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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筹划了多少年？
４1986年，“六四黑手”严家祺就充当赵紫阳的智囊
所跟帖: 踏并 : 共产党实行逆淘汰制:品质好的早晚被淘汰,爬上去的都是最卑鄙的 2012-08-07 22:02:02
作者: yoke
赵紫阳爬到总书记, 严家其爬到部级, 方励之爬到局级2012-08-08 08:59:23 [点击:309]
这些品行最坏的共产党员在领导民运, 可以想象民运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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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其透露：在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趙紫陽、胡啟立、薄一波、彭沖和田紀雲五人，組成了一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其下設立了一個辦公室，由趙紫陽的私人秘書鮑彤任負責人，嚴家其當時確實被邀請，參加了這個辦公室的工作。
嚴家其說，他能夠成為政改小組辦公室的成員之一，純粹是當時他正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既然是討論政治體制改革，他獲邀加入政改小組辦公室，亦是順理成章的事。
他透露在那段期間，曾經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相當多的建議，但最後獲接納的僅有一項，就是設立國家公務員制度。而趙紫陽雖然在外間予人旗幟鮮明的改革派形象，實際上有時也頗保守，而且對一些老革命家如胡喬木、鄧力群的意見顯得很重視。當然，鄧小平的意見，就格外受到趙紫陽的尊重。
嚴家其詳細交代跟趙紫陽的關係，間接說明他在這次學咧型ι矶?觯?l表宣言，組織「首都知識界聯合會」，以致批評鄧小平是八十年代的昏庸末代皇帝，完全是自發而起，並非在支持某一方面，捲入中共的黨內權鬥。
訪問結束之後，我苦苦思索嚴家其談到他的學術研究和著作計劃時顯著變化的情緒，對於一位以研究為職志的學者、著名知識分子來說，目前流亡異國，確實有另一種不能言傳的鬱悶感受，他再三強調，希望今後仍以學術研究工作為主，並且可以很快恢復，正說明嚴家其在努力衝破目前面對的禁區，準備在科學的「三無世界」之外，加入「流亡也沒有禁區」的積極進取態度。
谁是六四黑手１——苏绍智、包遵信、严家祺 干了些啥？ 转贴
谁是六四黑手？——赵紫阳,苏绍智,包遵信,严家祺,方励之!
1989年的初春开始，一月上旬，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此时虽已被开除了党籍，但他的政治热情仍然不减，关心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大胆的上书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等一批政治犯，要求保证人权。
1月6日，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著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价，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示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与此同时，知识界和体制内一些高层人士也出现了连署响应，出现了“人权签名事件”，使1989年的春天开始了政治的热季。
4月15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参加中共会议期间突然病故，此事成了民运发生的导火索。就像原子弹爆炸的中子，此时的胡耀邦去世也就成了引爆“民运”的“中子”。
胡耀邦是深得民心的中共领导人，在他当权的十年间（1977～1987），他领导的关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挫败了“凡是派”，促进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宣导言论开放，对知识份子的关怀始终如一，为人清廉，许多人视他为知识份子的知己。
正是由於胡耀邦的这种人格魅力，他的突然去世在人民中造成了巨大的悲痛和强烈的反响。一场规模空前的以大学生们为首的北京广大民众悼念胡耀邦的活动骤然兴起。学生们和广大民众自发的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开展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他们对胡耀邦的被迫下台深感不公，要求为他平反，并呼吁当局反腐败，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推行政改。这是因悼念胡耀邦发生“称情投影”引发的民主运动。
4月17日，学生们打著“中国魂”的横幅走出校门，悼念胡耀邦。
4月18月、19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汇集到新华门外请愿要求当局出面与学生对话，但未获接纳，激发起学生们的不满。
4月21日，北京知识界名人严家其、李泽厚等发表公开信，赞扬学生争取民主的请愿游行，呼吁当局汲取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直接与学生平等对话，了解学生的愿望。
4月22日，在举行追悼胡耀邦大会的当天，北京二十多所大专院校学生成立“高校临时委员会”，後改名“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名会” （简称高自联），统一指挥学生的请愿行动。
同日，西安学生和群众的悼胡游行受到警方镇压。
4月23日，长沙学生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
同日，赵紫阳出访朝鲜，行前曾向李鹏交代了处理学潮的三条意见∶
（1）劝导学生复课；
（2）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
（3）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但，赵一走，李鹏在24日晚即主持召开常委会，听取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情况，他们故意把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据此会议把学运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邓小平4月25日对学运定性的讲话，遣责学生，露出了杀机。
4月26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把学生请愿活动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是邓小平对学潮的定性。
“4.26”社论是一道分水领。如果在学潮初起之时，当局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充分肯定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与学生平等对话，进行反腐败、反官倒，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学潮定会完美的结束，这对执政者和学生，对国家和人民都是大为有益的。然而此时以李鹏为首的僵化派和北京市委陈希同等一批领导人，他们怀著不可告人之目的，一方面拒绝与学生开展对话，并不断发表刺激学生的讲话，引起学生的不满，同时又把学生们因不满而发出的过激言论，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过激言论加以渲染，把学潮说成是针对邓小平的，有意刺激邓小平。就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也对人说∶“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这一切传到邓小平那里，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因而才有了他的“4.25”讲话及“4.26”社论的发表。这就给学潮的解决设置了难以逾起的障碍。
当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访问回国後，发现这一切，他即与政治局常委商量，是否可以改变“4.26”社论对学生请愿的定性，由他承担责任；肯定学生推进民主和反腐的要求，以缓和学生情绪，但遭到李鹏等的极力反对。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不然而喻的了。学生们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李鹏和北京市委领导人则两面挑拨，不断发表刺激学生的讲话，和学生对话一次闹一次，另一方面又公然收集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边送。
学生们闹得越厉害他们对邓小平的影响就越大，使赵紫阳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和邓小平都不买他的账。这就使赵紫阳要求温和处理学潮的意见让邓小平听不进去，而他动武的决心就逐步加大。
5月1日，北京“高自联”发表声明，强调学生游行是自发的爱国运动，是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同时呼吁当局与学生对话，并提出七点要求∶1、公开、客观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2、公正报导这次学运；3、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4、反贪污、反腐败、惩治官倒，特别是有关康华问题（康华是官商公司，与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有过挂鈎关系）；5、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6、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并调查中小学的状况及公布结果；7、检讨政府重大的政策性失误，由政协专家论征小组调查通胀的原因。
5月2日，北京“高自联”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递交“请愿书”。
5月3日，就北京“高自联”的“请愿书”，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纪者会。他表示，学生与政府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他说，从“请愿书”看“确实有人在背後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同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改革和建设取得成效，“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都为稳定出了力，也都从稳定受了益”。他同时强调“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向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
5月4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代表时赵紫阳说，学生游行“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说∶“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同日下午，北京数万大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五四”，提出的口号有“科学、民主、法制”“顺应时代潮流”等。高自联并宣布，自5月5日起，北京市所有大学全部复课。
这是对赵紫阳纪念“五四”讲话的回应。
很显然，赵紫阳与李鹏等人对解决学潮问题完全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如果按赵的观点和态度，学潮问题的解决此时又是一次好机会，但又再次被僵化派们破坏了。
李鹏和袁木等人的多次讲话都是在指责学生，诬称学生的後面“有人在出主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即使他们被迫与学们生对话，也是寸步不让，与学生闹翻，给学生们以极大的刺激。这就必然会引起学潮会再度升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改革派与僵化派不同思想的交锋在继续，北京市的新闻界、知识界及广大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而学生们的合理诉求又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结果，终於迫使学潮升级，一部分大学生在5月13日下午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的“绝食宣言”表示，绝食是抗议政府对学生罢课冷漠并拖延与大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5月15日，赵紫阳在与来访的苏共领导人戈巴契夫会见时透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
同日，各界数十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的请愿要求。这是首次大规模的各界群众声援游行。
5月16日，数十万群众第二次大游行声援绝食学生。与些同时，北京知识界知名人士苏绍智、包遵信、严家祺等连署一份声明，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把它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是错误的。它呼吁当局不要以暴力处理学运，要废止特权，消除腐败，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也就在同一天，北京师大、清华、北大等十所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连署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中央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直接见面和对话，他们愿意做沟通和联系的工作。
同日晚上，政治局常委举行紧急会议，赵紫阳认为要解开“4.26”社论的结，舒缓学生的情绪，再次提出承认对学动的定性错误，由他承担这个错误的责任，再次遭到李鹏的激烈反对。
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先後举行两次会议。在会上，李鹏和姚依林激烈批评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使学潮升级。会议决定调部队入北京城实行戒严。赵紫阳表示，他执行这个决定很难得力，想提出辞职。
同日，北京百余万各界人士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大学生也举行游行声援活动。香港市民百万之众也上街游行，表达声援之意。
与此同时，民盟、民进、民建、九三学社等负责人写信给中央，呼吁中央党政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对话，学生停止绝食；北京知识界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宣言，指出“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後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5月18日，北京各界举行第四天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参加人数超过百万，规模是空前的。同时，上海、南京、济南、合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广州、武汉、南宁、郑州、太原、兰州等城市，均有较大规模的游行。
绝食学生已面临危险关头，三千多位绝食学生，已有两千多人被送到医院抢救，部份同学已无法避免终生残疾的危险。
而对此种严重的形势，赵紫阳於5月18日再次给邓小平写信，请求再考虑他平息学潮的建议，改动“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请愿的定性，再次遭到邓小平的拒绝。
同时，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12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期望中共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举行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共同商讨解决学潮的办法；法学会名誉会长张友渔及江平、王仲方等九位法学家也紧急呼吁，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当前最紧急的问题；工商联、农工民主党、致公党、台盟、共青团中央等，也分别发出紧急呼吁，中央主要负责人速与学生对话，学生停止绝食；文联主席巴金也在医院发表谈话，认为学生请愿的要求完全合理，表示“我相信一切爱国的、正义的、有良心的人们，都会爱护他们，保护他们”;就是远在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会见加总理时也说，学生、工人、知识界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敦促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
所有这些声援和正义之声，邓小平、李鹏等人都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在李鹏及北京市委领导人李锡铭、陈希同歪曲事实报告的基础上，使大家长邓小平终於决定动武，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发表强硬的讲话，“坚决制止动乱”。宣布调军队进京实施戒严。
会後不久，5月20日 晨，李鹏签署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由当天十时起生效。北京市政府发表三项命令，提出实施戒严的规定，戒严期内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未经批准，外国和港澳台记者不得到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采访。
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学生们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绝不会停止自己的正义行动，这就正中了某些阴谋家和僵化派们的下怀，他们正是希望学生们这样的，才有利於实现他们的阴谋诡计。此时大家长邓小平表态了，有了邓小平的撑腰，武力镇压随时都可以实施，李鹏、杨尚昆等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一场血腥镇压终於要发生了。
2、震惊世界的“六四”镇压
5月20日戒严令发出和生效後，使形势急剧变化。一方面当局从外地调军队入京，有资料显示他们从四个军区调了约25万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一些领导人并喊出“杀二万人能保二十年平安”也值得的怪论，可见这个决心之大是铁定了的。而另一方面，学生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也绝不会就此退让，北京市民们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也会被迫挺身而出。一方是全付武装的军人，一方是手无寸铁的民众，如此悬殊的剑拔 张，令人担心的流血事件能发生吗？
流血事件的出现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当时的许多人都认为人民的子弟兵是不会向人民开枪的，他们认为顶多是会像1976年“4.5”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木棒驱散群众而已或是对空鸣枪，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吓唬群众达到驱散的目的，绝不会真枪实弹的向群众射击，更不会用坦克车、装甲车冲向人群。
然而，事实证明人们的这种想法错了，军队真的是奉命开枪了，不但是对空鸣枪，而且也射向人群，使许多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造成数千人死伤，这是完全令人无法想像的事。
还在5月下旬部队企图进入市区执行戒严任务时，由於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围堵，军车不能前进；市民和学生则向军人做工作，劝他们撤离市区回到郊区住地。此时的军人们是讲道理的，他们把车掉头开向郊区，市民们则鼓掌欢迎，并高呼“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万岁”等口号，军人们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一幕幕真情的表现，确实显出了军民的鱼水深情。
然而到了5月31日，邓小平召见李鹏、姚依林谈到“要改换领导层”，要求平息动乱，事情起变化了。
6月1日，中央军委调动的戒严部队继续向北京市区推进受到群众激烈地阻挡无法前进。
6月3日清晨，军队再次企图进入市区，群众也再次阻拦并缴下了军人们的枪枝，双方坐下唱歌，企图以歌声压倒对方，除个别有动拳头，木棍伤人外，并无动枪之举。住守在人民大会堂的军人也企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因受阻也被迫退回人民大会堂。
到了6月3日晚，此时军人们已受命要强制进入，从四面八方军人们多路开入市区，要进入天安门，这时他们不再退让了，而是用坦克、装甲车开路，用枪弹射向人群。在木棒地、在离天安门三公里外的复兴门等地，出现了激烈的枪声和群众的喊叫声，骂声，学生和市民中弹倒下，其馀的人则四处逃散，一会人群又再度汇集，向军人砸石头、酒瓶、汽油瓶，大骂“土匪”、“法西斯”、“侩子手”，高呼打倒“李鹏伪政权”。如此反复多次，手无寸铁的群众终究敌不过现代武装的军人，军人们得以前进了。晚十时左右各路戒严部队进入到市区。
晚上11点，装甲车开进天安门，有民众投掷燃烧弹，有军人开枪打学生的广播喇叭。
6月4日 晨，军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四时半开始清场，驱散绝食学生和声援的群众，五时半结束。
同一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6月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书。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动乱。从6月3日 晨起，这种动乱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闹的反革暴乱”。
之後的几天，市民和军队又连续冲突了几天，其中最为显要的是6月5日清晨一青年苹身阻挡坦克的前进，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
几天後，军人们完全控制了北京的局势，除死伤的人以外，许多人被抓、被关，整个北京处在一片恐怖之中。
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会表示，在镇压“反革命暴乱”中，受伤的群众二千多人，死亡的军民近三百人，死亡的北京大学学生只有23人。军方代表张工说在四日 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清理天安门广场时，“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他说，这次反革命暴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表示，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
6月12日，国务院公安部发出“关於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并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对科学家方励之及其妻李淑娴的通缉令，通缉令说他们“犯有反革命宣传鼓动罪”。方励之在元月六日给邓小平的那封信被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罪魁，这封信後来 曾在军事博物馆的“平暴展览”上作为暴乱物证展出过，如此小题大做，成了世人的笑料。
6月13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21位学生∶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敦、王正云、郑旭光、马少芳、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
6月14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
6月20日，最高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及时审判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份子，并且要严惩。
6月23日、24日，中共举行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提出“关於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会议决定撤销赵的总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及包括中央委员的所有职务，对他继续审查。免除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及书记处书记职务，免芮杏文和阎明复的书纪处书纪职务，保留中央委员职务。会议又决定，由江泽民任总书记，增补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纪处书记。
6月30日，在七届人大常委第八次会议上北京市长陈希同发表“关於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猛烈抨击赵紫阳和一批改革派知识份子。他说，在“暴乱”中，非军人受伤三千多人，死亡二百多人。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