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把一束陌生的目光扫到她的身上时，她知道，他没有认出她来。
不过没关系，他会认出来的，她想。今晚。
他把手里的最后一张传单递给了一个骑自行车人之后，才把目光转向刚才站在人群后面的她。围在他身边的几十个路人正在陆续散去，骑车的有的往南骑，有的往北骑；走路的沿着夜色中的街道走着，手里拿着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道的红色的薄纸。人们四散之后，刚才拥挤的路口变得空旷起来，只剩下了她，推着一辆崭新的二六飞鸽女车，站在街口的昏黄的路灯下，在看着他。他冲她微笑了一下，眼睛眯着，黑色的瞳孔带着询问。
他终于看见我了，她想。但是还没有认出我。
她第一眼认出他时，就感到很懊恼，因为没有预料到会在这里遇到他。她下午在宿舍里睡了一大觉，起来只洗了把脸，没有梳妆也没有打扮就出了校门。她的头发属于偏干的类型，这几天犯懒，没有洗头，觉得头发梢都干得有些分叉了。下午睡觉时她的头发被压在枕头上，现在前面的头发蓬松，后面的瘪着塌在后脑勺上，一定是一个最糟糕的发型。不光发型很糟糕，而且她出宿舍门的时候，既没有涂脂粉，也没有换条好看的裙子。她身上穿得是一条皱皱巴巴的白色长连衣裙，脚上是一双普普通通的平跟的绿色凉鞋，也没有穿袜子。多少年之后，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一部DVD时，不知怎样突然想起了这一幕。她心里为自己当时的样子觉得好笑。她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她能穿越回去，在出宿舍门的时候知道自己会遇见他，她会不会在手上和脚上涂上好看的指甲油，会不会在身上喷上香水，会不会换上一件她最喜欢的绿色的短裙，会不会穿上一条诱人的黑丝袜。她沉思了一会儿，想她不会的。因为那样，她就不是那时的那个她了。她看见他看着她的目光，心里有些慌乱。她本能地伸手拢了一下头发，把嘴角的几缕头发拢到耳后去。想起《飘》里的郝思嘉在没有口红的时候靠咬嘴唇让嘴唇变得鲜红些，她又不自觉地咬了一下嘴唇。他像是全没有发觉她的心思，黑色的眼睛依然在看着她，像是在问她有什么问题。他的眼睛闪着青色的月光和黄色路灯混在一起的光，这混在一起的光落进了她的心底，让她的心跳加速了起来。
夜色温柔。温柔得就像是恋人轻轻抚过脸颊，落在嘴唇上的手指。
半个小时以前，她从外语学院魏公村的不起眼的破旧的侧门出来，骑过一条狭窄的坑洼不平的街道，骑过街道两边的小旅馆，骑过一个挂着《信息世界》杂志社牌子的大门，骑过一个新疆人卖拉条子的餐馆，骑过路边卖衣服和羊肉串的小摊。她刚拐上主路，就看见了他。他站在路口几块砖头铺成的高处，穿着一件袖子挽到了臂弯的白衬衫，胳膊上带着学生纠察队的红箍。他的手里拿着一摞红色的传单，在动员着市民们到天安门广场去。她翻身下了自行车，在人群后面站着，从前面的人的肩膀的缝隙看进去，一眼就认出了他。
昏黄的街灯下，他带着一副普通的秀郎镜，面容清瘦，下巴坚强，两条浓厚的眉毛紧锁在一起，额头上因为紧张而冒出一些汗珠。他腿上穿着一条贴身的蓝色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有些发旧的运动鞋，白色衬衫的上衣口袋别着一杆钢笔，就像他每次从学校回家时穿的一样。他的声音依旧有些低沉嘶哑，就像他平时讲话的嗓音一样。他的一只胳膊在不协调地挥着，加强着语气，但是动作看上去有些夸张。她想起了看过的一张五四时期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长衫的青年学生在高举着胳膊对着一群面容麻木的人在慷慨激昂地演讲。
要是倒退回六十年，他也许会是那样的吧，她想。
她扭头看见路边一颗树下停放着一辆二八男车，后车座上别着一个绿色的长方形的书包。她知道，那是他的自行车和他的书包。他是一个粗心的人。如果是她，绝不会把书包放在后车座上，任何人都可以趁他被人群围住时伸手把他的书包偷走。她有一种冲动，想把他的书包拿过来，替他抱着保管着，但是她只是想了想，并没有这样去做。
她扭回头去，看见他结束了演讲，举着胳膊带着市民们呼喊了几句口号，把手里的传单递给周围一张张伸出来的手。她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跟他不期而遇。妈妈今天上班前到学校的宿舍来，从沉睡中把她唤醒，叮嘱她晚上回家去照看弟弟。妈妈是天坛医院的护士，这一段时间在上晚上六点到凌晨六点的晚班。爸爸在国外使馆工作，常年不在北京。弟弟上高一，经常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家睡觉。她知道，弟弟是个很听父母话的好孩子，家里什么都有，妈妈对弟弟一向娇惯，总是在家里给弟弟做很多好吃的。家里并不需要她回去照看弟弟，妈妈让她回家，是怕她去天安门广场，怕她在广场上出事儿。从学运开始以来，妈妈就一直叮嘱她，不要去游行，不要去绝食，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参与学运。爸爸也不断从国外给她打电话，要她踏心学习，千万不要卷入学运。爸爸在外交口工作多年，打算在她毕业后把她安排到外交部工作。爸爸说，外交口政审严格，要是因为参加游行被学校发现记录在档案里，她毕业时就无法进入外交部了。她答应了母亲，说晚上回家照看弟弟。而她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在学校外面的街道上遇见他。她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
而他，这个粗心的男生，到现在也没认出她。也许她不告诉他，他一辈子都不会认出她来。她就像是站在阴影里，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他。而他从来没有往树荫里看过一眼，从来没有注意到那里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他。
抱歉，传单都没了，他终于开口说。
他一定是以为她在等传单。刚才他在发传单的时候，她没有伸手要传单。在学校里，她已经知道了传单的内容。有消息说，今晚军队要进城。自从发布戒严令之后，有过几次传言，说军队要趁夜晚进入天安门广场，把占据广场的学生们清理出去。天安门广场现在已经变成了这场学运的一个象征，一个政府与学生角力的关键点。广场一天被学生占领，政府就一天无法扑灭这场威胁到执政党的命运和前途的学运。传言说，军队出身的曾经在新疆大开杀戒的某大佬扬言，老子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要让别人坐，要杀掉几百万人来维持红色江山的颜色永不变。学校广播站的发言里，有人在担忧着流血，有人在期望着流血。最近几天，不断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一些剃着士兵们常见的平头，身穿军队里发的白衬衣，操着各种外地口音，手里拿着地图的年轻人出现在北京的地铁里。他们把白衬衣的下摆系在深色裤子的皮带下，脚上穿着白球鞋，神情紧张地东张西望，焦虑地看着地图，像是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到达目的地一样。他们在长安街沿线的地铁站下车，像是水流进沙子里一样迅速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和街边的大院里。看起来，一些士兵已经化整为零地渗透进了城里做内应。人们在担心着，猜测着。没有人知道军队什么时候会进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军队会进城，迟早。
但是今晚军队会来吗？今晚？
你去广场吗？她看着他的眼睛说。
去，他点头说。总不能动员大家去，自己回宿舍睡觉去吧。
我也去，她轻轻地说。
她的眼睛闪开了他的目光，免得让他以为她是在邀请他跟她一起去。他没有说话，而是走向了树下的自行车。她有些失望，没有再去看他。这个笨男生。既没有认出她来，也没有听懂她的话的意思。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身体，看着街边正在进站的一辆无轨电车。虽然已经是晚上快九点了，庞大破旧的电车上依然站着很多人。电车嘎吱地响着，售票员在喊着先下后上，司机茫然地看着前方，把车门打开。车上有几双目光看着他臂上的纠察队的红箍，也有几双目光带着好奇打量着推着自行车，站在路边的她。路边的小摊贩们在吆喝着，空气中夹杂着吆喝声和羊肉串烤糊了的味道。她转过头，眼睛瞥着他，看见他打开了车锁，推起自行车，向着她走来。
那我们一起骑车去吧？他走到她身边说。
她点点头，心里有些小得意地笑了。她等得就是这句话。他还不算太笨，终于明白了。她几乎把答应回家照看弟弟的许诺给忘了。她不是第一次不听妈妈的话了。四二六社论发表的那一天，爸爸和妈妈都打电话来，要她坚决不能出去游行。四二七的那一天，她还是去了。她瞒着父母，跟着同学们一起走上了街头，冲破了警察的三道阻截线。她不是学运的积极分子，也不爱出风头，但是和其他同学一样，她无法接受政府的四二六社论，无法接受政府对学生的严厉指责，无法接受政府把学运定性为动乱。那一天她身体不舒服，但是她还是咬着牙跟着游行队伍走了十二个小时。回到宿舍的时候，她像是散了架一样瘫倒在床上，裤子下面都被血湿透了。
一定是看得那篇《真情年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