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最触目惊心的经济现象是什么？就是私有化。或者叫改制，或者叫转型，或者叫国企改革，叫什么都行，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老子死了赶紧分家。这个分家还不能公平分，谁嘴巴大谁拳头硬谁就多分。他占了便宜还不准你有意见，有意见就叫“仇富”，就叫“民粹主义”，就叫不“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当然，八亿农民和几千万产业工人是不算在“有贡献”之列的。这个私有化过程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事实上已经发生并且愈演愈烈。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媒体对此都在装聋作哑。直到有个叫朗咸平的香港人指出这是皇帝的新衣（尽管他开的药方不好），才舆论大哗，才引来主流经济学家的应答。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
本来，一个学者持什么观点，站在哪个立场说话都是正常的事。每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管道。但咱们的情况有点特殊，农民和工人没有。农民和工人没钱召开“高峰论坛”，他们只能通过“上访”“告状”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更多的时候只能发发牢骚、骂骂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有一句话叫做：真想拿大嘴巴抽孙子！
2003年，我同时写了两个中篇，抒写了“人”正经历着的历史变迁，和这个社会背景下不同族类的精神生态、心灵诉求。一篇发在《人民文学》2003年第10期，叫《谁落入圈套》，另一篇就是《那儿》。由于种种原因《那儿》今年9月《当代》才发出来。在《圈套》里，我写了一个女经济学家，聪明美丽，春风得意，样样成功。她是有话语权的，她说的“起吊机经济”、“公平来自认同感”、“知识分子不是良知分子”、“赦免”等等说词都是主流话语的直接引用。我知道今日中国的某些学术已经买办化娼妓化了。我知道又有一批优秀人物被套了进去。我知道了就不能不说。在《那儿》里，我写了一个劳动模范出身的工会主席，他是没有话语权的，只会干活不会当官，却把自己对工人的承诺看得比天大。当然，他无力改变工人命运，最后只能消灭自己。
这两个都是悲剧人物，如果对照起来看，就能明白我的焦虑不是无缘无故。我是个写小说的，我不得不以悲天悯人的心情来思考这些历史现象，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物。我承认，自己是属于那种没有腐败机会而痛恨腐败的人，是吃不着葡萄的狐狸，是妒忌，是弱智，是瞎操心，是自不量力。可我的悲哀却是多数中国人的悲哀，咱们说说总是无妨的。
换个角度看，他们也很悲哀，当年那么卖力扶持起来的成功人士竟然并不领情，竟然要跑了，他们怎么能不如丧考妣，苦苦哀求呢？可见他们的成功也是靠不住的。他们也感到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得并不踏实。
我当然是赞成改革的，也赞成国营企业要改革，但我知道并非所有的改革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那种少数人获益却让多数人承担成本的改革，那种巧取豪夺式改革，那种黑社会流氓式改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赞同。
一个人，哪怕他再普通，再弱智，再低能，都有生存的权力，劳动的权力，追求幸福的权力。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是几代人唱了很多年的歌词，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词的准确含义恐怕很难说清楚。他们热泪盈眶唱着它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幸福的彼岸来想象的。为了“那儿”，他们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煎熬都可以忍受，因为“那儿”一定会实现，“那儿”一定会来到。
有人会说“那儿”早就被宣布为乌托邦了。但宣布了就不能再想想吗？乌托邦本身并没有错，更不是罪过。物产极大丰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不好吗？何况老百姓心目中的乌托邦，不过是今天比昨天好过，明天比今天更有盼头，都是些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要求不高，“那儿”不过是一顿热乎饭，不过是一间温暖的屋子，是孩子的学费，是老人的医药费，错了吗？当“那儿”渐行渐远的时候，“那儿”被权贵们弃若敞履的时候，他们愤怒一下都不可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