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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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当了部件班班长

(2017-06-17 11:31:36)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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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五七干校劳动

      四月十九日,我很早就到了手表元件厂。工厂在徐家棚,要乘十五路公共汽车再转十六路才能到达。这十五路是通往关山工业区的,而十六路是通往武钢的。两路都是武汉市里线路比较长,乘客特别多的公共汽车,我几乎要一个半小时才能赶到厂里。等我赶到工厂,很多新工人已经到了。到处乱哄哄的。我在厂里到处走了一下,感到这里很拥挤,而且房子似乎是见缝插针盖起来的。不像以前想象的:整整齐齐的大厂房,宽大的车间,一排排的机器……。我不由得嘀咕起来:“这像是个作坊啊!”旁边一个人小声地说:“算了吧,撒泡尿照照自己,像我们这种人也只配在这样的厂了。”我扭头一看,原来也是个新来的,但年纪显得较大,一看就是老知青。我不由得苦笑起来:“你是下到哪里的?”“我叫傅新民,下到京山,你也是才回来的?”“嗯,在荆门。”我点点头。他老道地说:“能把我们搞回来,再给我们一碗饭吃就行了,还想挑三拣四?”看来他比我要适应社会。

      上班了,工厂的操书记给新工人做报告。他宣布:所有的新工人从二十二号起都要去武昌区委党校在嘉鱼县建的五七干校(实际上就是一个农场)劳动锻炼一个半月。从武汉到那里要坐几个小时的船。操书记要大家回去准备一天,后天带行李过来放到厂里,以便派人集中送上船……。我听后感到无所谓: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农活干?只当是晚从农村回来两个月就是,起码管吃管住发工资,还计算工龄。那些像我这样刚从农村回来的知青对此都非常淡定,然而有些年轻人嘀咕起来:“要劳动这么久!干什么活啊?吃不吃得消?”一看就知道我们这批新工人分为两类:因多子女身边无人被招回来的知青,和因“病残”回城的知青。会后,厂里把新工人编成几个班,以便管理。每个班有一男一女两个班长。我被任命为新工人六班的班长,副班长是个女孩。我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选中了我?可能是看我年纪比较大吧。

      二十二号清早,天刚蒙蒙亮,大家就赶到汉阳门码头。我站在码头旁边,检查六班的人是否上船了,并顺便认识一下班上的同事。一个女孩被她妈妈带来,听说我是她的班长,特别过来和我讲话。千叮咛万嘱咐:“我姑娘叫刘丽华,你看清楚啊。她从来没有出过门的,你要好好照顾她呀!”我朝她摆摆手:“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时,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从我面前闪过,我不禁脱口问到:“你叫什么名字?”“邱乃昂。”那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怯生生地回答。我仔细地看着他:瘦长的个子,扁扁的脑袋,和以前阅马场小学的丘可克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你哥哥叫邱可克?”我大声地问道。他呆住了,睁大眼睛惊讶地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一个女孩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哪里蹦出来一个福尔摩斯!?”我笑着说:“上船吧,以后再告诉你。”

      上午十点多,船就到了嘉鱼,但离五七干校还有大约二十里。两辆大卡车要装大家的行李,我们只好先走一段。二十里地,对我来说简直不叫问题,就如同逛街一般。但对很多新工人来说,却是一个大问题。不少小青年一边走一步叹气。我只好前后跑,安慰他们,或者帮他们拿手里的小包。最后,我身上背满了各种各样的包包,但他们还是慢吞吞地走不快。直到卡车把行李拖到干校,再赶回来接人,把那些走不动的人满满装了两车。剩下的都是会走路的老知青了,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午饭后,大家开始整理自己的床铺。我仔细看了看周围。其实条件很不错的:一排排的平房窗明几净,十来个人一间的上下铺,有电灯,有食堂,中午的伙食也不错,还有供应热水的地方。除了劳动是干农活外,就没有一点像农村的地方。

      其实所谓“劳动锻炼”,就是干干农活而已,和农村的农活根本没法比。从四月二十二号到达干校,到六月四号返回武汉,在那里呆了四十二天,真正劳动时间还不到二十六天。其它时间都在学习、听报告、讨论、写总结等等。就是劳动,也就是在西瓜田和玉米地里挖沟和除草。插了两天秧,更多时间是在水稻田里除稗子。最累的活是割油菜和挑粪,最轻松的活是雨天坐在屋子里选豆子和晴天在外面晒油菜籽。当然,和城里人的工作比就算是很重的劳动了。那些没有下过乡的人也会感到很累,所以干校把伙食搞得很好。我这个当班长的任务除了卖力地干活外,就是照顾大家,看看谁干不动了就叫他们休息休息,实在不行的到厨房里帮厨,或者呆在家里。有受伤的带他们去医务室……等等之类。我对这些活根本不当回事,有足够的精力关心大家,因此小青年们都很听我的话。

      由于都是新工人,大家以前都没有见过面,相互完全不认识。在这里,我不由得一一打量他们。看来从农村像我这样招回城的不是很多。好多都是以各种原因留在城里,或者从农村早早就回城的孩子。他们大多很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不像我,很多年后还一直不能习惯。这些孩子们都很大方,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而且一些武汉人才听的懂的话满天飞,他们称之为“橘子话”。叫我这个在农村呆了六、七年的人经常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被他们笑道:“连武汉话也听不懂,你还算是武汉人!?”最特别的是那个叫弋建文的男孩。个子矮矮的,满身肥肉,喜欢说带黄色的笑话。他最喜欢在收工回到宿舍后,打着赤膊浑身臭汗地把别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说什么“最舒服的事情就是肉挨肉”。搞得大家都很紧张,一回到宿舍就离他远远的。但他做事挺仗义,大家也并不讨厌他。

      宿舍里有好几个人都有烟瘾,但这里没有商店,他们感到非常难受。那天厂里来人,给他们带了一条香烟。听到这个消息,几个烟鬼收工后就直奔宿舍。然而他们翻遍了床铺也没有找到香烟在哪里。当我回到宿舍时,他们怀着一线希望,七嘴八舌地问我:“你知道他们把烟藏到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但我的鼻子向来很灵敏,很快就在一个人的床那里闻到烟味。于是就指着那张床说:“好像蚊帐背后有香烟的味道。”于是几个人扑上去,果然在那里找到一条香烟。大家感到非常惊讶:一个不抽烟的人,居然能闻出香烟藏在什么地方?!

      几天下来,我看到有的人累得趴在床上哼哼的。就想到应当到女生宿舍里看看,于是就朝她们那边走去。刘丽华正好在门口洗衣服,我走过去问候她:“累不累?你妈妈挺担心你的,说你从没出过门,生怕你受不了。还行吧?”刘丽华惊讶地说:“江班长,你还记得我呀,我还以为你只是顺口说说而已咧!”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一个班才几个人,怎么会不记得呢?”

      五月中旬,开始收割油菜。我们的工作就是用镰刀割倒,摊在田里。然后等拖拉机拉着平板车过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油菜往上面堆。一直到堆不下了,稍微用绳子固定一下,然后由车拖走。其实也不算很累。

      在收油菜的那几天,区委书记从武汉过来给我们做学习毛选的辅导报告。那天下午,他拿着镰刀也参加了抢收油菜的劳动。不一会,我发现他割到我旁边了。我很害怕和领导接触,红着脸不敢看他,只管低头割油菜。可能是看我手脚很快,就主动问我:“你割油菜很快呀,是知识青年吧?”我仍然低着头,“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他又继续问道:“下放到哪里?”“荆门。”“啊,那是粮产区,劳动强度很大呀!你下乡多久了?”“六年零十八天。”我仍然是头也不回地回答。沉默了一会,他不禁又问我:“你怎么算得那么精确?”我抬起头看了看他:“这是我的光荣历史,一天也不能少!”区委书记哈哈大笑起来:“你说的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第二天中午,我割完油菜,刚准备去食堂吃中饭,看到昨天刚收割的油菜地里围着一群人。我过去一看,一辆装满油菜的平板车陷到烂泥浆里,拖拉机拉不出来。但拉平板车的钢缆深深地陷在泥里取不出来,拖拉机也走不了。大家一筹莫展,大眼瞪小眼,司机急得团团转。围在四周的人七嘴八舌,谁也拿不出个好办法来。

      我围着平板车走了一圈,发现钢缆通往平板车的泥地里有个小洞,想必就是挂在那里了。看来要取下钢缆,必须趴在泥地上,把手伸进去摘下钢缆才行。我问司机:“这钢缆是怎么连上平板车的?”司机比划着说:“平板车底下有个大钩,钢缆这头有个圈,就是这样套上去的,所以只要把手伸进去往上一摘就松下来了。”我一听就明白了:其实只要不怕脏,趴在泥浆地上把手伸进去,就一定能解决问题。于是,我把工作服脱下来,平摊在稀泥地上,然后小心地躺在上面,把手伸进平板车底下,很快摸到那个钩子,轻轻一推,就把钢缆从钩子上脱出来了。我爬起来对司机说:“行了,已经脱开了。”司机高兴极了,连声谢谢,开动拖拉机,钢缆很快从泥浆里拉了出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有几个人对我赞扬地说:“你真的不怕脏啊。”我听了觉得好笑。一点泥巴怕什么?晾干了一拍就下来了。农村里连牛粪都是用手抓的,这算什么?不过对城里人而言,这可能还真是个难题哩。

      一天吃完晚饭,我在外面溜达。突然女生宿舍那边有人喊我:“江班长,你的信!”我大吃一惊,什么信会写到这里来了?拿过来一看,原来是小妹的信,她按照我告诉她的工厂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今天厂里有人过来,就把信顺便也带过来了。

      小妹的字很秀气,一看就知道是女孩子写的。但没有发信的地址,仅仅写了“内详”二字。六班的女孩子们拿着信叽叽喳喳地问:“谁写的?”“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理睬这一群麻雀,拿着信随手就拆开了。我边走边看,谁知这些女孩子居然那么大方,踮手踮脚地偷偷跟在我后面看信。熊爱萍大叫起来:“是江恩写的!”。我吓了一大跳,赶快把信揣到口袋里,瞪着眼睛看着她。几个女孩问:“江恩是谁?”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你们不是看到了吗?姓江啊,是我家里的亲戚。”她们立刻安静下来,狐疑地看着我。我赶快走掉了。

      一天,我突然看到五班有个新工人在那里不停地嘟囔什么,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我感到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他来之前,把自己的女朋友托付给街坊的朋友照顾。谁知道才不到一个月,那个女朋友就离开他,和那个街坊朋友谈起恋爱来了,把他气得七窍生烟。我走过去安慰他:“你应当庆幸啊!一个月不见就跑掉了,可见靠不住。现在分手了,你一点损失都没有。如果等你们结婚了再发生这种事情,那岂不是更糟糕吗?”那人似乎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气也消了很多。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由得想起小妹。她现在还好吗?如果我一个月不跟她联系,她会不理睬我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一定不会的。

      五月二十五号,我们到水田里除草和摘稗子。一不小心,我的左脚大拇指被泥巴里的什么东西划伤了。开始我并没在意,不料到了晚上,伤口感染开始发炎,肿的圆滚滚的通红。里面一跳一跳地痛,有时候简直痛得站不稳了。但第二天我一直忍着,坚持到收工。到收工时,实在是走不动了。等我一拐一拐的回到宿舍,其他人连饭都吃完了。副班长看到我那红肿的大拇指,大吃一惊,赶快报告带队的领导,叫我第二天不要下水田,就在厨房里帮厨算了。这个脚趾头过了好几天才消肿,然而脚指甲则开始松动,最后整个烂掉了。

      帮厨时,我听说那天是在插秧。我很好奇,不知道这帮城里的孩子会把秧插成什么样子?于是上午干完活,就一跛一跛地来到他们插秧的地方。只见很多人挤在一小块水田里,大家弯着腰,慢慢地在那里插秧。看到他们那笨手笨脚的样子,我感到很好笑。就蹲在田埂子上,一只手扶着地,另一只手在那里插秧。即便这样,我也比他们插得快几倍。那些小年轻看见我在那里“飞快”地插秧,都不由得惊叹起来:“江班长插得真快呀!”我叹口气说:“要是农村的人也像你们这样劳动,连饭都没得吃的了!”

      就这样,四十多天的五七干校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最后那天下午,开了一个总结会和表彰大会。厂里的操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工厂的形势,希望我们能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的工作。最后,区委书记给我们做了总结报告。讲得很长,好像是从国内到国际,从天上到地下,我的思绪慢慢就开了小差。突然,他在台上大声地问:“那个,那个下乡下了六年零十八天的知青在吗?请站起来!”全场哗然,不知道他想找谁,大家都在四下看。我一下子脸涨得通红,慢慢地站起来。大家则惊讶地看着我,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那天我趴在泥里给拖拉机摘钢缆的事给他看见了,想在这里把我表扬一下,但又不知道我的名字,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了我曾经说过我下乡时间是“六年零十八天”,就这样把我给喊出来了。于是,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个在农村呆了很久的老知青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后果,但至少人们会猜到,我的家里决不会是什么“红五类”。

      在干校的最后一天,是写总结和给每个人写鉴定意见。大家对我的评价还算不错。鉴定意见是这样说的:“能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在劳动中处处以身作则,严格遵守纪律,不怕苦脏累,迎着困难上。生活朴素,关心同志,热情帮助同志,能严格要求自己。政治热情高,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希望以后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

      六月四日,我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们这些新工人离开那里,回到了武汉。五七干校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邮递员小张——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回到家里,我刚踏进家门。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一件事。

      荆门县邮局有很多乡村邮递员,其中有个小张专门负责跑我们革集公社。在那个年代,农村文盲很多,很少写信,也不会写信。信件基本上都是知识青年的。我的信又比较多,所以慢慢就跟我混得很熟了。有时候累了就在电站里休息一下,吃个饭什么的,也非常随便。那时候的乡村邮递员非常辛苦,每天背着一个很大的邮包下乡,不仅要跑很多路,而且都是山路。虽然配了一辆自行车,但很多地方只能推着走。一天下来够累的。

      就在我去干校劳动期间,小张可能因工作不太认真,受到领导的批评。他心里感到很郁闷,一气之下晚上背着一个装满信件的大邮袋就上了来武汉的火车。当他走出武昌火车站时,这个从没有到过大城市的邮递员简直惊呆了:马路真宽啊,真平坦啊!要是……,要是能在这里送信该多舒服!

      小张拿着我以前写给他的地址,清早找到我家里。爸爸还没上班。小张对爸爸撒了个谎,说自己请假来武汉玩,现在想要我帮忙找地方住。爸爸看了他的工作证后,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像坏人。就说:“育林现在去干校劳动了,一下子也回不来,要不你就在家里住两天,看看武汉再回荆门吧。”于是,爸爸还热情地告诉他怎样去东湖,怎样去长江大桥等等。叫他自己去玩,晚上回来吃饭。

      这样,小张把邮包丢在我们家里,在武汉三镇转了一整天。晚上回家吃饭时,这个从未见过大城市的小张对武汉赞不绝口,引得爸爸妈妈大笑不已,觉得这个孩子挺好玩的。

      谁知聊到后来,爸爸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荆门时,心直口快的小张脱口而出:“我不想回去了!”爸爸大吃一惊,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心里起了疑心。开始仔细问起小张的情况,小张又不愿意讲得太多,于是双方都有了戒心。晚上临睡时,爸爸看到小张带了一个那么大的邮包,不禁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来武汉带个大邮包做什么?”小张这才想起来,邮包里有一大堆今天应当送出去的信。这真是个累赘!他支支吾吾地把它遮掩过去了。第二天清早,小张提着这个大邮包,把里面的一大堆信都倒进十六栋旁边的一个大垃圾坑里,连招呼也没打一个,背着空邮包就离开我们家跑掉了。

      那时候人们的警惕性都很高。当有人看到一个陌生人把一大堆什么东西倒在垃圾坑里,并发现这是一大堆没有拆开的信件,就立刻报告了保卫部门,并很快找到了爸爸。爸爸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个从荆门来的邮递员干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很紧张,以为发生了什么天大的案子,还上报了公安局。后来,他们和荆门县邮局联系后,很快事情就水落石出:荆门县邮局的一个小邮递员偷偷旷工跑了。既然武汉那边报告在这里,邮局的领导当即决定连夜坐火车赶过来处理此事。

      但麻烦在于,小张是不辞而别,谁也不能肯定他是否还会回来。如果不回来了,该怎么办?爸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在家里等着,希望奇迹出现,小张能回来。

      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下午还下起了大雨。傍晚爸爸突然听见外面有人来回走动的声音,马上去把门打开。果真是小张!他浑身湿淋淋地站在外面。原来他早就回来了,没有地方可去,但又不敢进来,只好在外面走来走去。

      爸爸马上把他拉进屋里,给他换衣服,招呼他吃饭,并立即通知了保卫部门。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他看管起来,等待荆门县邮局的人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第二天清早,荆门县邮局的局长就来到我们家里。他一看到小张,就笑着说:“怎么。批评你几句就不高兴了,还跑到武汉来,要我来把你接回去?”看到他如此轻松地讲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来没有什么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发生。那就好。

      然而,当那个局长听说小张把信件都丢到垃圾坑里去了,脸色立刻变了:“糟糕,事情闹大了!随便丢信件是要判刑的啊!至少要行政处分。他怎么这么糊涂啊。”他摇摇头,只好先把小张带回荆门再说吧。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爸爸妈妈受了很大的惊吓。幸亏不是遇见坏人,否则像他们目前的状况,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爸爸非常生气,把我臭骂了一顿。我真的哭笑不得。我也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但我做错了什么?应当为此负什么责任呢?


 
我当了部件班班长

      从五七干校回来,大家休息了一周,就开始上班了。

      第一天,操书记跟我们详细介绍了工厂的情况。原来我们看到的工厂只是“一车间”,还有“二车间”和“三车间”。二车间在中北路武汉重型机械厂附近,是由一个叫“滨湖机械厂”的街道工厂转过来的。三车间实际上是个专门修手表的门市部,在司门口。除了那个门市部外,一车间和二车间工作内容都差不多。主要区别是一车间的前身是武昌仪表厂,生产万用电表,刚刚才转向生产手表。因此二楼还有个总装班在装配尚未完成的仪表,其它班组则都有同时生产手表零件和仪表零件的任务。二车间则只生产手表元件。我们厂的任务是生产手表的外观件,如表壳、表盘、表针、耳簧、塑料盖等零部件。通俗的说,就是当你手里拿着一块武汉产的手表时,你能看得见的地方都是我们厂生产的零件。

      操书记笑着对我们说:“我们这里什么技术都能用到,不是吹牛的话,这里除了没有原子弹,什么新技术都能看到。”新工人“轰”的一下子笑了起来。我想,他们是在笑操书记吹牛皮吧。但是后来师傅们带着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参观时,我才发现,至少这个牛皮吹得还不算太大。这里有三千吨的进口冲床,当时全国这类进口机械只有三台。而且是用射流技术控制的。理化车间里用脉冲技术控制电镀质量,模具是用线切割机按照编制的程序自动加工的。机械车间里车钳刨铣一应俱全,而且从大型机械到精密机械都有……。慢慢地我才明白:做手表外壳的不锈钢又硬又韧,需要大型机械加工,手表零件那么小,需要精密仪器来做。虽然这里房子很破旧,但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我们被带到理化班参观。实际上就是电镀车间,那里正在给手表的表盘镀金和镀银。一个戴宽边眼镜的师傅叫胡一柏,他给我们介绍:“电镀质量对手表的品相非常重要。为了让镀层稳定,我们采取了间歇电镀的方式。就是说,先通电十几分钟让金属镀上去,再反向通电几分钟把镀上去不牢的金属除掉,这样质量就好多了……。”我仔细看了看那电镀的机器,显然核心是个多谐振荡器构成的开关电路,使电流这样不停地倒来倒去。不过要把翻转时间长度控制在十几分钟,可需要很大的电容才行。在那个年代,市场上是很难买到大容量的电容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惊讶地问到:“你这要用多大的电容啊!”胡师傅一听,得意地笑了:“是啊,到处都买不到。我跑了好多地方,想了不少办法,才……”突然,他似乎想起什么,瞪大眼睛看着我:“你怎么懂得这些?啊!”我吓了一跳,赶快说了句:“我就是随便问问。”就赶快走开了。

      我们参观完后,大家坐在一起休息。突然,胡师傅急匆匆地找过来了。他一眼看到我,走到我面前,盯着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对开关电路这样熟悉?你决不是随便问的问题!”我感到气氛很紧张,只好对他解释:“我刚从农村回来,就是自己看了一些关于无线电和自动控制方面的书,在这里胡说八道而已。”胡师傅狐疑地看了我半天,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转身走了。

      下午,厂里宣布新工人的分配方案。有的人对到哪个班很计较。我完全搞不清楚,所以一点也不着急,只是想如果能当个电工,可能工作上会比较顺手一些。有个女孩子一听到去理化班,高兴得跳起来。我很奇怪地问她:“理化班很好吗?”她肯定地说:“当然啦,俗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摇摇头,此“理化”可不是彼“理化”啊,在工厂里哪个工作不会用到数理化呢?

      名单念到后面,我被分配到部件班。虽然没当成电工,有些失望,但也觉得没有什么。而叫人意料不到的是,最后宣布了几个班长的调整通知,居然任命我为部件班的班长。我不禁大吃一惊。好歹要让我当几天工人啊!刚一到工厂,就从新工人班班长变成部件班的班长,这算是哪门子事呀。

      我站在部件班的门口,真的不想进去当班长。抬头看看,安师傅正站在二楼往下看着我。安师傅是人事股的头,红通通的脸,长了一头的卷头发,看起来挺和气。她看到我站在外面,关心地问我:“怎么啦?”我摸了摸后脑勺,苦着脸说:“我在电站工作过的,你让我当电工多好!”安师傅故意板着脸说:“好啊,那谁来当部件班班长呢?你找个人来顶你,我就把你调去当电工。”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张着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安师傅忍不住“噗哧”一下笑了出来。她耐心地开导我:“你不要不安心工作,去好好干吧,到哪里不是做事?部件班原来的班长是邓师傅,他老了,马上要退休。这个班很大,要人来管理。厂里还指望你把这个班带好哩。去吧!”

      怎么办呢?看来只有这样了。我看了看部件班的大门,走了进去。

      我走进部件班。来到邓师傅面前。听说在工厂里,三年学徒要给师傅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总之要服侍好才是。于是我很小心地说:“邓师傅好!”。邓师傅抬起头看了看我,这才发现他瘦瘦的,头发已经花白。他淡淡一笑,又低下头做自己的活,不紧不慢地说:“你好好干吧,我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现在你随便找个地方坐,以后你就坐我的位置吧。”。我鼓起勇气说:“我还什么都不会做啊,力气是不小,但只会干农活。你要多带带我。”。邓师傅笑着说:“这个小作坊有什么事情难做的,叫周昕带你几天就会了。”于是他朝我身后叫到:“周昕,到这里来!”。应声来了一个长得很苗条的小姑娘。“周昕,你就带着江班长熟悉这里的工作吧,把这里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好吗?”。我看着她,周昕满脸笑嘻嘻的,扎着小辫,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看到她还穿着裙子,感到很惊讶:工厂里还可以穿裙子?要是被机器卷进去了多危险啊。后来才发现,部件班里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简直就是个小作坊。这是一个很大的班,一共有十九个人,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车间。里面只有一台冲床和一台钻床,大家手里几乎都拿着锉刀。在周昕带着我熟悉情况时,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除了我以外,男的就是三个老头,多会钳工手艺,但很难打交道。剩下的一大半,就是女同胞了。这和整个工厂的情况相似:百分之七十的是女同胞,百分之七十的是年轻人,男同胞相对比较“稀少”。原先的老班长就是邓师傅,现在改当副班长,随时准备退休。剩下的两个好像也离退休差不多了。那些女同胞中有几个中年妇女,其余就都是没有结婚的小姑娘。虽然有人比喻“一个女人等于二百只麻雀”。但我感觉这里好像不止有三千只麻雀。特别是那几个中年妇女,是典型的武汉人,说起话来涨红着脸,大声叫喊,仿佛在跟谁吵架,而且地道的武汉“土话”叫人听不懂。对于我这个在乡下呆了六年,对武汉方言已经不太熟悉的人来说,有时候简直不知道她们在讲些什么。后来有次不知道怎么把她们给惹恼了,叽叽喳喳地在那里骂了我一通,我浑然不觉,当然也就毫无反应。以至于有人挺敬佩地对我说:“你好大的气量啊!别人那样说你,你一点都不在乎?”我莫名其妙,赶快跑到那些妇女们里问:“你们刚才是在骂我吗?”搞的他们面面相嘘,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使得大家非常失望,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消跟江班长怄气,那是在对牛弹琴!”慢慢地我才发现,她们其实并不坏,只是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在这里做些简单的、不动脑筋的活。有时候感到闲得无聊,就在那里叽叽喳喳了。不过其中有个叫吕静的对我很好,像个大姐姐一样,说话也比其他几个讲道理。

      剩下的一大半,就是年轻的女孩子了。甘秋香家住汉口,眼睛高度近视,是真正的病转。周昕家住在付家坡,比我们来的要早,所以对周围的情况以及该做的事比我们要熟悉得多。刘慧琼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到晚总是一副开心的样子。姚治华比我来的还要晚,个子很高,但胆子很小。有次不知道为什么被我骂了两句就吓得哭了起来。大家都劝他:“不消跟江班长生气,他一会就什么都忘记了,和他怄气不划算。”

      平心而论,这些年轻的女孩子都对我挺好的。只是我刚从农村回来,对城市的环境很不适应,不习惯,所以总感到有些隔阂。或许是思维方式和他们不一样,因此背后被人叫做“揪口螺丝(武汉话,可能指螺纹坏了被扭滑丝了的螺钉吧,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当面对我这个班长还比较客气。

      那天,周昕带着我慢慢地熟悉部件班的工作。她先带我到那台冲床面前,教我怎么安装模具,怎么操作。我看着这台机器,担心地问:“听说冲床很容易出事故的,会压伤人吧?”周昕笑着说:“没关系,你只注意要用镊子拿着要加工的零件往模具上放。不要用手拿,就不会出事。”接着她用脚点着地上的脚踏开关演示给我看:“你一踩这个脚踏开关,冲床就冲下来了。你把另一只手放在那个红色按钮上随时可以停车。这样,哪里还有手能被它压呢?”。听到这些话,我不由得对她另眼相看。别看她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做起事来确实很细心啊。接着她又带着我来到钻床跟前。我摇摇头:“这个不用教了,我在供电局里用过,在农村的水电站也工作过两年。”周昕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周昕比我早来一、二年吧,对班里的工作很熟悉。她的手很灵巧,像安装模具、开冲床、钻孔、剪很厚的铜板、车小螺帽、接皮带、粘磁钢、拉动圈……都很会干。在她的带领下,我很快就学会了各种“手艺”。所以算起来,她应当算是我的“半个师傅”。下午,她从仓库里领出一大块厚铜板,还拖着一把很长的大剪刀,教我把它剪成一条条的料。我正在嘀咕,这么厚的铜板怎么剪得动,周昕熟练地画好线,就开始动手剪了起来。一边剪一边教我:“你要把剪刀的刀口和铜板面垂直,否则根本不可能剪开的。”。看到她那熟练的样子,我也上去剪了起来。邓师傅坐在一旁看到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嘿嘿地笑着说:“怎么样,这活好学吧?”。我和周昕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周昕很开朗,很爱笑,手脚麻利,也很大方泼辣。如果她对你感兴趣,就会仔细地看着你。我很不习惯被女孩子那样看着,只好把头扭到一边去。她居然训斥我:“你要看着我这边啊!”。我不由得苦笑:“工人阶级的确很直率!”。不过,跟她一起干活总是高高兴兴的。这里的工作和农活相比简直要轻松百倍,我也有的是力气,加上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所以一天下来,一点也不觉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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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star 回复 悄悄话 终于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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