了一次例行公事审查、质询，并完成了必须的法律程序。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把所有的法律文件用互联网发了出去，一切大功告成。回程的飞机是晚上九点多的。我与大卫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直接去机场。熟悉慕尼黑机场的人都知道，那儿有不少餐馆和酒吧。我们可在那儿打发时间。克里门斯还为我们推荐了一家小有名气的酒吧Airbrau。我们在那儿一人来了一杯Dunkles Weißbier （一种半透明的黑色啤酒），打发时间。检票和过安检的时间到了。我们打算早点进去，然后找个饭店，用完餐后登机。

让我们赶到奇怪的是，检票厅十分冷清。我们到了英航的检票台，检票员很客气地问我们是否知道冰岛火山爆发，火山灰关闭了机场， 没有航班去伦敦。同时，她给了我们每人一套印刷传单，上面印有当时的火山灰情况和旅客应当采取的行动以及联系方法。怎么那么突然？上午播报火山灰新闻时，没有一个机场关闭啊。

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机场的信息台打听哪儿可以租到汽车，这样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去巴黎或布鲁塞尔，然后乘欧洲之星回伦敦。在离信息台不远的地方，世界几大租车公司， 像Europecar、Avis、和Hertz，都有工作台。我们问了几家，回答大同小异，租车往东走，象去奥地利、意大利没问题。往西走，所有的车全租完了。

我们一商量，权宜之计是先住下来，然后再想办法。回到信息台订旅馆，没想到机场附近的旅馆已全部订完！这短短地一天看来发生了许多事，我们却一直蒙在鼓里。最近的一家旅馆是Hotel Comfort, 在离机场乘轻轨火车15分钟远的一个村子里。对我们来说，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买了火车票，很快就到了。

既来之、则安之。下午这么一折腾，时间也不早了。在旅馆的服务台打听了一下周围有什么饭店没有。回答说隔壁这家就是村子里最好的。在德国是一定要来一次牛排的。这里的啤酒和牛排真是不错。牛排是和炸洋葱丝在一起的，典型的巴伐利亚风味。以前在纽伦堡品尝过类似的牛排。晚饭后天还没黑。我与大卫打算出去走走，看看这个小村庄。

小村真是安静、整洁，家家户户的花园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尽管只是傍晚，小街上除了偶尔有汽车驰过外，没什么行人。我和大卫一边散步，一边评论着这个小村庄。他打趣地说，“这里整洁得让人感到有点邪恶，像假的”。他大概是感到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村庄里溜达，有点不协调。

这次出来，按一天打算，没有带换洗的衣服，没带相机，没带牙膏，没带手机电源，只带了一本Simon Singh 的《费马大定理》，供坐飞机时消磨时光。旅馆的电视大多是德语，只有CNN 是英语台。

 
二0一0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五

对我来说，今天要外出做两件事：一是打听一下有无火车回英国，二是万一铁路不行，我要买一些日用品，作长期准备。

这个小村的轻轨火车是每20 分钟一班去慕尼黑市中心。一日票，包括地铁在内，5.60 欧元，真便宜。这趟车是从飞机场出发的，今天仍有很多人从别处到慕尼黑转机去伦敦，不幸遇上了火山灰，滞留在这。我与一位英国人在火车上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他要去火车站买票去巴黎，然后再搭乘欧洲之星回伦敦。从慕尼黑到巴黎，只要6 个小时。从巴黎到伦敦，欧洲之星只要两个小时多一点。现在还不到中午，要是一切顺利，半夜前就可以到家。他已在外面出差多日，很希望能与家人一起度周末。我祝他好运。

我在中心车站下车，这里轻轨、地铁、高速火车都集中在这，德国人干什么都讲究效率，这样安排真是方便。我去了火车售票处，那儿挤满了人。有在售票窗排队买票的，也有在售票机前排队的。我要查票，就排在了售票机前。轮到我时，有一位服务员来帮忙。她告诉我说，最早去伦敦的票在下周四。我问去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呢？有无明天的？她说都有，在售票机上给我打印了德语的时刻表，并仔细解英语释了一番。她态度友好，服务敬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还早，我打算在慕尼黑市中心逛逛，买点东西。尽管今天是星期五，慕尼黑的大街上还是挺热闹的。在市政广场，有位盲人坐在地上弹着一种用单手拨动的风琴唱歌。歌声委婉还带着点哀愁，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继续往前，遇到三位蒙古装饰、留着细细小辫子的街头艺术家在用马头琴弹唱。他们一边弹着琴、一边从嘴里跟着旋律发出吱吱呀呀怪兮兮的和声。他们演奏如疾风骤雨、有万马奔驰在草原上的感觉，不少人为他们的演奏报以掌声。

我与大卫约好晚上6点在饭店碰头，他可以给我通报一下公司的意见。公司老总指示我们先不要动，尤其是我不要冒失去巴黎或布鲁塞尔，说是公司不想让他们的雇员露宿街头或睡在候车厅里。有消息说加莱码头挤满了回英国的人，跟本买不到船票。我用电邮问了一下回英国的长途汽车服务，如 Euroline ，回答是：“没有运气”。

人称“祸不单行”，我们还不巧赶上一个慕尼黑一年一度的展览。房间已经被预订出去了，明天我们不得不搬出去。我们友善的德国客户帮我们在市中心定的另一家旅馆。明天我们可以住到那去。

 
二0一0年，四月十七日，星期六

由于旅馆一般在下午才让顾客进驻，我们有意晚一点离开小村的旅馆，来到市中心的这家叫Meier 的旅馆。旅馆门面很小，但服务台的接待员挺帮忙。她给我们登记好并把行李放到后面的屋子里。这样我和大卫一身轻，可以自由活动。

今天天气很好，可用“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来描述，一点风都没有。大卫在路边找了一家咖啡馆，打算边喝咖啡边用 laptop 做点工作。我打算去慕尼黑的“谷物市场”（叫Viktualienmarkt的露天市场）逛，一是可以买点昨天漏买的东西，二是可以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前去过纽伦堡的露天市场，在那里买过巧克力什么的。“谷物市场”就在市中心附近，拐进一条支路就到了。进去后大吃一惊，里面人山人海，不能说水泄不通，但的确是磨肩擦踵。里面有许多摊位，有的卖快餐、有的卖啤酒、也有什么都卖的。有些摊位外放一个有点像吧台那样的桌子，供顾客站在那儿喝酒和吃快餐。要想坐下来，得到市场中心，那儿放着在英国常见的那种野餐用的长条板凳和桌子。所有的位子全满了，没有一个空的。这可能是有点巴伐利亚人的“啤酒花园”情结在作怪，天气一好，全跑了出来，人手一杯，高谈阔论。

在欧洲大陆旅行，我喜欢的午餐是在明媚的阳光下，来上一杯啤酒和一大盘“凯撒色拉”。这在欧洲是一件平常之事， 但对于从阴冷潮湿的英国来的人说，这可是一大享受。今天看来在这是不可能了。心有不甘，我在周围的几个小巷子里转了转，看有没有哪家酒吧有露天的座位。唉，真让人失望。只能在室内的座位上用了午餐。

周六的大街是热闹，昨天看到的那位盲人艺术家换了个地方在唱。蒙古乐队不见了，倒是有人抬出了一台巨型钢琴与几个拉小提琴的在演奏。观众没几个，可能德国人对此见怪不怪了吧。向前走，遇到了一个绿色的展台，有几位西装革履、工程师模样的商人，在那演示和推销他们的绿色节能环保产品。在一个由大石块围起来的广场上，坐着不少游客。另外，今天拜仁慕尼黑足球队主场，街上有不少成群结队的球迷。

在外一逛，下午很快就过去了一大半。想到还没有拿到旅馆房门的钥匙，我就稍微赶早些回旅馆。住宿登记很快就办妥，德国的效率到处都可以体现出来。现在离6点与大卫碰头还有一些时间。我注意到旅馆后面有一个小花园，可以到那看看。这个花园与欧洲其他的城市花园没什么两样，绿地、树木、长凳上三三两两地坐着些人，有的看书、有的看报。我的那本《费马大定理》早已读完，也没心思回旅馆拿出来读第二遍。我径自往前走，忽然人声吵杂。在花园的那一端，有一个孤零零的小酒馆。前面的空地上摆有桌子和凳子，坐满了人，仍是人手一杯。有些警察站在不远的地方盯着。原来这些大部分是球迷。

晚上见到大卫，得知明天的旅馆安排在机场附近，但回英国的事还是不着边际。好在落脚的地方有了。我们是出公差，经得起耗。两人到市中心的Augustiner 用了美味的晚餐。我点了鳜鱼，大卫好像是牛排。

二0一0年，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与昨天一样，我们的第一件事是去机场附近的旅馆。我问大卫要了详细的旅馆地址，他急着要去旅馆。我让他先去，我想再在火车站打听一下去巴黎或布鲁塞尔的火车票与时刻表。反正去机场的轻轨火车也在这个地方上车。

我仍然去了售票机前，找到一位服务员，告诉她我的目的。她与前天的那位一样热情周到，给我打了一份时刻表。告诉我说明天有不少火车，要走没问题。到机场尽管只要乘一趟轻轨，但要花40多分钟。我因为还拿了一个大卫留下来的行李，实际上是一些在这买的饮料和杂志。带着在慕尼黑转有点多，放回旅馆要花不少时间。要是大卫现在在这就好了。

这家旅馆是“假日旅馆”（Holiday Inn），在离机场乘车10多分钟的地方。我得乘旅馆的班车去。到了才发现，这实际上是机场的旅馆区，有好多旅馆。我登记完之后，问服务台大卫是否来了。服务员告诉我说他刚出去，说是去附近走走。

经过上午这么一折腾，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打算去在慕尼黑市区的东北、离大学不远的“英格兰花园”。我进房间赶紧把东西放好，匆匆出来赶下一趟班车回慕尼黑市中心。

当我到达市中心的时候，已过了下午两点。想到昨天在“谷物市场”的失望，今天再想去看看。可到那后又是失望，没有一家摊位营业。与英格兰一样，德国许多商店在星期天不营业。但诺大的一个市场没有一个摊位营业，也真有点不可思议。街上的行人明显没有昨天多，但大街上还是有不少商店开门的。我走进一条大街边上巷子，在一个酒馆外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在我的座位边上，坐着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婴儿。他们俩在用餐，婴儿在地上爬着玩。婴儿爬到了我的座位边，冲我笑。我问这对夫妇婴儿多大了，他们告诉我说，11个月、是女孩。我恭维地说小孩长得又健康、又漂亮。他们哈哈大笑，把孩子抱了回去。巴伐利亚人比德国其他地方的人健谈、开放得多。他们一边与我聊天，一边把孩子的小手擦擦干净，塞了一块面包她手里。小孩歪歪斜斜地走了几步，又在地上爬。一边爬、一边吃手里的面包。这对夫妇也不管，继续吃饭、聊天。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地上，好像连灰都没有。德国的清洁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时间不早了，我与这个德国家庭说了再见，乘地铁去英格兰花园。

我在路德维希街的“大学”站下车。多年前去“milch und bar”夜总会时路过这。这一带马路宽阔、建筑雄伟。据那时我的荷兰朋友说，这是当年希特勒造的“形象工程”。路德维希街两边房屋的门窗要比德国其他地方要宽大一些。上次是晚上来，再加上喝过几个酒吧后晕晕乎乎的，没有仔细看。今天一看，是有非同凡响的感觉。

沿着街向前走几步，拐入一条月牙型的侧路，进入了大学的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些书店和咖啡馆。穿过这条胡同，就到达了英格兰花园的入口。大学区与其它商业区明显不同，有许多学生骑着自行车穿梭来往。小道上一律是汽车让行人。行人看来只好让这些自行车了。

天忽然下起了小雨，变得冷兮兮的，与刚才中饭时的气候完全两样。谁说只有英国一天有四季？还是因为我来了英格兰花园？

英格兰花园的北边有一个“中国塔”，南边有一个“日本茶屋”。英格兰特色的东西大概就是路边的草坪和几条小河沟吧。这可能是德国人对英格兰花园的理解。既然有个以“中国”命名的东西，那我一定要去看看。在去“中国塔”的路上，雨好像大了起来。突然有一大股人流从“中国塔”的方向涌了出来，并可听见远处的伴有音乐的吵杂之声。我走近一看，这才明白了。所谓的“中国塔”其实是一个中国式的大亭子，与中国公园里常见的那种八角亭相似，但是很大。亭子的里面卖啤酒，还有个一本正经的管弦乐队在奏乐。亭子外面边上摆满了长条桌凳。这原来是个“啤酒花园”（bier garten）。可能是下小雨的缘故，有些人散了，有些人拥进了亭子。这是我为什么在路上看见有很多人出来，又听见吵杂声的缘故。

离开了“中国塔”，我打算到不远的一个小山上去看看。这个小山的顶上有一个西式的亭子，是英格兰花园的最高点。到了上面，看见有不少人在亭子里，有三位老先生在画雾雨中的慕尼黑。尽管在城中感觉到慕尼黑的奢华，但从这个山顶上望过去，除了几个哥特式尖顶耸出之外，只是一片绿，好像整个城市隐没在丛林之中。

画家边上有两、三个人在观看。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想知道画家眼中的慕尼黑是什么样子的。在我的旁边站着一位高佻漂亮的女孩，披着一身红色的苏格兰“塔腾”（tartan，一种苏格兰特有的带有方格图案的披巾），赤这双脚，典型一个学生样。我注意到旁边的地上还铺着一块蓝绿的“塔腾”。在苏格兰生活了十几年，自然感到好奇。我客气地问她是否从苏格兰来，她笑着告诉我说她是德国学生。这一身苏格兰装饰是在爱丁堡旅游时买的。爱丁堡？我远在爱丁堡读大学的女儿怦然闪入我的脑海。嗯，是回家的时候了。我与这位女孩说了再见，默默地走下山去···

回到旅馆，在服务台打听大卫的下落，突然听到大卫在身后叫我。他原来在前厅的吧台上要了一杯啤酒，坐在角落里看书，等着我回来。他兴奋地告诉我，“汽车订到了！明天开回英国。”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一个小时以前还在想着回家，想着要是明天还没着落，打算着去临近的奥地利萨尔斯堡走走。

大卫开玩笑对我说，这家“假日旅馆”大概只提供“假日食物”给美国来的“假日制造者”（Holiday maker, 旅游者）。这家旅馆的餐厅只有一张简单的菜单，我们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去。在那儿计划明天的行程。

我们打算从慕尼黑出发，经荷兰和比利时，去法国的敦刻尔克，在那乘渡轮到多佛，再开到伦敦。到伦敦后，大卫回家，我去伦敦西南的贝辛斯多克。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有960公里。从多佛到伦敦，有125公里 （80英里）。大卫的太太是我们的行动指挥，她为我们订了晚上的渡轮。

二0一0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一

我们计划早上八点半把车开出去，这样可以避开慕尼黑的交通高峰。考虑到要去机场办理租车手续，并且还要把车取出来，这都要花时间。我们早上七点碰面，吃了早饭、退了房子，拿上行李，到旅馆外等候班车。

慕尼黑春天的早晨，跟许多内陆地区一样，冷飕飕的。在旅馆班车的泊位边，除了我和大卫外，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德国女孩也在等车。她带着一个中号的行李箱，穿着短袖衬衫和裙子。大卫献殷勤地问这位女孩要不要穿他的西装。这女孩笑着回答说不必了，班车很快就到。这女孩告诉我们，她是德国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由于火山灰，她们航空公司的飞机也停飞了。她们这些空姐被要求原地待命，随时出发。因为只带了制服，她哪也不能去，已在旅馆待了三天了。她住在离慕尼黑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今天航空公司用一辆小车，把几个住在同一方向的空姐送回家。她去机场赶那辆车。

机场冷冷清清的，倒是有一些“住”在机场的人。要是一个旅客没有乘欧共体航空公司的飞机，他/她就有可能没被航空公司安排旅馆，有些只好在机场“混”了。欧洲法律强制欧共体的航空公司必须为滞留的旅客提供旅馆服务。我与大卫调侃，我们还真是幸运，用公司的钱，没有睡在机场里。

我们来到一家叫“Eurocar”租车公司，交了款、拿了钥匙。本想再租一个卫星导航系统，但没有。大卫和我无奈，只好在机场的书报亭买了一些欧洲交通地图，以免走丢了。

大卫说是租了一辆“大众马球（VW POLO）”型的小车，到车场一看，却是一辆有“购物手推车”之称的“欧宝可傻（OPEL CORSA）”。我与大卫商量，他先把车开出机场，开第一段，我再接力。尽管机场附近的路比较复杂，好在大卫懂一些德语，交通又不忙，我们看着是懂非懂的路标、磕磕碰碰地开出了机场，上了高速公路。

德国的“Autobahn”（高速公路）以“无限速”闻名于世。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130公里限速的，但在慕尼黑附近，大多数是无限速的，尤其是慕尼黑（宝马的故乡）到斯图加特（奔驰、保时捷的总部）那一段。上了高速公路后，我们轻松地在中道以每小时140公里“巡航”。慕尼黑附近的高速公路大部分是三道的，最外道多是那些“无限速”车，尽是些德国高档车（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或意大利的超级车。他们“嗖”地一下就过去了，我估计大多在每小时200公里以上。大卫开了不到一个小时，早晨的咖啡开始起作用了，要方便一下。我说：“你在下一个高速公路服务站停下，我接着开。”

这样的服务站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泊车场加一个公共卫生间，无人管理，也没有零售商。一切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们喘了口气，稍事休息，我坐到了驾驶位上。坐上后才感觉方向盘“不对（not right）”。与英国的相反，欧洲大陆的车是方向盘在左边，车在右道开。好在油门、刹车、和离合器是一致的，否则真是麻烦了。我一伸左手去摸换挡杆，就碰在了门上，再换右手，有点不协调的感觉。但这还好，很快就适应了。主要的麻烦是失去了一种对车的那种“毫米精确”的感觉。从泊车场倒出来，如果是坐在右边往左道上倒，凭着感觉，两边看看，就搞定了。现在坐在左边往右道上倒，觉得浑身不自在，一回头就看错了方向。泊车场空空如也，随便倒车就是了，不会有问题。但我的感觉告诉我，在下一个服务站要小心。

在从服务站的引路上高速公路时，高速公路上的车纷纷让路。在英国是高速公路上的车优先于引路上的车，引路上的车要“瞅空”插入。在德国正相反，据说这是德国在战争时代留下的规则，那时高速公路上的民用车辆要给从引路上上高速公路的军车让路。

德国的高速公路名不虚传，路面质地很好，其他开车人也很礼让。他们有的开得很快，但不追尾恐吓。给人一种放心、安全的感觉。我开车不像大卫那么狂野，但我是那种很能开车的人，方向盘一上手，就不肯放下来。先穿过纽伦堡，然后是伍尔兹堡，最后过了法兰克福，一口气开了近300公里。

在路过纽伦堡时，我想起了我的女儿。她的德语笔友就住在纽伦堡。女儿在高中学德语时，与一位叫萨碧娜女孩作“家庭互换”。萨碧娜在我家住了两个星期，学英文。嗨，德国的孩子哪用学英文？他们个个都说流利的英语。我曾开玩笑地告诉萨碧娜，她可以学苏格兰方言。当女儿住在她家时，萨碧娜的父亲沃尔特先生坚持所有的人在家都说德语。我女儿可真是长进的不少德语。我以前去纽伦堡出差时，去过沃尔特先生家，为女儿送一盘光碟给萨碧娜。和他们全家一起用晚餐，是一家非常善良的德国家庭。

我打算找一个服务站与大卫交换，顺便也是午餐的时间了。当我看路标时，德国高速公路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路标太精细。德国高速公路路标是那种“信息丰富”型的。德语相比英语本来就长，又弄那么一大堆信息，密密麻麻地写在标牌上。我们用那连蒙带猜、外加看图说话的德语，才弄清下一个服务站在哪儿。相比之下，英国的路标要简练得多。

当我下高速公路、转入支路向服务站开去时，遇到一组红绿灯。我在红灯前停下，等着绿灯过去。可绿灯老是不亮。我琢磨着这儿是不是只有红灯？在这远离法兰克福的偏僻荒野之地，我竟堵了四、五辆车。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红绿灯下有一组传感器。可能是我停得离停车线稍远了一些，德国的精密仪器没有测到我的车，所以绿灯一直不肯亮。我把车往前蹭了一尺，绿灯就亮了。这可能也是我开左手车，距离感没有开右手车中那么精确吧。

我们匆匆用了午餐，由大卫驾驶，往波恩、科隆方向开去。慢慢地，我们进入了德国北部。印象中德国南部的房子多为白墙红顶。房顶比较平坦、不那么尖，有点像西班牙、意大利的式样。而在北部，灰墙黑顶的房子较多，房顶比较尖，跟英国的房子较像。这些只是在高速公路上的印象，德国的房子如果细看的话，是很有其自身特色的。

过了亚琛，就到了德荷边境。我们又换了过来。我开车，大卫看路。大卫曾在荷兰工作过近三年，现在还有一艘游艇停放在荷兰。他每年都要与他的太太来几次，对荷兰很熟。

我对荷兰高速公路的第一印象是它与德国高速公路很像，可以说是一个“缩写版”。路面质量与德国的不相上下，但感觉要窄。两上两下，限速每小时130公里。荷兰好像也没那么多快车，开车人也是那么中规中矩。我感觉没有在德国那么快，四平八稳地行驶。瞟一眼窗外，荷兰人把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偶尔可以看到几个在那休息的风车。

从德国去比利时，其实是穿过荷兰的西南角，只有很短一段路。当我突然感觉路面高低不平时，大卫告诉我说我们已进入了比利时。在荷兰的路上，大卫曾警告我，在比利时开车要小心，这里人开车狂野，喜欢追尾，也不那么遵守交通规则。我进入比利时后对大卫说：“这里开车还好啊，没什么狂野之人。”大卫冷笑说：“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们估算了一下，在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将到达布鲁塞尔。那时正好是高峰时期，此时去欧洲首都不是个好主意。我们打算绕道安特卫普，这样尽管多走一点路，但应该能省下一些时间。大卫的太太在安特卫普工作过，大卫有一段时间经常来这，如果我们选安特卫普，也不用担心走丢了。我们就取道安特卫普。

当我们靠近安特卫普时，车辆渐渐多了起来。路上的“跳道车”车也跟着多了起来。我在内道开，突然会有车从外道插入。在比利时，要是有人在外道开得不够快，那一定会被追尾，而且是越追越近。被追尾者有时会感到恐惧，而冒险跳入内道。这又给内道车一个惊吓，弄不好会出交通事故。在德国和荷兰开了近七个小时，没有见到一起交通事故。而进入比利时没多久，已遇到几次闪着灯的警车停在高速公路上，造成交通阻塞。

由于是二道高速公路，内道大多被不允许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的货车占了，我不时开到外道，自然被追尾。一次被一个标致货车（van）追尾，我能看清楚是一位带着墨镜的金发女郎。她越追越近，连挂在脖子上的项链、仪表盘上堆的笔记本、圆珠笔都能从我的反光镜里看清楚。她的车大概是紧贴在我的车后。被追尾时，一不要跳道、二不要加速，要保持（与前车的）距离、保持平稳。我没有理会，按着我的步骤开。也不知过了多久，后面的标致货车金发变成了宝马敞篷金发。这位更邪，她追着尾，左手拿着手机，放在耳边，右手扶着方向盘，顺便捏着张A4大小的纸。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查着纸上的东西，有说有笑。可能是接近安特卫普的缘故，高速公路非常拥挤，外道的车也开不快，内道更慢，我自然也就没考虑换道。想大概会与那辆标致货车一样，过会儿就没了。

到了安特卫普，要经过一个很大的交通转盘。从这分道，去比利时的其他地方。当我选定我的道时，这辆宝马敞篷选在了我右面的内道。天哪！这位金发女郎还在手机上，还在那儿有说有笑，这半个多小时她就一直堡在电话上。我告诉大卫：“你看，这位金发还在电话上。”他打趣地说：“看来你在比利时开车唯一的亮点是被金发女郎追尾啊。”

过了安特卫普，我们渐行渐远，交通也慢慢冷清了下来。我与大卫再次换位，向法国的敦刻尔克进发。可以想象比利时是一个当年列强们打仗的好地方，平地一望无际。我对旁边村落里的房子没什么印象，但感觉比利时人房子的院落乱糟糟的，与临近的荷兰、德国，或远一点的奥地利人家的院落没法比。他们的房子，就像他们的高速公路，多少反映出一点民族特性。

在开向敦刻尔克的途中，我与大卫闲聊。了解到他的祖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为英军断后，后来被打散。在法国东躲西藏了两个月，最后被法国的老百姓出卖给盖世太保，关在了集中营，受了不少苦。大卫的祖父恨透了法国人。二战结束后，尽管他住在离法国不远的肯特郡，但至死也没踏上法国的土地。

1940年二战初始，34万英、法、比联军被困敦刻尔克一隅，三面受敌、一面临海、危在旦夕。当时的德军坦克部队有点强弩之末，再加上苏格兰军团的拼死抵抗。希特勒手喻暂停坦克攻击，想用空军消灭联军，以减少坦克的损失。这给联军一个小小的喘息机会。英国展开了代号为“发电机行动（Operation Dynamo）”，进行敦刻尔克大退。700 多艘民船，包括很多的私家游艇，响应BBC的呼吁，义务参战，帮助皇家海军进行救援。从5月26日至5月29日，这34万联军侥幸全部逃脱。留在海滩上的武器，到70年后的今天有时都能撞见。

这些灰头土脸的士兵，在英国受到热情欢迎。后面的苏格兰军团可没那么幸运。两千人的的部队被打散，一些人转辗中立的西班牙逃回英国，有些被英国潜伏在欧洲的谍报部门“特别行动（SOE – 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救回，但也有很多被盖世太保抓住，投入集中营。有一本后人写的传记，题为“Dunkirk: The Men They Left Behind”（ 敦刻尔克：那些留在后面的人），描述过一段有一位苏格兰战俘因看不下一位同伴被德军卫兵欺负，而奋起痛殴该德军卫兵，后被杀害的故事。想到这多少有点让人唏嘘。

我们晚上八点到达敦刻尔克港，中间没有用晚餐，指望着到敦刻尔克好好地享受一下。八点的渡轮刚离开，我们只好赶十点的了。我们过了护照检查，把车泊在港口的排队线上，然后进入渡轮等候厅。可能是由于刚走了一趟渡轮的缘故，厅里空荡荡的，但这一切都是英国味。人们说着英语，楼里的电视放着BBC，好久没有看到英国新闻了。至于晚餐么，有点失望。卖食物的摊位早已关闭，我们只好在自动售货机里买点东西充饥。我买了一块三明治，潮兮兮、烂巴巴的，法国制造。机器里出来的咖啡就别提了，肯定是批发的速溶咖啡，尽管价格不菲。我胡乱把这些食物吞下，找了个地方先休息一会儿。

九点多钟我们把车开上船，在船上的餐厅里，把失去的晚餐给补了回来。我估计了一下，我赶回南方小城大概要在凌晨两点左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和大卫商量，最快捷的办法是把车直接开到他家，我然后再直接打出租车离开。他与他的太太打了一个电话，一切全都安排停当。

渡轮慢慢地离开了敦刻尔克，在漆黑的英吉利海峡航行。当我看到远方的灯火时，知道多佛港不远了。在外游荡了四天，终于有到家的感觉了，不禁长长舒了口气。

当我们把车开出渡轮，在多佛港的出口处，竟看见有不少想搭顺风车的人。大部分举着“去北方（To North）”的牌子。半夜三更，火车已没了。南部的人可能会有亲戚来接，北部的人只好晚上碰碰运气，不然白天再搭火车。

大卫回家心切，婉拒了我开第一段的要求。从多佛去伦敦80英里的路，他一个多小时就开到了。大卫的太太凯蒂在楼下等着我们。她已为我安排好了出租车，我们一边等车，一边聊着这次的奇遇。出租车很快就来了，我与大卫、凯蒂道别，继续我的旅程 …

 

后记

 火山灰期间正临近“敦刻尔克大撤退”70周年。电视、广播里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人们用各种方式克服重重困难，返回英伦的故事。说这是当年“敦刻尔克精神”的再现。

英国人对成功、胜利、荣耀并不介意，他们更看重那种近乎顽固的固执、顽强、冒险，像“敦刻尔克大撤退”和“篝火节”（Bonfire Night，1605年11月5日Guy Fawkes 失败的爆炸议会阴谋 ）这类近乎灾难而又侥幸的事件，每年都要纪念一下。

 
（写于苏格兰， 2010年7月9日。博客版修改于英格兰 ， 2011 年4月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