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试读：“自行募集”与骗招劳工
日本在东北实行劳动统制政策初期，以伪满洲国名义夺取的原东北官方和部分民资庞杂的工矿交通企业需要运转，以及为巩固其侵略东北的成果修筑铁路、公路等工程、边境要塞等军事工程，所需劳工数量十分庞大。对东北各行业、部门所需劳工的情况，关东军责成参谋部第三课进行了调查统计。从该课1935年1月制定的昭和10年即1935年度所要劳工的数量及其构成中，可见其从东北各地招募劳工的基本情况，见表2-1。其中，与土建、工矿相关部门需要劳工的情况，见表2-2、表2-3。
从表2-1、表2-2、表2-3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各用工部门计划从东北募集劳工的数量虽然少于从关内各地招募劳工的数量，但也占有相当比例，有些部门还略高于从关内招募的劳工数量。
表2-1昭和十年度所要劳工数各 关 系满人支人计土建关系104345104233208578矿工关系186364766366299装卸关系54593032735786合计128440182223310663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4），第14页。
表2-2昭和十年度土建关系所要劳工数官厅及公司名日鲜人满人支人计军经理部1000415732438400关东军30112519752527国道局8400349412724770588国都建设局864359428027260民政部土木司574238718624823计11139463303612993598满铁关系62215801568104132340总计17360104345104233225938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4），第9页。
表2-3昭和十年度工矿关系所要劳工数会社满人支人计昭和制钢所4496883213328抚顺炭矿110713070841779本溪湖煤铁公司2627797310600满洲炭矿会社442150592合计186364766366299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4），第12页。
日本从东北本地掠夺劳动力的方式，在实行劳动统制政策之初，主要是依靠各用工部门自行招募。其中，土建工程尤其是涉及保密的军事工程，则大多是采用从劳动力市场欺骗招募的。从搜集到的幸存劳工的口述历史资料表明，至少从1935年开始，日本在东北就大量使用骗招的方式来募集劳工了。
据孙吴劳工陈玉岐控诉：
我叫陈玉岐，原籍山东省义洲府人，在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去东北大连谋生。同年四月被日本福昌公司招工来到孙吴县修筑日本军大营。我们一起来的劳工共有三千多人，到孙吴后在荒野潮湿的席棚里睡觉，不给吃饱不给穿暖，每天还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我因受不了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就在同年九月偷跑到曾家堡种地，这才算逃出了一条活命……
控诉人：曾家堡陈玉岐（印）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陈玉岐控诉书，黑龙江省孙吴县档案馆藏复印件。
王锡庭控诉：
我叫王锡庭，今年四十岁，原籍山东肥县人，现住孙吴县孙吴镇十八组。我是在康德三年［1936年］由哈尔滨被日本招工来到孙吴的。我干了劳工有十多年。我本人体验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劳工的残暴行为，也亲眼见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的中国劳工……
控诉人：王锡庭（印）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王锡庭控诉书，黑龙江省孙吴县档案馆藏复印件。
1920年生于山东省郓城县的孙同修，8岁时随父亲闯关东到辽宁省昌图县落户。1935年初，因在煤窑干活的父亲累死，孙同修流落到沈阳，在日本人开设的冶炼厂干活。不久，先后被骗到孙吴、海拉尔、虎林当劳工。据孙同修回忆：
到沈阳半年后，几个人贩子到沈阳市大街上招工，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我心活了，就跟着招工的来到黑龙江省孙吴县修日本兵营。天天挑土篮，干了几个月，完工时只发给5元钱，被送回沈阳市。回来后，生活无着落，1936年又随招工的去海拉尔日本仓库当装卸工，又是光干活不给钱，到年底不用了，又给送回沈阳，共计给了20元钱。1937年，沈阳街里出现了几个戴红胳膊箍的招工人，说：“一天开2元钱的工资”，我想，这回可差不多，又报了名。谁知又上当了。招工人预支给5元钱，就把我领进一个大院，外面有人把守。头几天人不太多，20天就招了四五百人。招工人就把我们带到沈阳北站赶进了“瓦罐”车，一个车厢挤110人，封上门，吃、喝、拉、撒、睡都在车上。走了7天7夜，总算到了虎林县城（虎头），下车一看，到处都是荒草甸子和大山，来来往往的日本鬼子押着一群群劳工，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向东走了二三里地，到了小南山的工棚子，这就是我们的住处。工棚子一排18栋，全是苇席棚，每个棚子住200人。1到17号工棚共有3500人，18号工棚是专为病号预备的。住处四周是用铁刺网圈成长方形的围子，防备劳工逃跑。孙同修口述，刘翰章整理《给日军当劳工的苦难岁月》，《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28页。
张玉甫原籍河北，20岁闯关东，先在一家煤矿当工人，1935年初春流落到郑家屯。一天，大街上有人招工，说的是“到东山里去开荒种地，每天是三顿白面馒头，一天八小时的活，工钱是一元五角”，结果受骗应招，被押送到海拉尔日军要塞当劳工张玉甫回忆，毛吉昌、王洪昌整理《敖包山上的血海深仇》，1963年9月10日《呼伦贝尔日报》。。
李志云原籍河北省乐亭县大李庄人，随父母、兄妹闯关东到吉林省农安县落了脚。据李志云回忆：
康德4年［1937年］春天，我爸去县里工夫市卖工夫（出卖劳力），一个姓肖的说有人能找到活干，就把我爸领到了日本大营里去了。到了晚上我爸还没回来，我妈就去找，听说被关到大营里去了，就到了大营门口，看到日本兵端着上刺刀的枪拦着那些人，不让出来。当天晚上，姓肖的又领着日本宪兵来到我家，让我妈收拾行李，带着我哥、我和妹妹也一起关进了兵营。大营里面的人老多了，连上厕所都不随便，像犯人一样被看管起来。然后又把我们带到了新京［长春］，给每家发了一个胳膊箍，上面写着“飞岛组”。在新京停了一天半，到了晚上，日本兵拿着手电，让我们跟着走，两边是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把我们撵上了闷罐车，咣当一声关上了车门。也不知道站了多长时间，火车到了哈尔滨。我们到了车站广场上，周围都是拿枪的日本兵。我们在露天广场上住了一个礼拜，在广场上集中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日本人又把我们赶上火车，锁上车门……一直把我们拉到孙吴，在平顶树修机场。李志云口述历史资料，2005年11月1日。
事实证明，日本在东北实行劳动统制政策初期，为了修筑各种工程，尤其是日军的军事工程，在大量从关内骗招劳工的同时，在东北各地也骗招了大量劳工。日军宪兵队遗留的伪满初期的档案中，也透露了从东北各地募集劳工的情形。
据齐齐哈尔宪兵队长饭岛满治于1935年5月30日写给日军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岩佐禄郎的报告中称：
扎兰屯日本工业会社为建设扎兰屯——巴里木间的国道，由天津及龙江募集1000名左右满人苦力。4月中旬，发生了龙江募集的150人（总人数为350人）逃跑事件。该事件已上报处理。5月27日午前1时左右，天津方面募集的苦力36人，又烧毁苦力小屋逃走，与匪徒合流。工程现场监工已经向会社扎兰屯出张所作了汇报。现将逃走的原因及地点通报各机关，以便严肃处理。《关于扎兰屯日本工业会社使用苦力逃走的报告》，齐宪高第401号，吉林省档案馆藏。
从上述文件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在扎兰屯至巴里木之间修路的劳工，虽然由龙江募集的人数少于从关内募集的劳工数量，但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说明当时从东北各地募集的劳工已经很多。
另据日军新京宪兵队长马场龟格1935年6月在《索温线铁道工程从业苦力逃跑事件的报告》中透露，在索温线［索伦至温泉，在内蒙古乌兰浩特西北］牛分台铁道建设工程承包方吉川组使用的91名苦力，于“6月14日天色未亮，盗取现场备用的洋炮3支，逃入附近的山中，逃跑者有匪化之虞。因此，日满宪警协助搜查并对土匪动向防范中。”吉川组的这些“苦力”，是“今年4月在白城子附近招收的，400名，一般素质低下，由招收地到工程现场的运输途中已有23人逃走。后因相继出现逃走者，剩余苦力的劳役过重，加之酬薪被充以旅费而扣除，且每人平均约有5日元的负债,已厌恶现场的工作，故而逃跑。”日军关东宪兵队档案：新宪警第421号，1935年6月26日，吉林省档案馆藏。
该“报告”表明，日本吉川组的这批400名劳工，是从白城子附近募集的；因劳役过重，且“酬薪被充以旅费而扣除”，劳工从事过重的劳役反而平均有5日元的负债，故而逃跑。这恰恰说明劳工是由日本吉川组用欺骗的方式招募的。
从1934年开始，日军就在东北边境从东宁、绥芬河、密山、虎林，到孙吴、黑河、海拉尔修筑军事要塞及道路、军营等附属工程，所需劳工数量巨大。虽然由于日军保密未查到准确数字，但从其工程量及所见资料推断，自1934~1937年，从东北各地用欺骗等方式招收的劳工，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
二“行政供出”与“地盘育成”1?“行政供出”的起始阶段——强制募集日本于1937年4月开始在东北推行“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所需劳动力数量大大增加。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通过伪满政府于1937年10月发布了《关于劳动力的应急供需对策之件》（民生部训令第41号，治安部训令第11号），提出“募集劳动者如不能满足各该所需数量时，得按使用目的采取强制募集的方法”，并规定了自由募集由保甲长进行、强制募集由警察署长进行的募集方法。这表明，行政手段已开始介入到劳动力募集之中。随后一系列以确保劳动力为目的的法令、法规相继出笼。1938年2月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在战争或事变之际，需要国家总动员时，根据敕令所定，使帝国人民从事政府指定的劳务”，即强制东北人民充当劳工。1938年12月1日又公布了《劳动统制法》。根据该法第11条规定，“为行公共之事业有紧急不得已之情形时，满洲劳工协会对于管辖该地事业之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得声请劳动人募集之斡旋。”参见《东北经济掠夺》，第865页。所谓“斡旋”，不过是由伪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向其管辖下的市长、县长或旗长摊派需要征用的劳工人数，命其协助征集。这种“强制募集”劳工的方式，就是一般所说的“行政供出”、摊派劳工。
在这一阶段，伪满各地方机构逐步健全，对劳动力的登录、统制等也逐步完成。伪满洲劳工协会作为政府的代行机构，其派出机关“出张所”深入到各县旗，辖区内各种劳动需给、斡旋、劳动统计等事宜统由其进行。而各县负责此项工作的，正是各县的日本人副县长。当时，日本人在伪满各省、市、县政权里的职务，名义上担任副职，但实际上都是各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在各县，副县长直接管辖伪街公所、村公所、各区长、村长、自卫团等要害部门及其负责人，同时还管辖伪劳工协会出张所，即主管劳工募集、征派事宜伪开原县公署：《开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秘），1940年，第17页机构表、第167～168页“县内劳动事情”，原件藏大连图书馆。。日本人直接管理各级伪地方政权及劳工募集，并有伪县公署警察援助，使得对劳工的募集更具有强制性。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颁布了《劳动统制法》，实行对劳工的“行政供出”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东北劳工的掠夺采用的是由用工部门“自由募集”和“强制募集”并行的方式，既有用工部门的自行募集，也有各级地方伪政权的行政摊派。具体说，可分为三种募集方式：第一种是由伪满洲劳工协会直接募集；第二种是由伪满洲劳工协会协助用工部门募集；第三种是由用工部门直接募集。
伪满政府民生部在1938年3月4日的第48号训令“关于敕令协助满洲劳工协会之件”中，明令各伪省长、新京特别市长要协助“满洲劳工协会”所从事的各项事宜，其中自然包括“涵养、确保劳动资源”，即对劳工的募集伪满《政府公报》第1171号，1938年3月4日。。而由“满洲劳工协会”直接或协助进行的第一、第二种募集，就是“在政府的直接援助下，采用按比例募集的方法”满洲矿工技术员协会：《满洲矿工年鉴》，1942年9月，第94页，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藏。。因此，前两种募集尤其是第一种募集方式，显然是行政摊派，属于“强制募集”的范围。用工部门的直接募集，正如前一节所述，其欺骗性募集十分普遍，被骗的劳工到了劳动地点就失去了自由，因而多数也属于强制奴役劳工的范畴。
日本在颁布劳动统制政策的同时，为了掌握东北城乡劳动力情况，以便于征派劳工，责令各伪省公署对农村的劳动力情况普遍进行了详细调查。伪安东省公署社会科于1938年对全省土地、人口及劳动力的调查情况，见表2-4（耕地面积略）。
1938年10月，各用工部门向伪安东省申请募集劳工共计103件，计划募集人数19509人，实际募集到9421人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5），第62页。。其募集部门、募集地、劳动地点、使用时间及工资等，见表2-5。
表2-4伪安东省剩余劳力数县名总人口农家人口农家劳力一劳力均
耕地(亩)人均耕作
能力（亩)现在所要
劳力（人）剩余劳力
（人）安东3566042583557750613?714757721734庄河61538350189915057011?71313537915191岫岩278041235414706245?6123320537419凤城379903273282819859?3135893323453宽甸283377232578697738?1124684322930桓仁119851105164315498?1131962811921计2033159160669248200756?5369760112648资料来源：满铁总裁室弘报课长：《奉天省、安东省及新京地方劳动事情》（秘），1939年2月10日，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5），第64页。
表2-5最近三个月伪安东省劳动者需给表
(康德5年［1938年］10月)申请人
地址申请人名称募集地募集
人数就劳地及
使用目的使用期间
（康德5~6年）最低工
资（元）大连福昌华工庄河、岫岩300大连码头常佣0?80奉天市大林组庄河、凤城300汤原修铁路10?1~6?1?301?20新京市松村组安东市县60东宁建筑10?1~12?151?20安东市国际运输庄河县300扎矿装卸煤10?15~12?311?30安东市钱高组安东市30通化修铁路10?5~12?151?80烟台采炭所安东市30辽阳采煤11?1~2年1?00安东市石田福太郎安东县30通化修铁路10?1~11?301?00安东市钱高组安东市100通化修铁路10?5~12?150?95安东市钱高组安东市20通化修铁路10?1~12?151?80安东市满鲜坑木安东县110兴安东伐木6个月2?10安东市间组安东市县300安东修铁路10?10~12?300?80安东市安东窑业安东县14通远堡烧瓦10?11~10?310?70新京市服部工业安东市18珲春军工程10?15~12?251?80奉天市松浦熏安东市35新民铁路桥10?13~12?200?90奉天市野口留吉凤城县46绥芬河架线10?15~12?311?00吉林市共信公司凤城县50舒兰伐坑木10?20~6?3?11?00临江县东亚土木安东市15临江修桥梁10?20~12?311?50新义州大林组安东市52鞍山杂役10?25~12?301?00本溪湖大仓土木安东市15本溪湖杂役10?28~11?300?80间岛省飞岛组安东市56本溪湖架桥10?23~6?2?281?80新京市服部工业安东市县200珲春采金10?15~12?251?25本溪湖煤铁公司安东凤城庄河200本溪湖采煤常佣0?7~0?9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5），第57页。
1939年度，日本从东北各地实际募集劳工的数量将近71?2万人满洲矿工技术员协会编纂《满洲矿工年鉴》，1942年9月，第70页，吉林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室藏。，并据此制定了1940年度国内劳工募集认可数为751988人的计划（详见表2-6）。
表2-6康德七年［1940年］度国内劳动者募集认可
人员数（募集地、产业别）*募集地林业矿业制造业土建业交通运输其他计安东117345701122135904432555057743锦州2244347261747110501349659186热河372905126150043916奉天147829800665748566749424968193838吉林609845395474921285363550096548新京3007360276427018535557滨江44319790202031959538557554160通化153061461940541736615399间岛209574150100111065400180039373牡丹江95664430103263915716498265145东安93038353660630415514884三江167094009813012921035542745龙江3710373801138181484555825725北安97860020013133091黑河11551302812834353031兴安北兴安南4707001170兴安东325095300477兴安西计1049301393561189873331052398631624751988*表中各行业募集认可人员数合计有差误，原表如此。
资料来源：满洲矿工技术员协会编纂《满洲矿工年鉴》，1942年9月，第87～88页，吉林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室藏。日本虽然制定了1940年在东北募集75万劳工的计划，但由于日本各用工部门对中国劳工奴役产生的恶劣影响，引起东北民众对募集劳工的抵制，当年并没有实现原定的募集数量。该年度通过前面所叙述的三种募集方式募集到的劳工只有397960人（见表2-7）。
表2-7康德七年度募集种类别实绩人员*募集地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计安东924315438222126902锦州140892426488939242热河64031556819422165奉天51575980636016100979吉林55081734469253415新京50512595330616406滨江136498433186643073通化1373573212408345间岛10602473525795牡丹江32321871721949东安357451498723三江40981058414682龙江81695921710128北安97519282903黑河10023462446兴安北兴安南300300兴安东507507兴安西计39600164960193400397960*本表在人数统计上有误，采用时均作了订正。
资料来源：满洲矿工技术员协会编纂《满洲矿工年鉴》，1942年9月，第93页。从表2-5、表2-7可以看出，尽管有各伪县劳工协会直接或协助募集劳工，提出募集数字及要求，明确了劳动地点、工种、劳动期限，提出了最低工资等条件，但仍有相当部分由用工部门直接募集，实际募集到的劳工人数仍远远达不到计划的数量。这种状况，充分说明了东北民众对日本掠夺劳工的恐惧和抵制。另从被募集到的劳工来源地看，根据日本对伪开原县1939年的调查，当年从伪开原县境募集劳工，除军事方面“因涉及机密未予公布”外，其他方面的募集计22次，1596人；其中外地来到本县的人约1000人。在这些外来的人中，大部分是从东北各县迁移到开原的，也有从关外各地流落到开原的，其中河北省约占15%，山东省约占10%伪开原县公署：《开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秘），1940年，原件藏大连图书馆。。也就是说，虽然日本人通过调查了解到东北农村尚有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但本地农民并不情愿被募集当劳工，所自由募集或强制募集的大部分是外地到东北的人员在开原的资料中，其中军事方面“因涉及机密未予公布”的部分，人员来源是当地人还是外来的尚无法认定。但参照下文引述的日伪在瓦房店、安东等地抓劳工的事例，说明其中包括对本地居民的强制募集。。这也正是日本对东北劳工的掠夺由部分骗招和非强制募集，逐步过渡到全面实行“行政供出”，直接从农村按村、按户、按劳动力数目强制摊派劳工的重要原因。
表2-7中的数据还表明：虽然总的看募集劳工的数量远远低于当年计划募集的数量，但在已经募集的人数中，属于第一种、第二种即由“满洲劳工协会”直接募集或协助募集的劳工已占有相当比重。而通过这两种方式募集的劳工，多是为解决用工部门自行募集不能满足所需劳工数量、质量的要求，因而才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满洲劳工协会”出面解决。这些劳工的去向，大多是边境地区。如伪开原县在1939年募集的劳工，分别被送往牡丹江、东宁、密山、扎兰屯、海拉尔、孙吴等边境地区，即使不是被征派到军事工程中服苦役，显然也与边境军事工程有联系，例如修筑通往边境要塞的公路等。
从安东、瓦房店等地强制募集劳工的去向也与开原类似。原籍辽宁瓦房店的周茂胜，1912年生，伪满时在瓦房店木工厂当木工。在他26岁那年，所在的木工厂有15人被征派当了劳工，他是其中之一。据周茂胜回忆：
我们在瓦房店上车，车上一天只给两个小饼子充饥，而且饼子已经发霉长了绿毛，饿得没法才硬着头皮吃。喝的也是发绿的臭水，就是这样的水还不够喝。火车向北行驶了七八天，到了黑龙江一个小车站叫青椅山，听说离讷河不远，具体地点不清楚，只知道临近苏联边界，有时能听到对岸苏联市区内的声音。我们干的活是给日本人修机场、盖飞机窝，干活慢便挨打。一起干活的劳工有上千人，来自各省的都有，瓦房店去的就我们15个木工。因吃不饱，活累，病轻的得坚持干活，病重的就被扔到山沟里喂了狼。日本人监管很严，我们住在席棚里，睡觉时都有日本人站岗看管。在这里修了两年半才完成，一起去的同伴已死去了七八个人。接着又把我们用火车送到佳木斯修军营，干了二、三年才完工。然后又把我们运送到海拉尔修飞机场，一干又是二、三年。周茂胜，1912年11月20日生，住辽宁省瓦房店市杨家乡高丽沟村。周茂胜口述历史资料，2004年6月10日。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周茂胜等幸存的劳工才得到解放。按照周茂胜的年纪推算，他被派当劳工的时间应是1938年，在伪满时期共当了7年劳工。
另有当时家住伪安东省安东县东沟的谷振斌，于1939年被伪满警察从家里抓走，送到黑龙江省虎林当了劳工，也是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中。而其他一同被抓走的劳工则大部分死在了劳动工地。据谷振斌之子谷永利回忆：
1939年农历七月初三，我父亲刚从田间劳动回家吃午饭时，突然保甲来一人并领着两个身穿黄绿装、头戴大沿帽、腰系皮带挎洋刀的人，来到我家，命令我父亲去当劳工。我父亲说我给人家种地，还给老刘家看坟，脱不开身。来的一个人上前打了我父亲一个嘴巴子，当时我吓得躲到鸡窝里。这时我看到保甲的人拖我父亲，带洋刀的警察拿出绳子绑我父亲。我父亲不让绑，那个带洋刀的警察抡起洋刀朝我父亲砍去，我父亲头顶偏右侧被砍，血从头顶沿前胸流到腿上，他们三人一起动手将我父亲从背后绑上押走。我家遇上塌天大祸，母亲抱着我们哭成一团。父亲被抓走后，音讯皆无，我们失去了生活支柱，靠乞讨艰难度日。1945年祖国光复。我们全家老小做梦也没想到，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深夜，大雪铺地，久别的父亲带着残疾回到家中。父亲回到家时，头发又长又乱，身上衣衫褴褛单薄，裹着一块破狍子皮，已经不像人样了。谷永利口述历史资料，2003年9月15日。
从搜集到的幸存劳工资料可以看出，这一阶段被强制募集的劳工，既有本地人，也有从外地到东北的，去向多半被送往边境地区，并且劳动时间长，甚至没有期限，只要还有劳动能力，就得继续干下去，因而多数人是有去无回。
2?“行政供出”的特殊方式——“地盘育成”
所谓“地盘育成”，其含义是在指定的地区内培育劳动资源，解决煤矿、铁矿等较大的矿山所用劳工问题。这种募集劳工的方式，最初是日本人在北票炭矿的一大“发明”。炮制这一方案的伪吐默特中旗公署日本人板本登是一个“中国通”，他在伪吐默特中旗公署担任总务科长期间，和伪旗长沁布多尔济结拜为“把兄弟”，并以职权之便，经常出入北票炭矿。当他了解到炭矿劳工不能满足需要，还要到关内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去骗招时，便提出了在炭矿周围县旗就近解决劳工的办法，认为他们的家都在附近，便于看管，“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不怕他们不老老实实在炭矿劳作。这一办法得到伪旗长沁布多尔济的支持，并形成方案上报伪锦州省公署。该“方案”规定：炭矿用劳工由当地人承担。凡炭矿附近几县之男性“良民”，年龄在18~55岁者，没有特殊病症的，都有到炭矿当劳工服劳役的义务，每年4个月（后改为6个月），期限为三年，期满发给证书林勤多尔济回忆。林勤多尔济是伪吐默特中旗旗长沁布多尔济的九弟，曾在旗动员科任职。该回忆资料形成于1975年8月22日，载朝阳史志办公室编《血海深仇》，内部资料。。“地盘育成”方案最终由伪满政府批准，1939年在北票炭矿试行。为此，伪吐默特中旗公署内成立了动员科，每年征派劳工约10次，每次600人左右，送到北票当劳工。据曾在伪吐默特中旗公署动员科当过雇员的董兴仁介绍：他年年到各村征集、检查、督办，仅该旗在1943~1945年的3年中，就征派劳工3万人左右，其中多数分配到北票炭矿《北票矿务局阶级教育展览馆资料之三》，北票矿务局档案室藏。。由此可见，所谓“地盘育成”，其实不过是依靠伪满地方政权的力量，在指定的矿山附近地域强征劳工的一种方式，也是“行政供出”的一种特殊方式。
1941年12月，伪满民生部颁布了《炭矿业、铁矿业等劳动者募集地盘设定要纲》，提出在伪满推广实施“地盘育成”方案，并划定了各重要矿山企业募集劳工的“地盘”，要求企业与指定地区农村加强联系，并经常给予各种“关照”，实行当地农民赴矿山轮流服役。从此，这些重要企业矿山周围或指定地区乡村的农民便成为轮流服役的强制劳工。1942年4月1日，伪满政府以民生部令的形式公布了《关于重要煤矿业、铁矿业劳动者募集地盘设定之件》，对各重要矿山企业的募集地盘进行分配，虽然后来个别有变化，但总的说变化不大。具体矿山及其地盘划分情况如下：
满铁抚顺炭矿（含烟台采炭所）：复县、清原、辽阳、抚顺、青龙、岫岩、庄河。
满铁抚顺炭矿蛟河采炭所：永吉、蛟河、桦甸、磐石。
满铁抚顺炭矿老头沟采炭所：延吉、安图、怀德。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阜新矿业所：吐默特左旗、锦县、义县、北镇、彰武、黑山、台安、围城、喀喇沁左旗、承德、翁牛特右旗、左旗。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鹤岗矿业所：汤原、绥滨、桦川、鹤立、白城、洮南、开通、珠河。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鹤岗矿业所：双城、兰西、郭尔罗斯后旗、青岗、肇州、绥化、庆城、北安、海伦。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东丰、海龙、西安、昌图、开原、梨树、庄河。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北票矿业所：兴城、绥中、吐默特右旗、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右旗、敖汉、青龙。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三姓炭矿：方正、依兰、通化、巴彦。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和龙炭矿：和龙、阿城。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东宁炭矿：东宁、宁安。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瑷珲炭矿：瑷珲、肇东。
密山炭矿株式会社：密山、林口、鸡宁、勃利、宁安、延寿、苇河、双城、阿城、呼兰、滨县、珠河、凤城、岫岩、隆化、喀喇沁右旗、围城、喀喇沁左旗。
本溪湖煤铁公司：辽中、康平、法库、铁岭、本溪、兴京、庄河县、凤城、安东。
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长白、临江、辑安、通化、柳河、辉南、抚松、蒙江、桓仁、宽甸、安东、凤城。
舒兰炭矿株式会社：永吉、德惠、榆树、扶余、舒兰、滨县、五常。
珲春炭矿株式会社：珲春、汪清、德安、郭尔罗斯前旗、通阳。
营城子炭矿株式会社：九台、长春。
穆棱煤矿公司：穆棱、安达、肇东。
鸡西炭矿：林口、鸡宁、勃利、隆化。
扎赍炭矿株式会社：扎赍特、科尔沁右翼前、科尔沁右翼中、科尔沁左翼中、科尔沁右翼后、杜尔伯特、白城、大赍、安广、泰来。
溪碱炭矿株式会社田师付炭矿：本溪、岫岩。
株式会社昭和制钢所：辽阳、海城、复县、盖平。满铁劳动对策委员会：《满洲に於ける劳动问题と满铁の劳务事情》，昭和17年5月，第28～30页，抚顺矿务局日文档案，劳1942/392。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煤矿、铁矿和大型企业附近地区，几乎都成为给这些工矿企业提供劳工的“地盘”。
伪满当局之所以选定煤铁等企业实行“地盘育成”制，是因为煤炭、钢铁是日本在东北实行产业开发计划中最为迫切的经济掠夺对象，急需保证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为此，1943年4月27日，伪满民生部还专门制定了《重要事业体募集地盘育成要纲》，进一步明确了为保障煤铁及其他重要军需物资的生产，确保其所需劳动力，实行地盘培养工作。该要纲的宗旨，是要“确立企业团体与生产基地浑然一体的体制，培养稳定的定居户劳动力”。实行“地盘育成”的工矿企业要在指定的地盘区域派出驻在员，担任经常性的“育成”工作。主要是：
（1）对街村实行耕畜、改良农机具、种子、肥料等的补给，在农忙期努力确保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2）改修援助街村的道路、桥梁及其他公共设施，解决一向由此引起的不便，以图抽出街村的劳动力；
（3）协助地盘市县街村的教育、卫生以及福利设施，以便维持与加强它同事业体的永久的血缘关系。苏崇民、李作权、姜璧洁主编《劳工的血与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308～309页。
抚顺炭矿从1941年起即按指定的地盘，与伪奉天省、安东省、热河省、锦州省所属县旗伪政府及协和会、劳工协会一起，向街村摊派供出人数，并积极进行招募工作。这一年抚顺炭矿在东北招募的目标是12500名，1942年招募的目标是14300人抚顺炭矿总务局劳务课呈文，昭和16年7月11日，抚顺矿务局档案馆，8～8,第189号。。
昭和制钢所始终实行以附近几县农民为主要劳动力来源的劳务政策。进入40年代后，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昭和制钢所借助于伪满政府的行政强制手段进一步强化了招募当地劳动力的政策。《炭矿业、铁矿业等劳动者募集地盘设定要纲》颁布后，距鞍山最近的辽阳、海城、复县、盖平成为昭和制钢所指定的劳动力募集地盘。四县农民被强制到昭和制钢所做工，被称为“爱护村供出工人”或“爱护村工人”。到1942年时，昭和制钢所原籍四县的员工达25600人，约占全部员工的40%。为确保稳定的劳动力供应，满铁调查局第二满洲室的职员铃木等人还制定了“爱护村地盘育成计划”，提出要逐年增加四县劳工的比重，实现未来五年间所需新工人的大多数由该基地供应的目标。见表2-8。
表2-8爱护村基地五年招工计划表
单位：人， %所需人员保有率保有人员纯增人员1942年末64000402560019436840048328327232194472800554004072081945772006348636859619468160070571208484资料来源：调查局第二满洲调查室铃木职员：《昭和制钢所国内劳动者募集地盘育成工作ニ就テ》,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劳工》，第395页。
海城县是昭和制钢所的“地盘育成”地之一，在伪满后期每年都要向鞍山征派大批劳工。据幸存劳工薛洪厚回忆：
我原籍海城县耿庄镇薛家村，家中当时有父母、姐姐、弟弟和妹妹。1944年12月，我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1945年6月，屯长赵子良派我们家出劳工，期限是一年。我父亲是家里主要劳动力，如果他去当劳工，家中的地就无法耕种了。我刚毕业，对农活还不太会干，而且体力也不行。所以，家里一商量，决定由我去当劳工。我们村共去了四人，有薛洪余、薛洪治，另一个记不清名字了。
送我那天，妈妈抱着弟弟哭着走出了很远也不愿离去。父亲一直把我送到西四方台村公所。在村公所，我们都按了手印，并且是十个手指全按了。手续办完后，全村劳工被汽车送到鞍山。我们住的地点安排在铁西八家子劳工房里。我们每天吃饭得去站排，吃的是高粱米加苞米楂子，没有菜，给点咸菜，一条咸萝卜或咸黄瓜之类的，根本也吃不饱。上下班全是步行。当时的单位名称叫鞍山制钢所改炭部。干的活是装煤、卸煤等重活。薛洪厚口述历史资料，2003年9月15日。
薛洪厚被征派当劳工的时间是一年，幸运的是只干了三个月，8月中旬日本投降，得以提前获得解放。
“地盘育成”制度是日本人为解决大型厂矿劳动力而采取的一项强制措施，然而这种方式并未如预期那样，成为各大型工矿企业解决劳工问题最基本的方式。这是因为在有的地区，地方行政机构并没有同企业在“地盘”内募集劳工紧密结合，实现由地方强制募集劳工，使得企业在指定的“地盘”内自行募集劳工常常达不到所要求的数目，且轮流服役使熟练工减少不利生产。因而，仍是由强制“行政供出”劳工和勤劳奉公队劳工构成了伪满后期劳工动员的主要方式，各矿山企业的募集地盘则转变成了由地方伪政权为企业强制募集劳工的专属地区，有的矿山在地盘内募集不到足够的劳工数量，便通过审批在指定的“地盘”之外募集劳工。例如，分配给抚顺炭矿募集劳工的地盘是复县、清原、辽阳、抚顺、青龙、岫岩、庄河诸县，而该矿从东北募集的劳工实际上却有相当部分来自吉林省的长春、吉林、榆树等县，远远超出了原定的“地盘”范围。见表2-9、表2-10。
1944年12月，伪满民生部制定的《康德十二年度决战劳务动员实施要纲》规定：“重要产业所要之劳动力……始终依地盘工作之募集”，“依地盘工作的动员数，必要时与紧急供出动员数同一视之，对地盘市县旗的紧急供出分配数进行调整，以资确保。”伪满《政府公报》，1944年12月22日，第3160号。由此可见，“地盘育成”制到最后已名存实亡，与“行政供出”即强制摊派劳工的方式合二为一了。
3?伪满后期的“行政供出”——“国民皆劳”
日本在东北提出“第二次满洲开发五年计划”之后，东北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了。1941年，日本对东北保有劳动力估算为75万人，该年度伪满的劳务计划需要新增为131万人。对此，计划由华北募集85万人，在东北募集55万人，计140万人。但到6月份的情况显示，从华北募集85万人的计划无法实现，“国内”募集计划完成不及一半伪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国内劳动者募集的现状》（极秘），1941年9月6日。。为此，1941年7月1日，伪满国务院发布了《国内劳动者募集紧急对策要纲》，开始对劳动力募集实行“强力的行政斡旋”，即“向县旗摊派，县旗则指挥劳工协会指导事业人，将摊派之劳动人于期限内供出之。”1941年9月10日，伪满国务院又颁布了《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决定“解散满洲劳工协会。过去协会所执行的事务中，带有行政性质之事务，改由政府处理之。”同时，“以劳动统制协定为基础，协助政府劳务行政，训练企业内部办理劳务职员，以经营有关招募、使用、管理劳动者的共同事业为目的，设立社团法人劳务兴国会。”“要纲”还提出要使“政府和协和会成为一体，在全国开展勤劳兴国运动”。接着，伪满政府又于10月22日对《劳动统制法》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民生部大臣对于事业者关于劳动人之保有或供用，得为必要之命令”；“民生部大臣为遂行公共事业，或国策事业中重要者，有紧急必要时，得依其所定使人民从事其指定之劳动。”见《东北经济掠夺》，第867～870页。
1942年2月9日和3月1日，伪满政府又先后推出《劳动人紧急就劳规则》和《关于劳动人紧急就劳规则实施之件》，规定在“公共事业或国策事业”“有紧急必要时”，“向民生部大臣提出申请配置所需之劳动人”，如伪民生部大臣认为有配置的必要，就“命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供出所需劳动人”，伪省长接到供出命令后，指令市县旗执行，伪市县旗长则“就该区域内之居住者中指定就劳者，命其就劳”；凡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只要不是军人、学生和公务人员，均将被指定为“就劳者”，不得逃避。
这些主要以行政手段强征东北劳工的新政策出台之后，其他由企业、矿山等事业体自主招募劳动力的办法虽然仍存在，但“强力的行政斡旋”、“紧急就劳”即全方位的“行政供出”，以及不久后即全面实行的勤劳奉公制度，已构成了伪满政权后期募集劳动力的主要方式。到进入“决战经济”阶段的1944年，依靠行政手段募集的东北劳工数量已远远超出了关内进入东北的劳工数。见表2-11。
表2-11伪满洲国“劳动动员”统计表（1943、1944）*
单位：千人需求1943实绩1944实绩供应1943实绩1944实绩建设关系6001120勤劳奉公队60250特殊工厂500300紧急供出480700军用工厂50300国内一般募集13001600军建设关系480710华北集团募集300200各省政府30430华北自由劳工500400紧急农地造成160260日人勤奉队100150其他980180其他60—计28003300计28003300*此表系伪满洲中央银行经理部用度课参事金田弘记于1946年8月20日所制。
资料来源：吉林省档案馆，282-41，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劳工》，第83页。“行政供出”制普遍实行以后，伪满政权将摊派劳工的触角延伸到全东北的各个地区，而且强迫出劳工的数量逐年增加，使东北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有关日本在东北通过“行政供出”手段强征劳工的情形，曾在伪满洲国担任各级职务的日伪战犯做过具体供述。
据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供述：1942年伪满劳务动员计划为10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是35万人）；1943年为12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50万，勤劳奉公队2?5万人，实绩也是2?5万人）；1944年为130万人（供出劳工60万人，勤劳奉公队3?5万人，实绩也是3?5万人）；1945年为160万人（供出劳工60万人，勤劳奉公队15万人）〔日〕古海忠之笔供，《东北经济掠夺》，第860～861页。。
曾任伪满民生部大臣的谷次亨供述：
由一九四一年以后，因华北劳工不愿来，而产生了各矿、厂的劳工不足，以致生产量降低。因此，在一九四一年春由伪民生部发出指令，伪安东、通化两省供劳工前后有十八万余，当年秋又指令伪吉林、间岛两省供出了约二十余万，一九四二年春又由伪奉天、锦州、四平等省又供出了二十余万。〔日〕谷次亨笔供，存中央档案馆，119-2,1150-1,5。继任伪满民生部大臣的于静远也交代：
一九四二年我推行“劳务新体制要纲”，是由伪满各县劳务股按村屯摊派劳工编成大队，送至矿山、工地劳作，三个月为一期轮换；每年为数一百万人。我听说，因衣、食、住的状况极为恶劣，又加农民不惯于矿山劳作，致被日寇打死的、过劳累死的和冻饿死的不下百分之十。一九四二年冬，伪满劳务司长报告我，西安煤矿瓦斯爆发，劳工死亡六百余人。我曾去西安参加煤矿工人死亡者“慰灵祭”。一九四二年伪满劳务司长报告我，劳工死亡了十万人。一九四三年死亡了十万人。本溪湖煤矿瓦斯爆发劳工死亡了一千八百余人。一九四四年劳工死亡了十万人。人民的中坚在四年间被奴役和迫害而死亡了四十余万人。于静远笔供，存中央档案馆，119-2,1152,1,5。
曾任伪吉林省长的金名世在吉林担任伪职期间，因伪满政府认为吉林省是生产粮谷的主要省份，因而劳工的“行政供出”相对较轻。即便如此，每年仍有数万劳工被征派。据金名世供述：在1943年，吉林省供出的劳工数仍约为三万二、三千人，在1944年约是四万四、五千人。
当时所去的地方，大致分为去到矿山挖煤开矿，工厂劳作、治水、修筑道路，砍伐森林等重劳动。劳动是很重的，而待遇是太苛的，加之医药的欠缺，因之造成劳工发生疾病死亡的事情是不知有多少的。每年供出劳工死亡的详细数字，现已记忆不清。但是我曾记得当时所供出劳工死亡最突出的是一九四三年榆树县去黑河的劳工，据说因为劳作条件太坏，一千人竟死亡了二百多人。金名世笔供，存中央档案馆，119-2,1111,1,5。
曾任伪满滨江省省长的于镜涛也供述：
伪滨江省的劳工供出，每年各县供出人数是五万余人，派在鹤岗、密山炭矿挖煤，和在北安、孙吴、爱珲一带为日本军修军用道路。说是半年一换，实际上调换是不可能的，新的虽然派去，旧的也不能换回。待遇极为苛刻，作工时间总在十二小时以上，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给治，死亡率在三分之一以上。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亲自看到在孙吴的逊河作工的郭后旗的劳工，死亡就在三分之一以上，并且还有患重病的和继续不断死亡的。我虽然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惨状，还是继续进行供出劳工。于镜涛笔供，存中央档案馆，119-2,1151,1,6。
曾任伪满安东省民生厅长的袁庆清供述：他在任二年间，通过全省各市县共供出劳工4500人（其中有由安东市警察局抓四次共300人）。其工作地点，如大东港建设、水丰洞鸭绿江水电堤堰工程、抚顺炭矿、北边修筑国防道路及国道、省道等等，均为苛重劳役。加以日寇工组待遇恶劣，饥寒毒打，伤病死亡。所以在日寇惨无人道的待遇下，劳工死亡率竟达40%，死亡劳工共为1800人。1944年12月他转任伪满哈尔滨市长后，共供出劳工4000人，死亡率达40%，即死亡了劳工1600人袁庆清笔供，存中央档案馆，119-2,1158,1,5。。
数量如此巨大的行政供出劳工是如何集中起来的？曾在伪满各省担任伪职的汉奸对此有详细供述。据担任伪滨江省长的王子衡供述：1943年7月~1945年8月，每年由伪滨江省供出劳工6万人，勤劳奉公队6万人，二年间共为24万人。其办法是：
指令各市、县长负责供出，由各村屯长协同警察按户数人口分派，不服从分派者，即由警察逮捕，打骂关押，不配给石油、豆油、食盐等必需物品，结果仍得去劳动。一九四四年春季和一九四五年春季，肇州、珠河、苇河、延寿四县，有农民四名避免劳动，逃匿数月，归家后误了他们自己的春耕，别人代种，除偿还别人的工资外，还须拿出二百元作为罚款，无钱者秋季用粮偿付，并不配给石油、盐等物资。出去劳动者被分派在阜新、鹤岗等矿山工厂和牡丹江省的日寇军事工地，都是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九、十小时的残酷劳动，衣服破烂不能蔽体，饭食粗恶，分量不够，住的破漏席棚，不蔽雨雪风霜，常常受着万恶的监工把头的毒打恶骂，身瘦如柴，有病无医药，任其痛苦死亡。据伪滨江省民生厅长刘泽汉到牡丹江省军事工地慰问劳工归来报告：眼见劳工被打和工人病死在席棚外，还没掩埋，病者十二人呻吟无药。伪开拓厅长王绍先到阜新矿山慰问劳工，见到病者十几人卧在露天的破席棚里，没有医药。有一劳工死卧在矿井外边。劳工的惨状可以想见。因此，根据伪滨江省公署动员科的报告，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供出劳工和勤劳奉公队的死亡率，都为百分之五左右。就是我任伪滨江省长二年间，供出的劳工、勤奉队二十四万人中，死亡者当为一万二千人以上。王子衡笔供，存中央档案馆，119-2,1112,1,5。
另据曾任伪四平省长的曲秉善供述：从1943年4月~1945年8月，每年都命令各市县供出4万多劳工。
供出劳工的办法，各市县根据我的指示的人数、做工地点，命令各街村区，按有劳动力的户口逐户指派出入，如本人不能自己去，则必须花八百元或一千多元雇人替去，如若拒绝不去或逃躲，则由警察加以处罚，迫使其就劳。这四万多人就劳地点，大多数是到黑河地方山神府给日本军修军用道路、飞机场、兵舍等，一部分在西安炭矿做工，一小部分在省内修东辽河的堰堤，给日本开拓民造水田农地，和在省外给日本企业做工。这些劳动人民不论是在哪处做工，都是每天只吃六百瓦粗粮或橡子面，没有菜，睡在席棚里，没有衣服穿，夏天赤身露体，冬天用破麻袋、破洋灰袋裹体，每天在严厉的监督下，做着十二小时以上的沉重不堪的劳动，死亡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曲秉善笔供，存中央档案馆，119-2,1157,1,5。
部分县区的调查情况也与汉奸的供述类似。据黑龙江省阿城的调查：“行政供出”即劳工摊派的过程，是先由伪满民生部和省将需要供出的劳工指标分配给县、旗，县旗再分摊给街、村，再由村、屯摊派到个人，由伪警察等协助征集到相应数目后，送往各个劳动场所。阿城县摊派劳工的做法是典型的例子：摊派劳工的任务下达后，各街、村召开大会，由适龄男子按户抽签，将名字和签号记到劳工台账上，以后每次上边要劳工，就按这个顺序轮流出工，轮到号就得去。每期劳工数字下来，该去出劳工名单由区（屯）长下达给牌长，牌长通知本人。按指定日期，背行李带碗筷，在当地村公所集合，统一带到伪县公署劳工股审检编队。有躲避不去或违抗者就派警察或自卫团去抓，并押送县城，有的地方也采取以开会或其他名义骗去强制押运的办法李昕：《日寇铁蹄下的阿城劳工》，《阿城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12月，内部发行。。
在日本残酷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广大农村，几乎所有村屯都被下达过供出指标。1942年7月，承德宪兵队对热河省喀喇沁中旗33个村中的26个村的摊派状况作了调查：各村都被命令供出劳工1~3次，总数约2500名。因为应募者甚少，村甲长强制进行摊派。各村甲长强制每个人在一个劳动期间（6个月）赋课30~260元，由农民供出劳工，负担由村民摊派承德宪兵队长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报告，承宪高第367号，《东北经济掠夺》，第884～885页。。
伪奉天省昌图县当时有10万户，50多万人口，8万多劳力，从1942~1945年，每年供出劳工8000~15000人以上。伪开原县小山岗堡当时有99户人家，有劳动力不足50人，一次就出劳工10多人。1943年以后，征劳工更加额繁，有时一年征3～4次。昌图县通江口村750多户，3750多口人，600多劳动力，1943~1944年就下达劳工票2000多名额。从1942~1945年，昌图县共计出劳工3?2万人，死亡劳工2000余人。1945年5月，被征到西安煤矿的500名劳工，生还的只有127人；同年去孙吴修军事工程的1200名劳工，到期未归的有200多人，下落不明靳恩全、张雅莹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辽北罪行录》，1995年，内部发行，第95、96、99页。。
地处偏远的县旗也无法幸免，同样每年都要派出劳工。据《突泉县志》记载该县伪公署在各村征派劳工的情况：1942年4月为500名，去锦西县修筑战备工事；1943年5月再征500名，去白狼山、阿尔山一带修筑战地工事；同年6月，县动员股又征集300名勤劳奉公队员，在黑河一带修筑战备工事；1944年7月，伪县公署强抓500名劳工，征集600名勤劳奉公队员，分别去海拉尔、白狼沟修筑战备工事；1945年6月，县动员股征集勤劳奉公队员1020人，去哈尔滨南部的拉林；强抓500名劳工去海拉尔修筑防务工事《突泉县志》,第18～19页。。
曾任伪锦州省公署参事官的战犯崛正男交代：在他任职的1944~1945年期间，强令各县供出劳工达3万多人辽宁省档案馆，JE第1号全宗，第10号目录，第31号卷。。实际上，伪锦州省仅1944年供给军队关系的劳工就达5?4万人，而全年动员劳工总数竟高达31万人。详见日军锦州宪兵队长1944年5月关于当年征派劳工的一份报告：
《关于军用劳工紧急□□状况及……之件》［残］锦州宪兵队长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报告，1944年5月31日，锦宪战第262号,吉林省档案馆藏。其附表二中，各县数字之和与总计之数有误差，原表如此。
……
本年度锦州省分摊的紧急供出军用劳工约54000人，上半期的定额为40000人，计划在5月上旬完成任务，但由于……有一部分［人数］不足，特别是锦州市分摊数缺12%，因此在5月□日、□4日两天内，实施一齐搜查，强制供出，补充分摊数。
……技术劳工供出，一般保有数为30%，强制……逃避，剩余的大部分为童工，在各民间团体……
……锦州省本年度动员劳动力人数为310000人。其具体数额见附表一。其中满人男子不足12%，具体使用安排如下：
1?供出关系
军特管工程17%
增产及紧急工程16%
勤奉队10%
其他57%
2?一般募集
一、军用（勤奉队除外）
1?……分摊的54000名劳工中，80%被分配到兴安北省……就劳，在前半期的供出计划中……其详细……
土木工程90%
技术工人10%
2?在省内劳动的劳工，应各部队长的要求，逐次供出，原计划于5月上旬完成供出，到5月5日基本完成。
……
附表一昭和19年［1944年］度锦州省内劳力动员计划概要区分预定人数□□越冬合计军
关
系兴安北省40000940049400兴安西省内265020504700计54100炭矿关系32500铁道工程4000紧急增产20000……队31830……［计］88330……劳19000……32900……116500……［计］168400……［总］计310830
附表二省外（兴安北省）供出劳工状况地名
职名［锦州］锦县锦西兴城北镇黑山彰武绥中台安总计土木工1000……□45753213860780015201500□400……木工200245200250160435502002001940…………………………………………………………总计15598128476057005164846915981809365839850……当时伪锦州省共辖锦州、锦县、锦西、兴城、北镇、黑山、彰武、绥中、台安等市县。据1944年出版《满洲矿工年鉴》记载，伪锦州省人口总数为4374292人满洲矿工技术员协会编纂《满洲矿工年鉴》，1944年，第21页。。比照伪安东省总人口与劳动力之间23?7%的比例，伪锦州省的劳动力约为103?6万人。1944年动员劳动力总数为31万余人，即平均3?3个劳动力中就要有一人被征为劳工。而这仅仅是1944年一年内要动员的劳工人数。
伪满后期，位于滨洲铁路大兴安岭上的乌奴耳军事工程，是锦州劳工相对集中的就劳地。在这一时期，仅锦西县就先后供出劳工6297人去乌奴耳等地服苦役，还有3237人被编入勤劳奉仕队，其中758人被折磨致死《锦西市志》，1988年5月，内部发行，第565页。。
锦州凌海市彰良乡夏家村，伪满时称夏家窝棚，当时不足百户，人口不足500人。1942年由村公所派出20人左右去伪兴安北省乌奴耳当劳工，在乌奴耳干了一年多，挖山洞、修战壕，条件极其艰苦，死在乌奴耳的有张希九、陈维国、张兴周、关凤阁4人，这还不包括本村从外村雇去的一些人。彰良乡马家湖村当时只有180户人家，据该村曾被征过勤劳奉公的傅向林回忆：村里供出过三次劳工和几次勤劳奉公队，有的农民曾连续几次出劳工。去伪兴安北省乌奴耳的劳工不只一批，共有20多人。死在乌奴耳的就有杨安庆、李绍臣、付向福、杨长儒、杨立山5人。松山村穆家窝棚屯伪满时有50多户，1943年被摊派到乌奴耳的劳工11人。劳工穆荣芳年龄较大，在乌奴耳住席棚子，患了风湿病，经常腰疼，又水土不服，加重了病情。一天在干活时，他感到劳累，直起腰刚想休息，一个日本监工过来一镐把正打在他腰上，他惨叫一声躺倒在地，不长时间死去。到劳役期满后，去的11人仅回来4人，而且这4人中的穆绍臣带病回家，回来不久就死了。幸存劳工带回来的死难劳工的骨灰盒，里面并没有骨灰，只有几片指甲和一绺头发，根本无法肯定是谁的傅向林、穆景元、王文等回忆材料，2002年11月调查整理。。
另据锦西县虹螺岘和高桥两个乡的统计，虹螺岘乡日伪时期共供出劳工约400人，死亡数约50余人，死亡率在10%以上；高桥乡供出劳工约358人，死亡33人，死亡率也接近10%《锦西虹螺岘公社地方志》，1981年6月，内部发行，第4页；《锦西高桥公社地方志》，1982年9月，内部发行，第24页。。见表2-12、表2-13。
表2-12锦西虹螺岘公社日伪统治时期受害情况*
单位：人村别国兵国 兵 漏劳工劳工死亡虹东7303010虹西1312501虹南22016虹北36102大安512568大台82小寺1562兴隆14111靠山28504前潘520153后潘416144大岭210303团山子720214英守23116板石720214西沟236街道合计6219935554*原件说明：此系不完全统计,供出劳工总数约400余人。
资料来源：虹螺岘公社调查资料，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档案馆藏。表2-13锦西高桥公社日伪统治时期群众受害情况统计
单位：人村别国兵国 兵 漏劳工劳工死亡高桥68012高丰14162高城21010万屯330302孙屯15205姜屯12102四方台11101003季屯216203朱洼21010甜水312101王善屯325162苗屯371新民屯14122杜屯110506九股屯215354合计3824635833资料来源：高桥公社调查资料，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档案馆藏。
伪奉天省复县1944年的人口总数为64万余人，其中男子人数为32?8万余人参照1939年复县人口总数。该年复县人口总数为640642人，其中男子人数为328392人。见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编纂《满洲帝国统计摘要》，1939年，辽宁省档案馆。，参照伪安东省总人口与农村劳动力之间23?7%的比例，复县当时的青壮年劳动力约为15?18万人。然而，据有关资料披露，仅1942~1945年，复县被征派劳工及勤劳奉公队就达2万余人伪复县县长郭振昌审判书，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档案，1951-1-89，法刑字351号。；有的村（相当于现在的乡），先后强征劳工3000余人汉奸张祖培审判书，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档案，1951刑字第524号。。
各伪县公署的“动员科”是专门负责征派劳工的机构。据曾在伪复县公署“动员科”任职的刘继孔回忆：
当时伪满政府提出“全民动员”，因此动员科在县公署里是比较重要的机构，下设劳务、勤奉、国兵民籍三个股，科长、股长都由日本人担任。动员科科长的名字叫爱甲加津磨。劳务股是由原来的劳工协会转变而成的，主要负责征集劳工，股长的名字叫田村。原来主管出劳工的机构是劳工协会，不隶属于县公署，下派给各村的劳工指标由于不具备行政命令的强制性，农民不愿意出劳工，各村村长也不情愿执行，致使出劳工遇到困难。大概在1942年伪满劳工协会撤消，县公署成立了动员科，其中的劳务股接替了原劳工协会的职能。
……征派劳工的次数就频繁多了，每年都有二三十次，差不多十天八天就派走一批，有时今天走一批，明天又走一批，每批多时三四百人，最少时只要5个铁匠，去沈阳铁西沙金厂。出劳工是根据各用人单位如关东军、工厂、矿山等等向县里来公函，提出需要的人数、地点和某些特殊条件如木匠、铁匠等，名额是按户籍人数平均分配到各村的。劳务股只负责根据上面下达的劳工数向各村摊派，原则上是出劳工的家庭不是极度的贫困户，保证出劳工后家里仍有劳动力或可以生活下去，不至于饿死，但具体派谁由屯长决定。其实出劳工的人许多是花钱雇的，劳务股也不追问，只要人数凑够就行。劳工干活的地点较分散，有在黑龙江省和内蒙的边境地区的，也有在沈阳等附近地区的。在边境地区的如五岔沟、瑷珲、佳木斯、虎林、东宁等地，劳工的死亡情况很严重，差不多能死一少半。在附近劳动的劳工待遇好一些，生还的也多。唯独去间岛省的劳工基本没有活着回来的，原因是他们干的是秘密军事工程，为了保密，工程完工后就将幸存的劳工都处死了。去间岛省的劳工只有一批，三四百人，时间在1944年左右，我知道只有一个傻子在间岛省干了半年活着回来了，想必日本人认为他不会泄密才放了他一条生路。劳工回来后，由动员科加以统计，以备日后继续征派。对于死亡的劳工，政府文件上规定要给予一定的抚恤，但实际上劳工家属却分文得不到，这倒不是因为动员科的人给贪污了，而是政府根本就不给拨款。刘继孔口述历史资料，2003年8月25日、10月14日。
这些劳工被征派后，“就劳”的地点和部门分布也十分广泛。根据调查，复县被征派的劳工劳动地点分布在“关东州”的大连，伪奉天省的沈阳、鞍山、辽阳、铁岭，东安省的虎林，兴安省的五岔沟，三江省的富锦，以及间岛省等等；劳动场所有工厂、矿山、码头、农田、盐场；从事的劳动有修路、挖煤、看机器、种地、工程修建、挑盐等等。也有相当数量是在军事工程中挖山洞、修战壕、修飞机场；还有的被抓到船上向朝鲜、日本等地运送物资。总之，不论何时何地需要劳动力，都要通过各级伪政权征派。
庄河县自1938~1945年，被抓到本溪、虎林、田师傅、抚顺、密山等外地的劳工达1?2万人；被抓到当时的本省（伪安东省）、本县的劳工2万多人。仙人洞村刁桥屯1944年总人口为1500人，其中男劳动力300人，每年出劳工100人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征劳工死亡约400多人，伤残约1300多人。青堆村牌坊屯贫农张成兴的父亲被抓到本溪煤矿做劳工，3个月后患传染病，日本人以防止疾病蔓延为名，将他活活烧死。石山村干沟屯农民王殿发一家，从1941~1945年，两辈人9名劳动力，先后被抓4人，其中1人被征派3期，有2人未生还。王殿发于1941年被抓到虎林做劳工，患传染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去；其弟王殿甲被抓到本溪煤矿做劳工死去《庄河县志》，新华出版社，1996，第271页。。
西丰县在1944年的总人口数为267750人，其中男子148970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编纂《满洲帝国统计摘要》，1939年。人，被征派劳工累计53444人，死亡人数达2639人。详见表2-14、表2-15。
表2-14康德十一年度第一次供出西安炭矿劳动者割当［分配］表
西丰县公署(康德11年［1944年］3月6日)*
区分
村名分配
人数集合月日集合场所检查月日出发月日备考西丰街473月13日县公署3月14日3月15日更刻村26同上同上同上同上乌鲁村22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公合村26同上同上同上同上振兴村26同上同上同上同上白石村23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和隆村23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实妙村23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凉泉村22同上同上同上同上房木村27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幽雅村203月16日同上3月17日3月18日山台村26同上同上同上同上松树村20同上同上同上同上铜台村24同上同上同上同上中阳村19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吉川村19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平岗村25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太平村23同上同上同上同上房身村17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如意村20同上同上同上同上柏榆村23同上同上同上同上计5001?供出人员出发前须行检查，选其体格健全者来县。
2?对于雇替者绝对禁止。
3?寝具自行携代。
4?须供出时提出民籍誊本。
5?饭碗、筷子由供出人自备。*（1）表内“同上”原以“??”表示，即同上之意。一般均统一处理为“同上”，故采用。（2）表内“分配人数”计500人，实相差1人，原文如此。
资料来源；张德志：《伪满时期西丰县公署》，《西丰文史资料》第3辑，1991年4月，内部发行。
表2-15抗战期间征用民工暨日人强征民力伤亡数目调查表类别征用民工伤亡数日人强征民工伤亡数备注项别
县市别征用数伤数亡数强征数伤数亡数西丰县28124154914852532012191154合计28124154914852532012191154依照伪满抗战期间各街村强征民工伤亡数目调查之资料来源：抗战损失调查，西丰县档案馆，18-3-40，第151页。
大量征派农村劳动力出劳工，势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但即便农忙季节，对劳工的征派仍照旧进行。对此，连日军内部也有人表示出担忧。如日军齐齐哈尔宪兵队长《关于军事劳工供出状况》的一份秘密报告所透露：
今年4月15日至5月15日，第二次为军队供出的2400名劳工，由于面临农忙时节，主要面向经商者方面摊派，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粮食的劳动力。虽然顺利地完成了劳工的供出，但是不仅有冒名顶替者，而且在供出者当中，［有人］担心家人的生活及工薪低廉。对于从事农业的人来讲，在农忙时节之供出与鼓励增产［方针］背道而驰，有的甚至流露出不满之言论。
一、供出状况
1?供出类别
县别使用者作业地摊派人数供出人数供出日期备考洮南县榊谷组阿古庙2002004月25日普通劳工讷河县榊谷组韩家屯2502504月25日齐齐哈尔市新京
昭和工务所王爷庙2002005月10日续表县别使用者作业地摊派人数供出人数供出日期备考瞻榆县新京
昭和工务所王爷庙4004005月10日醴泉县新京兴亚建
筑株式会社西口2002005月15日醴泉县榊谷组索伦2002005月1日龙江县飞岛组湖南5005004月15日龙江县伊贺原组五岔沟4504504月15日合计24002400
备考：使用部队为满洲第956部队
2?供出方法
（1）各县供出人员的摊派，分摊给经商者，尽可能保证农村劳动力。
（2）供出的前一天进行身体检查，以保证供出健康的劳工。
（3）按目前的勤劳爱国［之策］，让劳工知晓就劳地点、作业期限，以及其他家人之对策，举行盛大的壮行会后派出。
3?摊派、冒名顶替的状况
摊派：在醴泉县以生活费的名目支付30元至百八十元。详细情况正在调查之中。
冒名顶替：由于各县对于增产的担忧及嫌工薪低廉，不愿充当劳工，所以有故意提供患有疾病或身体虚弱者之现象。而且有资本家或商人以50元至80元的价格雇佣冒名顶替者。
4?农民及供出劳工之言论
〇用尽所有方法进行宣传，也不能赔钱主动去，请当局考虑再提高些待遇。
〇从县的方面来讲是真心地为劳工考虑，但是到达作业现场后待遇如同牛马。
（以上来自洮南县）
〇夏季是我们最繁忙的时节，如果长期充当劳工，低廉的工薪不能养活家人。
（以上来自讷河县）
〇由于给农民的农耕带来影响，希望考虑使用大城市中的不良游民。
〇已经签好［增产粮食］的契约，由于供出劳工，被摊派的增产数额难以完成。
（以上来自瞻榆县）
〇在目前情况下，劳工虽有需要，但是由于工薪低廉，一般都想在市内劳动。
（以上来自齐齐哈尔市）
〇总是说，今后要增产，但是百姓总是作为劳工被带走。春天说增产，秋天说出粮，而且要求严格，百姓无望。
二、意见
状况如上所述。此种供出正值农忙时节，而且商业方面的出生者居多，所以有冒名顶替等现象。鉴于有流露不满之言者，形势严峻，希望使用者方面在进行适当的劳务管理的同时，要同有关当局在供出地实施适当的宣传安抚，并取缔不法供出。齐宪高第256号，1943年6月30日，吉林省档案馆藏。
被征派的劳工一般是农村的青壮年。伪满政府公布征派劳工的年龄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但实际上并不受此限制，年龄差距很大，年纪小的仅十几岁，年长者达56岁。家住瓦房店松树镇松树村的于忠全当时年仅14岁，伪村长摊派其父出劳工，其父当时没在家，村里为充人数，硬是把他抓到了鞍山昭和制钢所当劳工。据他回忆：
1943年4月，日伪政权到处抓劳工、勤劳奉仕，伪屯长于绍州领着棒子队长王吉章到我家要抓我父亲去当劳工，一连几次没抓着，就把我抓去顶替。我当时才14岁，被抓后与同村的王吉洋、王吉运、王洪文等一起，押到松树镇，坐瓦罐车到了鞍山炼铁厂。于忠全口述历史材料，2004年6月4日，宋学恕采集整理。
在孙吴，还有一批日本人专门招募的少年劳工——“幼年工”，都是刚从小学毕业的十几岁少年。曾被招为“幼年工”的刘连兴，1930年8月生，1944年12月被招募。据他回忆：
我原籍是黑龙江省逊克县人，家里人口多，兄妹10人，我是老大，家里生活极端困难。我读书读到小学六年，当时称国民优级，就辍学了。当时日本人在边境各县的统治十分严格，找事做很困难，再说我当时只十五六岁，能干什么呢？正在这时，伪满逊克县公署动员股来了两个人，都姓何，是专门负责动员劳工的。他们把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召集到一块，宣传说：你们都是满洲国国民，为了完成大东亚共荣圈，日本要培养技术人才，你们可以到孙吴县的满铁株式会社学技术，挣工资，还管吃管住，发服装，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身体好的可以报名。当时给了两天时间让我们考虑。我回家与父母商量，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觉得这样可以自己谋生，还能学技术，就报了名。当时报名的同学共8个人。
1944年12月中旬，我和同学共8人，一起从逊克坐着马爬犁，冒着风雪，到了250华里外的孙吴北大营。北大营是日本关东军在北满的重要基地，面积很大，离孙吴5公里左右，称作北孙吴，附近有仓库和腰屯机场，还有生产部门，加工木器、服装、食品等等。我们一进到北大营里，马上头嗡的一下子，感到非常恐怖。门外有两个日本兵站岗，上着刺刀，周围是高压电网。我们进到里面，看到操场上日本兵正在练刺杀，还有许多年纪大的劳工，穿着洋灰袋子“衣服”，有的穿着更生布棉裤，露着棉花，有的披着麻袋片，腰间系着草绳，挂着一个吃饭用的罐头盒子。他们离我们有二十多米，看着我们，有些老年的劳工看到我们这8个人进来就落泪了，大概是看到日本人把我们这样的小孩都整来当劳工，太残忍了。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日本军官，挎战刀的（后来知道他叫花野四郎，是见习士官），带着五个日本兵（后来知道他们是监管我们的，名字分别叫伊藤、高桥、荒川等），把我们领到了大房子住下。大房子能住一百多人，幼年工总共不到200人，比我们先来的都来自黑龙江省各地。大房子门口写着“幼年工”，以后我在登记簿上也见到这个词。刘连兴口述历史资料，2005年11月2日。
刘连兴等“幼年工”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就被分配到孙吴各个劳动场所，有的给日本人洗衣服，有的到被服厂做被服，有的烧锅炉，刘连兴被分到木工车间，专门钉用来装食品的木箱子。每天早上7点钟出去，晌午干到12点，晚上8点钟收工。后来还曾被送到孙吴要塞工程修工事。
日本征用的劳工一般为男性，但根据某些厂矿的需要，也征派了部分女劳工。在1940年度劳工募集认可的75万东北劳工中，就有约2?2万女劳工，占全部募集认可数的3%。这些女子劳工，主要分在制造业、工业包括纺织等行业中满洲矿工技术员协会编纂《满洲矿工年鉴》，1942，第92页。。1943年，复县年仅15岁的肖质云被征派到瓦房店纺纱厂当劳工，一同被征到该厂干活与之年龄相仿的女劳工还有许多。据肖质云回忆：
1943年我15周岁，那年5月，村里要劳工，是派到瓦房店纱厂的女劳工，村长派到了我家，就这样，我被迫到纱厂当了劳工。到了瓦房店纺纱厂，大门一关，有人看管着，禁止出厂，四周墙上全是电网。我们干的活是倒线团子，活又脏又累，喘不上气，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没有休息时间，有病不给治疗，还得坚持干。干活有工头看着，干慢了就挨打。住的劳工宿舍没有火炕，睡在潮湿的泥土地上，上面铺些碎草。吃的是窝头、橡子面粥，大便干燥困难，还得坚持干活。过的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在瓦房店纱厂干了二年多，从未开过工资，直到八一五光复后，日本人投降了，我们才从瓦房店步行回家。肖质云，女，1928年12月2日生，瓦房店岗店办事处东吴村人。肖质云口述历史资料，2003年3月24日。
日本在东北为了掠夺劳动力，有时还用类似移民的方式，连同家属一起，用欺骗或强征的办法，送到工矿企业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1941年，北票炭矿三宝二坑建成投产，需要增加劳动力，而三宝一坑劳工死伤人数大增，大量减员，劳动力显得十分紧张。因人力不足，坑下使用了马拉车。采炭所所长佐藤心急如焚，找到大把头之一的倪维章，对他恩威并施，给了他一笔钱，做招骗劳工的经费，并威协说，如果招骗不来劳工，完不成长官下达的采炭任务，那就是破坏“圣战”，就要送到宪兵队治罪。倪维章明知骗招劳工难，但又不敢违抗，只好点头答应。倪维章在采炭所劳务系人员督导下，到了绥中，与当地日伪官员相勾结，用欺骗性宣传，说到北票住高楼洋房，吃大米白面，将1000多名渔民骗到北票炭矿当劳工。这些渔民到北票后，住的哪有高楼、洋房，连砖瓦房、泥草房都没有，都被赶进刚刚搭好的席棚子；吃的哪是大米、白面，净是红高粱米、橡子面，以及混有用花生皮等磨成的“兴亚面”。大柜把头曾许诺给安家费，向他们要时，得到回答说：“要什么安家费，你们咋来的？火车你们坐了，饭你们吃了，席棚你们住着，还要安家费？等着结账吧，你们带家眷的，说不定还欠我的呢！”这些渔民明知上了当，可有话对谁说，有理和谁讲，有苦又向谁诉！像这样住的不像住的，吃的不像吃的，席棚里，孩子哭，老婆叫，催班的打骂，像出殡哭丧，没多久，不少人被折磨成病，悲惨死去陈树堂、高润甫、杨晓峰、赵福瑞：《在日本侵略者蹂躏下的北票矿工苦难生活》，载朝阳史志办公室编《血海深仇》，第235～245页。。此外，在西安炭矿，也有炭矿与伪安东省庄河县相勾结，将庄河县农民强制移民到这里，实即无偿掠夺农村劳动力胡宝仁、王永环等口述：《劳工与移民》，《辽源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12月，内部发行。。
1942年11月，满铁抚顺轻金属（铝厂）劳工短缺，派出把头狄家魁、韩廷水等，勾结内蒙古林东县日伪当局，强迁住户居民由伪警察押解到抚顺做工。据幸存者控诉：
［农历］十月天正下雪，街公所和伪警察署下街调查，强迫农户迁民五百户，林东县城门里外不通，警察把守，限三天迁完，排［牌］长告诉住户卖东西，有个牛马驴一钱不值卖掉啦。老百姓不愿意［就］强制，不来不行。来时狄［狄家魁］把头及韩廷水说到抚顺做工，还有轻金属。劳务课长日本人说没有棉衣给棉衣，每户给满币五百元，还给一人五十烧饼。来时坐牛车，六百里旱路，天下大雪，冻死的很多，分三期来的，前后伪警察队压制［押着］……到通辽［坐火车时］一百多名无有下处，死亡不详……［分］到轻金属三百五十多户，住在没有窗户门的大房子里，把头给一人一个草袋子当被服盖，吃点烂土豆、豆腐糟发糕，一吃再喝冷水就拉肚子。放的苞米面都长绿毛，弄的稀粥排队领到，到没［末］后就领不着了。妇女到门口要饭吃，把头知道就打，说不雅观。一路上火车费做工时都扣钱，棉袍［扣］七十元满币。人要死啦放在外头，够一马车才往外拉……刘宝玉、曹芝荣、李凤山等控诉书，1951年5月9日，抚顺市人民法院韩廷水卷。
由于天寒地冻，从林东到通辽之间数百公里用牛车运送，加之到厂后不发给足够的衣服、粮食，六七户人家挤在一铺炕上，工人有病还逼迫上工等原因，结果从林东送到轻金属的这批百姓“致冻饿而死的工人及家属就达五百余人”对封建把头韩廷水的判决书，抚顺市人民法院，抚法字第46号，1951年11月9日。。
此外，在长期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大连“关东州”地区，虽然被日本视之为其本国的一个“州”在日本出版的地图上，“关东州”的颜色都同日本本土一样是大红色，而“满洲国”是浅红色。见阎家仁回忆《“关东州”教育亲历记》，载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抹杀不了的罪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第49页。，在表面上“关东州”居民没有行政供出的劳工，只有勤劳奉仕，而实际上，勤劳奉仕只是换了个名称的劳工。据曾替父亲出勤劳奉仕的何德礼回忆：
我于1945年3月至8月替父亲在金州龙王庙做勤劳奉仕，当年虚岁18岁。主持修建龙王庙军事工程的是日本关东军693部队。我家乡当时为关东州厅貔子窝行政区唐家房会事务所在日本统治下的“关东州”，“会”是介于区与村之间的行政机构。管辖北曲家村大何家屯。1945年全会被强征勤劳奉仕劳工数十人（具体数记不准了）。3月间被集中到貔子窝车站，全区有几百人，每个人背后用铅油写号。我们乘坐的是金城线闷罐车，车门上锁，当晚9时到达金州车站，然后由关东军警备队荷枪押送，步行到龙王庙693部队所在地工棚区……每日劳动十个小时，每日两餐，有时三餐。吃的是橡子面饼子和发霉的苞米、谷子，有时吃豆饼加带壳的高粱米。菜全是市场上最贱的菠菜、韭菜、开了花的水萝卜、老得发黄的黄瓜等等。菜汤里根本见不到一点油星，吃菜后盛菜汤的方形木桶沉淀了一层泥土。
我是因家贫，父亲左臂中风，被强征劳工，又无钱雇人顶替，才冒险替父亲当了几个月劳工，险些被累死、饿死。中、小队长的耳光、木棒我都挨过。有一次，我被打后休息两天才勉强上工。幸好和我在一起拉车的张福友、田三叔、冷瓦匠（记不得名字了）的关照，度过了挨打治伤的难关。何德礼口述历史资料，2004年9月12日。
在“关东州”的勤劳奉仕队，队员与劳工同样住在有日军电网围起来的席棚子里，每天服十多个小时苦役，受到日军的严密监视，稍不留神就会遭到日军毒打。大量事实证明：在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特别是到了伪满后期，包括“关东州”在内的东北各地，无论工人、农民、商贩，无论男女老幼，只要日本人需要，都可能被征派为劳工而遭受残酷奴役，真正达到了日本人所提出的“国民皆劳”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